〔俄〕符·维·阿格诺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
В.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也永远是俄罗斯20世纪诗歌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过去他被称为"我们苏维埃时期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对他的所有作品都大加赞扬。如今时过境迁，一片赞扬被激烈的批评(时常到了粗暴的程度)所取代。然而，当今马雅可夫斯基的反对者们(诗人在世时就不乏其人)表现出的那种激烈态度，也从反面证明，完全抛弃马雅可夫斯基，将他列入诗坛上看风使舵的平庸之辈，是不可能的。
对于自己"少年的国家"的所有方面都十分关心，希望为国家贡献出"自己全部诗人的嘹亮的力量"，是马雅可夫斯基身上固有的感情，仿佛与他有机地融为一体。正因为如此，他一直不懈地探索那些能够使诗句、使词成为人们生活必需品的手段。然而，马雅可夫斯基努力要做到的与时代联为一体，毫不夸张地说，在革命后的时期，孕育着极大的危险性。这是因为让诗歌服从于外部规定的任务("我希望，／ 在辩论中 ／ 让国家计委急得流汗 ／／ 只为给我派定一年的任务")，实际上使诗歌失去了血脉，只起到仆从的作用。这还因为，早在20年代，大肆宣传的崇高革命理想与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虚幻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间，就出现了悲剧性的脱节。
诗人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之初就宣称"我前进，用雷鸣的轰响震惊世界……"他曾坚定地说这是"我的革命"，自己"最终却用子弹画上了句号"。同时他又没有忘记对永别的人们说："这不是出路，不要仿效我。"这里面存在着严酷的规律性。
马雅可夫斯基的自传以这样一句话开头："我是一个诗人。正是这一点也才引人注意"。但是，论诗不可避免地要从生活--以文立本的生活开始。
В.马雅可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于1893年7月7日（俄历19日）生于格鲁吉亚的巴格达季村，离库塔伊斯不远。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维奇·马雅可夫斯基是林务官，母亲名叫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芙娜·马雅可夫斯卡娅。1902年，马雅可夫斯基考入库塔伊斯中学；1906年，父亲去世后，他随母亲和两个姐姐迁到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升入莫斯科第五中学四年级。但他并没有在这里学习很长时间。还是在库塔伊斯时，马雅可夫斯基就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积极参加地下革命工作。1905年3月29日，他在地下印刷厂被捕，但于开庭前获释。1909年2月27日再次被捕，同年7月2日第三次被捕。他终生都不能忘记在臭名昭著的布特尔基监狱103号牢房里度过的那几个月。
正是在这里，他开始写诗。用他自己的话说，"涂满了……整整一个笔记?quot;，这个笔记本在1910年1月9日他出狱时被没收了。我们注意到，这里还有一件事对诗人的命运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布特尔基监狱里，马雅可夫斯基作出决定，为了另一个目的--"制造社会主义艺术"，而放弃党的工作。
不过，最开始的时候，马雅可夫斯基对自己最初的诗歌，试作的评价是--"实在可悲"，因而他开始学习绘画，并于1911年考入绘画雕塑建筑专科学校。但在这里他也没有呆多久。原因是他遇到了Д.布尔留克，后者又介绍他认识了В.赫列勃尼科夫、А.克鲁乔内赫及其他诗人、画家等一批俄国未来派的奠基者。马雅可夫斯基加入了这个小组(小组被成员们称?quot;热带雨林")并迅速成为这一新的流派最积极(也是最有才华)的代表之一。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署在"未来主义宣言"上。登刊宣言的文集起了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名字《给社会时尚一记耳光》（1912）。正是在这里，诗人的诗作首次得到发表。1913年，他的第一本薄薄的、石板印的诗集《我》面世。同年，在彼得堡"明月公园"剧院上演了两场他的悲剧《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任这部戏的导演(用他自己的话说，人们把这部戏"嘘得体无完肤")并饰演了二号角色。
需要强调指出，马雅可夫斯基在立场抉择方面从未犹疑不决：加入了未来主义者的行列之后，他始终不渝地忠实于他们。然而，他对于什么是未来主义艺术的理解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马雅可夫斯基最初的一些作品中，有很多地方反映了按照未来主义要旨进行诗格实验、词语实验的愿望?quot;对于作家来说，在一定的词语规律之外再没有别的目的。"他这样写道。但没过多久就换了另一种说法："我们是为生活而需要话语。我们不承认毫无益处的艺术。生活的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话语形式。是生活要求我们为了俄罗斯寻找新的词语。"是什么使得艺术成为有益的东西，他对此的看法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不变的是总力求从生活出发，这使得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充满活力，这种力量很快就被最有洞察力的读者和批评家们感觉到了。
当马雅可夫斯基得知绘画雕塑建筑专科学校的校委会将他(同时还有Д.布尔留克)除名的消息之后，并没有感到沮丧。因为此时命运已使他同诗歌完全结合到了一起。
如何才能利用所经历的事"以文立本"呢？
1914年1月，马雅可夫斯基与未来主义者Д.布尔留克、Ｂ.卡缅斯基一起，完成环俄罗斯旅行，来到奥德萨。在这里，他遇到玛莎·杰尼索娃并坠入爱河。他的爱情没有得到回报，但这种使诗人寝食不安的恋情是多么强烈，可以从那时开始写的、最初定名为《第十三个圣徒》的长诗中看到。由于书检机关不允许有这种形同亵渎的名称，便出现了一个著名的诗题：《穿裤子的云》。这首长诗写作时间颇长，于1915年夏完成。
这首诗出版时，卷头写的是献给莉丽娅·尤里耶芙娜·勃里克。马雅可夫斯基1915年7月与她相识，他们之间的友情迅速升级。从这以后，诗人献给她很多作品。马雅可夫斯基将她的名字列在家庭成员名单的首位，当离开人世时，托付政府照顾。
未来主义者所追求的那种哗众取宠的声名，已经无法满足马雅可夫斯基了。他与流行杂志《新讽刺》合作，并与高尔基、И.列宾、А.阿赫玛托娃、О.曼德尔施塔姆等高度评价其诗才的人结识。1916年出版《易如牛叫》一书，首次收集了诗人最好的作品。
