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接到这样一封信：
巴威尔·安德烈耶维奇先生！离您不远，就在彼斯特罗沃村里，发生了一些可悲的事，我认为我有责任把这些事通知您。这个村子的全体农民本来已经卖掉他们的农舍和所有的家私，往托木斯克①省迁移，可是没有走到那儿就折回来了。此地的东西，当然，再也没有一件属于他们所有，统统归在别人名下了。他们三四家人合住一个农舍，因此每个农舍的人口，男男女女不下于十五 口，小孩还不计算在内。最后要说的是他们没有东西吃，挨饿，普遍得了斑疹伤寒流行病，简直人人都病倒了。女医士说：人一走进农舍，看见的是些什么呢？大家都在生病，说胡话，有人哈哈大笑，有人气得发疯。农舍里满是臭气，没有水供人喝，也没有人给他们水喝，食物只有坏土豆。女医士和索包尔（我们的地方自治局的医师）看出他们需要的首先是粮食，其次才是药物，可是他们偏偏缺粮食。那么医务人员又有什么办法？地方自治局执行处拒绝赈济，因为那些农民的户口已经在地方自治局注销，归入托木斯克省了。再者，地方自治局也没有钱。我把这件事告诉您，知道您为人仁慈，因此，求您火速周济他们，请勿推辞是幸。
为您祝福的人。
显然，这封信是女医士本人或者冠着野兽姓氏②的医师写来的。地方自治局的医师和女医士之流，一连许多年，天天相信他们没有办法可想，可是却仍旧靠那些只有坏土豆糊口的人领到薪水，而且不知什么缘故竟然自以为有权判断我仁慈不仁慈。
除了这封匿名信以外，每天早晨总有些农民跑到我家的仆人厨房里来，跪着不走，晚上又有人来捣毁防护墙，从我家谷仓里偷走二十大袋子黑麦。再者，平时的谈话、报纸、恶劣的天气也弄得我心情郁闷，总之所有这些都扰乱我的心境，因而我工作得无精打采，很不顺利。我在写《铁路史》，这需要读许多俄国的和外国的书籍、小册子、杂志论文，而且必须打算盘以计算数字，查对数表，思考，写作，然后再读书，再打算盘，再思考。可是我刚刚拿起书来或者开始思索，我的思想就乱成一团，我的眼睛眯缝起来。我就叹口气，离开书桌，在这个空荡荡的乡村住宅的大房间里走来走去。等到我走得厌烦，在我书房的窗前站住，我的眼光就越过宽阔的院子，越过池塘和一棵光秃的小桦树，越过不久以前铺着白雪而如今正在融雪的广大田野，看见天边一个高冈上聚着一 堆深褐色的农舍，有一条黑色的泥泞道路从那儿顺着高坡溜下来，不规则地蜿蜒着，象一条长带。那就是彼斯特罗沃村，也就是匿名人写信告诉我的那个村子。要不是一群预告天要下雪或者下雨的乌鸦呱呱地叫唤，飞过池塘和田野上空，要不是木匠的小板棚里有敲打声，那么目前大家议论纷纷的那个小小世界看上去就象是死海了。那儿的一切都是那么安静，停滞，缺乏生气，乏味！
我这种心神不宁的情绪妨碍我工作，妨碍我聚精会神。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一心相信这是幻想破灭。确实，我辞掉交通部的工作，回到村子里来，就是贪图这儿生活安静，可以从事有关社会问题的著述。这原是我由来已久的、心爱的梦想。可是现在却得跟安静告别，跟著述工作告别，丢下一 切，专门去管农民的事了。这是没法避免的，因为我相信，这个县里除我以外，根本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给那些饥民什么帮助。我四周的人都是些没有受过教育、思想不开展、漠不关心的人，其中绝大多数都不正派，或者即使正派，却又任性而不认真，例如我的妻子就是这样。依靠这样的人是不行的，丢下那些农民不管，让他们去听天由命也不行，于是剩下来可做的就只有顺应需要，由我亲自动手把那些农民的生活纳入正轨。
我第一步决定，捐出五千银卢布赈济饥民。可是这并没有减轻我的不安，反而加强了这种不安。我在窗前站住，或者在各处房间里走来走去，老是有一个以前没遇到过的问题来折磨我：怎样处理这笔钱呢？派人买粮食来，然后挨家散发，那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办得成的，更不要说匆忙中还有危险，发给吃饱肚子或者领来粮食转手倒卖的人也许出发给饥民的粮食反而多一倍。行政机关我是不信任的。所有那些地方自治局长官啦，税务督察员啦，都是年轻人，我对他们就象对当代一切只重实利而没有理想的青年一样不能轻易信任。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乡公所以及本县一切机关也丝毫引不起我向他们求援的心意。我知道这些机关已经咬住地方自治局和国库的馅饼，而且每天张开嘴等着，准备一有机会再咬住另一个什么馅饼。
我灵机一动，想邀请附近的地主们到我家来，对他们提出建议，在我家里组织一个委员会或者中心之类的机构，由它把所有的捐款汇总起来，在全县散发赈款，发布指示。这样一个机构可以使人们常常会商，可以进行广泛而得力的控制，这倒完全合我的意。可是我想象那些小吃啦、午饭啦、晚饭啦，还有那些形形色色的本县人士必然会带到我家里来的嘈杂、闲散、饶舌、低级趣味，我就赶紧放弃这种想法了。
讲到我自己家里的人，我却最不能期望他们会给我什么帮助或者支持。我的头一个家庭，也就是我父亲的家庭，原本人口众多，十分热闹，现在却只留下一个完全不中用的人，就是女家庭教师Marie③小姐，或者按照现在大家对她的称呼，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她是个身材矮小、为人古板的七十岁的老太婆，穿一件浅灰色连衣裙，戴一顶镶着白丝绦的包发帽，活象个瓷娃娃。她老是坐在客厅里看书。每逢我走过她面前，她总是知道我沉思默想的原因，说：“您要怎么样呢，巴沙④？我早就说过事情会弄到这个样子。您从我们家里这些用人身上就看得出来。”
我的第二个家庭包括我和我的妻子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她住在楼下，占据楼下所有的房间。她在楼下吃饭，睡觉，招待客人，完全不关心我怎样吃饭，怎样睡觉，招待一 些什么客人。我们的关系平平常常，并不紧张，然而冷淡，空虚，乏味，如同那些早已彼此疏远因而即使一个住在楼上一 个住在楼下也没法互相亲近的人一样。先前娜达丽雅·加甫利洛甫娜在我心里激起的那种热烈而又不安宁的爱情，时而甜蜜，时而又象艾草那么苦，如今却不复存在，就连往日的口角、高声的谈话、责难、抱怨、突然发作的憎恨也已经不存在了（这类发作照例这样结束：我妻子出国旅行或者回娘家去了，我呢，给她稍稍汇一点钱去，不过汇钱的次数很多，为的是要常常刺痛我妻子的虚荣心）。我那骄傲的、爱面子的妻子和她的亲属是靠我的钱养活的，我妻子虽然心里不愿意，却没法拒绝我的钱，这使我心中暗暗痛快，成为排解我的愁闷的唯一安慰了。现在，每逢我们偶尔在楼下过道上或者院子里相遇，我总是点一点头，她也有礼貌地笑一笑。我们谈到天气，说眼下似乎该装双层窗子⑤了，又说有人坐着马车，响着铃铛，顺着堤坝走过去；同时我在她的脸上看出这样的表情：“我对您是忠实的，不会破坏您十分珍爱的您那好名声；您呢，也聪明，不来搅扰我，我们谁也没有对不起谁。”
我对自己反复说：爱情早已在我心里熄灭，我太专心干我的工作，没法认真考虑我对妻子的态度了。可是，唉，这只是我那么想罢了。每逢我的妻子在楼下大声说话，我却注意地听她的说话声，虽然连一个字也听不清。她在楼下弹钢琴，我老是站起来听。遇到她要坐马车出门或者骑马外出，我就走到窗前，等着她从正房走出来，看她怎样坐上马车或者骑上马，从院子里走出去。我觉得我的灵魂里起了一点变化，我生怕我的眼神和我脸上的神情会流露出来。我目送妻子外出，然后盼她回来，好在窗子里再看见她的脸、肩膀、皮大衣、帽子。我心里寂寞，凄凉，为某种事物无限地惋惜，有心趁她不在家到她那些房间里走一走，巴不得我和我的妻子由于性情不合而不能解决的问题赶快靠自然法则来自动解决，也就是，这个美丽的二十七岁女人赶快变老，我的头发赶快变白变秃。
有一回正吃早饭，我的管家符拉季米尔·普罗霍雷奇报告我说，彼斯特罗沃村的农民们已经开始把铺在房顶上的干草揭下来喂牲口了。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瞧着我，现出惊骇和困惑的神情。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对她说。“势孤力单呀。我还从来没有感到过象现在这样孤单。我情愿付出昂贵的代价，只求在全县哪怕只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也行。”
“那您把伊凡·伊凡内奇请来吧，”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说。
“真是的！”我想起来，高兴了。“这倒是个办法！ C′ est raison⑥，”我象唱歌似的说着，一边走回书房去给伊凡·伊凡内奇写信。“ C′ est raison , c′ est raison……”
【注释】
①在西伯利亚。
②在俄语中，索包尔的意思是“黑貂”。
③法国女人名。
④巴威尔的爱称。
⑤冬天为了御寒而在窗子外面加装一层窗子。
⑥法语：这话有道理。
二
原先，在二十五年到三十五年以前，有许许多多熟人在这所房子里喝酒，吃饭，参加化装舞会，谈情说爱，结婚，絮絮叨叨讲自己所养的良种猎犬和骏马，如今这一大群人却只剩下伊凡·伊凡内奇·布拉京一个还活在人世了。原先他很好活动，谈锋健，嗓门高，易于堕入情网，以思想激烈，面部有一种不但使女人入迷而且也使男人入迷的特别表情而出名。可是现在他衰老、发胖了，等着寿终正寝，谈不到什么思想和表情了。他接到我的信，第二天傍晚就来了，那时候饭厅里的仆人刚刚端来茶炊，矮小的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正在切柠檬。
“我见到您很高兴，我的朋友，”我快活地说，迎着他走过去。“不过您越发胖了！”
“我这不是胖，而是肿，”他回答说。“我是让蜜蜂蜇了。”
这个自己嘲笑自己肥胖的人带着随随便便的态度伸出两条胳膊搂住我的腰，把他那柔软的、额头上象乌克兰人那样挂着一绺头发的大脑袋放在我的胸口上，发出一串尖细苍老的笑声。
“您倒越发年轻了！”他一面笑一面说。“我不知道您是用什么颜料染您的头发和胡子的，应该给我一点才是。”他呼哧呼哧地喘气，搂住我，吻我的脸。“应当给我一点才是，……”他说。“不过，亲爱的，您四十岁了吧？”
“哎，我已经四十六了！”我笑起来。
伊凡·伊凡内奇身上有烛油和厨房里的气味，这气味正好跟他相称。他那肥大、臃肿、呆笨的身躯上紧绷着一件很长的礼服，类似马车夫的长袍，没有纽扣，只有钩子和钩眼，腰身很高；如果他身上有花露水的香气，那倒会叫人奇怪了。
他的双层下巴上生着一丛类似牛蒡的胡子，很久没有刮过，肤色发青；他的双眼凸出，他的呼吸总是喘咻咻的，他全身笨拙而邋遢，他的嗓音、笑声和话语都不好听，总之，凭着这些，人很难认出他就是当年本县的丈夫们担心妻子被他勾去魂的那个身材匀称、招人喜欢、谈吐不俗的人。
