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详 2005.09.08 来源:http://blog.globalimporter.net/blogger/603

　　伊凡·布宁生平

　　伊凡·布宁常常因其出身而自豪，他强调他生长在俄罗斯中部，那是一块为他的国家一些重要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背景的地方。

　　1870年10月 22日，伊凡·布宁出生于沃罗涅日一个古老的地主家庭，祖上曾有人是沙皇的侍从，也有人是世界文学界的知名人物。虽然房地产问题迫使他父母到处搬家，然而布宁对青少年时的那些印象为他后来的写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背景，确实，其后生活的大部分几乎都与他从事的文学事业密不可分。他受到的正规教育相当少，是自学和在家听哥哥授课弥补了知识的不足。广泛的阅读使布宁在写诗上一试手笔，他在1887年第一次发表诗作，1891年出了一本诗集。刚刚成年不久的布宁还在短篇小说方面崭露头角，不久他就在文学界来往活动了。他在1894年去了莫斯科，此行使他结识了列夫·托尔斯泰。次年，他被介绍认识了安东·契诃夫；后来他结识了马克西姆·高尔基，并跟一些象征派重要诗人来往甚密。

　　有一段时期，布宁的个人生活不够稳定，他流水浮萍般地到处游历，并在他的中期创作上留下了印记。1898年，他跟一个报纸出版商的女儿安娜·尼古拉耶夫娜·察柯尼结婚。这次草率的结合仅仅维持了两年；在妻子怀孕后他抛弃了她。他的独生子尼古拉1905年死于猩红热病。在此之前布宁曾访问瑞士和德国，其时正在奥斯曼帝国各地访问。

　　1906年，布宁与维拉·尼古拉耶夫娜·慕罗采娃邂逅。他们依据习惯法宣布结婚，这次婚姻一直持续到布宁逝世。1907年他们访问中东，并于几年后在访问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和新加坡等国，途中再次来到中东。他们还访问过西欧，包括在意大利卡普里岛上度过三个冬天。布宁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得到了大多数公众的承认。他分别于1903年、1909年和1915年获得普希金奖金。1909年，他还当选为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宁出于对他祖国命运的担忧而郁郁寡欢。在 1917年革命中，这种郁闷更成为切肤之痛。他感到有一种超越政治的不祥之兆，就在1920年彻底地离开了祖国，到法国定居。后来他住在阿尔卑斯山滨海山区的格拉斯近郊，同时在巴黎保留着一套房子。这段时间，他的文学作品继续大量涌现，写出了几部瑞典文学院特别提到的著作。在布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著作发行更加广泛，并出版了俄语和各种文字的译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艰苦的日子再一次降临，虽然他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的困厄处境中，没有以任何方式同纳粹军队或当权者合作。另一方面，尽管他于1945年秋曾去苏联驻巴黎大使馆作短暂访问，他并没有表示有回到苏联的特别兴趣。根据法国有关文件的记载，他一直是一个无国籍的俄罗斯人。1951年，他成为流亡作家国际笔会中心的第一个名誉会员。

　　由于疾病缠身——他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和个人处境拮据，伊凡·布宁的暮年暗淡无光。此时从已出版的著作所得到的收入充其量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同时，思乡之情使他忧郁不堪，更为他在法国的滞留增添了难以忍受的打击。由于年迈，在与呼吸器官疾病做了最后的搏斗之后，布宁于 1953年11月8日在巴黎的寓所逝世。

　　二、伊凡·布宁的文学历程：

　　伊凡·布宁写作的某些特征可以在他的主要作品中找到，而根据他作品侧重点的转移以及所用的不同背景，评论家们得以察觉作家的不同的写作期。他受到亚历山大·普希金和其他古典派作家的鼓舞而开始写诗；诗歌写作对他总是充满诱惑力，而他在写诗方面的造诣使他总是遵守固定格式的韵律和音步。即便他诗中的主题内容有所改变，他依然用词整齐划一，保持一开篇时所采用的诗行长度。在他青春期形成的最初写作尝试带有一种言而无物的性质，然而他的精于炼字加上某种情绪上的压抑，赋予诗作一种过分雕琢的风格——如果还可以说有些严肃的话。人们还应注意的是，布宁的散文体写作用词谨慎，注意区分词意的细微区别，这一风格可以追溯到他的诗歌写作。

　　布宁最著名的描写自然事件的诗《落叶》(1901年)，以其清新、富于活力、准确的形象，用看似轻松实则不然的娴熟笔法，自然流畅的诗行，反映了风景和天气。其他一些诗作对风景作了客观的相当微妙的描绘，而掩盖了其内心感受；甚至那些反映作者情感的作品也从不大声疾呼，而是靠转弯抹角或轻描淡写的手法达到目的。在另一个领域里，布宁的多才多艺在于他的翻译，尤其是他译自英语的诗歌，例如他翻译拜伦等人的诗。他的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海华沙之歌》译文被称誉为俄罗斯语言中这类译作的最优秀作品之一。还应当指出，布宁最初获得的文学奖都是嘉奖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就，而在他文学生涯的早期，他的知名也在于他的诗作而不是小说。不过到了后来，与诗歌相比，他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就更易于为人们接受。实际上，多数文艺评论家也的确对他的小说评价更高。