马雅可夫斯基自己承认，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最初是从外表动听、显赫的方面"来接受的，他甚至打算报名做志愿者赴前线，但因思想上不可靠而未能实现。然而很快，马雅可夫斯基便越来越强烈地为那些成为战争牺牲品的人感到痛苦，这种感觉引起他对战争的"反感和仇恨"。1915年9月，他被征服兵役，进入彼得格勒战地汽车学校。这期间他写成的长诗《战争与世界》(1915-1916)和《人》(1916-1917)贯穿一个思想：在结束痛苦的大地上将会出现新的(自由的！)人。
马雅可夫斯基是以惊喜的心情来迎接革命的，先是二月革命，然后是十月革命。因为看来现在有可能按照社会公平的原则来建立一个世界了，在这个世界里，人能够获得他以前闻所未闻的个人尊严。值得注意的是，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自传里，紧接?quot;我的革命"之后的是："我到斯莫尔尼宫去了。在那里工作。需要什么干什么"。
言语(信念)和事实之间几乎是没有差距：这一时期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充满政论的激情。《宗教滑稽剧》(1918)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宣传活动，马雅可夫斯基既是导演，又是演员(首演时他同时扮演几个角色)。那时，他试验用现代政治内容来填充未来主义，出现了"共产主义的未来主义"("共未")。1919年3月，马雅可夫斯基迁到莫斯科，参加俄罗斯电讯社(罗斯塔)的工作。他用手工制作了交给他的几百个宣传栏("罗斯塔之窗")。在做这些工作时，马雅可夫斯基形成了关于诗--甚至抒情诗的新看法。用诗人的话说，诗歌应该成为"推动革命实践的""口号诗"。
马雅可夫斯基过着极其紧张的生活。他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诗歌创作对他来说，是完成时代所提出的社会订货的惟一可能的方法。甚至连献给"她和我"的长诗《关于这个》(1923)，创作的起因本来是要澄清与莉丽娅·尤里耶芙娜·勃里克之间日益复杂化的关系，也变成了"利用个人素材来写普遍的生活"。但他对普遍生活过程的接受却是极其个人化的。例如，在长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924)中，就正是这样的，结尾处是个人意识到自己参与了推动历史的力量而感到幸福。在诗人称之为"纲领性"的长诗《好！》(1927)中，更明确地宣布了这一点："这是 ／ 战士们或祖国 ／ 经历过的事，／ 或者 ／ 就发生在 ／ 我的 ／ 心里。"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马雅可夫斯基创作活动中宣传鼓动倾向的不断加强，作品中讽刺的因素占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方面最具特色的结果，就是讽刺喜剧《臭虫》(1928)和《澡堂》(1929)。在这两部作品里，在激烈抨击现实的同时，隐含着对真正的人性在未来会无立锥之地的担忧。这种担忧越来越明显，孤独的主题越来越顽强地表现在诗作中；诗人宣称："我感到自己 ／ 是一座生产幸福的 ／ 苏维埃的工厂"。
这种孤独的主题，偏又是在他处于事件、人群的中心时产生的；那时他在莫斯科，无数次地周游全国，甚至游历世界。
1922年，马雅可夫斯基首次出国。他首先到达里加，同年秋又到了柏林和巴黎。带着宣传苏维埃艺术，首先是宣传自己及同道者的艺术的目的，他后来又多次回到他着了迷的巴黎，以及柏林、布拉格、华沙……他曾计划一次"环球"旅行，但没有实现。1925年，马雅可夫斯基只到了墨西哥和美国。在那里，他受到纽约、芝加哥、克利夫兰、底特律、匹兹堡和费城听众们极为热情的接待。
这些无休止的四处出游，是不是逃避自己的一种尝试呢？"我孤独……"他1923年如是说。几年以后，1925年，他又重复道："在我身边没有一个人同行。"
马雅可夫斯基总是处在"喧嚣、争斗和热火朝天的活动"的中心。他周围聚集着一批朋友和同道者，这些人多是以前的未来主义者。他们先称自己为"共未"(1918-1921)，在马雅可夫斯基的领导下组成列夫(ЛЕФ-左翼艺术阵线)小组，并于1923年3月出版了第一期同名杂志，杂志编辑也是马雅可夫斯基。诗人为建立极端激进(左翼)的艺术付出了很多精力，通过轰动一时的文学斗争顽强地树立自己的原则。然而，刊物于1925年停办。两年后，马雅可夫斯基试图以"新列夫"的名称恢复该杂志。这一次，杂志注定了更为短命。而且，将马雅可夫斯基领导下的文学小组联合在一起的那些原则，也已经过时了：已于1928年被解散的"列夫"，经全面改造后，更名为"莱夫"(РЕФ-革命艺术阵线)出现。然而，四个月之后，连马雅可夫斯基也脱离了自己的队伍，递交声明要加入当时最普及的群众文学组织"拉普"。
这一举动无异于承认失败：前"列夫"成员马雅可夫斯基与拉普分子很少有共同之处，而且他本人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鼓动者、喉舌、魁首"，这就是马雅可夫斯基在那些只听到他响亮声音的同时代人眼中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只记得"铜喉警笛"之类的话，而忘记其他，忘记讲过"宽厚的心"。而了解他的人则异口同声地认为，马雅可夫斯基的心很容易受伤害。对于哪怕是以"极其温柔"的方式说出来的批评，他都以一种近乎病态的锐感来接受。是否有很多人听出了他在一首诗中说到的，随着岁月流逝，出现了"最可怕的磨损--人心和灵魂的磨损"？
他自己在诗歌中录下发自内心的自白："我希望我的国家理解我，但如果不被理解--那又奈何……"那个革命理想变得越来越黯淡的时代，的确越来越不理解(确切地说，越来越不愿意接纳)他了。这也表现在那些决定国家文艺政策的人对他日渐明显的冷淡态度上。头面人物中没有一人(甚至其中的作家)来参加马雅可夫斯基1930年2月组织的"工作20年"展览会；一期《报刊与革命》杂志把已经准备付印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肖像撤了下来，还有纪念他的创作及社会活动的祝辞。被梅耶霍德剧院搬上舞台的《澡堂》一剧，遭到官方评论异常激烈的批评。这一切都深深刺痛了诗人。
还有一个十分微妙的情况在20年代末日趋尖锐而变得危险了。马雅可夫斯基与莉丽娅·尤里耶芙娜·勃里克的关系此时已仅是友好而已。过去他生活中有过的恋情(比如俄裔美国人Э.钟丝，她曾为诗人生有一女)也不牢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诗人1928年10月的巴黎之行。在巴黎，诗人遇到应自己的舅舅、画家Ａ.雅可夫列夫之邀来此的Ｔ.雅可夫列娃。这次和随后1929年春的两次巴黎之行留下的诗和保存下来的信件证实，诗人当时的感情是真诚的，考虑了未来共同生活的计划，当然是在莫斯科。现在很难弄清，为何这些计划注定无法实现。1929年秋，马雅可夫斯基第一次被拒绝获得出境签证--而这次出国本应解决这一切问题。接着，很快就传来Ｔ.雅可夫列娃即将出嫁的消息。诗人是极其痛苦地承受了这一切的。他的最后一次恋情--与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В.波隆斯卡娅之恋，也未能给他带来心灵的安宁。他们不断地争执、和解，诗人坚持要求迅速结合，引起В.波隆斯卡娅极其神经质的反应。