“我很需要您，我的朋友，”我说，这时候我们在饭厅里坐下来喝茶。“我有心组织一个赈济饥民的机构，不知道该怎么样着手做起。那么，您也许肯费神出个主意。”
“是啊，是啊，是啊，……”伊凡·伊凡内奇说，叹口气。
“对，对，对。……”
“我本来不想惊动您，可是说真的，最亲爱的朋友，这儿除了您，我另外简直再也找不到人了。您知道这儿的人都是什么路数。”
“对，对，对。……是啊。……”
我心里暗想：目前要商量的是一件严肃的正事，每个人，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也不论私人关系怎样，都可以参加，那我何不把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请来呢？
“ Tres faciunt collegium！①”我快活地说。“我们把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请来，怎么样？您看如何？费尼雅，”我转过身去对女仆说，“请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到楼上我们这儿来一趟，如果可能的话，马上就来。就说有很要紧的事。”
过了一忽儿，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来了。我站起来迎接她，说：“原谅我们惊动您， Natalie②。我们正在这儿讨论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高兴地想到我们可以借重您来出些好主意，您是不会拒绝我们这种要求的。请坐。”
伊凡·伊凡内奇吻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的手，她吻他的前额。然后大家在桌子边坐下，他含着眼泪愉快地瞧着她，向她那边探过身子，又吻她的手。她穿一件黑色连衣裙，头发梳得很仔细，身上带着新洒过的香水的气味，显然她正打算出外拜客或者等人来访。刚才她走进饭厅，毫不拘束，和蔼地对我伸出一只手，而且象对伊凡·伊凡内奇那样对我做出有礼貌的笑脸，这使我满意。然而她讲话的时候，不住地活动手指头，常常猛的往椅背上一靠，吐字很快，这种讲话和动作的浮躁姿态惹得我不痛快，使我想起她的故乡敖德萨，当初我跟那儿的男男女女交往，他们俗不可耐的风度就惹得我厌烦。
“我想为那些饥饿的人做点事，”我开口了，然后沉默一 忽儿，继续说：“不消说，钱是大事，然而只限于捐款，就此心满意足，那却无异于逃避最主要的麻烦事。帮助饥民应当表现在出钱上，可是主要的却应当表现在正确而认真的组织上。朋友们，让我们来想一想，出点力吧。”
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用探问的眼光瞧着我，耸耸肩膀，意思好象是说：“这种事我哪儿懂呢？”
“是啊，是啊，饥饿，……”伊凡·伊凡内奇喃喃地说。
“真的。……是啊。……”
“情况是严重的，”我说，“必须进行火速的赈济。我认为，在我们目前要制定的种种原则当中，头一条就应该是火速。要照军人那样，手急眼快，猛打猛攻。”
“是啊，要快，……”伊凡·伊凡内奇带着倦意，无精打采地说，仿佛快要睡着似的。“可是没有办法呀。庄稼没有收成，空话有什么用。……再怎么手急眼快，猛打猛攻也还是不行。……这是天时不正。……人总拗不过上帝和命运啊。
……”
“是的，然而要知道，人有头脑就是为了跟天时做斗争。”
“啊？是呀。……这话对，对。……是呀。”
伊凡·伊凡内奇拿出手绢蒙住鼻子，打了个喷嚏，精神振作起来，仿佛刚刚睡醒似的，瞧一瞧我和我的妻子。
“我那儿也是一点收成也没有，”他说，尖声笑起来，调皮地眫眫眼睛，好象这种事实际上很滑稽似的。“钱嘛，没有，粮食呢，也没有，可是院子里满是工人，就跟谢烈美契耶夫伯爵家里一样。我打算把他们赶出去，可又好象于心不忍。”
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笑起来，开始问伊凡·伊凡内奇家里的事。有她在场，我感到愉快，这是很久以来都没有感到过的。我不敢看她，免得我的目光会泄露我心底的感情。
我们的关系已经僵到这样的地步：这种感情反而会显得突兀而且可笑了。我妻子跟伊凡·伊凡内奇有说有笑。尽管她待在我的房间里，尽管我没笑，她却一点也不觉得拘束。
“那么，朋友们，我们怎么办呢？”我等到他们刚一停嘴就开口问道。“我认为，首先我们要赶快征集捐款的人。 Natalie，我们写信给我们那些在京城和敖德萨的朋友们，要求他们捐款。等我们募到少数款项，我们就着手买粮食和牲口饲料。
至于您，伊凡·伊凡内奇，请您费心着手分配赈款。我们指望您在各方面发挥您原有的精明强干的作风，我们只斗胆表示一点愿望，就是您在分发赈款以前，先要到当地仔细了解一下所有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要认真监督，使得粮食仅仅发给真正急需的人，绝不发给酒鬼、懒汉、倒卖粮食的人。”
“是啊，是啊，是啊，……”伊凡·伊凡内奇喃喃地说。
“对，对，对。……”
“哎，跟这种糟老头子什么事也谈不成，”我暗想，生气了。
“这些挨饿的人闹得我腻烦死了，滚他们的！他们老是愤愤不平，老是愤愤不平，”伊凡·伊凡内奇接着说，吮着柠檬皮。“挨饿的人对吃饱的人总是愤愤不平。有粮食的人呢，也对挨饿的人愤愤不平。是啊。……人一挨饿就昏了头，变得糊涂，变得野蛮了。饥饿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挨饿的人又说粗话，又偷东西，也许还要做出更糟的事。……人得理解这些才行。”
伊凡·伊凡内奇喝茶呛着了，咳嗽起来，随后发出象耗子叫那样尖锐的笑声，笑得他喘不过气来，浑身发颤。
“‘波尔塔瓦近郊发生过战役！’③
”他吃力地说。他又笑
又咳嗽，这就妨碍他说话，只有摆动两只手的份儿了。“‘波尔塔瓦近郊发生过战役！’那是在农奴解放④以后大约过了三 年，我们这儿两个县里都闹饥荒，如今已经去世的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有一次坐车到我家来，约我到他那儿去。‘走吧，走吧，’他纠缠不休，就象拿刀架在我脖子上一样。‘行，走就走，’我说。好，我们就走了。这发生在傍晚，天正下雪。
一直到夜里，我们的马车才走到离他庄园不远的地方，可是忽然间，树林里发出砰的一声枪响，随后又是一声。‘嘿，他娘的！’……我跳下雪橇，一看，黑地里有个人朝我跑过来，膝盖没在雪里。我一只手抓住他的肩膀，就象这个样子，一 拳打掉他手上的武器，随后又来了一个，我照准他的后脑壳给一拳，那个人哼了一声，鼻子朝下扑在雪地里。那时候我身强力壮，手也重，我一个人抵挡他们两个，再一看，费嘉⑤正骑在第三个人身上。我们就把这三个坏蛋都抓住，把他们的手倒绑在背后，免得他们再对我们捣乱，然后把这几个蠢货带到厨房里。我们又恨他们，又不好意思看他们：这都是些熟识的农民，好人，谁都会觉得他们可怜。他们呢，简直吓呆了。一个哭着讨饶，一个看上去象头野兽，破口大骂，一 个跪下祷告上帝。我就对费嘉说：别怨恨他们，放了他们这些混蛋吧！他就让他们吃饱，给他们每人一普特面粉，放了他们：‘走你们的路吧！’事情就是这样的。……祝他升到天堂，永久安息！他明白事理，并没有愤愤不平，可是有些人却愤愤不平，坑害了多少老百姓啊！是啊。……单是克洛奇科夫酒店一案就有十一个人给送去做苦工了。是啊。……现在呢，你看，也有这种事。……法院侦察官阿尼西英上星期四在我家里过夜，给我讲起一个地主的事。……是啊。……这个地主家谷仓的墙夜里给人捣毁，有二十大袋黑麦被人偷走了。到早晨地主知道家里出了刑事案，就马上给省长打电报，然后又给检察官打电报，给县警察局长打电报，给法院侦察官打电报。……当然，大家都怕这种惹事生非的人。……长官们紧张起来，闹得天下大乱。有两个村子受到了搜查。”
“容我插一句嘴，伊凡·伊凡内奇，”我说。“我就有二十 大袋黑麦被人偷去了，是我给省长打了电报。我还往彼得堡打了电报。可是这完全不是象您所说的那样，出于惹事生非，也不是因为我愤愤不平。我对任什么事情都是首先从原则上看问题的。盗窃，不论是吃饱的人还是挨饿的人干的，在法律上并没有分别。”
“是啊，是啊，……”伊凡·伊凡内奇支吾道，发窘了。
“当然。……对，是啊。……”
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脸红了。
“有这样一些人，……”她说，可又住了口；她极力按捺自己，装得全不在意，可又忍耐不住，用一种我十分熟悉的憎恨神情直视着我。“有这样一些人，”她说，“饥饿和人间的痛苦之所以存在，对他们来说，只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好让他们向这些受苦的人发泄一通自己那恶劣和无聊的脾气罢了。”
我心慌了，耸了耸肩膀。
“我是想一般地谈谈，”她接着说，“有些人十分冷漠，根本缺乏怜悯心，然而这种人偏不肯放过人间的痛苦，偏要插一杠子，生怕人家缺了他们也能办事。对他们的虚荣心来说，没有一种东西是神圣的。”
“有些人，”我轻声说，“他们固然具有天使般的性格，可是他们表白自己出色的思想所采取的方式，却使人难于分清他们到底是天使还是敖德萨市场上的女小贩。”
我承认，这话说得并不中肯。
我妻子瞧了我一阵，看样子她好象费了不小的劲才没有还嘴。她先是无端地发脾气，随后又对我想帮助饥民的愿望发表一通不恰当的宏论，这至少是不得体的。先前我请她上楼来，原是期望她对我和我的意图会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我不能确切地说明我期望的究竟是什么，可是那种期望使我生出愉快的激动心情。不过现在我看得出，再谈那些饥民却显得困难，而且也许不识趣了。
“是啊，……”伊凡·伊凡内奇不得当地喃喃道。“商人布罗夫有四十万家财，也许还不止此数。我就对他说：‘你拨出一二十万来周济挨饿的人吧，和我同名的先生。反正你要死的，你死了，那些钱是带不走的。’他生气了。可是话说回 来，人人都要死的。死亡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紧跟着又是沉默。
“这样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只好独自一人动手干了，”我说，叹一口气。“这真是所谓势孤力单。哦，好吧！那我试一 试孤军作战就是。也许对饥饿作战倒比对冷漠作战顺利得多呢。”
“有人在楼下等我，”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说。她从桌旁站起来，转过身对伊凡·伊凡内奇说：“那么过一忽儿您到楼下我那边去坐坐吧？我还不想跟您告别呢。”
她就走了。