　　人们常常提到，布宁早期同主要的知名作家如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关系，对他的小说创作道路有重要作用。在某一时间里，布宁显然倾向于接受托尔斯泰关于自我克制和尊敬农民之美德的说教，但最后还是跟这位伟大的作家分道扬镳，并且从某些方面上讲他还设计了关系到其他一些人的新方向。同样，在他的小说中，布宁也抵制了风靡俄罗斯帝国晚期的文学倾向，即不是把农民生活浪漫化，就是为了支撑某些观念形态而注进社会批评。布宁笔下的一些农民既粗鲁又残忍；毫无顾忌的暴力潜流永远存在，并不时地进发出来。

　　在某些方面，布宁指出绅士阶层在走下坡路，他自己家庭就经历了这种过程；不错，他的著作确实能唤起对过去的、也可以推断是更快乐的日子的回忆，他的一些难懂的成组叙事段落就是例证。描写性的段落显示出作家对其背景的熟悉，其中常常有用抒情语言过分铺陈的细节；布宁还用俄罗斯中、南部农村土语写成的对话准确记录下农民的言语形式。为此，布宁在不少作品中并不精心设计情节，而他的不少平铺直叙的作品受到较高的评价，认为它们体现了布宁所谓的农村生活方式的昏暗现实，构成了一幅幅旨在重新捕捉当时困境的速写画。

　　宿命论和忧郁症弥漫于布宁早期的短篇小说中，其中一些短篇涉及到老年农民被迫无事可做或他们没人为之悲痛的死亡。《安东诺夫卡的苹果》(1900年)站在一个上了岁数的地主立场上展开，用他的话指出，更幸福欢乐时刻的存在主要是记忆的一种功能。肉体感官的印象唤起了叙述人对他更为井然有序、也更有安全感的青年时代的追忆。1905年革命期间出现的大范围动荡显然加深了布宁在探索俄国农村社会关系时的沮丧心情，因为此后他的作品显示了对衰微和混乱的高度关切。受到许多方面欢呼的同时也引起了争议的长篇故事《乡村》，其中描写肮脏落后乡村生活的灰暗文字，穿插于对俄罗斯人性格中自我毁灭的草率倾向的粗线条描写之间。震惊人心的形象比比皆是：一个男人以十五戈比的价格卖掉了妻子；一个盲女孩安然地坐在棺材边吃东西，棺材里竟然是一个婴儿的尸体。这部作品的结尾一幕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婚礼，在这里，不祥之兆和原始狂欢交织在一起。对于农民生活的阴暗面，《夜话》(1912年)有进一步的评论。小说中一位敏感的理想主义的学生必须认真听长工们讲述怎样杀死他人的故事；其中讲到一名长工在先前一次战争中杀死一名俘虏的残忍手段，特别令人毛骨悚然。在《苏霍多尔》中，既有对一种逝去的生活方式的清晰回忆，又有想象中令人警惕的未来图景。尽管在再现昔日事件时，过去的田园诗般质朴的特征受到某种压抑，但人们对无定向力的变化已不能抱有什么希望。据此，评论家们可以得出结论，布宁在哪些方面离开了对乡村题材那种更为缠绵的思乡式的处理，而托尔斯泰和伊凡·屠格涅夫的早期作品都带有这种处理方式的印记。

　　布宁不时的游历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清新素材，这样，不同背景下的各异主题材料就占了主导地位。的确，东方主题时时进入他的作品。《兄弟们》(1914年)描写锡兰一个年轻人力车夫受雇于一位富有而懒散的英国人，他因为无法实现的爱情而陷于绝望，终于瞒着老板自杀。《昌的梦想》(1916年)算是一次不平常的尝试，因为它以一条狗的观点表现了对人之必死这一问题的若有所思。布宁的另一篇短篇小说，差不多要比其他任何作品都更常见于文学作品选集中。在这篇小说中，世俗的成功受到了死亡的无情挑战，而游览胜地这一背景更为小说设置了黑暗反讽的色调。《旧金山来的绅士》讲的是一位在意大利旅行的美国商业巨头的故事。虽说在故事一开头他周围的随从和仆人表现得毕恭毕敬，然而，他所能代表的，除了巨额财富赋予的带有随机性的特权之外，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他本质上显得贫乏空虚。在他突然患冠状动脉症死去时，周围那些人的反应却是尽可能省事地打发尸体回国。他死后几乎没留给人们一丝记忆；这样就可以看出，他为着成功和尊严的不懈奋斗，到头来却显得多么空虚和徒劳。