最终的摊牌发生在1930年4月14日清晨。В.波隆斯卡娅拒绝了不顾一切地选择惟一的角色--诗人的妻子。她刚刚把房门关上(就在这房间里刚刚结束这场沉重的谈话)，便响起了枪声。
关于此前就已错综纠结构成的这个可怕死结(后来被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前面已经说过。不过，对此已永远无法彻底弄清了。我们想要指出的是，在诗人与他完全献身的那个世界的关系中，渐渐地形成了极其严重的危机，最后，以射在心脏上的一枪求得了解决。
1930年4月17日，绵延莫斯科大街小巷几公里的人流把马雅可夫斯基送上了最后的路。在此后很多年间，他的名字(和作品)成为公开投机的对象，这其中政治显然占了文学的上风。起初尽量回避提起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到了1935年，他却突然被提高到苏维埃诗人第一把交椅的位置。Б.帕斯捷尔纳克说得对："马雅可夫斯基被强制引入今天，就好像叶卡捷琳娜时代引进土豆一样。这是他的第二次死亡。在这件事上，他本人是无辜""。
的的确确，马雅可夫斯基本人与这些在他身后对他名字所进行的炒作是毫无关系的。
大感情、大思想、大变革的艺术世界
马雅可夫斯基曾说："我们屡次 ／ 向抒情诗 ／ 举起冲锋的刺刀 ／／ 寻找一种语言 ／ 准确 ／ 又赤裸。"但马上又带着痛苦的(其实还是快乐的)不解神情摊开双手道："可是诗歌--／ 这最可恶的东西 ／ 活得好好的 ／ 睬也不睬。"
我们注意到，这里，诗歌中引入了略嫌粗俗的街头语"ни в зуб ногой"(睬也不睬)。对于受经典诗歌熏陶出来的读者来说，在崇高的诗歌中没有这种词语的位置。但对于什么叫有诗意，马雅可夫斯基有自己的看法。因此绝非偶然在上面讲抒情诗的话题中，他引入了军事语汇。这里是比喻诗应该具有有效的、爆发的力量。
对于那些"曲曲弯弯的抒情诗人"和那些他称之为"只会咩咩唱着爱情"的抒情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一直抱着讽刺挖苦的态度。但他的挖苦绝不是针对抒情诗，而是针对将抒情诗庸俗化的那些庸人，那些在"家居小世界"中长大的"闲适的小鸟"。他有自己独到的关于诗歌(其灵魂是抒情诗)的见解。马雅可夫斯基的见解源自伟大的俄罗斯经典文学传统。这种传统重视语言的力量，又给予诗人以预言家、代言人的地位。
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或许有些表现力强些，有些弱些，但从来不流于呆板萎靡：诗人不但要博得读者的同感，首先要使读者共同参与。他认为，抒情诗的力量在于它有大感情、大思想的感染力。他确信?quot;描写、反映现实，在诗中没有独立的位置。"诗人不是在讲述，也不是在通知什么，他是在说服，在证明。甚至连诗歌永恒的爱情主题，展开在他的诗中，也是对自己的道德立场的热烈维护，是对自己关于情爱关系见解的热烈维护(如诗作《关于爱情本质从巴黎写给柯斯特罗夫同志的信》即是如此)。
马雅可夫斯基那充满鼓动激情、面向成千上万大众的诗(卢纳察尔斯基称之为"集会诗")，总在探索通往每一个心灵的道路。诗人优秀诗作的号召力与他的诚挚亲切密不可分。他善于找到温柔?quot;有人味儿"的词语，用这些词"发动人，指引人，也吸引人…?quot;
用诗的手段所能把握的世界，对于马雅可夫斯基来说，是无比广阔的。他的诗真正是从现实中来，充满时代的具体特征，密度极大。而这种具体性，实际上是追求高度概括、洞悉展现在人类面前的历史前景的诗性思维的基础。对于今天日常生活的关心与追求明天生活的结果相结合，产生了诗歌新的特质。对于新的艺术手段的求索表现在诗歌所有的方面：词汇、形象性、韵律结构的更新，甚至诗行书写上的变化--马雅可夫斯基将一行诗拆列为"阶梯式"，以便更准确地向读者传达诗语的细微意蕴。
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并非简单地写进先前不能入诗的生活细节（要素），而是挖掘出这些生活细节与大世界的关系。当诗人在自己纲领性长诗《穿裤子的云》中让迄今"不能说话的"大街发言时，大街没有落入通常诗歌描写人民大众的那些俗套，而是"蹲下来大声叫道"："我们去大吃大喝！"（Идемте жрать!）这在俄罗斯诗歌中几乎是首次让人群如此示威性地粗鲁地喊叫。这声音，来自那些饥饿、赤贫、屈辱，然而已经大声宣告自己的存在，宣告自己在这个将他们驱逐出去的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们。
《向左进行曲》正是这样一首诗。革命的诗歌以此响亮地宣告了自己的诞生。
这是当时残酷斗争的一个参加者的勇敢直白，让人们感受到那个时代异常紧张的气氛。这里涉及的是最主要的问题。时局的细节和特征，使诗的语言显出真实而且极其坦率，同时，它们又给人以开阔感，可称之为场面浩大。
诗的语言如讲坛演说般气势磅礴：
Разворачивайтесь в марше!展开队形--前进！
Словесной не место кляузе.闲言碎语--住口。
Тише，ораторы!演说家们，暂且安静！
ваше请您
слово，发言，
товарищ маузер!毛瑟枪同志！
Довольно жить законом，我们受够了这日子--
данным Адамом и Евой.守着亚当夏娃的规矩。
Клячу историю загоним.赶起来，历史这匹驽马。
Левой!向左！
Левой!向左！
Левой!向左！
这首诗写给水兵，专门为给水兵朗诵而作。而这个听众群，对语言就要求使用一些特殊的词汇：所谓好诗，应能在炮弹盒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与炮弹为伍。
开头几行就为全诗定下了基调：务实的、号召的、高昂的调子。在这种情况下，诗语仍然是受到制约的，确切地说，仍是按照诗语本身所特有的规律建构的。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是一种有节奏、押韵、形象的语言。但是在这里符合诗语本身的规律并不是目的，因为对于诗人来说，更主要的是找到词语能够表现出时代所特有的激情--彻底变革世界。
至于这种激情的破坏性力量，试图用鞭子催促历史的悲剧性后果，诗人当时还没有意识到。
《向左进行曲》是在苏维埃共和国与协约国对抗的历史背景下写成的。"公社不会被征服"，这种思想决定了整首诗的内容。发口令的喊叫("向左！向左！向左！")、号召的语调、队列步法的节奏--总之这首诗的整个结构都在于肯定铁的纪律的必要性。但这还只是奔向光辉未来、奔向?quot;光明富饶的乐土"的一个条件。
《向左进行曲》用诗的手段传达出那个时代极其典型的集会气氛，集会上团结一致的感觉，唤起人们站到战斗行列里、加入队伍的愿望。