伊凡·伊凡内奇已经喝第七杯茶了，喘吁吁的，吧哒着嘴唇，时而吮自己的唇髭，时而吮柠檬皮。他带着昏睡的样子，无精打采地唠唠叨叨。我没有听他讲话，只盼着他走。最后，他露出他到我这儿来似乎纯粹是为了饱喝一顿茶的神情，站起来，开始告辞。我送他出去，说：“那么，您没有给我出什么主意。”
“啊？我是个糟老头子，头脑不中用了，”他回答说。“我能出什么主意呢？您呢，也不该操这份心。……真的，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操这份心。您别操心了，我亲爱的！真的，什么事也没有，……”他亲热而诚恳地小声说，把我当做孩子似的安慰我。“真的，什么事也没有！……”“怎么会‘什么事也没有’呢？农民已经把房顶上的干草揭下来，而且据说有的地方闹伤寒了。”
“哦，那又怎么样呢？来年会有收成，会有新房顶的。即使我们害伤寒死了，我们死后也还会有另外的人活着。反正人人都得死，不是现在就是以后。您别操心了，我的美男子！”
“我不能不操心，”我生气地说。
我们在灯光微弱的前厅里站住。伊凡·伊凡内奇忽然抓住我的胳膊肘，打算说一句分明很重要的话，默默地看了我半分钟。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他轻声说，他那张呆板的胖脸上和他那对深色的眼睛里，突然现出当初那种使他出过名的特别神情，这神情也确实动人。“巴威尔·安德烈伊奇，我凭朋友的身份对您说：改一改您的脾气吧！跟您很难相处！好朋友，很难相处！”
他定睛瞧着我的脸。他那种优美的神情消失了，眼光昏沉了，他无精打采，喘着气，嘟哝说：“是啊，是啊。……原谅我这个老头子。……我在胡说八 道。……是啊。……”他沉甸甸地走下楼梯，张开两条胳膊好稳住身子，把他那肥大的后背和通红的后脑壳直对着我，给我留下一个活象螃蟹的不愉快印象。
“您应该出外走一趟才是，阁下，”他唠叨说。“到彼得堡去，或者出国去。……您何必住在这儿，虚度黄金般的岁月呢？您是个年轻人，健康，有钱。……是啊。……哎，要是我年轻一点，我就会象兔子似的跑掉，逍遥自在一番！”
【注释】
①拉丁语：三个人就凑成一个会了！
②法国人名，相当于俄国的娜达丽雅。
③这是一首由不著名的俄国诗人莫尔恰诺夫（１８０９—１８８１）作词的歌曲的第一句。这首歌曲写的是在俄国和瑞典之间进行的北方战争（１７００—１７２１）中俄军在波尔塔瓦获胜的事。此处借喻由广大群众参与的轰动一 时的事件。——俄文本编者注
④指一八六一年沙皇颁布农奴解放令。
⑤费多尔的爱称。
三
我的妻子突然发脾气，这就使我想起了我们的夫妇生活。
以前，每次发过脾气以后，我们照例难忍难熬地要去找对方，等到我们见了面，就让我们心上日积月累的炸药统统爆发出来。现在，伊凡·伊凡内奇走后，我也还是一心想去找她。我打算下楼去对她说：她喝茶那当儿的举动侮辱了我，她心狠，她肤浅，她凭小市民的头脑永世也休想了解我说的话和我做的事。我在那些房间里走了很久，寻思该对她说些什么话，揣测她会回答我什么话。
我感到，在今天傍晚伊凡·伊凡内奇走后，近来使我腻烦的那种心神不宁的情绪，以一种特别恼人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一个劲儿地走啊走的，同时专挑那些灯火通明的房间走进走出，常常靠近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坐着的房间。我的心情很象当年坐船在德意志海上遇到风暴，人人害怕既没有载货又没有压舱物的轮船会翻掉的时候我所体验到的那种心情。这天傍晚我才明白我的心神不宁的情绪并不是以前我所想的那种幻灭感，而是另外一种东西，至于那究竟是什么，我却不明白，这就使得我越发烦躁了。
“我要去找她，”我决定。“借口是可以编造的。我就说我要找伊凡·伊凡内奇就行了。”
我走下楼，不慌不忙地踩着地毯穿过前厅和大厅。伊凡·伊凡内奇坐在客厅里一张长沙发上，又在喝茶，唠叨。我的妻子站在他对面，扶着一把圈椅的椅背。她脸上有一种安静的、入迷的、依顺的神情，就跟人们倾听疯修士或盲信者讲话，揣测他们那些无聊的话语和唠叨里隐含着什么特殊的意义一样。我觉得我妻子的神情和姿态有点精神病人或者修女的味道，她那些不高的、半明半暗的、十分温暖的房间以及古老的家具、在笼子里睡熟的鸟、天竺葵的香气，总使我联想到女修道院长或者年老而笃信宗教的将军夫人的房间。
我走进客厅。我妻子既没有表现惊奇，也没有表现慌张，光是严厉而镇静地瞧着我，仿佛知道我会来似的。
“对不起，”我柔声说。“您还没走，我很高兴，伊凡·伊凡内奇。刚才在楼上我忘记问您：您知道我们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的本名和父名吗？”
“安德烈·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是啊。……”“Ｍｅｒｃｉ，”我说，从衣袋里拿出小本子，记下来。
接着是沉默，在沉默当中我的妻子和伊凡·伊凡内奇大概在等我走。我的妻子不相信我要打听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的名字，这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出来了。
“那么我要走了，美人儿，”伊凡·伊凡内奇喃喃地说，这时候我已经在客厅里走了一两个来回 ，在壁炉旁边坐下了。
“不，”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很快地说，碰一碰他的手。“再坐一刻钟。……我求求您。”
她分明不愿意没有外人在座，单独跟我待在一块儿。
“好吧，我也等一刻钟就是，”我想。
“哦，下雪了！”我说，站起来，看着窗外。“好一场雪！
伊凡·伊凡内奇，”我接着说，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我很惋惜我自己不是猎人。我想象得出，在这种下雪天追逐兔子和野狼是多么痛快！”
我妻子站在原地不动，也没回过头来，光是斜起眼睛跟踪我的动作，从她的神情看来，好象我衣袋里藏着尖刀或者手枪似的。
“伊凡·伊凡内奇，您好歹带我去打一回猎吧，”我接着柔声说。“我会十分十分感激您的。”
这时候有客人走进客厅里来。他是一位我不认识的先生，年纪四十上下，又高又壮，头顶光秃，生一把淡黄色大胡子和一对小眼睛。凭他肥大而有皱褶的大衣，凭他的风度看来，我觉得他是个教堂里的诵经士或者教员，可是我妻子向我介绍说，他就是索包尔医师。
“跟您相识很高兴，很高兴！”医师用男高音大声说，紧紧握住我的手，天真地微笑着。“很高兴！”
他在桌旁坐下，拿起一杯茶，大声说：
“您这儿或许有罗姆酒或者白兰地吧？劳驾，奥丽雅，”他对使女说，“到柜子里找一下。我冻坏了。”
我又在壁炉旁边坐下，看着，听着，偶尔在大家谈话当中插一句嘴。我妻子对客人们做出殷勤的笑脸，尖起眼睛盯住我，如同盯住野兽似的。有我在场，她觉得苦恼，这在我心里引起嫉妒、烦恼和有意使她痛苦的顽强愿望。我暗想：我的妻子啦，这些舒适的房间啦，壁炉旁边那一小块暖和地方啦，本来都归我所有，而且很久以来一直是我的，可是不知什么缘故，这个头脑昏聩的伊凡·伊凡内奇或者索包尔对这些东西倒比我有更大的权利。现在我不是站在窗口看到我的妻子，她就在我身边，在普通的家庭氛围中，而这种氛围是我眼前上了年纪的时候所需要的。尽管她恨我，我却恋着她，就跟从前我小时候恋我的母亲和奶妈一样。我觉得虽然如今我临近老年，可是我比以前更纯洁，更高尚地爱她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想走近她，用鞋后跟更加使劲地踩她的鞋尖，让她吃一下苦，同时我却微微地笑。
“叶诺特先生①，”我转过身去对医师说，“我们县里有几个医院？”
“索包尔，……”我妻子纠正说。
“有两个，先生，”索包尔回答说。
“那么每个医院里一年要死多少人？”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我有话要跟您讲，”我妻子对我说。
她向客人们告个罪，走到隔壁房间去了。我站起来，跟着她走出去。
“您马上回到楼上您的房间去，”她说。
“您太无礼了，”我说。
“您马上回到楼上您的房间去，”她又尖刻地说一遍，带着憎恨的神情瞧我的脸。
她站得那么近，要是我略微弯下一点腰，我的胡子就会碰着她的脸。
“不过，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什么地方忽然出毛病了？”
她下巴开始发抖，匆匆忙忙擦一下眼睛，顺便照了照镜子，小声说：“老一套又来了。您，当然，是不肯走的。好，那也随您的便。我自己走，您留在这儿好了。”
她带着果断的脸色回到客厅，我呢，耸动着肩膀，极力做出讥诮的笑容，也回到客厅。这儿已经来了新的客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太太和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我没有跟新客人打招呼，也没有向旧客人告辞，就走回我的房间去了。
自从喝茶的时候出了点事，后来在楼下又接连出了一些事以后，我心里才明白：近两年来我们已经开始淡忘的我们那种“家庭幸福”，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无聊原因，如今卷土重来了。不论我或者我的妻子，都没法制止自己。我依据往年的经验来下判断，这种憎恨一旦爆发，明天或者后天就会出现一种可憎的局面，打乱我们生活的全部秩序。我开始在我那些房间里走来走去，同时暗想：这样看来，这两年我们并没变得聪明点，冷静点，沉稳点。这样看来，又要有眼泪啦，嚷叫啦，咒骂啦，皮箱啦，出国啦，然后就是连绵不断的、病态的恐惧，生怕她在那边，在国外，跟意大利或者俄国的花花公子相好，玷辱我的名声，随后又是我拒绝给她身分证，又是信札往返，又是彻底的孤独，又是对她的想念，于是，五年之后，我衰老，头发灰白了。……我走来走去，暗自想象一种不可能的事：她又漂亮又丰满，搂着一个我不认得的男人。……我这才相信，这种事是势必要发生的，就抱着绝望的心情问自己：为什么过去，在长年的吵架当中，我没有一次对她提出过离婚呢？或者，为什么她当时没有一下子离开我，从此不回来？为什么？如果是那样的话，现在我就不会对她眷恋，不会有憎恨和不安，我就会平心静气，什么也不想，专心做我的工作，过完一辈子了。……一辆挂着两盏灯的马车驶进院子，随后又来了一辆由三 匹马拉着的、宽大的雪橇。显然我的妻子在举办晚会。
午夜以前，楼下一直安安静静，我什么也没听见，可是到了午夜，椅子纷纷挪动，餐具玎珰乱响。这样看来，楼下开晚饭了。后来，椅子又纷纷挪动，我隔着地板听到一片喧哗声，他们似乎在欢呼。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已经睡觉了，整个楼上只有我一个人。客厅墙上挂着的那些肖像画上，我的祖先们，那些渺小而残忍的人，瞪起眼睛瞧着我。我书房里那盏灯映在窗玻璃上，不愉快地眫着眼。我对楼下的种种情形生出又羡慕又忌妒的心情，一面听一面想：“我是这儿的主人，只要我有心，我就能在一分钟里把这伙可敬的人统统赶走。”可是我知道这是胡思乱想，我没法赶走任何人，“主人”这两个字毫无意义。人尽可以随自己的高兴，认为自己是主人，结过婚，有钱，担任少年侍从，可是却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
