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普京2003年亲自干预历史教科书至今，历史教科书问题与纷繁复杂的俄罗斯历史问题本身，始终困扰着俄罗斯社会，不时引起争论和风波。2007年和2008年，菲利波夫主编的有官方背景的《1945年～2006年俄国现代史》教师手册及在此基础上撰写的同类教科书出版以来，有关历史教科书的体裁、内容和观点，以及编写、审议和选定等问题，一直被俄罗斯社会各界争论不休。而就在争论未定的时候，一本被称为俄罗斯“忏悔参考书”的《20世纪俄国史》于2009年问世，顿时引起更大的轰动和争论。
“不是什么不寻常的，简直是革命性的”
《20世纪俄国史》由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教授А.祖博夫主编，俄罗斯国内外45位作者参与撰写。上下两卷的篇幅近二千页，堪称鸿篇巨制。它描写了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1894年～2007年）俄国的社会生活和发展道路。
按照主编祖博夫的说法：“起初，我们考虑写一本供11年级使用的学校教科书。但是，在写作过程中明白了，我们无法像我所说的那样去展现历史，揭示它的疑问点和史实的多样性。”他还表示：“……必须根据20世纪所发生的悲剧来重新审议以往的历史，撰写一部诚实的历史。”他在“责任编辑的序言”中说明:“我们所有作者都给自己提出了一项十分明确的任务——讲述20世纪俄国各民族生活和道路的真相。……这个原则是我们著作的基础，虽然真相有时是痛苦的，是对灵魂的折磨。”
书中写道：“20世纪俄国史，特别是从1917年至1952年的35年历史，是极为凄惨的，研究这一历史是非常痛苦的。因此，许多人不想去了解它。但是，如果后辈们不去感受先辈们的经历，那么，先辈的罪就是白受了。共同感受对于民族历史的一致性是需要的。一致性不能建立在光彩的神话里——神话毕竟要破灭的。一致性只能建立在寻求真相的基础上。”
正是由于该书描写了苏联历史上的苦难和错误，有人便称此书为“忏悔参考书”。
此书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在2009年8月《莫斯科回声电台》的谈访节目中，主持人拉丽娜直呼此书内容“不是什么不寻常的，简直是革命性的”。美国著名的俄国问题专家派普斯概括了此书引起轰动的三个原因。“首先，该书反对把俄国描绘成外国侵略永恒牺牲者的传统民族主义。譬如，该书对于修建柏林墙和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都直言不讳，这一切同先前的俄国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二，新的历史吸收了国外的观点。这在以前是忌讳的。那时不言而喻的是，外国人既不了解俄国也不能公正地撰写有关俄国的东西。而本书作者不仅开列了外国参考著作，而且还多处援引外国作者的论断。第三，他们（作者）要处理的不仅是政府而且还有社会。祖博夫在引言中写道，他和他的同事们‘对社会的历史、人民的历史和人民的情绪的关注不亚于对当局和国家的历史的关注’。在论述如战争与革命这样的事件时，以及把‘群众’（通常被描写成消极的旁观者）视为怀有恐惧和希望的活生生的人的时候，这样做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他表示，人们只是希望，这部著作预示着俄国自我形象的新转变，也就是表明，俄国人终于准备不戴有色眼镜看待自己了，并且看到过去和现在的真实的自己。
该书的部分主要观点
关于《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通过缔结该条约，希特勒可以放手对波兰发动战争并且使苏联在一段时间内退出德国潜在敌人的行列。此外，1939年8月21日，两国在柏林已经签订了贸易条约，它向苏联提供了大笔货款并使德国从苏联获得了战略原料和物资。斯大林也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了西方民主国家对他坚决拒绝的东西——在苏联西部边界广泛的缓冲地区和边界以外的行动自由。
斯大林赢得的不是时间——阻止或延缓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希特勒在1939年尚未打算发动这种进攻，甚至由于军事上的软弱和没有共同的边界也不可能发动进攻），而是空间。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可以继续同德国及其盟国两厢情愿地划分势力范围。1941年7月，德国已经比1939年8月强大了两三倍。而苏联同西方民主国家（它未来的盟国）的关系却因这一条约的签订而急剧恶化。
