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3日，莫斯科

　　我们提出了如下目标：建立工作明确的纵向执行权力机构，维护法制纪律和有效的司法制度。因此,不应当偏离这个目标。执行国家决定、有效保护公民权利的机制本身就在于此。

　　一个真正强有力的国家，同时也就是一个牢不可破的联邦。如今已可以说，国家四分五裂的时期已经过去。去年国情咨文中提到的国家非一体化的趋势已被制止。

　　我们去年为此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大家在一起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联邦法律。对联邦委员会进行了改革。联邦区的全权代表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成立了国务委员会，它正在积极发挥作用。俄罗斯的国家标志终于产生了,也已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下来。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顺利的经济局势的背景下取得的。2000年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速度是近30年来所从未有过的。个别工业部门至今还保持着增长势头。投资积极性有了提高。税收收入增长。这么多年来人们终于开始按时得到工资和退休金。

　　但是，上述成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认为已经足够了，它们未必能令我们感到满意。要知道，人民生活水平目前还很低。俄罗斯企业家将资金投入到本国经济部门还小心谨慎，遗憾的是，官员仍在“压制”企业经营，遏制实业界主动精神和积极性。

　　我们还存在着严重的风险——经济和社会风险。俄罗斯有些城市冬季热力和电力供应不足，国家破旧的公用设施发生的众多事故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去年全年持续遭受的由大规模技术原因所造成的灾难也证明了这一点。最后几个月,一些关键经济指标的下滑令人担忧，尤其在世界经济发展不稳定的背景下更另人担忧。

　　我们现在只处在一个相对的经济稳定时期。能否维持局面，为国家自身的发展和为提高人民福利保障有利条件，这都取决于我们自己。否则将错过这一难得的时机。如果错过良机，就得在对国家不利的条件下作出必要的决定，但那时我们就不得不这么做了。 局势要求再一次分析国家的形势和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包括去年夏天在这里谈到的任务。

　　关于地方政策[1]

　　一年前就已经清楚，整顿联邦和地方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是取得战略性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各级权力机关之间没有明确的权限划分，缺少有效的协作机制，这给我们造成许多经济和社会损失。

　　为了解决刻不容缓的社会经济问题，为了完成国家安全领域的任务，我们需要有效和团结一致的国家权力。我在这里只谈谈其中某些重点任务。

　　第一项任务是确定中央和联邦主体在其共同管辖范围内明确具体的权限。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应通过联邦法律，而且首先是联邦法律，来划分联邦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关之间的管辖对象和权限，现在，应当尽量缩小这一潜在的冲突范围，准确地确定哪些是联邦机关的权限，哪些是联邦主体的权限。否则，这种局面将会产生新的争议，将会被反对巩固联邦方针的人所利用。

　　第二项任务是整顿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的地方分支机构系统的秩序。现在，它们无论在资金上，还是在组织结构上都很薄弱，与地区权力机关的工作相重叠，甚至不履行监督职能。在最近几个月内，政府应当制定出联邦各部和主管部门设置地方分支机构及其活动的新办法。

　　最后，第三项任务具有政治性质，这就是整顿各级预算关系的秩序。准确划分资源和税收，这是各级权力机关的责任问题，也是有效履行相互义务的问题。

　　去年，我们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重新划分了税收收入。这引起很多争议，但不管怎么说，这毕竟缩小了各个地区起步条件的差距，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补充条件。此外，实际上新的转移支付方式已开始付诸实施，将来应当在立法上加以确定，并重新考虑现有的地方扶持基金的活动。我们极其需要在预算中建立一种划拨补贴和地方转移支付的透明机制。

　　市级预算是国家预算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正是在市级预算里各级地方自治机关，首先是在行政单位一级经常履行着国家管理机构的职能。事实也是这样。正是在这个环节，在地区行政部门与自治机关之间，在市长与地区行政长官之间，存在着争斗。这主要是“预算冲突”，由于这种“冲突”，各级预算资金远不能经常得到有效的和有目的地利用，始终没有做到专款专用。由此在俄罗斯个别地区就产生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不稳定。