在马雅可夫斯基这种集会语言中，一些表明时代特征的极富表现力的细节，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苦难的大山"，"瘟疫之海"，包围着共和国的"雇佣的匪帮"，劈头浇来的"钢水"的火流……但这些只是英雄主义高涨的基础。诗中写到人民今天已经向着明天迈出"第一百万步"，而反映人民面貌的便是英雄主义。
也许，这是诗人首次如此清晰地希望表现出时代飞速前进的感觉："挺起威武的胸膛前进！让红旗贴满天空！""赶起来，历史这匹驽马"一语，表明诗人认为革命的力量能主宰历史的进程。
加速历史进程的尝试其实是一种自杀行为；希望超越时代，其结果就是脱离历史进程。但这一点，马雅可夫斯基是后来才意识到的。
《向左进行曲》一诗还反映出，"新鲜的语流"是如何进入诗歌创作的。诗人只选择那些能够站在讲台上面对成千上万的人大喊出来的语汇，首选那些响亮的词语：命令、号令、修辞设问。不过这些词语都是发自内心，是与听众倾心交谈的语言，它既具有号召力，又让人可以信赖。诗格不受俄罗斯传统诗律的限制：被突然的停顿分开的词语，节奏分明、凝重有力，每个词都获得更深的语义和情感，特别是那些处于押韵位置的词。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马雅可夫斯基认为，诗不仅应传达给读者诗的思想，使读者激动，还应该促使读者立即行动。这种观点不仅决定了他诗歌创作的主题和任务，同时也决定着观察世界的规模，决定着用怎样的手段(如诗人所说)，"同阶级一起展开所有战线的斗争"。
"黑麦的语言"--这是一个十分准确的定义，说明那种容纳了"粗糙的百万大众的声?quot;，并成为大众的如面包一般必不可少之物的诗歌。在马雅可夫斯基创作总结展览会目录的前言中可以读到?quot;报纸、宣传栏、口号、论辩、广告这些被纯粹抒情诗人和唯美派傲慢地摒弃的东西，作为文学武器最重要的一个种类在这里展出"。
这是一种挑战的说法--马雅可夫斯基有用不尽的论战热情。
诗歌成为武器，建设生活的任务成为它最重要的任务。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诗歌会不会因此而失去其本来的特质。这特质，用马雅可夫斯基的话说，就是诗歌可深入"大脑和内心的某一块领地，除了诗，别无它途"。诗人坚持"对待艺术应像对待生产那?quot;，并不懈地努力用自己的创作来证实这一点。
十月革命后，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基本上是激情诗。诗人在肯定、在歌颂、在赞美，他将自己一部纲领性的作品命名为《好！》。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首长诗之后，还应再接着写一首题为《坏》的诗。当然，好与坏这两个概念必须互相依存：崇高的激情和有力的嘲讽在本质上是互为表里的。马雅可夫斯基革命前时期就说过这么一番话："今天需要赞歌，但赞歌很难写。"他当时没有写这种赞歌，即便是触及了这个体裁，在他的讽刺性"赞歌"里，主人公们也不会好受。
诗人创作之始，是歌颂个人疏离那个充斥着庸俗思想、情感和道德的世界的超脱感。对这个世界的拒绝，对自认为是这个世界主人的人们的拒绝，可以挑战性的激烈态度表达出来：如诗作《拿去吧！》和《给你们！》以故意粗俗的形象和词汇写出，用明显的讽刺语调和侮辱态度对待诗歌所针对的人，仿佛是当众打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但是，这里关于"诗心的蝴蝶"的话语，却揭示出"粗鲁的匈奴人"善于承受苦难、体验真正痛苦的感受。在马雅可夫斯基的早期诗作中，抒情主人公既不植根于过去，又不见容于现实。
马雅可夫斯基早期诗的主人公，在向周围发出挑战的同时，又痛苦尖锐地感觉到自己在这个敌对世界上的孤独。他的绝望更频繁地光顾?quot;没有人。／ 你们明白 ／／ 千日苦难的呼喊吗？ ／／ 灵魂不想沉默着走，／／ 可又能向谁倾诉？"诗人这些话语无人理睬，他准备献出自己心灵的全部财富，"只为回应一个词 ／ 温柔的 ／ 贴心的词"，但是，"你去找，／ 你去试吧，--／ 哪至于呢，／ 你找得到！"诗人摒弃了过去，又未在这属于"脑满肠肥者"的现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他从那时起，就转向那些未来的人："未来的人们！ ／ 你们是怎样的？ ／／ 我就是这样，／ 和盘托出 ／ 只有苦痛和伤残。／／ 我将遗留给你们 ／ 我崇高心灵的果园?quot;
这正是诗人以极大的热情欢迎革命的原因所在。革命同他关于未来的想法联系了起来，他认为这未来能够击溃萌芽于过去的现在?quot;公民们！ ／ 今天千年的'从前'会崩溃。／ 今天重新审视世界的基础。／／ 今天 ／ 我们要使生活焕然一新 ／ 直到衣服上最后一颗钮扣"，这是从"诗人札记"中摘引的诗句，它们从那时起，决定着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情调。他越来越坚决地追随时代，越来越执著地在今天去捕捉那可以感觉得到的明日的特征。如果说起初主要是写摆脱了一切自古以来支配着世界和生活的清规戒律而获得的自由感(《我们的进行曲》，《第四共产国际》)，那么后来，用马雅可夫斯基自己的话说，他试图抢先"向前，背起时代做见证人"。至于如何在诗中表现这一切，长诗《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首诗里，视野中尽是一些"琐碎小事"，它们却能成为"通往未来的坚实的脚步"。
然而，确切地说，这里讲的不是那些"琐碎小事"，而是表达出诗人经常感受到的一种愿望，即投入到"名叫事实的大河"中去，揭示每一件事实，首先是日常生活事实的真正含义。
不过，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里，日常生活的特点也独具一格：他的诗确实"不是反光镜，而是放大镜"。诗歌《致涅捷同志--轮船和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外交信使特奥多尔·涅捷，为保卫苏联外交函件免遭武装抢劫，于1926年2月5日牺牲于穿过拉脱维亚境内驶往柏林的列车上。
马雅可夫斯基很了解涅捷，他曾经讲道："上次去罗斯托夫时，我在街上听到卖报人喊：'我们的外交信使涅捷和马赫马斯塔里遭谋杀。'我惊呆了。这是我和涅捷的第一次相遇，已是在他死后。最初的痛苦很快就平息下来。我到了奥德萨，从那里乘轮船去雅尔塔。当我们的轮船驶离奥德萨港湾时，迎面驶来另一艘轮船，那上面用金字刻的两个词'特奥多尔·涅捷'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是我与涅捷的第二次相遇，但已经不是和人，而是和一艘轮船。"
诗作的标题，便已经将要描绘的两个层面联系到了一起。要把一个层面同另一个层面剥离出来似乎并不困难。
第一个层面是写日常生活，或者不如说是写些寻常的事：特奥多尔·涅捷与诗人一起"喝茶"，"一只眼睛瞥着火漆印章，彻夜不眠地聊着……""边学做诗，可笑地汗如雨下。"词汇本身在这里特意粗俗些，因为不过是闲聊而已。但这一诗节的结尾有一个细节，也许对于当时的外交信使来说是再平常不过，但读者却完全从另一角度来接受："手指，紧扣着枪机……"关于"特奥多尔·涅捷"号轮船，也是用同样的，绝非崇高的语体来表现的?quot;戴着碟子似的救生圈眼镜"，"你活在缆绳挂钩和烟囱的生命中！"接下来完全是一种亲昵的语气："到这儿来！ ／ 你不觉水浅？ ／ 从巴统开来 ／ 大概，你的锅炉已经沸腾……"