晚饭后，楼下有个男高音唱起歌来。
“其实，并没有出什么了不得的事！”我说服自己。“我何必这么激动呢？明天我不到楼底下去找她就行了，我们的争吵也就结束了。”
一点一刻，我走去睡觉。
“楼下客人都散了吗？”我问阿历克塞说，他在给我脱衣服。“是的，老爷，散了。”
“刚才他们为什么欢呼？”
“阿历克塞·德米特利奇·玛霍诺夫捐给挨饿的人一千普特面粉和一千卢布现款。还有一位老太太，我不知道她老人家的姓名，答应在她的庄园上办一个食堂，供一百五十个人吃饭。谢天谢地。……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当下决定，要所有的老爷太太每星期五来聚会一次。”
“就在这儿楼底下聚会？”
“是的，老爷。晚饭以前，他们念过一张单子：从八月起到今天，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已经收齐八千卢布，粮食除外。谢天谢地。……我是这样想，大人，要是太太肯为拯救她的灵魂多费点心，那她还会收到许多钱。这儿阔人多的是。”
我把阿历克塞打发走，然后吹熄灯火，拉过被子来，蒙住头。“其实，我又为什么这样心神不宁呢？”我想，“是什么力量推动我，象灯蛾扑火似的，去为挨饿的人们奔忙？是啊，我并不认识他们，也不了解他们，从来都没见过他们，也不喜欢他们。那么这种心神不宁是怎么来的呢？”
我忽然在被子底下抬起手来，在胸前画个十字。
“不过，她是怎么回事呢？”我想到我的妻子，对自己说。
“她瞒着我，在这所房子里办了一个正儿八经的委员会。何必瞒着我？为什么他们串通一气？我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们呢？”
伊凡·伊凡内奇说得对：我得离开此地才对！
第二天我醒过来，就下定决心：干脆走掉。昨天的种种情形，例如喝茶时候的谈话啦，我的妻子啦，索包尔啦，晚饭啦，我的恐惧啦，都使我十分苦恼。我暗自庆幸很快就可以脱离这个环境，不会再为那些事伤脑筋了。我喝咖啡的时候，总管符拉季米尔·普罗霍雷奇冗长地向我报告各种事务。
他把最愉快的消息留到最后讲出来。
“那些偷我们黑麦的贼已经捉到了，”他报告说，微微笑着。“昨天法院侦讯官在彼斯特罗沃村抓走三个农民。”
“滚出去！”我勃然大怒，对他喊道。我无缘无故拿起装饼干的筐子，往地板上一摔。
【注释】
①浣熊先生（叶诺特在俄语里的原意是“浣熊”）。
四
早饭后，我搓着手暗想：我得上我妻子那儿去一趟，通知她说我要离开此地。不过，干吗要去通知？谁要知道这种事？接着，我又回答自己说，这种事固然谁也不想知道；但是为什么不去跟她说一声呢，更何况这个消息不会给她别的，只会使她愉快？再者，昨天吵过架，现在一句话也不说就走掉，未免不大妥当，她也许会以为我怕她，说不定她还以为这是她把我从我家里排挤出去的，心里会很不好受呢。我也不妨通知她，说我捐助五千，并且在组织工作方面给她提出一些意见，预先警告她说，她由于缺乏经验，干这样复杂而责任重大的工作可能造成极其可悲的后果。一句话，我一心想去找我的妻子。我想出各种借口好去找她，这时候我心里已经打定主意，非去见她不可。
我走去找她的时候，天还亮着，没有点灯。她在她的工作室里坐着，那个房间是客厅和寝室之间的一个穿堂屋。她坐在桌旁，低着头，正在很快地写什么东西。她一看见我，就打了个哆嗦，从桌旁走过来，站住，从她的姿势看得出，她好象要拦住我，不许我去碰她的纸似的。
“对不起，我只耽搁您一忽儿工夫，”我说，不知为什么发窘了。“我偶然听说您， Natalie，正在办理赈济饥民的事。”
“是的，我在办。不过这是我的事，”她回答说。
“对，这是您的事，”我柔声说。“我为这件事高兴，因为它完全合乎我的心意。我请求您允许我参加这个工作。”
“对不起，我不能答应您参加，”她回答说，眼睛看着一 旁。
“这是为什么， Natalie？”我轻声问道。“为什么呢？我也穿得暖，吃得饱，也想帮助挨饿的人。”
“我不知道您跟这件事有什么相干，”她说，冷冷地一笑，耸起一个肩膀。“谁也没有请您干这个工作。”
“也没有人来请您啊，可是您在我家里却办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委员会！”我说。
“有人来要求过我，不过您可以相信我的话：不论什么时候也不会有人来要求您。请您到人家不认识您的地方去帮助人吧。”
“看在上帝份上，不要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
我极力表现得温和，用尽我心灵的全部力量要求我自己不要失去冷静。起初的几分钟，我在妻子身旁感到很愉快。有一种柔和的、家庭的、青春的、女人的、极其优雅的气息向我扑来，这些正是我在楼上以及一般说来我在生活里所十分缺乏的。我妻子穿一件粉红色法兰绒的宽大连衣裙，这使她显得分外年轻，而且给她那种急促而且有的时候显得突兀的动作添上了柔和的色彩。她那头好看的黑发，以前我一看见，心里就会生出热情，此刻却由于她坐在那儿低头写了很久，已经披散开来，显得很乱，不过这样一来我倒觉得越发蓬松漂亮了。可是话说回来，这一切都平平常常，甚至到了庸俗的地步。我面前站着的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也许并不美丽，也不优雅，不过她是我的妻子，以前我跟她一块儿生活过，要不是她那种不幸的性格，也许直到今天还跟她生活在一块儿呢。她要算是全世界我所爱的唯一的人了。如今我在临动身以前，知道此后即使隔着窗子也看不到她了，因此哪怕她严峻而冷淡，带着骄傲而鄙夷的笑容回答我的话，我也还是觉得她迷人。我为她骄傲，暗自承认：离开她是可怕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她沉默一忽儿，说，“我们有两年谁也不管谁的事，平静地过下来了。为什么您现在突然想回到旧日去呢？昨天您来侮辱我，弄得我下不了台，”她接着说，提高声音，涨红了脸，眼睛里射出憎恨的光芒，“不过，您该克制自己，不要这样做，巴威尔·安德烈伊奇！明天我递一个呈文上去，他们会发给我身分证，那我就走，走，走！
我要进修道院，进寡妇院，进养老院……。”
“进疯人院！”我忍不住嚷道。
“哪怕进疯人院也成！那倒更好！那倒更好！”她继续叫道，两只眼睛闪闪发光。“今天我到彼斯特罗沃村去过一趟，我羡慕那些挨饿而有病的村妇，因为她们不是跟您这样的人一块儿过日子。她们诚实，自由，我呢，多承您厚爱，成了寄生虫，在闲散中沉沦。我吃您的面包，花您的钱，用我的自由和忠实来报答您，而那种忠实却是谁也不需要的。由于您不给我身分证，我就得保护您的好名声，其实您并没有什么好名声。”
我应该沉默才对。我就咬住牙关，快步走到客厅去，可是立刻又走回来，说：“我恳切地要求您，以后不要再在我的家里聚合这么一帮人，串通一气捣鬼，搞什么秘密活动！我只准许我熟识的人到我家里来，至于您周围的那些混蛋们，如果他们愿意办慈善事业，那就让他们另找地方。我可不允许外人天天晚上在我家里由于能够利用象您这样的精神病人而高兴得大喊大叫！”
我妻子脸色惨白，绞着手，象害牙痛那样不住地呻吟，快步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我摆一下手，走进客厅。我满腔怒火，透不出气来，同时我又发抖，生怕我一时忍不住而做出什么事或者说出什么话来害得我抱恨终身。我用力握紧自己的手，想借此遏制自己。
我喝了点水，略略定下心来，又回到我妻子那边去。她照先前那种姿势站着，仿佛要拦住我，不让我去碰那张铺在桌子上的纸似的。眼泪顺着她那冷峻苍白的脸慢慢地流下来。
我沉默一忽儿，不再气愤了，沉痛地对她说：“您多么不了解我！您对我多么不公平！我凭我的人格起誓：我原是带着纯正的动机，一心抱着做好事的愿望来找您的！”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她说，把两只手放在胸前，脸上现出受苦的、恳求的神情，好象一个担惊受怕的、啼哭的孩子要求免除惩罚似的。“您会拒绝我，这我清楚地知道，不过我还是要请求您。请您强迫自己哪怕一辈子当中只做这一 回好事。我请求您离开此地！这是您为挨饿的人们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您真走开，我就会原谅您的一切，一切！”
“您不该侮辱我， Natalie，”我说，叹了口气，觉得心头突然涌起一股特别的温情。“我本来已经决定走了，不过，在我没有为饥民做一点事以前，我不能走。这是我的责任。”
“唉！”她轻声说，不耐烦地皱起眉头。“您能造出一条出色的铁路或者一座出色的桥，可是为挨饿的人们，您却什么事也做不成。您要明白这一点！”
“真的吗？昨天您责备我冷漠，责备我缺乏怜悯心。您可真是了解我！”我冷笑说。“您信仰上帝，那么请上帝做我的见证，我一天到晚心神不定。……”“我看得出您心神不定，然而这跟饥荒和怜悯毫不相干。
您心神不定，是因为那些挨饿的人没有您也能活下去，因为地方自治局以及一切赈灾的人并不需要您的指导。”
我沉默了一忽儿，好压下我心里的怒火，然后我说：“我来是为了跟您谈正事的。请坐。我请求您坐下。”
她没坐下。
“坐下吧，我请求您！”我向她指了指椅子，又说一遍。
她坐下了。我也坐下，想了想，说：
“请您认真地对待我说的话。您听着。……您出于对人们的爱心，承担了赈济饥民的组织工作。对这件事，当然，我一点也不反对，而且十分同情您。不管我们的关系怎样，我还是准备处处跟您合作。可是，尽管我尊重您的头脑和心灵，……心灵，”我又说一遍，“我却不能容许赈灾的组织工作这种困难复杂而又责任重大的事情完全交给您一个人来承担。
您是女人，您缺乏经验，不了解生活，过于信任别人，意气用事。您让自己被一些您完全不了解的助手们所包围。我毫不夸张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您的活动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两种可悲的后果。第一 ，我们县里的人仍旧会丝毫得不到救济。
第二 ，您不但要以您自己的钱袋，而且要以您的名誉来抵偿您的错误和您的助手们的错误。赈款的滥用和亏空就算由我来补偿，可是谁会把好名声偿还您呢？日后，由于不健全的监督和疏忽，有人散布谣言，说是您，因而还有我，在这个工作上中饱了二十万，难道您那些助手会来帮您的忙吗？”
她不说话。
“我并不是象您所说的那样出于虚荣心，”我接着说，“我是纯粹出于利害上的考虑，免得饥民得不到赈济，免得您失掉好名声，才认为我有道义上的责任干预您的工作。”