　　最后，应特别关注那些需要高额补贴的俄联邦主体。政府应当拟定出相应的文件，提出法律文件草案和必要的规定，如有必要，则规定在这些地区实行特殊的资金管理办法。

　　关于车臣

　　单独谈谈车臣共和国的局势。我今天首先呼吁在这个大厅里的全国所有政治力量的代表在调解这个共和国的局势问题上要表现出责任感。迄今为止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做到了不利用流血和悲剧搞投机，不以此捞取政治资本。

　　不久前还有人说，军队处于瓦解状态，我们干脆别指望能在军事领域里取得明显的成果；而在政治领域，我们似乎也不能指望取得积极结果，因为找不到一个能支持中央打击恐怖分子和整顿宪法秩序斗争的车臣人。生活本身表明，这两种说法都是无稽之谈。

　　军队已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任务，正在撤离这个共和国。这是一个重要成果。但这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才取得的。因此，我想今天打破国情咨文的传统，追念一下我们的军人、达吉斯坦民兵、车臣民警和所有为阻止国家分裂献出生命人，这是应当的。

　　全国各个电视频道今天都在向全国直播我们的会议。我请不仅是坐在这个大厅里的人，而且还有现在从电视上看到我们和听到我讲话的所有的人起立，为我们的英雄默哀一分钟……

　　（默哀一分钟）

　　谢谢。

　　我还想指出，我们既无权说车臣工作“踏步不前”，也无权对所取得的成就而沾沾自喜。这样一来,在社会上要么会引起盲目的乐观,要么会产生无法实现的期望。

　　是的，北高加索的任务现在发生了变化。除了必须彻底铲除恐怖主义策源地的工作以外，工作的重点现在应当转到在该共和国建立和加强权力机关方面上来。

　　我们必须认真负责地在车臣确保人权，确保恢复居民的社会地位，解决经济问题。这要求我们大家都具有熟练的职业素质和勇敢精神。既是为了防止恐怖行动，也是为了消除未能防止的罪行所造成的后果。产生新罪行的危险还极其严重。

　　我今天必须讲到这一点。

　　然而，在社会经济领域，我们需要高度的顽强精神、高度的忍耐和勇敢精神，还需要时间。不管怎样，不会少于在该共和国形成现在这种极端状态所用的时间。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关于总统全权代表

　　去年做出了一系列最重要的决定，成立联邦区是其中之一。总统全权代表的工作使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明显地密切了。全权代表在使地区立法符合联邦立法的工作中做了积极的工作。

　　在这方面，总统全权代表和总检察院及地区检察院起了关键作用。联邦主体通过的法规中有3 500多项法规不符合俄罗斯宪法和联邦法律，其中4/5现已得到修正。

　　应当记住，“全体突击”的工作方式不能认为是一种正常的工作方式，不论采取这种方式的理由是什么。因此对联邦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应当转入有计划的工作状态，与司法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密切协作。

　　我同时还想再次提醒一下：不论是通过法律的这些人，还是监督执行这些法律的人，都不应干预联邦的管辖权限，而且也不能让联邦机关毫无根据地去干预纯属地方的管辖权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完全同意地方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

　　关于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改革

　　公民对国家的信任问题是任何政权的关键问题。公民的信任程度直接取决于国家如何保护本国公民，使其不遭受强盗、匪徒的侵害以及受贿者胡作非为的侵害。但是，不论是立法机关、执行机关、法院、执法机关在这方面都工作得不够。结果是，公民的权利和利益遭到损害，整个政权的威望遭到破坏。因此，这个问题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现在，我们迫切需要进行司法改革。国家司法制度落后于现实，实际上对经济改革帮助不大。不仅对于企业家来说，而且对于许多想合法地恢复自己权利的人来说，法院仍没有成为“办案迅速、正义的和公正的”机构。我不说“ 总是”这样，但非常遗憾，在许多情况下就是这样。仲裁工作经常遇到矛盾的、解释模糊的法律条文。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是企业展开经营活动的一个主要障碍。

　　官员们习惯于按照工作细则办事,尽管相关法律已开始生效，尽管这些细则常常与法律本身相矛盾，他们依旧按照细则办事，而且这种状况多年不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无数次了，实际工作就是没有进展。