关于卡廷森林事件。1939年9月，苏联红军俘获了24万名波兰军人。士兵立即被与军官分开。10月，大部分士兵被释放，但是，25000人被送去筑路，而12000人由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作为免费劳动力使用。部分军官则分别被关押在旧别利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科泽利斯克新建的三个拘留营。1940年3月5日，根据贝利亚的建议，苏联政治局决定处死军官集中营的囚犯以及关押在被占领土监狱里的11000名波兰人（他们基本上是受过教育的人士）。贝利亚的建议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签署，加里宁和卡冈诺维奇是以通信方式签署的。
从4月3日至5月13日，所有被判决的军人都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和特维尔州的梅德诺耶村庄被处死和埋葬。此后三年中，有关被害者命运的情况无人知晓。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曾多次向苏联询问俘虏的命运，得到的答复则是含混不清的。1943年3月，德国人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挖出了科泽利斯克集中营大批被杀波兰人的墓地。波兰红十字会和国际红十字会确认，枪决是在1940年春天发生的。直到1989年，苏联才表示对大规模屠杀行动负责，并向波兰转交了以前的保密文件。
纽伦堡法庭曾宣布那些下令屠杀战俘的德国人为军事罪犯并予以严惩，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杀害波兰战俘的凶手受到审判和判决。
关于战争初期。德国人曾责备苏联红军进行部署和动员，并因此获得了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的机会。1941年夏秋，苏联红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继而德军占领了明斯克、里加、斯摩棱斯克、基辅，封锁了列宁格勒，进抵莫斯科。苏联红军的战略计划《在他国领土上进行损失不大的战争》成为神话。
德军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拥有职业军官和灵活的指挥，而布尔什维克制度的致命缺陷导致红军在1941年6月遭受了俄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失力。
关于租借法。战争期间，许多苏联工人感受到了来自英国和美国工人的巨大的道义支持。本书一位作者的父亲回忆说，他当时在塔什干一家国防工厂工作时，见到过这样一件事：工人们在拆封按租借法运来的设备时，在里面发现了工具和物品，并附有写着祝愿胜利等话语的字条。斯大林在1945年6月指出，根据租借法协定，美国向苏联运送了1700万吨的物资和设备，“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战争的胜利结束”。此外，美国还通过红十字会和美俄慈善委员会等机构提供了援助。
苏联领导人当然欢迎这种援助，但是，1943年3月8日，美国驻苏联大使斯坦利海军上将却表达了如下的失望——美国根据租借法并经美俄援助委员会提供的援助未能得到苏联人民的正确评价，因为苏联政府很少说明援助的真正规模。之后，苏联政府才在报刊和电台上较多和较为全面地报道了盟国的援助。但是胜利后不久，苏联在正式场合完全不再提这种援助了，最多只说：“我们为所有东西付出了三倍的流血代价。”
关于根据雅尔塔协议遣返战俘。1946年1月，美国人强制性地把数千名前弗拉索夫（战争期间被德军俘虏并与之合作的苏军叛将，战后被以叛国罪处死）分子遣送到德国的普拉特灵集中营。每次对他们采取暴力的时候，所有级别的军人（包括艾森豪威尔、巴顿和其他高级指挥官）都大声表示抗议，而美国国务院也尽可能地对那些希望尽快结束这些可耻行动的人表达自己的立场。可是，英国人却坚决乐意执行这种方针，直到所有的俄国男人、妇女和儿童都被遣送回去。
雅尔塔协定明确规定，只有苏联公民必须被遣返回苏联，联合盟军司令部颁发的所有命令都确认了这一点。6月1日和2日，英国军队粗暴地使用武力，把俄国男子、妇女和儿童赶入运送牲畜的车辆，将他们送往苏占区。对于逃往山里的人，英国人还追捕了两个星期。