“请您说得简单一点，”我妻子说。
“请您费神，”我接着说，“给我看一看到今天为止您已经收到多少捐款，支出多少。此后您天天把每项新的进款或者实物，每项新的开支都告诉我。您， Natalie，再给我抄一份您的助手的名单。也许他们都是十足正派的人，这我不怀疑，然而仍旧需要进行调查。”
她不开口。我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那么我们就动手工作吧，”我说，在她的桌旁坐下。
“您这些话都是认真说的吗？”她问，带着困惑而惊恐的神情瞧着我。
“ Natalie，请您仔细考虑一下！”我从她的脸色看出她要抗议，就用恳求的声调说。“我求求您，请您充分相信我的经验和正直！”
“我仍旧不懂您要怎么样！”
“请您给我看一下您已经收齐多少钱，支出多少钱。”
“我没有秘密。人人都可以看。您自管看吧。”
桌上放着大约五本学生用的练习簿、几张写满字的信纸、一张本县的地图、许多大小不等的纸片。天色黑下来了。我点上一支蜡烛。
“对不起，我此刻什么也看不明白，”我翻着练习簿说。
“您收进的捐款统计表在哪儿？”
“这可以从认捐单上看出来。”
“不错，可是要知道，统计表也是必要的！”我说，对她的天真微微一笑。“您收到捐款和实物的时候，人家附来的信都放到哪儿去了？ Pardon①，我要提出一个小小的切合实际的指示， Natalie：这些信必须保存起来。您得把每封来信编上号码，登记在一份单独的报表上。您自己寄出去的信也得这样办。不过这些都由我自己来做好了。”
“您做吧，您做吧，……”她说。
我很满意自己。我喜欢这种有生气而又有趣味的工作、这张小桌子、这些朴素的练习簿以及跟我妻子同做这种工作的快乐；可是我又怕我的妻子忽然拦住我，怕她突然变卦而打乱一切，因此我忙着收拾那些东西，极力控制自己，不去理会她的嘴唇在发抖，她象被捉住的小野兽那样惊恐狼狈地往四下里看。
“听我说， Natalie，”我说道，眼睛没看着她。“请您容许我拿着这些纸张和练习簿回到楼上我的房间去。我在那儿检查一下，了解一下，明天再把我的意见告诉您。另外您还有别的文件吗？”我把那些纸张和练习簿收拾在一起，问道。
“您拿去，统统拿去吧！”我妻子说，帮我把文件叠好，大颗的眼泪顺着她的脸流下来。“统统拿去吧！生活留给我的只有这一点点了。……您就把这一点点也抢走吧。”
“唉， Natalie， Natalie！”我带着责备的口气叹道。
她有点忙忙乱乱，她的胳膊肘碰着我的胸膛，她的头发擦着我的脸。她匆匆拉开书桌抽屉，从中取出一些纸张，对着我往桌子上一丢。这当儿有些零钱掉在我的膝头上，然后落到地下。
“统统都拿去吧，……”她用沙哑的声音说。
她丢完了纸张，从我身边走开，两只手抱着头，倒在躺椅上。我拾起那些零钱，放回抽屉，然后关上抽屉，免得引诱仆人犯罪。随后，我把所有的纸张都抱在怀里，走回我的房间去了。我走过妻子身旁，停下来，瞧着她的后背和颤抖的肩膀，说：“您简直还是个孩子啊， Natalie！哎哎！您听我说， Natal ie：等到您明白这个工作多么严肃，责任多么重大，您首先就会感激我。我敢对您起誓。”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不慌不忙地整理那些文件。练习簿没有装订，纸页没有编号。登记是由不同的笔迹写成的，显然不论是谁，只要高兴，都可以使用这个练习簿。捐助实物项下，没有注明产品的价钱。可是，对不起，如今黑麦的价钱固然是一卢布十五戈比，可是过两个月却可能涨价，成为两卢布十五戈比了。怎么可以这样办事呢？其次，“付索包尔三十二卢布”，这是什么时候付的？为什么付的？证明文件在哪儿？什么也没有，怎么也弄不懂。万一日后打官司，这些纸张反而会弄得案情不明。
“她多么幼稚啊！”我惊讶地想。“她简直是个孩子啊！”
我又烦恼又好笑。
【注释】
①法语：请原谅。
五
我的妻子已经收齐八千，再加上我的五千，一共是一万三 。作为开端，这已经很好了。这个本来使我感兴趣，同时弄得我放心不下的工作现在总算落在我手里了。我在做一件别人不肯做而且也不会做的工作，我在尽我的责任，我在筹划正确严肃的赈济饥民的办法。
一切都似乎进行得合乎我的意图和愿望，可是为什么我那种心神不宁的情绪始终没有离开过我？我一连四个钟头检查我妻子的文件，了解它们的意义，改正它们的错误，可是我非但没有感到安慰，反而觉得仿佛有人站在我的身后，用粗糙的手心摩挲我的后背似的。我还缺什么呢？赈济的组织工作已经落在可靠的人手里，饥民可以吃饱了，那还需要什么呢？
四个小时的轻松工作不知什么缘故弄得我很累，我没法再埋下头坐在这儿，没法再写下去了。楼下偶尔传来闷声闷气的呻吟，那是我的妻子在哭。那个老是脾气温顺、带着睡意、假仁假义的阿历克塞不时走到我的桌子跟前，把蜡烛摆好，有点古怪地瞧着我。
“不行，我得离开此地！”我终于暗自决定，这时候我已经累极了。“要躲开这些烦心的事，走得远远的。我明天就动身。”
我把纸张和练习簿收拾好，到我妻子那儿去。我带着十 分疲劳和衰弱的感觉，用两只手把纸张和练习簿压在胸上，穿过我的寝室，看见我的皮箱，这时候那哭泣的声音隔着地板传到我这儿来。……“您是少年侍从吗？”有人在我的耳朵旁边问道。“久仰久仰。不过您仍旧是个坏蛋。”
“这全是胡说，胡说，胡说，……”我一面走下楼梯，一 面嘟哝着。“胡说。……至于我爱面子，有虚荣心，那也是胡说。……这都是废话！难道我为饥民出了力，人家就会给我一个星章 ，或者提升我去做部长？胡说，胡说！而且在乡下，我向谁去夸耀这种虚名呢？”
我累了，累得很，有一句话老是在我的耳边轻轻响着：“久仰久仰。不过您仍旧是个坏蛋。”不知什么缘故，我想起以前小时候念过的一首古诗，里面有一行：“做一个好人是多么愉快啊！”
我的妻子照先前那种姿势伏在躺椅上，脸朝下，两只手抱住头。她在哭。她身旁站着一个使女，现出惊恐和迷惑的脸色。我把使女打发走，把纸张放在桌子上，沉吟一下，说：“您的公文都在这儿， Natalie。一切都有条有理，一切都挺好，我很满意。明天我要走了。”
她仍旧哭个不停。我走进客厅，在那儿的黑暗里坐下来。
我妻子的涕泣和她的叹息是对我的一种责难。我为了开脱自己，就回想我们这场争吵的经过，从我的头脑里出现倒霉的念头，要邀我妻子上楼共同商量起，直到这些练习簿和哭泣为止。这是我们夫妻间仇恨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既不象样子又毫无意义，此种情况在我们婚后的生活当中是屡见不鲜的。
可是如今为什么把饥民也牵连进来呢？他们怎么会成了我们争执的原因呢？这倒象是我们互相追逐着，无意间跑到圣坛上，就在那儿吵起架来似的。
“ Natalie，”我在客厅里轻声说，“别哭了，别哭了！”
为了止住她的哭声，结束这个痛苦的局面，我应当走到妻子跟前，安慰她、亲近她，或者对她赔罪才是。可是我该怎样做才能使她相信我呢？我怎样才能叫一个生活得不自由而且痛恨我的野小鸭相信我喜欢它，同情它的痛苦呢？我从来也不了解我的妻子，所以从来也不知道该跟她谈些什么，该怎样谈才对。她的外貌我知道得很清楚，而且给予它正确的评价，可是她的内心活动或者精神世界、她的智慧、世界观、经常变化的情绪、充满憎恨的眼睛、高傲、有的时候使我惊讶的读书热情，或者比方说，象昨天那样的修女神态，在我都是不熟悉和不了解的。每逢我们发生冲突，我想确定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心理学总是只限于确定她任性，不严肃，具有不幸的性格，按女人的逻辑办事，似乎这在我已经完全够了。可是目前她一哭，我却又生出满腔的热望，想多了解她一点才好。
哭声停了。我走到妻子那边去。她坐在躺椅上，两只手支着头，深思地、呆呆地瞧着烛火。
“我明天早晨要走了，”我说。
她沉默。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叹口气，说：“ Natalie，先前您要求我离开此地，您总是说，您会原谅我的一切，一切。……可见您认为我对不起您。我请求您冷静下来，用短短几句话概括我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
“我累了。以后再谈吧，……”我的妻子说。
“我有什么过错呢？”我接着说。“我做过些什么错事呢？
如果说，您年轻，美丽，希望生活，我的年纪却差不多比您大一倍，您憎恨我；那么，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我并没有强迫您跟我结婚啊。不过呢，也罢，如果您希望过自由的生活，想走，那么我给您自由就是。您自管走，您要爱谁就爱谁。……我甚至可以跟您办离婚手续。”
“我并不需要这些，”她说。“您知道，以前我一直爱您，老是认为我的年纪比您大。这都不算一回事。……您的过错并不是您年纪大而我年纪小，也不是我一过上自由的生活就可以爱上别人，而在于您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是利己主义者，内心充满憎恨的人。”
“我不知道。也许是这样，”我说。
“您走吧，劳驾。您打算把我数落到明天早晨去，可是我预先声明，我很累，没有力气回答您的话了。您答应过，说要离开此地，我很感激您，此外我不需要什么了。”
我妻子叫我走，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在我却不容易。我感到浑身无力，害怕我那些不舒适的而且讨厌的大房间。从前我小时候，遇到我身上有什么地方疼痛，我总是偎到母亲或者奶妈身边，把脸藏在她们衣服暖和的皱褶里，觉得好象避开疼痛了。现在，不知什么缘故，我也有那样的感觉，我只有在这个小房间里，在我妻子身旁，才能摆脱我那种心神不宁的情绪。我坐下来，把手放在眼睛上，遮住亮光。四下里静悄悄的。
“您有什么过错？”我妻子沉默很久，然后抬起闪着泪光的红眼睛瞧着我，问道。“您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有教养，为人十分正直，公平，有原则，可是在您身上这一切却造成这样一种后果：不管您走到哪儿，您总是带去气闷和压抑，弄得人感到非常屈辱，难堪。您的思想方式是纯正的，因此您憎恨全世界。您憎恨有信仰的人，因为信仰是思路不开展和愚昧的表现，同时您又憎恨缺乏信仰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您憎恨老人，因为他们落后和保守；您也憎恨青年，因为他们具有自由思想。人民的利益和俄国的利益在您是宝贵的，所以您憎恨人民，因为您怀疑每个人都是贼，都是强盗。您憎恨一切人。您公平，您站在合乎法律的立足点上，所以您经常跟农民和邻居们打官司。您给人偷去二十 大袋黑麦，您由于热爱秩序而把农民们告到省长和一切长官那儿，又把当地的长官告到彼得堡去。好一个合乎法律的立足点！”我妻子说着，笑起来。“根据法律，而且为了维护道德的利益，您不给我身分证。居然有这样的道德，这样的法律，弄得一个年轻健康而有自尊心的女人在闲散中，在痛苦中，在经常的恐惧中消磨岁月，她所得到的无非是一个她并不爱的人所供应的膳食和住所而已。您精通法律，很正直，很公平，尊重婚姻和家庭基础，可是这一切却造成这样一种结果：您一辈子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人人都恨您，您跟所有的人都处得不和睦。您结婚有七年了，跟您的妻子同居却连七个月也不到。您没有妻子，我也没有丈夫。跟您这样的人是没法共同生活的，谁都会受不了。起初那些年，我跟您在一块儿觉得害怕，如今却只觉得害臊。……最好的岁月就这样虚度过去了。那些年我只顾跟您吵闹，却弄得自己的脾气很坏，变得尖刻，粗鲁，胆怯，不信任人了。……哎，说这些有什么用！难道您真想了解这些？您走开吧，求上帝保佑您！”