第二个层面则充满崇高的激情，因为是讲诗人和诗的主人公生命中最神圣的事，事关"共产主义的本质和血肉"。
呼语是马雅可夫斯基最喜欢用的一种手段。这不是一种假设性的修辞格，诗人是在同他所熟悉的人交谈。例如涅捷，就是生活中实有过的那个人，是诗人见过知道的那个人。又例如"特奥多尔·涅捷"号轮船，它就是摇晃着开进"火热的，像要熔化的夏日港湾"的那一艘。在这里，每个细微之处都十分重要，都真实可感，同时又生动鲜明。对于马雅可夫斯基极其重要的关于永生不朽的思想，此处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形象化的证明，仿佛得到了物化。
这首先是由于这两个描绘的层面在诗中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乍看来平淡无奇的细节获得了另外的含义，这只须细想一下就明白了：为什么诗的主人公"彻夜闲聊"，却又没忘记一只眼睛瞥着"火漆的封印"，为什么漫漫长夜，当周围早已"瞌睡虫们鼾声大作"，他却在列车的包厢里学做诗。
充其量不过是日常速写，或者如通常所说，是一种"描写"吧。但诗句充满崇高的思想，获得了感人的力量：
За кормой лунища.船尾追着浩大的月亮
Ну и здорово!煞是好看！
Залегла，它落进海里
Просторы н_двое порвав.将悠渺大洋劈为两半。
Будто нвек 仿佛你永远永远
За собой在自己身后
Из битвы коридоровой从走廊的搏斗中
Тянешь след героя，拖着英雄的斑迹
Светел и кровав.斑迹闪着光，又似血点。
这一诗节开首并不追求词汇的精美，使用的是口语句式。接着，事件移到海面，"明月"也只是一个细节，再接下来"永远"一词又扩展了时间的范围。主人公留下的斑迹光辉耀眼，仿佛向远方延伸的月光之路，同时这斑迹既难以捕捉，又是永恒的。
抽象的概念在诗中得以物质化，简直是获得了血肉。而且，如果诗的开篇抒情主人公和特奥多尔·涅捷只是相遇一起("你……和我一起")，那么由于参与共同事业，"对话"、"讲述"就变为抒情独白，以全民性的"我们"的面目出现。于是，在接下来"冒着手枪的肆虐"勇往前进中同仇敌忾的精神得到极好的表现。为人民的幸福加入战斗的人们遭受着极端危险，这种感觉出现在叙述涅捷的命运时，并在下述诗句中被强化?quot;我们活着，／ 牢牢信守 ／ 铁的誓言。／／ 为了它，--／ 不怕牺牲，／ 勇敢战斗。"然而，这里并没有遗憾，也没有报怨，有的只是对伟大目标必将实现的信心。为了这些目标，人可以赴汤蹈火，并相信自己的永生(这里没有任何神秘主义！)："……为的是，／ 死后，／ 化身 ／／ 轮船，／ 化作诗句 ／ 和其他永恒的事业。"
《致涅捷同志……》一诗可以作为例证，证明马雅可夫斯基说过的话："我的大多数东西都是口语调子的"。口语语调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多样性。口语的词汇就语调方面作用大小来说远不是同等重要的。一般说来，语调色彩对词的含义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这里，句子可以突然断开("过来试试--／ 谁愿意！")，可以分成长短不一的几个部分("到这儿来。／ 你不觉水浅？ ／／ 从巴统开来，／ 大概，你的锅炉已经沸腾……")；可以用话语套式("你好，涅捷！ ／ 我真高兴，你还活着……")；也可用直呼对方(读者-听者)的结构。单独的词和带强重音的词组都能得到突出的强调，节奏也会有变化。诗语的节奏感，可以靠协调诗行的重音数量来创造，每个诗行一般有三至四个重音。在此背景下，重音数量不符的诗行便被鲜明地凸现出来：例如，英雄的名字(确切地说，是姓)--涅捷独占了一行，这意味着它的意义负荷也相当于一行诗。
在这里，马雅可夫斯基还有效地使用了另一种诗歌常用的手法--移行：姓和名的词组被分开，名字("特奥多尔")是一行的结尾，而姓("涅捷")则移到下一行的开头。
马雅可夫斯基在题为《如何做诗》一文中，讲述了自己的"写作过程"。他的诗的确是"做"出来的，是架构出来的。诗篇都是用来表达诗人所要肯定的一种思想。文中提到的《致谢尔盖·叶赛宁》一诗就是这样"做"的。"致涅捷同志……"也是建立在同样的模式上。首先是与一个已经化为……轮船的人相遇，画面给人以强烈印象；接下来是与人和船同时进行谈话，在不减损英雄形象的情况下，赋予主人公感人至深的真诚。再下面，诗行获得了崇高的激情：说到对诗人和他的读者最为重要的思想，说到充实他们生活的崇高意义。但这还不够，结尾时，诗的含义最大限度地被浓缩，极其鲜明地表现出来，绝无歧解的可能。
这种类型的诗有自己的优点：思想明确，语调坚决，直接面向大众--主要是听众，而非读者。当然，毋庸讳言，这种--做出来的！--诗也经常令人有不满足之感，至于其原因，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解释。
诗人自己也明白，让诗歌服从于宣传和实用的任务?quot;叫自己的歌厌烦透顶"，这样做其实是使自己的"歌"黯然失色了。但他是有意为之，认定在艺术价值之上有更重要的东西，他明确地宣称："应当彻底粉碎存在非政治的艺术的神话。"
然而，马雅可夫斯基不是只写雄壮的"进行曲"和"宣传诗"，他也经常写一些别的诗。在这样的诗里，诗人唤起读者共同思索，与他对话(有时也是同诗中的人物或自己与自己交谈)，并且也非声色俱厉。他有很多"赠诗"、"交谈"，都是按此原则建构的(《纪念日的诗》，《致谢尔盖·叶赛宁》，《与财务检查官谈诗》，《与列宁同志的谈话》)。论证自己关于"诗人在劳动队伍中"的见解，几乎成了这些诗的首要目的。在此，马雅可夫斯基每次都是把服务于当今，服务于今天的主要课题作为最重要的任务提出来。关于这一点，他曾半开玩笑，却又相当认真地在诗中对普希金说过，原来据他看?quot;可以把宣传诗托付给"普希金(《纪念日的诗》)。在《致谢尔盖·叶赛宁》一诗中，马雅可夫斯基高度赞赏的不是崇拜者所推崇的温柔、真诚和美妙，而是力量，是坚毅，是不仅会"歌颂"生活，而且能重新创造生活的能力。"应当 ／ 首先改造 ／ 生活，／ 改造后--才能歌颂"，马雅可夫斯基这样肯定自己的思想。
就连类似征税原则这般绝无诗意可言的问题，对于马雅可夫斯基来说，也能引起对诗歌在生活中占有何种位置的深思。
马雅可夫斯基不愿同意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诗人作为纳税人与小商小贩等量齐观。因为当时诗人要呈交预计收入的材料，如逃税还要处以罚款。
在《与财务检查官谈诗》一诗中，进行的完全是事务性的谈话，其中不时出现专门术语："按您的说法，／ 韵脚--／ 是期票。／／ 隔行贴现--／ 这是规定。"以及诸如"收支平衡"、"税率"、"税收增长"之类。与此同时，还写进了时价："一卢布九十戈比 ／ 一百支香烟，／／ 一卢布六十戈比一包盐……"这些都加强了诗中所述事情的可信感。然而马雅可夫斯基认为，诗人的劳动应当用另一种尺度来衡量，其强度不是用卢布所能计算的，因为开动的?quot;心灵机器"，而它还要逐年磨损。
