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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来源:2006年04月04日 俄罗斯新闻网 2010年04月27日

2006年04月04日 来源:俄罗斯新闻网

  俄罗斯民族的创作才能在文学领域体现得最为充分和鲜明。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得到了众多文学艺术大师的赞叹。

  文学之所以在俄罗斯民族文化生活当中占据首要地位,这得从俄罗斯文学的起源和它自产生之日起具备的作用说起。文字与文学是随基督教一同传入罗斯的。书籍最早以宗教文献的方式出现在罗斯,这一点对文学在俄罗斯文化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宗教书籍一直是俄罗斯读书人以及整个俄罗斯民族唯一的精神食粮。因而它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发挥了不小的影响。俄罗斯知识界为俄罗斯领土的统一与俄罗斯王国民族-宗教特性的形成提出了理论依据。这样一来,俄罗斯文学就永远与民族和国家联系了起来。与此同时,由于大量俄罗斯作品被译成外文,因此,俄罗斯文学从没有与世隔绝,局限于本民族狭隘的圈子里。

  基辅罗斯时期最有影响的作品包括伊拉里昂大主教训诫(公元11世纪)、《编年纪事》(11世纪至12世纪初)、《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大公家训》(11世纪至12世纪初)、基里尔·图罗夫斯基主教(12世纪)的作品、《伊戈尔远征记》(12世纪)、《丹尼尔·扎多奇尼克旅行记》(12世纪)。  

  中世纪晚期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充满着一种优越感(当时的一种理论认为莫斯科帝国是第三罗马帝国)。16—17世纪的国内动荡又使当时的文学作品带上了一种宗教政论色彩。其中有些作品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如伊凡雷帝的书札、阿瓦库姆大司祭的《生活》将教会书面语体与鲜活的民间语言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与此同时,民间口头诗歌作品也具备了很强的感染力、表现力和美学境界。但古代俄罗斯的作家们却几乎没有运用这一文学源泉。不过到了16世纪末,通俗小说风行起来。这类作品通常是对流行于东西方不同民族中的文学创作主题进行加工而完成的。

  从17世纪末期开始,俄罗斯文化遭受了西欧价值观的猛烈侵袭。世界观的颠覆和语言文字的改革导致了18世纪的文化危机。这一时代的文学家们在无条件模仿法国风格与寻找本国的语言、风格和主题之间徘徊不定。赋予文学以本民族特征的努力贯穿于整个时代。B.K.特列季亚科夫斯基和M.B.莱蒙托夫确立了俄语诗体规则;A.B.苏马罗科夫虽然想成为俄罗斯的拉辛和伏尔泰,但却创作了许多民间抒情歌谣;冯维辛以俄罗斯人日常生活为题材,大量运用鲜活的口语,创作了一部部喜剧作品;捷尔查文则点燃了俄罗斯抒情诗的“圣火”。在俄罗斯文学体裁当中,戏剧和诗歌仍然牢牢占据首位。而诗歌的地位得到提高,吟诵诗歌被当成一种令人愉悦的消遣。

  俄罗斯文学语言在卡拉姆津、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的创作中最终成型。同时,俄罗斯文学语言也与斯拉夫教会语言分离开来,这种分离在“阿尔扎马斯”文学小组与文学团体“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之间的学术争论中获得了理论依据。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走向辉隍,众多经典文学作品进入了世界最著名的文学作品之列。最早在国外赢得赞誉的俄罗斯文学家是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和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