我妻子在躺椅上躺下，沉思起来。
“可是，我们本来可以过到多么美好，多么使人羡慕的生活啊！”她轻声说，沉思地瞧着灯火。“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呀！现在却没法挽回了。”
要是有谁冬天在农村居住过，领略过那些冗长、乏味、安静的傍晚，看到连狗也烦闷得不肯吠叫，似乎时钟也懒得滴答滴答响了，要是有谁在这样的傍晚给醒来的良心惊扰得心乱如麻，神魂不定地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时而要压制自己的良心，时而要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那他一定会理解在那舒适的小房间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嗓音，说我是一个坏人的时候，我会感到多么快乐，多么欢喜。我不明白我的良心需要什么，可是我的妻子倒象翻译家似的，按照女人的方式清清楚楚地对我阐明了我的心神不宁的含义。如同我以前心情极其不安的时候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我猜出，整个关键并不在于那些饥民，而在于我没有成为一个我应该成为的人。
我妻子费力地站起来，走到我跟前。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她说，凄凉地微笑着。“请您原谅，我不相信您的话，您是不会离开此地的。不过我再请求一次。这些东西，”她指着她那些文件说，“随您说它们是自欺，是女人的逻辑，是错误，都由您，可是请您不要再管我的事。生活里给我留下的只有这一点点了。”她背过脸去，沉默了一忽儿。“以前，我什么也没有。我在跟您争吵上耗尽了我的青春。现在我总算抓到这个工作，我活过来了，我幸福了。我觉得，我找到这个工作就仿佛找到了我生活下去的正当理由似的。”
“ Natalie，您是一个有思想的好女人，”我说，热情洋溢地瞧着我的妻子，“您做的事和您说的话都美好而且聪明。”
为了掩盖我的激动，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 Natalie，”过了一分钟，我接着说，“我临行前，想要求您：作为一种特别的照顾，帮助我为那些饥民做点事！”
“我能帮什么忙呢？”我妻子说，耸一耸肩膀。“也许只有认捐单能帮您忙吧？”
她在那些纸里翻一阵，找到了那张认捐单。
“您捐点钱吧，”她说，从她的口气可以听出她并不十分看重她这张认捐单。“除此以外，您不可能用别的方式参加这个工作了。”
我拿过那张纸来，写上：“匿名氏，五千。”
“匿名氏”三个字带有一种不好的、做假的、虚荣的意味，然而这是我一直到发现妻子满脸通红，匆匆地把这张纸塞进那堆纸里的时候才体会到的。我们两个人都害臊了。我感到我无论如何也得马上把这件不妥当的事弥补一下才成，否则以后我到火车上，到彼得堡，还是会觉得羞愧。可是怎么样弥补呢？该说什么话呢？
“我赞成您的工作， Natalie，”我诚恳地说，“我祝您一切顺利。不过，请您容许我在临别的时候给您进一个忠告。 Natalie，您对索包尔，一般地说对您的助手们，都要小心提防，不要轻易信任他们。我并不是说他们不老实，不过他们都不是贵族，都是些没有思想的人，他们没有理想和信仰，没有生活目标，没有明确的原则，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卢布。卢布，卢布，卢布！”我说着，叹口气。“他们喜欢那种轻易到手和白白得来的面包，在这方面他们越是受过教育，对工作却越是危险。”
我的妻子走到躺椅那儿，躺下来。
“思想啦，有思想原则啦，”她无精打采，勉强地说，“原则性啦，理想啦，生活目标啦，原则啦……每逢您要糟蹋人，侮辱人，说不中听的话，您总是用这些词藻。您就是这么个人！如果容许您带着这种见解，带着这种对人的态度参加工作，那无异于头一天就把工作弄得一败涂地。现在该明白这一点了。”
她叹口气，沉默一忽儿。
“这是性情粗鲁，巴威尔·安德烈伊奇，”她说。“您受过教育，有教养，可是实际上您还是个……西徐亚人①！这是因为您过的是闭塞的、充满憎恨的生活，什么人也看不见，而且除了工程书以外，您什么书也不看。可是，好人有的是，好书有的是！是的。……不过我累了，说话吃力了。我得睡觉了。”
“那我走了， Natalie，”我说。
“好，好。…… Merci。……”
我呆站了一忽儿，回到楼上我的房间去。过了一个钟头，那是一点半钟，我举着蜡烛又走下楼，打算跟我的妻子谈话。
我不知道我要对她说什么，可是觉得我有重要的、非说不可的话要对她说。她不在工作室里。她寝室的房门关紧了。
“ Natalie，您睡了吗？”我轻声问。
没有答话。我在门旁站了一忽儿，叹一口气，走进客厅。
在那儿，我在长沙发上坐下，吹熄蜡烛，在黑暗中一直坐到天亮。
【注释】
①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三世纪黑海北岸的草原游牧民族，在此借喻野蛮人。
六
早晨十点钟，我坐雪橇到火车站去。天气不算太冷，然而天上落下大片的湿雪，刮着不舒服的潮风。
我们经过一个池塘，然后穿过一片小桦树林，开始顺着大路爬上我在窗子里看得见的高冈。我回过头去，想最后看一眼我的房子，可是大雪纷飞，什么也看不见。过一忽儿，前面，象在雾里一样，现出一些乌黑的农舍。那就是彼斯特罗沃村。
“假如日后有一天我发了疯，那就都得怪这个彼斯特罗沃村，”我暗想，“它把我害苦了。”
我们走到村子的街上。那些农舍的所有屋顶都是完整的，没有一个屋顶拆毁，可见我的总管说谎。有一个男孩拉着一 辆小雪橇，上面坐着一个小姑娘，手里抱着一个小娃娃。另一个男孩大约三岁，脑袋象女人似的包得严严实实，手上戴着大手套，伸出舌头去想接住飞下来的雪，一边在笑。这时候迎面驶来一辆载干柴的大车，旁边走着一个农民，谁也看不清他的胡子原是白的呢，还是因为粘着雪而发白。他认出我的车夫，对他微笑，说了一句什么话，见着我不由自主地脱掉帽子。有几条狗从院子里跑出来，好奇地瞧着我的马。一 切都安静，平常，朴实。那些移民回来了，没有粮食，农舍里“有人哈哈大笑，有人气得发疯”，可是眼前的种种情形却那么平淡，甚至叫人不能相信真有过那样的事。这儿没有慌张失措的脸，没有哀求救济的声音，没有哭泣，没有咒骂。四 下里一片静寂，有生活的秩序，有孩子，有小雪橇，有竖起尾巴的狗。那些孩子也好，方才遇见的那个农民也好，都没有心神不宁的样子，然而为什么我这样心神不宁呢？
我瞧着笑吟吟的农民，瞧着戴大手套的男孩，瞧着农舍，想起我的妻子，这才明白任什么灾难也打不倒这些人。我觉得空中已经弥漫着胜利的气息，我感到骄傲，有心对他们嚷叫：我也跟他们一伙。可是我那些马已经跑出村子，来到旷野上，雪在飘飞，风在怒号，我只能一个人守着我的思想。在成千上万为人民工作的人群当中，生活本身却把我一个人抛出来，象是抛弃一个不必要的、没有能耐的坏人。我成了障碍，成了人民灾难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于是人们把我打败，丢在一边了。我急急忙忙地赶到火车站，想离开此地，躲到彼得堡，躲到大莫尔斯卡亚街上的一家旅馆去。
过了一个钟头，我们到了火车站。一个胸前戴着号牌的铁路巡查员和车夫把我的皮箱抬进妇女候车室。车夫尼卡诺尔把衣襟塞在腰里，穿着毡靴，周身给雪弄湿，很高兴我出门，对我好意地微笑着，说：“一路顺风，大人。上帝保佑您路上平安。”
顺便说一句：大家都称呼我大人，其实我不过是个六品文官，是个少年侍从罢了。铁路巡查员说火车还没有从上一 站开出。我只好等着。我走到外面，由于一夜没睡而脑袋发沉，两条腿乏得几乎走不动。我毫无目的地往水塔那边走去。
四下里一个人影也没有。
“为什么我要走呢？”我问自己。“那边有什么东西在等我？
无非是我已经很久不来往的熟人啦，孤独啦，饭馆的膳食啦，嘈杂啦，伤我眼睛的电灯光啦。……我要到哪儿去？为什么要去？为什么我要去呢？”
再者，跟我的妻子一句话也没说就扬长而去，也未免奇特。我觉得我会弄得她莫名其妙。我临走应该对她说明，她讲得对，我确实是个坏人。
等到我从水塔那边走回来，站长已经从门里出来，以前我有两次把他告到他的上司那儿去。由于风雪很大，他竖起上衣的衣领，缩起脖子，走到我跟前，把两个手指头举到帽沿那儿，带着慌张的、勉强恭敬的、充满憎恨的脸色告诉我，说这班火车误了二十分钟，我是不是愿意此刻到暖和的地方去等车。
“谢谢您，”我回答说，“可是我多半不走了。请您吩咐我的车夫等一等。我还要考虑一下。”
我在月台上走来走去，暗想：我走不走呢？等到火车到站，我却决定不走了。在家里等着我的将是我妻子大惑不解的神色，也许还有她讥诮的笑容，外加楼上那种阴郁的气氛和我本人心神不宁的情绪。不过在我这种年纪，这总比两天两夜跟许多陌生人一起坐火车到彼得堡去，随时意识到我的生活对任何人和任何事业都不必要，一天天临近结束，毕竟要使人觉得轻松点，也多少亲切点。是啊，不管怎样还是回 家的好。……我走出火车站。可是，家里的人本来看到我出外，都挺高兴，如今我又回去，而且是白天回去，未免会扫兴。那么我不妨把这一天在邻居家里消磨过去，晚上再回家。
可是到谁家去呢？有些邻居跟我保持着紧张的关系，有些邻居我又根本不相识。我思忖了一阵，想起伊凡·伊凡内奇来了。
“我们到布拉京家去！”我在雪橇上坐下，对车夫说。
“很远呐，”尼卡诺尔说，叹了口气。“大概有二十八俄里，或者足足三十俄里哩。”
“麻烦你了，好朋友，”我说，从我的口气听起来，好象尼卡诺尔有权利不听我的命令似的。“走吧，劳驾！”
尼卡诺尔怀疑地摇头，慢腾腾地说，现在该换辕马才成，不是那种彻尔克斯式的，而是“庄稼汉”式的，或者“黄雀”式的。他犹豫不决地伸出戴着手套的手，拿起缰绳来，仿佛等我改变主张似的。他略微欠起身子，想一想，然后才挥动鞭子。
“一连串虎头蛇尾的行动，……”我暗想，把脸藏在衣领里，躲开飘来的雪。“我发疯了。得，随它去吧。……”尼卡诺尔来到很高很陡的山坡上，先是小心地放马下坡，可是走到半山坡上，马忽然不听使唤，飞快的奔下坡去。他怔了一下，抬起胳膊肘，用我以前从没听他叫过的撒野的和发狂的声音喊道：“嘿，咱们叫将军坐着快车兜风吧！要是你们跑坏了，将军会买新的，宝贝儿！喂，小心，把你们累死啦！”