马雅可夫斯基是用生命的代价换得永生这崇高却不轻松的权利，换得在与财务检查官谈话时也持独立见解的权利(《照我们的看法》)。
马雅可夫斯基讲到诗、诗的灵感、灵感的成果，绝无半点抽象性和传统的华而不实。我们在《十几匹飞马》一诗中所看到的，诗人一匹接一匹驱赶着的干活的马，与神话里的飞驹是多么的不同！他又提到诗歌能馈赠永生，但通往永生的票要到交通人民委员会才能弄到。
诗的语言看来的确"有分量，粗鲁，可视"，至少因为它是从"成千吨语言矿石"提炼加工的结果。
不过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在谈论是什么使得诗作者"千年万载激动亿万人心"时，不时出现一些诗句讲诗人自己所遭遇到的"最可怕的一种磨损--／／ 人心和灵魂的磨损"。诗人需要证明自己何以有权存在，并为读者所重视。而诗会不朽的信念("再过几百年 ／ 你从故纸堆中 ／／ 拿出我的诗 ／ 就可以把时间倒转！")，绝不是无条件的：
И когда等
это солнце这个太阳
разжиревшим боровом像一只喂肥的小猪
взойдет升起在
над грядущим未来的大地
без нищих и калек，-没有乞丐也没有残疾，--
я我
уже当已
сгнию，腐烂
умерший под забором，长眠在墓墙下，
рядом与十数个
с десятком我的同行
моих коллег.共栖。
把目光首先投向未来，这在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原因就在于诗人越来越意识到不可能在现时完全地实现自我。这一意识通过孤独的话题流露出来："你一人，／ 承受吧，／ 无论是欢乐，／ 是忧伤，／ 还是人的别的情愫。"在《致谢尔盖·叶赛宁》一诗中，诗人要"让叶赛宁的结局显得不雅"，要歌颂"生之欢乐"，可与此同时，马雅可夫斯基不得不承认，在他"个人的境况"中，也有很多东西与辞世笔友的环境相同："一样的房间，一样的水管，一样不得已的孤独。"
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一个用"铜喉的警笛"发出声音的诗人也会讲起"孤独"。这种感觉的出现，是因为马雅可夫斯基与他千百万同胞所期待的、革命已为之铺平道路的光明未来，迟迟不肯降临。马雅可夫斯基曾用自己的诗句在报纸上、在舞台上多次催促过它。他热烈地劝说、督促："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 ／ 未来不会自己跑来……"，"要冲向明天，前进，／ 让裤裆在行进中撕裂。"
实质上，他坚持不懈地反复写革命主题，也是出于这个目的。这首先表现在他纲领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好！》中：对人民生活中最重要事件的诗意叙述，使人们重温革命所树立的理想是多么崇高；这就有助于塑造出艺术形象来充分反映这一理想。
当诗人面对现实的时候，情况便复杂多了：这时说明革命理想的是宣言，是口号，是号召，但不是生活；生活是按照自己完全不同的规律发展的。在诗人那些回应国内大事的诗作中，豪言壮语的雄辩越来越经常地取代了真正的激情，原因正在于此。马雅可夫斯基有意识地试图用其他评价标准与艺术性相抗衡，他说?quot;我用公社的标准评定诗的等级……"但如此一来，诗便失去了自身的价值，成为它所服务的那一套思想的附庸。
马雅可夫斯基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足感，在诗人20年代后半期优秀的诗作中，这种不满足感以感伤的情调清晰地流露出来。诗人自己感觉到这种情调是不合时宜的。出访到大洋彼岸回国途中写成的诗《回家！》，在前几版中是以下面这样的诗句结束的：
Я хочу быть понят моей страной，我希望能为我的国家理解
А не буду понят -但如果不被理解--
что ж.又将奈何。
По родной стране在亲爱的国土上
пройду стороной，我只好溜边绕过，
Как проходит就好像飘落的
косой дождь.斜雨。
后来诗人将这一节删去了。他写道："尽管这里很有些浪漫曲的感伤(听众要掏手帕擦泪了)，我还是把这漂亮的、被雨水打湿的羽毛拔了。"
这几句诗的确是很"漂亮"。与诗人交好的作家Ｂ.卡塔耶夫说得对："就凭这四句诗……也应该给他竖一座纪念碑……"
在长诗《放开喉咙歌唱》的序诗(这是诗人的一篇总结)中，诗人着眼未来，说相信"我的诗会越过世纪的脊背"，这种想法的产生，正是因为他的诗在现实中面临着默默失踪不为人道的命运。"……死去吧，我的诗，／ 死去，像列兵，／／ 像无名的士兵们 ／ 在我们进攻的战役中！"他那按照宣传鼓动的要求写成的诗，的确能"用劳动冲破无尽的岁月"--诗人的这一信念，其实被他在这里说的另一番话给动摇了。他说有些诗后人将看做是"古老但可怕的武器"。问题在于古老的武器已不会再是可怕的了。
到这时，马雅可夫斯基也还认为诗的优点就在于它是建设生活的参与者，诗并不鄙视哪怕是最粗笨的工作。但他的疑虑并没有消除：那些"健壮而灵巧"的后辈们是否会愿意回忆起这些用"粗糙的标语牌语言"写成的诗，是否愿意在"埋葬着诗的书坟里"发掘。在企图催促时代、超越时代的同时，诗人却感到，他已落后于时代，已成为过时的人?quot;随年岁的增加 ／ 我变得类似 ／／ 长尾化石的 ／ 怪物。"
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中不断增强的讽刺主题也证明了诗人与时代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这是"我最喜爱的一种武器"--在《放开喉咙歌唱》的序诗中，诗人这样称呼自己那?quot;举起尖利的韵律长矛"的诗句。
在革命前的时代，讽刺的矛头是针对那些"脑满肠肥"者，针对那些对诗人的话毫无反应的"群氓"。当革命已经完成，革命的敌人则成为马雅可夫斯基讽刺的靶子。到20年代中期前，诗人的讽刺作品越来越转而关注在"我们身上／过去的奴隶思想的残余"。然而，马雅可夫斯基讽刺诗的许多主题、问题和人物都证明，远不总是"过去的思想"在作怪：苏维埃国家创建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施以勇敢的嘲讽。
比如说庸俗习气，这绝非如当时所说是过去的残余。它是现实的产物，因而不仅颇具生命力，还在建设苏维埃新生活的条件下繁荣起来。在《关于废物》一诗中，马雅可夫斯基对革命现实中的这种现象给予了第一拳重击。
这首诗刊载在第一期、也是惟一的一期讽刺杂志《波夫》上。杂志准确的全称如今已不得而知，一种非常可能的说法是"未来派的战斗队伍"，因为这三个词都出自马雅可夫斯基的词汇库。《关于废物》一诗，是以国内战争"最后一页结?quot;--"光荣，光荣，光荣属于英雄！"开篇的。这就加强了与同样首次登在这期杂志上的前面一首诗的强烈对比。赞颂的诗篇紧接着一篇对"败类"辛辣的挖苦。"败类"善于在革命风暴的猛攻中生存，钻营投机，为自己弄个"舒适的办公室和可爱的卧室"。