　　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门应当对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采取果断措施，在联邦法律出台和开始生效之后，应立即彻底废除部门的大批规定。

　　现在我们的法律法规文件(下面我还要谈这一点并明确地谈这种状况与官方机构工作的关系)一方面过多，另一方面又不全面。通过的法律甚至太多，其中有许多相互重复，总体上说，这些法律在多数情况下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们是在狭隘的、集团的或部门利益的压力下通过的。

　　此外，我已经多次指出，任何法律都应当在组织上和物质上有落实的保障。但是，我们的实际情况则完全是另一种样子。遗憾的是，联邦会议继续通过这种缺少保障的法律，然而要执行这些法律就必须修改议会已批准的联邦预算和退休基金预算。我认为，这样做，哪怕是出于最美好的动机，在政治上也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早就需要立法工作的系统化，不仅要考虑到新的经济现实，而且要保护近几年“饱经风雨”的传统部门。

　　许多郑重其事的规定及其矛盾性都为恣意妄为和随心所欲提供了选择的机会，即选择那些在这个领域里法律所不允许的规定的机会。我们实际上处在危险的边缘，法官或其他执法者可以按自己的意图选择他觉得最能接受的执法标准。

　　结果是，除了“影子经济”以外，我们现在还在形成某种“影子司法”。实践表明，对在法院求得公正失去希望的公民正在寻找远不合法的其他“招数”和“出路”。人们有时也确信，利用不合法的途径还有可能取得实际上往往公正的结果。这破坏了公民对国家的信任。

　　无论是民事诉讼程序还是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工作状况都不是太好。人们对在刑事立案中、侦查中和法庭调查中非法使用暴力和胡作非为提出了大量的控告。预先侦查一拖就是好几年。我们在监狱和拘留所关押着的人有100多万，请想想这个数字。而且按刑法典的条款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与社会相隔绝，而刑法典还规定出其他惩处措施，不仅是剥夺自由。况且，国家并不能确保这些人正常的吃住条件，也不能确保以后恢复社会地位。

　　其结果是家庭关系破裂，居民身体状况和社会道德风气恶化。问题已从一个法律问题演变成全社会的问题。显然，如此执法，为在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方面滥用职权创造了广泛的条件，为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腐败提供了滋生的环境和土壤。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有效的执法手段，也在于我们的法制结构本身。

　　鉴于这种情况，近期应当完成几项任务。其中包括解决与法官地位及其任命程序相关的问题。我认为，在判案集体成员中应当不仅包括法官，而且还应当包括司法界中的其他有威望的人。此外，在刑事和民事诉讼中，必须始终不渝地贯彻宪法规定的双方辩论制和双方权利平等的原则。调整执行法庭判决程序的立法也同样需要完善。要知道，现在远不是法庭所有判决都得到实际执行。 我们早就需要整顿市政立法的秩序。它最接近公民的日常生活，然而其质量非常低，过于烦琐，经常不符合逻辑。我认为，应当吸引地方自治体的实际工作者和专家以及具有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市和地方社会团体的人来参加这项工作。在我国这种人才非常多。 最后，我认为，最重要的国家任务是完善护法机关的工作，其中包括检察院。

　　关于经济

　　尊敬的国家杜马代表和联邦委员会委员们！

　　在去年的国情咨文中，谈到了经济日益落后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今天依然存在，仍然威胁着我们。

　　从2000年的整个情况看，我们的经济增长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点我在一开始就谈到了——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生产成本有所降低。然而高速增长仅持续一年是不够的。尤其是去年年底增长速度又降了下来。遗憾的是，没能为保障稳定增长创造条件。

　　国内的经营环境仍然不佳，每年资本的外流量超过200亿美元。俄罗斯证券市场资本化总额大约是500亿美元，而在我们的近邻芬兰，大公司的价值要高出我们4倍。比比看，俄罗斯大公司，即所谓的“蓝筹股”，比外国同类公司要少好几倍！