直到这时候，雪橇已经跑得非常快，我都透不过气来了，才发觉原来他已经喝得大醉。大概他在火车站上喝过一通酒。
到峡谷底下，冰碎裂了，有一小块裹着马粪的硬雪从大路上跳起来，打在我的脸上，打得很痛。狂奔的马一口气冲上山去，跟方才下山一样快，我还没来得及向尼卡诺尔喊叫一声，那辆由三匹马拉着的雪橇就已经在平地上飞驰，窜进一个古老的云杉林，两旁高大的云杉把毛茸茸的白爪子向我身边伸过来。
“我发了疯，车夫喝醉了酒，……”我想。“这可真妙！”
我正碰上伊凡·伊凡内奇在家。他笑得直咳嗽，把头放在我的胸上，说出他一遇见我就必定要说的话：“您越来越年轻了。我不知道您是用什么颜料染您的头发和胡子的，应当给我一点才是。”
“我是来回拜您的，伊凡·伊凡内奇，”我撒谎说。“您别见怪，我是京城人，讲究礼尚往来，习惯成自然了。”
“很高兴，好朋友！我老糊涂了，喜欢面子。……是啊。”
从他的声调和他那快乐得微笑的脸上，我看得出我这次来访使他受宠若惊。在前厅，有两个村妇给我脱掉皮大衣，由一个穿红色衬衫的农民把它挂在衣钩上。我和伊凡·伊凡内奇一块儿走进他的小书房，有两个光脚的姑娘正坐在那儿地板上，看一本硬封面的画册。她们看见我们来了，就跳起来，跑出去，接着，立刻有个又高又瘦、戴着眼镜的老太婆走进来，向我规规矩矩一鞠躬，从长沙发上拿走一个枕头，从地板上拾起那本画册，走出去了。从隔壁房间里不断传来低语声和光脚走路声。
“我在等大夫来吃饭，”伊凡·伊凡内奇说。“他答应从诊疗所出来，就到我这儿来。是啊。他每个星期三都在我家里吃饭，求上帝赐给他健康。”他向我这边探过头来，吻我的脖子。“您来了，好朋友，那么可见您没有生气，”他喘吁吁地对我小声说。“别生气，亲爱的。是啊。也许心里不好受，可那也别生气。我在死以前，只求上帝一件事：让我同大家老老实实，和睦融洽地生活在一起。是啊。”
“对不起，伊凡·伊凡内奇，我要把一只脚放在这把圈椅上，”我说，感到十分疲劳，不能正襟危坐了。我往长沙发的紧里面一坐，把一只脚放在圈椅上。我的脸遭过风吹雪打以后正在发烧，我的全身似乎都在吸进热气，因而变得瘫软了。
“您这儿真好，”我接着说，“温暖，软和，舒服。……还有鹅毛笔，”我看一眼写字台，笑着说，“撒沙器①。……”“啊？是啊，是啊。……这张写字台和那边一个红木柜子都是一个无师自通的木匠格列勃·布狄加给我父亲做的，他是茹科夫将军的农奴。是啊。……他在这一行当中称得上是大艺术家了。”
他无精打采，用快要睡着的人的声调对我讲木匠布狄加的事。我听着。后来伊凡·伊凡内奇走到隔壁房间，叫我看一个红木衣柜，这柜子特别好看，也特别便宜。他用手指头敲一阵衣柜，然后叫我注意看一个现在已经见不到的带画的瓷砖火炉。他也用手指头敲了敲火炉。那个衣柜、那个瓷砖火炉、那些圈椅、那些用毛线和丝线在十字布上绣成并且镶在结实而难看的框子里的图画，都发散出好心和满足的气息。
我回想当年我还是小孩子，常跟母亲到这儿来参加命名日宴会的时候，所有这些家具就已经按照同样的格局放在同样的地方，于是我简直不能相信它们有一天会不复存在。
我心想：布狄加和我有多么大的差别呀！布狄加制造东西首先注重结实牢固，认为这才是主要点。他对人类的长存赋予一种特殊的意义，根本不想到死亡，大概也不大相信有死亡的可能；可我呢，在我修建那些要存在一千年的铁路桥梁和石桥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想：“这种东西不会永久存在。
……这种东西没什么道理。”如果日后有一位精明的艺术史家凑巧看见布狄加的柜子和我的桥，他就会说：“这是两个人做的，各有特色：布狄加热爱人类，不允许自己想到他们会死亡，会消灭，因此做家具的时候所设想的是不死的人；而阿索陵工程师呢，既不爱人类，也不爱生命，甚至在快乐的创造时刻也不觉得死亡、消灭、止境之类的想法可憎，所以，您看，他这些线条多么渺小，局促，胆怯，可怜。……”“我只给这些房间生上火，”伊凡·伊凡内奇领我看他那些房间，喃喃地说。“自从我妻子去世，我儿子在战场上阵亡以后，我就把客厅和大厅关起来不用了。是啊，……瞧。
……”
他推开一个房门，我看见一个大房间，里面立着四根柱子，放着一架旧钢琴，地板上有一堆豌豆。那儿有一股寒气和潮气。
“另一个房间里放着花园里用的长凳，……”伊凡·伊凡内奇唠叨说。“现在再也没有人跳玛祖卡舞了。……我就把房间锁上了。”
传来一片嘈杂声。原来索包尔医师来了。他冷得搓手，理顺他那潮湿的胡子，这当儿，我看出来：第一 ，他生活得很乏味，所以看见伊凡·伊凡内奇和我很高兴；第二 ，他是个头脑有点简单的天真汉。他瞧着我，从他的神情看来，好象我很高兴跟他见面，对他很感兴趣似的。
“我有两夜没睡了！”他说，天真地瞧着我，理顺他的胡子。“有一夜是忙着接生，有一夜让臭虫咬了个通宵，我是在农民家里过夜的。您知道，我困得要命。”
他挽住我的胳膊，把我拉进饭厅去，现出一种神情，仿佛这种事除了使我感到愉快以外不会有别的感觉。他那对天真的眼睛，他那件揉皱的上衣，他那个价钱便宜的领结，他那股碘酒的气味，给我留下不愉快的印象。我觉得好象到了下层社会。我们围着桌子坐下，他给我斟上白酒，我无可奈何地微笑着，喝下去。他在我的碟子上放一小块火腿，我乖乖地吃下去。
“ Repetitio est m ater studiorum，②”索包尔说，匆匆喝下第二杯酒。“信不信由您，我看见了好人，心里一高兴，连睡意都没有了。我成了乡下人，在穷乡僻壤变野了，变俗了，可是，诸位先生，我仍旧是知识分子，我要诚恳地对你们说：没有人作伴可真难过啊！”
仆人端来凉的白乳猪加洋姜和酸奶油，随后是油腻滚烫的白菜汤，外加猪肉和荞麦粥，粥里腾起一股热气。医师仍旧说个不停，我马上就确信，他是个性格软弱、外表不整、遭际不幸的人了。他喝下三杯酒便醉了，不自然地活泼起来，吃很多东西，嗽喉咙，吧嗒着嘴唇，用意大利话称呼我“大人”。他天真地瞧着我，好象相信我很高兴看见他，听他讲话似的。他告诉我说，他早已跟他的妻子离婚，把四分之三的薪水拨给她用。她住在城里，带着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过活，他喜欢这些孩子。此外，他说他爱上一个寡妇，是个女地主，受过教育，可是他很少到她那儿去，因为他为工作一天忙到晚，根本没有空闲的时间。
“成天价不是守在医院里就是在赶路，”他说，“我可以向您起誓，大人，这是实情：不要说没有工夫去看我所爱的女人，就连读书也没有时间。十年以来我什么书也没读过！十 年啊，大人！讲到我的经济方面，那么请您问一声伊凡·伊凡内奇就知道了：有的时候连买烟草的钱都没有。”
“不过您在精神方面是愉快的，”我说。
“什么？”他问，眯起一只眼睛。“不，我们还是喝酒的好。”
我一面听医师讲话，一面按照我由来已久的习惯，用通常的尺度衡量他，看他是唯利是图者还是理想主义者，爱不爱卢布，是否有合群的天性等，可是没有一种尺度用得上，就连近似的也没有。说来奇怪，如果我光是听他说话，看着他，我倒十分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可是我一旦用我的尺度衡量他，那么尽管他为人坦率而朴实，却变成一个异常复杂、分辨不清、不可理解的人了。我问我自己：这个人会挪用别人的钱，辜负别人的信任，喜欢白白得来的面包吗？这个以前显得严肃重大的问题，现在却显得幼稚，肤浅，不该提了。
仆人送来馅饼，然后，我记得，他们每上一道菜就要停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就利用这些空当喝果子露酒。他们前后送上来的菜有酱汁鸽子、杂碎、烤乳猪、鸭子、山鹑、花椰菜、甜馅饺子、乳渣加牛奶、果子羹，最后一道是果酱煎饼。起初，特别是白菜汤和粥，我吃得津津有味，到后来，却在随口吃东西，吞下去，苦笑，辨不出滋味了。由于那盘热汤和房间里的闷热，我脸上烧得厉害。伊凡·伊凡内奇和索包尔也脸红了。
“为您太太的健康干杯，”索包尔说。“她喜欢我。请您对她说：御医问候她。”
“说实在的，她真幸运！”伊凡·伊凡内奇说，叹口气。
“她没有奔走，没有操心，没有忙乱，可是结果，她现在成了全县头一号人物了。几乎全部工作都掌握在她的手里，所有的人都聚在她的四周，有大夫，有地方自治局那些长官，有太太们。对那些真正的人来说，这种事就象是自动发生的。是啊。……苹果树用不着操心就长出了苹果，那是自动长出来的。”
“冷漠的人才不操心，”我说。
“啊？是啊，是啊，……”伊凡·伊凡内奇没有听清，喃喃地说。“这是实在的。……用不到操心。……对，对。……说的就是。……只要在上帝面前，在人面前保持公道，别的都不用管。”
“大人，”索包尔庄重地说，“您看一看四周围的大自然吧，您的鼻子或者耳朵从您的大衣领子里一露出来，它们马上就会冻得掉下来。在旷野上只要待一个钟头就会被雪盖没。乡村跟留里克③时代一模一样，一点也没有改变，农民仍旧是贝琴涅戈人④和波洛韦茨人⑤。他们只知道火灾，饥荒，用各种方法跟自然界作斗争。我要说什么来着？对了！您知道，如果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情况好好想一想，看一看，分析一下，那么，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不是生活，而是戏院起火！在这种地方，凡是跌倒的，吓得大叫、乱跑的人，都是秩序的头号敌人。应当站得笔直，睁大眼睛留神瞧，不能惊慌失措！在这种地方，根本没有工夫哭天抹泪，干无关紧要的小事。既然是跟自然界的力量打交道，那就得用同样的力量去对付它，要坚定，不让步，跟石头一样。不是这样吗，老爷爷？”他转过脸去对伊凡·伊凡内奇说，笑了起来。“我自己象个娘们儿，窝囊废，萎靡不振的人，所以我受不了软弱。我不喜欢那些无聊的感情！有的人发愁，有的人胆怯，有的人这时候跑到这儿来，说：‘好家伙，你们一口气吃十道菜，居然还谈挨饿的人！’这是无聊，愚蠢！还有些人，大人，会责备您家财豪富。大人，对不起，”他接着大声说，把手放在胸口上，“您给我们的法院侦讯官找了些活儿干，要他黑夜白日为您捉拿窃贼，对不起，这从您那方面来说也是无聊。我喝醉了，所以现在才会说出这些话来，不过您要明白，这是无聊！”
“谁要他操这份心呢？我不明白，”我站起身来，说。我忽然羞愧得不得了，难过得不得了，在桌子旁边走来走去。
“谁要他操这份心呢？我根本没有要求过他。……叫他见鬼去吧！”
“他拿住三个农民，又放了。原来他捉错了，眼前正在捉拿新的呢，”索包尔说，笑起来。“这是罪过呀！”
“我根本没有要求他操这份心，”我说，激动得要哭出来。
“他这么干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呢？嗯，好，就算我不对，我做错了，就算是这样，可是他们为什么极力给我多添点错处呢？”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索包尔安慰我说。“得了！
我喝醉了酒，所以才会说出这些话来。我的舌头是我的仇人。