在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中，市侩不仅可恶，更重要的是还极其危险。单就他们巧妙地钻进国家机关，使单位滋生官僚化疾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然而，使诗人感到可怕的，还有庸俗风气带来的那种气氛，热衷于使"革命天地的风暴平息下来"，让"苏维埃庸俗风气霉烂生苔"。
庸人的日常生活细节被描绘得准确而生动。这里有必不可少的镶着马克思肖像的大红镜框，还有做垫板用的《消息报》。这些细节起到背景的作用，衬托出一个苏维埃官僚由于自我得意而油光锃亮的嘴脸("被茶炊的热气吹得瘫软")。但他在家里还没忘记称自己的妻子为"娜佳同志"。这也是官僚之妻荒诞肖像的背景。她在学弹钢琴，却拿腔作势地说："今天我要奉献一曲什么呢？……"
在《关于废物》一诗中，日常生活并不是讽刺揭露的对象，而是庸俗习气这种现象的政治本质的表现形式。属于此类的人是革命时代造就的，却只会把革命的各种观念庸俗化。他们在自己周围营造的那个环境，其中每个细节都足以令人们对属于革命的一些概念侧目而视。甚至?quot;革命军事委员会"一词也同"舞会"联在了一起。还有什么样的搭配会比这更荒谬呢？
马雅可夫斯基曾多次讲过如何创作讽刺作品。这项工作要从挑选主题开始，主题要能"禁不住招人挖苦"，《关于废物》一诗的基础，正是这样的主题。但是，只有在诗歌中词语尖刻时，挖苦才有力量。马雅可夫斯基列举了使词语尖锐化的一些手段：这可以通过"突出夸张的韵脚……通过使结论荒谬，通过荒诞的夸张"等来达到。在《关于废物》一诗中，押韵的词都是极其粗鲁的(庸人的丑脸，屁股，败类，太平洋的马裤)，结论的确十分荒谬("你们还不如 ／ 把金丝雀的脑袋拧下来--／ 这样共产主义 ／ 就不会被金丝雀打败！")--不会伤人的金丝雀，作为平庸生活的一个必备的细节，却是"比弗兰格尔还可怕"了，最后，富有表现力的夸张使描绘达到了荒诞的极限("五年的长坐让屁股磨出茧子，／ 硬得就像洗脸池")。
喜剧《臭虫》和《澡堂》是马雅可夫斯基讽刺创作的独特总结。庸俗风气和官僚主义作为深入到社会主义理想生活中的最可怕的敌人(不只诗人一人相信这一点)，在此遭到严厉的讥讽和揭露。马雅可夫斯基很清楚："有多少理想在厨房和被单下殒灭。"他认为，战胜日常生活对人的这种腐蚀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是对蜕变分子的嘲笑。例如过去的工人、党员普里谢普金?quot;响当当地"脱离了自己的阶级，抛弃了爱人，后来到姓列涅桑斯的暴富的新经济政策分子(现在该叫商人)家里当了女婿(《臭虫》)。又如醉心于手中权力的"极端重要的"波别达诺西科夫(《澡堂》)。但是，仅有嘲笑和揭露对马雅可夫斯基来说显然是不够的，他又把故事推到未来，在未来解决我们今天生活所产生的矛盾冲突。然而，在诗人的未来里住的，并非是活生生的人，只是机械的道具。
在催赶时间的同时，诗人尽力冲破现实的界限。然而，他的这一类作品无一例外地证实，读者进入的是人为构想的空间，那里没有活人--也没有生活的一席之地。
强烈希望改造生活时能企及未来的(普遍的)幸福，与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生活进程构成尖锐的矛盾。这正是向来反对"可耻的理智"的诗人之悲剧所在。
我们这样说，绝非一句空话。马雅可夫斯基写深刻的个人主题的诗篇可作证明。这些诗以其中饱含的强烈的感情力量使人震撼："除了你的爱情 ／ 我 ／ 没有别的太阳……"(《给莉莉奇卡》)，"……我站着，／ 被火焰缠绕 ／／ 在不可思议的爱情 ／ 永不熄灭的篝火中"(《人》)。当然，诗人屈从于责任感，可以拒绝承认爱情主题有存在的权利："现在还不是闲扯爱情的时候"。但他却不能也不愿摆脱爱情的威力，他只是想于其中加入新的现实所要求的另一种意义。
在给莉丽娅·尤里耶芙娜·勃里克的信中，马雅可夫斯基写到："爱情对我来说是否是全部？是的，但却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爱情，这是生活。这是主要的东西。从爱情衍生出诗、事业和其他一切。爱情，这是一切的心脏。如果爱情停止工作，其他的一切都将停顿，成为多余的和不需要的。但如果这个心脏还在工作，它便无处不在?quot;在马雅可夫斯基诗歌中展现出来的，正是这样一颗善于爱，也因而对世界发生的一切都给予回应的"无处不在的心"。对诗人来说，谈爱情，就等于谈生活，谈个人命运中最重要的事。因为他坚信，这种感情也应与时代合拍?quot;……革命的战役 ／ 比'波尔塔瓦'之战更严峻 ／／ 而爱情 ／ 比奥涅金的爱更宏大"(《纪念日的诗》)。爱情的幸福与革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解决这个问题时简单化地轻率从事，是马雅可夫斯基所不取的。即便在这个问题上，他仍然遵循着对自己、对周围的人、对世界提出的共同要求，他知道，决定爱情"不应用任何的'应该'或'不应该'，而只能通过与全世界的自由竞赛"。
是什么东西能保证在这场竞赛中获胜？马雅可夫斯基认为，是把两个人连在一起，却又不把他们与世界隔离的一种感情。那种把人局限于狭小世界("在居室的狭小世界里")的感情，对他来说，与他所憎恶的陈词滥调"恋爱的心装得下全世界"同出一辙。诗人所肯定的崇高爱情的理想，只能在光辉的未来中实现。因此诗歌的任务就是加速通往未来的步伐，战胜"平日里的荒唐"("你用茶叶来代替爱情吗？用织补袜子来代替爱情吗？")，"沿着诗行跑进美好的生活"。
用深刻的个人主题写的诗，成了追求普遍幸福的诗--浅薄的东西，诗人是不屑为之的。
Что толку -你独自
тебе一个人
одному成功
удалось бы?!又有何益？！
Жду，我期待，
чтоб землей обезлюбленной 失去爱的大地
вместе，共同携手，
чтоб всей让整个
мировой世界的人
человечьей гущей.蜂拥齐聚。
然而，要超越人所生活的时代，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是不可能的。生活中的日常琐事不是"荒唐的东西"，而是生活可靠的根基；无论诗人怎样催赶，"日常生活这匹母马"跑得全不像希望的那样快。
将两篇同是洋溢着对Т.(塔吉雅娜·)雅可夫列娃深情的诗作《关于爱情的本质从巴黎写给柯斯特罗夫同志的信》和《致塔吉雅娜·雅可夫列娃的信》作一比较，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两首诗同时写成，同是谈爱情，但前一封是写给官方人士，《共青团真理报》的编辑，诗人在巴黎时曾为该报撰稿；而后一封则不供发表，由人转给心爱的女人。
在第一封"信"里，马雅可夫斯基不仅思考爱情，更思考其本质。这种感情火热的力量，唤起诗人一定要弄清自己，并用新的眼光审视世界。这确确实实是一种新眼光。此时对马雅可夫斯基来说，爱情是一种可以改造人，重新创造人的感情。在自己的话语中，他尽量避免抽象性。诗里点出了收信人的名字，正文中写进那个在心里引起这场风暴的她，诗的独白向她而发。诗中充满很多具体的细节，不致让诗句飞到云端雾里：激发出这些诗句的爱情，是属于"人的、普通的"爱情，而诗的灵感也是在随处可见的最平常不过的环境中表现出来?quot;广场上喧喧嚷嚷，／／ 车水马龙； ／／ 我走着，／ 把诗句写在 ／ 记事本上。"