尽管承受着压力并且缺乏国际支持，列支敦士登却是唯一一个拒绝向布尔什维克遣返俄国人（违背他们本人意愿）的国家。列支敦士登公主吉娜领导着当地的国际红十字会分会，向被拘留的800名俄国人提供帮助（这笔费用为50万瑞士法郎），甚至还要支付其中几百人转去阿根廷的费用。……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这是一个没有很多资源的极小的国家，但它却有勇气和尊严按照基督教和人道原则去行事，而当时所有其他国家都拒绝这么做。那时，苏联当局夺走了列支敦士登大公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很大部分财产，并且谁也不能保证，当时苏军不会再前进100公里并进入瓦杜兹（列支敦士登公国的首都）。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俄国的结果。
1.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旨在使德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相互削弱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是由斯大林把布尔什维克制度扩大到整个欧洲的愿望促成的。
2.共产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动员性经济在贫困条件下是必需的，而这种贫困是这个制度所造成的。
3.已经建立的军事生产的动员性经济是不够的，为了取得胜利就需要在一些关键部门获得大量的外国援助。
4.尽管存在着苏联政权，但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希特勒灭绝人性政策的仇恨，它使人民团结起来保卫祖国。
5.不应忘记，人的生命、自由和尊严是最高价值，在这些价值里显现了人的神圣形象。人民创造国家是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些价值，而绝非是为了在世界地图上蛮横地扩大自己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所建立的政权危害生命、剥夺自由和损害尊严——它们都是最崇高的、并且是每个人都珍惜的财富，那么又为何需要这样的国家呢？
针锋相对的辩论
此书出版后，褒奖者赞誉有加，而反对者则嗤之以鼻。
署名“奥列格”的网民写道：“谢谢作者写了我们的真实历史……早就该是打开联共（布）所有保密材料的时候了，早就该是向人们公布真相的时候了……必须重新评价和重新理解我们在苏联时期学习的历史，并努力寻找发现真实历史的途径……由于这些史学家们关心的是祖国真实的历史，了解这样的看法是有意义的……”
网名为agar14的评论者认为：“撰写这种让正在成长的一代憎恨自己国家的教科书，是不好的。”署名gekazx的网民指出：“……伟大的卫国战争这是战争的正式名称。我不认为该著作（我不称它为教科书）作者有权自行改变名称。”而网民“快乐的亲王”对作者进行了愤怒的谴责：“伪造者不是文盲，确切地说，是疯子或丑陋者。”
学者们对《20世纪俄国史》的评价同样是截然不同的。雷日科夫赞扬说，祖博夫“和他的同事们写了一部诚实的历史”。
俄罗斯国立高级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系主任卡拉加诺夫在评论文章《我们的另一种历史》中认为：“所有想要成为有觉悟的俄罗斯人，所有想要结束20世纪俄国灾难的人，都必须阅读这两卷本。每个人都必须理解该书的主要思想。”
菲利波夫主编的《1945年～2006年俄国现代史》教师手册的作者之一达尼林则对该书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指责该书“绝对歪曲了上世纪的俄国历史”，认为“作者的目的就是为了揭示共产主义政权所带来的所有消极东西”。他指出：“问题就在于，从反苏主义……出发，一方面，自然就会产生恐俄症，另一方面，就是出现伪造。也就是说，为了抹黑整个苏联，就从根本上不尊重俄罗斯人民，而是试图证明，在布尔什维克时期一切都是坏的，对历史的平庸无知就这样产生了。”由此他认为：“……阅读论述伟大卫国战争的章节是极其痛苦的。特别令人惊讶的是，作者基本上没有称战争是‘伟大卫国战争’，而是否定了‘伟大卫国战争’应有的称呼。他们是把它当作‘苏联—纳粹战争’来谈论的，并强调这是他们有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