　　具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评论家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布宁已开始强调社会差异的不利了。不过布宁本人断然否认这类说法，而他的其他著作如专门谈犯罪的作品，谈的确实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失调问题。有一篇短篇小说想到在一伙预谋自杀的人群中施行催眠术。另一篇则描写一个心理变态者，他长着一对据认为是罪犯才有的那种圈状耳朵。他公开宣称自己没有同情心，而他无缘无故地谋杀了一名妓女这件事，再恰当不过地证实了这种说法。

　　一方面，这类阴暗、郁闷的主题在布宁文学创作中期的许多短篇小说中十分突出；另一方面，一旦他移居国外后开始动笔时，就碰到牵动心弦的对比强烈的主题。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虽然有时候也表现爱情和激情，但后期作品里这类内容就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中心议题了。尽管1917年的俄国革命相当大程度上打乱了他的创造性写作活动，但其后他的创作显示出某种明显的思乡特征。在《米佳的爱》中，青春期发育被部分地用日益觉醒的性欲意识来解释；此外，一些精雕细刻的段落可以令人明显感觉到古老的农业俄罗斯。扣人心弦的短篇《中暑》(1926年)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一名俄国军官和一位迷人的年轻已婚女人间一段简短而热烈的感情经历。布宁在流亡法国期间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写作成就，其中包括《叶拉金桃色事件》(1927年)，它根据19世纪后期一次轰动的人命案写成，在此案中一名军人因杀死一女演员而受审。

　　整部《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1939年出版续篇《里卡》)是布宁最长的虚构作品。同时它还被认为是他所提供的最接近自传性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布宁成功地将浪漫题材与病态题材融合起来，他的叙述性文字再现了俄罗斯帝国末期那种喧哗躁动而令人感伤的青少年世界。而且，当关于精神爱恋和肉体恋爱问题出现截然不同的观点时，就出现了效果甚佳的二重奏。像他文学创造后期的其他著作一样，这部小说有着更多的性爱描写，这就不同于布宁前期的自我约束。激情诱发的突然要求像指向彻底毁灭的冲动一样强烈，肆无忌惮，而且一直到小说结尾，主人公都陷于对死亡奥秘的广泛迷茫的关注之中，这在作家的许多人物命运中都十分突出。

　　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布宁将其很大部分的注意力转向了尝试写作评论文章及撰写回忆录。诚然，除了续写阿尔谢尼耶夫的家世小说以外，他还继续写作小说；收进《暗径》(1943年)的那些短篇证明，性爱原动力理应在文学上得到持续且毫不含糊的处理。不过，这些短篇也导致了宿命论和绝望，而宿命观点和绝望情绪又为敏锐的心理监测所左右。布宁是一位极其严格认真的文体家，对字字句句所具有的力量确信不疑，在晚年他花了不少时间一再修订他的早期作品。甚至在文学生涯的黄昏时光里，他还坚持写诗。

　　布宁终于要对他的著名文学前辈的生活审视一番了：《托尔斯泰评传》 (1937年)是布宁研究托尔斯泰的成果，其中一部分是根据他本人与这个大作家的几次不期而遇写成的。其他一些作品涉及布宁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回忆录》(1950年)。《回忆录》里有对许多同时代人的若干年活动的回忆，语言常带有揶揄口吻。即使布宁目中无人到忽视许多现代作家的地步，他还是再次向他依然钦佩的早期作家表示敬意。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在他逝世那天也未停笔——出版于1955年，写的是布宁刚刚步入文坛时所认识的契诃夫。

　　布宁的形象虽从来不曾显赫，但即使在他才力枯竭之后的岁月里，也几乎没有受到减损。尽管他不像19世纪俄国文学大师们那样被认为地位举足轻重，但是他的不少作品还保持着它们作为现代经典作品的重要性。为此，苏联评论家也已承认布宁是有所创新的主要俄语作家之一，虽然他得以获诺贝尔奖金的成就不被承认，而被认为是部分地靠了他的流亡生涯。在相当多的权威人士中间，好像对布宁保持着某些一致观点和某些保留意见。一方面，人们常常承认布宁的语言功力和他的娴熟的叙事技巧，而另一方面又发现他的作品缺乏深度。对有些人来说，他在本质上是一个贵族作家，天生不受“低于”他的那些日常琐事的侵扰。另一些人则认为，布宁不过是昔日大师们的一个追随者，是以前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个古怪标本。然而他的捍卫者却可能指出，他作品中对爱情和死亡这些大题目的处理是怎样地微妙和颇具匠心。正是由于这些问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精湛艺术，人们至今还在研究和阅读伊凡·布宁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