  自19世纪40年代起,一种精神与道德层面上的不安情绪在俄罗斯文学界蔓延开来。这种情绪在浪漫主义作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文艺界人士觉得生活不如意,感到心神不定。文学作品中出现“多余的人”这一题材。莱蒙托夫对当时社会上那种狂热与犹疑融合并存的心理状态进行了令人难忘的描述。果戈理则尖锐地提出了俄罗斯文化的宗教-道德命题,这一命题在整个19世纪都占据主流地位。与此同时,这一时的俄罗斯文艺创作还体现出一个特点,那就是创作者的个人命运与其创作之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1860—1870年的改革时期唤醒了文学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如何帮助人类摆脱孤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文学家通过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来寻找和谐社会的模式。与此同时,唯美主义的流行与新的宗教—哲学启蒙运动之间产生巨大的分歧。俄罗斯文学界出现两种创作路线。一派追求“纯粹的艺术”(以A.格里戈里耶夫、A.B.德鲁日宁、A.A.费特为代表),反对赋予文学道德说教与实用功利主义的功能,而 Л .H.托尔斯泰则主张“消灭唯美主义”,提出通过文艺来实现人的精神再造。

  Ф.M.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体现了对19世纪俄罗斯试验的宗教思考。作家通过令人震撼的艺术感染力和表现力证明,人类个体的自由终将导致人类被奴役和自我毁灭。哲学命题在文学界的流行造就了俄罗斯长篇小说的繁荣。而这一主题在抒情诗当中也得到清晰的体现(如诗人Ф .H.丘特切夫)。

  20世纪初,俄罗斯文化迎来一个新的高潮,这一时期被称为“白银时代”。各种现代流派取代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流派,其中包括以诗人亚历山大·布洛克为代表的象征主义流派,以及以安娜·阿赫马托娃和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为代表的阿克梅派。

  进入19世纪90年代,俄罗斯诗歌再现繁荣景象。象征主义不仅成为一种文学运动,也成为一种精神试验。诗歌与文学重新获得特殊的实际意义,成为借助艺术手段来探索信仰与永恒主题的一种途径。这是浪漫主义在俄罗斯人意识当中的再现。这个时期的文艺界集反抗与疲惫、自我肯定与苦闷烦恼于一身,试图摈弃善恶之争,颠覆审美道德标准。正如Д.C.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言:“善与恶是通往同一个目标的两种途径,选择哪条路都一样。”B.C.索洛维约夫的神秘主义在布洛克的诗作中得到了绝妙而完美的阐释。而阿克梅派(如H.C.古米廖夫)则主张摈弃象征主义的宗教激情,反对将诗人视为沟通人类与至高无上的神秘力量的通灵术士,主张在诗歌创作技巧方面进行理性而不懈的努力。与此同时,A.П.契诃夫和И .A.布宁则延续了俄罗斯文学的传统路线,但在表现形式上取得了新的成就。

  1917年革命将俄罗斯文学人为地分割成国内文学和侨民文学两大块,而且当时最著名的作家大多移居国外。不过总体来说,文学界继续遵循俄罗斯古典文化的传统,因而仍保持了统一性。这一点在И.A.布宁、B.B.纳博科夫、И.C.什梅廖夫、Г.И.加兹达诺夫、Г.B.伊万诺夫、B.Ф.霍达谢维奇、O.Э.曼德尔施塔姆、M.A.布尔加科夫、Б.Л.帕斯捷尔纳克、M.高尔基、M.肖洛霍夫等人的作品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俄罗斯文学的这条主线在20世纪得到了世界的承认。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及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罗丽塔》被公认为20世纪的传世经典。

  1917年十月革命后,流亡在外的俄罗斯作家继续用俄语写作,并得到了欧洲读者的认可。伊万·布宁、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约瑟夫·布罗茨基获得了诺贝尔奖。主张存在主义的著名散文家盖托·加兹达诺夫被誉为“俄罗斯的加缪”。用法语写作的俄裔作家罗缅·加里两度获得龚古尔奖。

  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弹唱诗歌体”。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1938—1980)和亚历山大·加利奇(1918—1977)的作品便是其中的代表作。

  一些在俄罗斯本土广受欢迎的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译成欧洲国家的语言。这些作家包括维克托·佩列温、塔季扬娜·托尔斯塔娅、维克托·叶罗费耶夫、弗拉基米尔·索罗金、鲍里斯·阿库宁。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等现代文坛泰斗至今仍笔耕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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