得了，”他说，叹口气。“饭也吃了，酒也喝了，现在该睡一 觉了。”
他从桌旁站起来，吻一下伊凡·伊凡内奇的头，由于酒足饭饱，一路歪斜地走出饭厅。我和伊凡·伊凡内奇默默地吸烟。
“我呢，亲爱的，饭后是不睡觉的，”伊凡·伊凡内奇说，“请您到休息室去歇一歇吧。”
我同意了。在被人称为休息室的、半明半暗的、生着旺火的房间里，沿墙放着几张又长又宽的长沙发，结实而沉重，都是木匠布狄加的产品，上面高高地放着柔软的白被褥，多半是那个戴眼镜的老太婆铺的。索包尔已经躺在一张沙发床上，脱了上衣和靴子，脸对着沙发背，睡着了；另一张沙发床在等我。我脱掉上衣和靴子。疲劳啦，弥漫在这个安静的休息室里的布狄加的阴魂啦，索包尔的轻微亲切的鼾声啦，降伏了我，我就乖乖地躺了下去。
立刻，我梦见妻子、她的房间、带着憎恨脸色的站长、一 堆堆雪、戏院里的火灾。……我还梦见从我的谷仓里偷去二 十大袋黑麦的农民。……“侦讯官把他们放了，毕竟是件好事，”我说。
我被自己的说话声惊醒，迷迷糊糊地瞧了一忽儿索包尔宽阔的后背、他的坎肩的扣子、他那圆滚滚的脚后跟，然后又躺下，睡着了。
等我第二次醒过来，天已经黑了。索包尔在沉睡。我心里平平静静，想赶快回家。我穿上衣服，走出休息室。伊凡·伊凡内奇坐在他书房里的一张圈椅里，一动也不动，瞧着一个地方出神，大概我睡觉的时候他一直照这样呆坐着。
“真好！”我说，打了个呵欠。“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好象我是在复活节开斋以后醒过来似的。今后我要常到您这儿来。
告诉我，我妻子以前到您这儿来吃过饭吗？”
“来……来……来……来过，”伊凡·伊凡内奇喃喃地说，极力让身子活动一下。“上个星期六她就来吃过饭。是啊。……她喜欢我。”
略略沉默一忽儿，我说：
“伊凡·伊凡内奇，您说过我性情不好，跟我难于相处，您还记得吗？可是，应该怎么办才能改变这种性情呢？”
“我不知道，好朋友。……我是个没用的人了，老得皮肉发松，不会给人出主意了。……是啊。……那一回我跟您说那些话，是因为我爱您，爱您的妻子，爱您的父亲。……是啊。我快要死了，我何必瞒着您不说，或者说谎呢？我爽快地说吧：我十分爱您，然而我不尊敬您。是啊，不尊敬您。”
他回转身来对着我，喘着气小声说：
“要尊敬您是不可能的，好朋友。从外表看来，您倒象是个真正的人。您的外貌和气派很象法国总统卡尔诺⑥呢，前几天我在画报上看见过他，……是啊。……您谈吐不俗，人也聪明，官品很高，高不可攀，不过，好朋友，您缺乏真正的灵魂。……您的灵魂没有力量。……是啊。”
“一句话，我是个西徐亚人，”我说，笑起来。“不过，我的妻子怎么样？您跟我谈一谈我妻子的事吧。您比较了解她。”
我打算谈一谈我的妻子，可是索包尔走进来，把话岔开了。
“我睡了个觉，洗了个脸，”他说，天真地瞧着我，“我再喝一杯加罗姆酒的茶，就要回家去了。”
【注释】
①供吸干纸上的墨水用。
②拉丁语：复习是学问的母亲（求学贵在温习）。
③留里克，传说中俄罗斯国家的缔造者。在此借喻古代。
④东南欧突厥语系的古代民族之一 ，在此借喻“野蛮人”。
⑤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在南俄草原游牧的突厥语系民族，在此借喻“野蛮人”。
⑥卡尔诺（１８３７—１８９４），自一八八七年起任法国总统。
七
这时候已经是傍晚七点多钟。把我们从前厅送到门外的，除了伊凡·伊凡内奇以外，还有几个农妇，那个戴眼镜的老太婆，几个姑娘和一个农民，他们流着眼泪，说了种种吉祥话。在那些马旁边，在黑地里，有些人提着灯站在那儿，或者走来走去，他们指点我们的车夫该怎么赶路，走哪条路最好，而且纷纷祝我们一路平安。那些马啦，雪橇啦，人啦，都是白的。
“他家里怎么会有这许多人？”我问，这时候我那辆三套马雪橇和医师的双套马雪橇正缓缓地驶出院子。
“这都是他的农奴，”索包尔说。“新条例①还没有传到他这儿。有些老仆人要在他的家里一直待到死；还有各式各样没处安身、无依无靠的人；又有些人硬要住在这儿，赶也赶不走。古怪的老头儿！”
又是马的飞奔，醉醺醺的尼卡诺尔的反常的叫声，大风，纠缠不已、飞进人的眼睛和嘴里和皮大衣的各处皱褶里的白雪。
“鬼支使我东奔西跑！”我想。我雪橇上的铃铛和医师的铃铛互相呼应，大风怒号，车夫们呐喊，在这种疯狂般的闹声中我想起这希奇古怪的一天的种种情形，这在我一生中要算是仅有的一次了。我觉得我真的疯了，或者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仿佛今天以前的我，如今在我看来已经成为陌生人了。
医师的雪橇跟在后面跑，他一直跟他的车夫大声说话。有的时候他追上我了，跟我并排赶路，仍旧天真地相信这在我一定很愉快。他请我吸纸烟，向我要火柴。或者。他一追上我就忽然在雪橇上站起来，挺起身子，挥动他那几乎比胳膊长一倍的皮大衣袖子，嚷着说：“快呀，瓦斯卡！赶过那个阔佬去！加油，小猫！”
医师那些“小猫”就在索包尔和他的瓦斯卡的幸灾乐祸的响亮笑声中冲到前头去了。我的尼卡诺尔生了气，勒住那三匹马，可是等到医师的铃声听不见了，他却抬起胳膊后，大喝一声，我那三匹马就发疯般猛追上去。我们跑进一个什么村子。眼前闪过稀疏的灯火和农舍的轮廓，有人喊叫一声：“嘿，这些魔鬼！”雪橇似乎已经跑了两俄里光景，那条街却还在往前伸展，看不见尽头。等到我们追上医师，两辆雪橇都慢下来，他就向我要火柴，说：“您来供养这条街上的农民吧！要知道，此地这样的街有五条呢，先生。站住！站住！”他嚷道。“拐弯到小饭铺去！我们得取一下暖，马也得休息一下。”
我们在一个小饭铺旁边停下来。
“在我住的教区里，这样的村子不止一个，”医师说着，推开一扇装着吱吱响的滑车的门，让我先走进去。“就是大白天来看一看，也还是看不到这条街的尽头，而且另外还有许多小巷，弄得人只有搔头皮的份儿。要出力都很难听。”
我们走进迎客的“正屋”，那儿有浓重的桌布气味。我们进门的时候，一个睡眼惺忪的农民从长凳上跳了起来。他穿着坎肩，衬衫没有塞进裤腰里。索包尔要啤酒，我要茶。
“想出力都很难啊，”索包尔说。“您的太太有信心，我佩服她，尊敬她，可是我自己的信心不大。只要我们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仍旧带有普通的慈善工作的性质，如同孤儿院或者残废院那样，那么，我们就只是在耍花招，蒙蔽人，欺骗自己而已。我们的态度应当实实在在，建立在计算、知识和公正上。我的瓦斯卡在我家做了一辈子工人，如今他那儿没有收成，他挨饿，得了病。如果我现在每天给他十五个戈比，那我是想借此恢复他原先的工人地位，也就是说我首先是要维护我的利益；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把这十五个戈比叫做赈济，补助，做好事。现在我们就来照这样谈一谈这种赈济。按照最起码的计算，每家五口人，每口人七个戈比，那么要养活一千家人，每天就得散发三百五十卢布。这个数字是由我们对那一千家人实实在在、义不容辞的态度所规定的。可是，我们每天不是给三百五 ，却只给十个，还说这就是赈济，补助，为此您的太太和我们这些人都成了好得出奇的人，引得大家为我们的人道主义喝采。事情就是这样，老兄！唉，要是我们少谈点人道主义，多算一算，想一想，而且本着良心对待我们的责任就好了！我们当中有多少这样富于感情的人道主义者呀，他们真心诚意拿着认捐单，挨家挨户地跑，可是他们的裁缝和厨娘的工钱，他们却扣着不给。我们的生活没有道理可讲，就是这么的！没有道理可讲！”
我们沉默了一忽儿。我暗自计算一下，说：“我想养活一千家人二百天。您明天来我这儿谈谈吧。”
我这些话说得很朴实，我自己觉得很满意。使我高兴的是，索包尔回答得更朴实：“行。”
我们付过该付的帐，走出这家小饭铺。
“我喜欢这样坐车赶路，”索包尔说，在雪橇上坐下。“大人，请您把火柴借给我用一用，我把我那盒忘在小饭铺里了。”
过了一刻钟，他那辆双套马雪橇落在后面了。在风雪的呼啸声里，听不到他的铃铛声了。我回到家，在我那些房间里走来走去，仔细考虑，尽量想弄明白我的处境。至于我该对妻子说什么话，我脑子里却一句也想不出，一个字也想不出。我的头脑不灵了。
我什么也没想出来，却下楼去找我的妻子了。她在她的房间里站着，仍旧穿着那件粉红色长衫，仍旧保持着那种姿势，仿佛要拦住我，不准我去碰她那些文件似的。她脸上现出困惑和讥诮的神情。看得出来，她听说我已经回来，就准备好不象昨天那样哭出声来，也不提出要求，也不为自己辩护，而只是嘲笑我，带着轻蔑回答我的话，采取果断的行动。
她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既是这样，那我们就分手吧。
“ Natalie，我没有走掉，”我说，“然而这不是欺骗。我神志失常，衰老，病了，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总之，您爱怎么想，都随您。……我总算战战兢兢，战战兢兢地把原来的我摆脱了，我看不起他，为他害臊。不过，从昨天起，在我心里出现的新人，却不容许我走掉。请您不要赶走我， Natalie！”
她定睛瞧着我的脸，相信了我的话，她的眼睛里闪着不安。有她在面前，我的心陶醉了，再加上她的房里温暖，我的身子也暖和过来了。我对她伸出手，象说梦话似的喃喃道：“我要对您说：除了您以外，我连一个亲人也没有。我从未没有一分钟不留恋您，只是顽强的虚荣心不容许我承认这一点。当初我们照夫妇那样生活过的日子，如今是无法挽回 了，其实也不必挽回 ，您就叫我做您的仆人，把我所有的财产都拿去，按您的心意散发出去吧。现在我心里踏踏实实，Natalie，我心满意足。……我心里踏实了。……”我妻子带着好奇的神情凝视着我的脸，忽然轻轻地叫了一声，哭起来，跑进隔壁房间去了。我回到楼上我自己的房间。
过了一个钟头，我已经坐在我的桌子边，写《铁路史》，那些挨饿的人不再妨碍我做这个工作。现在我不再感到心神不宁了。这以后，不管是有一天我同我妻子和索包尔一块儿在彼斯特罗沃村巡查农舍的时候看到的混乱情形，也不管是凶险的谣传，周围的人的错误，我的老年的临近，都不能使我心神不宁了。如同战场上那些飞过的炮弹和枪弹不会妨碍士兵们谈自己的事，吃东西，修理皮靴一样，那些挨饿的人也不来妨碍我安静地睡觉，做我个人的工作了。我家里也罢，我院子里也罢，远处，四面八方也罢，都在沸腾着医师索包尔称之为“慈善的狂欢”的工作。我的妻子常到我的房间里来，眼睛不安地打量我的房间，仿佛在搜寻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去送给那些挨饿的人，为的是要“找到自己生活下去的正当理由”。我看出来，由于她，不久我们的财产就会一点也不剩，我们就要穷了。然而这也没有使我激动，我对她快活地微笑。以后会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注释】
①指一八六一年俄皇颁布的农奴解放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