这种纯朴实在的感情与那种被称之为"鸡毛蒜皮"的"过眼云烟般的感情"针锋相对：诗人所说的，是那种使人升华的感情，是那种有益于人的自然力("飓风 ／ 烈焰，／ 洪水 ／／ 在低沉的絮语中奔涌")。在这里，马雅可夫斯基的特点同样是运用诗的隐喻，使本来抽象的概念完全实物化。此处提到伟大的哥白尼的名字，令人感到只有诗中的这种感情才配得上如此宏大的规模。
诗人没有降低诗歌的激情，只是有意将其由显变隐。首先是借助于讽刺："一大堆幻象 ／ 和思想 ／／ 满得直顶脑盖。／／ 此时就连笨熊 ／／ 也会长出翅膀。"
当话题涉及到爱情时，诗歌惯常是将尘世的与天堂的、平凡的与崇高的对立起来。但这一手法不适用于马雅可夫斯基。他从一开始(在《穿裤子的云》中)就强烈反对那些甜腻腻的赞美诗，一开始就挑战式地率直地说："玛丽娅！诗人为季雅娜唱商籁体诗，／／ 而我 ／ 是肉身凡人--／／ 我也只求你的身，／／ 像基督徒的祷告--／／ '我们每天的粮食--／ 快赐给我们'。"把爱情等同于生活本身的情爱观，后来已无必要以那么激烈的论辩方式加以表现了。正是爱情，使人脚踏大地却可望见自己头上的星空。没有必要将平常的、尘世的东西与美好和崇高对立起来，爱情使它们结为一体，而诗歌发现这个统一体，把它用话语表达出来，用话语加以巩固。正是?quot;车水马龙"的尘世里，产生了话语，"劣等食堂"的环境也无碍于话语。
在《……致柯斯特罗夫的信》中，关于爱情本质的思考以极强的逻辑性展开。诗的思想得到论证，举出一系列证据，足以使爱情的话题获得社会性：从燃烧着热情的心中冲出的话语，能?quot;唤醒，／ 引导，／ 鼓舞 ／／ 望不远的人"。
在《致塔吉雅娜·雅可夫列娃的信》中，同样的主题是从另外的、戏剧性的方面来展现的。据诗人很多朋友和熟人的证明，他们是两心相爱的，但为什么这不能给这对恋人带来幸福？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很困难，也未必合宜。诗人保证要克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出现的嫉妒之情，但人的本性不会像所希望的那样很快改变。几年以前，在长诗《关于这个》里，马雅可夫斯基就写过嫉妒之情，妒心使人变得盲目，使人隔离人群，使恋爱的人和痛苦的人感到，在他身上?quot;理智被打败，野兽钻了进去"。这种感情"从很久很久以前，人们还茹毛饮血的年代"传到现代人中间，1923年得到了这样一个令它无地自容的尖刻的定义："嫉妒是野人时代挠心的怪物"。
给塔吉雅娜·雅可夫列娃的赠诗证实，人的本性成功地抗拒了诗人迫不及待地彻底改变它的愿望。马雅可夫斯基在这里几乎是做出了勇敢的尝试，要赋予这自古(从来)就有的感情和词语以另一个含义。在诗的头几行，与讲隐私的话语("无论是吻手，／ 还是吻唇，／／ 在我亲人的 ／ 身体的颤动中")同时还使用了另外一种社会化的词语："我的共和国的 ／ 鲜红的 ／ 颜色。"通过颜色的联想，把事物--爱人的红唇和红旗--拉近，在这里并不显得有什么亵渎，因为这是要将恋人感情的话题，转为关于"千百万大众"的幸福的话题。甚至嫉妒在此也获得了另一种崇高的性质："我不是为自己嫉妒 ／ 我嫉妒，／ 是为了苏维埃俄罗斯"。
这两个层面相当巧妙地结合到一起。提到"巴黎式的爱情"，引出蔑视的"母狗"一词，这些应该看做是说服人必须返回莫斯科的有分量的论据。同样，提到"与石油大亨们共进的晚餐"，意指这是对饥饿、寒冷、"缺少长腿人"的莫斯科的背叛行为。
然而，即使在这里，爱情的主题也没能得到幸福的解决。问题的解决，正如马雅可夫斯基一贯所为，被推到虚幻的未来，与未来世界规模的庄严革命连在了一起?quot;反正，／ 有一天 ／ 我要征服你--／／ 你一个人 ／ 或同巴黎一起。"而在现实中，仍是无法克服的孤独感。
在这首诗中，马雅可夫斯基也运用了他喜爱的一种体裁：向一个具体人倾诉(这常见于他的诗作中)的独白。这使诗歌更可信，内容更富于深刻的个人性。与此同时，在写给心爱女人的赠诗中呈现出来的世界，规模又是极其广阔的。这不仅是指空间范围(从莫斯科到巴黎)，也是指时间界限(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今天--革命来到巴黎的未来)。诗歌开篇几行的极度坦率，通过后面一系列诗句得以巩固下来，如讲到"发情的公狗"以及"排山倒海"的嫉妒，"情欲的麻疹"等等。整封信充满个人恋情的力量。但是这种恋情又经常转到社会层面上，这种两面性决定着诗歌的布局结构：情欲的波涛被抑制，有意识地导入时代、现实之岸，而诗人就是时代和现实的全权代表。因此，当炽烈的感情不由自主地喊出："到这儿来，／ 拥入我粗壮 ／ 笨拙的双臂"时，自然便只好以未来庄严的革命作为爱情较量的合乎逻辑的(虽然是臆想的)结局了。
"爱情这庞然大物"--这是最能表达此诗基础感情的词组，它也决定了此诗词汇的特点。词汇明显多具崇高色彩，有别于日常俗语，同时又不回避那些毫无诗意的词("我看到 ／ 肩头补钉重重，／／ 肺结核 ／ 用喘息 ／ 折磨着他们")，这些词给崇高感情的诗句注入生活的气息。修辞手段的特点，是极其富于表现力和形象性而又明白清晰。马雅可夫斯基像以往一样偏爱隐喻，同时又按照逻辑规律把隐喻扩展成完整的画面("在漆黑的天幕上 ／ 有闪电的进击 ／ 骂街的雷霆 ／ 来自天上的剧中，--／ 这不是暴风雨，这 ／ 只是 ／ 排山倒海的妒嫉")。
韵律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与俄罗斯诗歌中重音诗的确立连在一起。重音诗中，话语的节奏是靠每行的重音数量来规整，这使得诗行较之俄罗斯古典诗格更自由。在《致塔吉雅娜·雅可夫列娃的信》一诗中，节奏的自由比一般重音诗的自由要少些。这里，重音在各诗行中的位置呈均衡的分配，使我们似乎听出了熟悉的扬抑格。但这充其量是想接近我们听觉所熟悉的一种传统。因之这?quot;扬抑格"可能突然消失("Я не люблю парижскую любовь...""но радость неиссыхаемая")。该诗的书写特点也非任意为之的，诗行被拆成"阶梯"，改变了整个韵律图式，使个别的词和词组突出出来。
最后谈谈韵脚。按马雅可夫斯基的说法，没有它，"诗歌就会散架"。在《致塔吉雅娜·雅可夫列娃的信》一诗中，诗人也没有忘记：韵脚"使形成同一个思想的所有诗行抱成一团"。这里押韵的词（губ ли - республик；мне - пламенеть）是诗行中最主要的词。诗人没有使用严韵，但却达到了语音的十分接近。这样，每当第二个押韵的词出现时，都产生一种出人意料的效果（губ ли - республик），但这种效果又不致于遮蔽诗行的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较之抒情的自我表白，马雅可夫斯基更看重确立、确信自己的立场，自己关于世界的理解，关于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关于幸福等的愿望。这也是他将自己的语言定位于口语(经常是演讲语)的原因。诗人从现实出发(他写入诗中的大量特征正代表了这个现实)，努力奔向(也拉着读者)光明的未来。这就决定了诗歌的激情。但在诗中，要确立今天的英雄主义愿望，结果却以悲剧告终。这在诗语结构的所有层面上都有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