　　显然，如果现在不开始积极地采取行动，包括实施结构改革，那么，明天就有可能出现长期的经济停滞。

　　我们像过去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经济依然是一种“食利型”经济，而不是生产型经济。我国的经济体系实际上变化很小。大部分钱是靠什么挣来的？是靠石油、天然气、金属和其他原料挣来的。出口所得的额外收入不是被“吃光”，就是资金外流，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投向原料部门。去年，对燃料动力综合体的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60%以上。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出口收入不能有效地用于发展俄罗斯的其他经济部门。由于不履行合同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不发达而造成的高风险妨碍着资本流动。刺激手段很有限，缺少信任。结果，我国的经济结构没有实现现代化，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依然依赖原料，甚至更加依赖原料，也就是说更加依赖原料市场的行情。

　　关于行政改革

　　另一种挣钱的方式仍然很流行，即依靠国家资本，也就是靠国家财产或预算资金来挣钱，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人就知道这种办法。换句话说，从分配中得到的利润以及从物质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中得到的利润要大于从创造物质财富中得到的利润。 围绕改变垄断状况而长期进行争论的原因正好可用下列情况加以说明。无论是政府，还是联邦会议，在分配联邦收入时热情高涨，而在制定促进实现联邦收入的决定时热情就没那么高了，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已经形成了某种共识。许多人适应现在的“平衡点” ，多半是无所作为，一些人已习惯于从财政收入中捞取好处，而另一些人则已习惯于在已经形成的形势下捞取政治“红利”。许多人将这种共识与稳定混为一谈。然而，谁也不需要这样的稳定。这是一条通过靠“吃光”国家资源的方法，保留恶劣传统的道路，这是一条走向经济和社会停滞的道路。

　　如果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尝试不是仅限于通过一些构想和计划的话，那么就可以避免上述情况。总之，政府在实践中应证明，再也不能这么做了。

　　我相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单单是官员们对改革有抵触，尽管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实际上问题出在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的工作制度本身。现在定的制度妨碍改革，在许多情况下简直是在阻碍改革。这种制度保护的是它们自己取得所谓“地位寻租”的权利。坦率地说，是在保护受贿和鼓励寻租。权力机关的这种行为方式将对社会和国家构成威胁。

　　我们应该开始为行政改革，首先是为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门及地方机构的行政改革做准备。改革的不单是权力机构的结构和编制，主要是它们的职能。

　　虽然曾多次试图精简管理机关，合并和划分主管部门，然而既没能使政府和政府机关更精干，也没能使它们的工作更有效率。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从1993年的88.2万人增加到现在的100多万人，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

　　今年，政府已经就废除官僚主义、减少国家对企业事务的行政干预的最低限度起草了一系列法律草案。应当研究进一步压缩发放许可证的业务种类的清单，尽管已经压缩了不少，但是这一清单还是太长。 还要大力整顿其他一些国家干预过分的领域的秩序。我想强调的是，这里指的是过分干预。这首先指的是必不可少的产品证书，现在这种证书过多，指的是各种各样的许可、登记、委托以及法律未作规定却仍在坚持实行的其他规章制度。

　　我们不应该有什么幻想——只有国家和企业家之间的透明的、用直接有效的法律加以固定的关系才能够使俄罗斯经济的发展获得新的推动力。

　　关于预算程序

　　去年我们开始进行预算领域的改革。通过了无赤字预算。但是，确切地说，在国家杜马通过预算程序本身这件事，或更确切地说，是在“挤压中通过”的。这更像是政府和议员参与进行的一场交易，这种交易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按现有的程序通过预算，必然会出现这种交易。 我呼吁大家一起考虑这个问题，如何改变这种实践中形成的习惯做法。我认为，可以将预算改为两个组成部分。

　　预算的第一部分应该保证履行现有的国家义务。对这一部分议会应有通过的权力或拒绝政府的建议的权力，但无权变更数据。

　　预算的第二部分应以收入来源为基础，根据对外经济状况的好坏来决定。这一部分预算可用来建立储备资金，以保障不太景气的年份的稳定发展，以及解决规模巨大的战略任务。对这部分预算，议会也应该提出修订意见和不同看法，进行讨论。我认为，把预算分成两部分可以防止预算的额外收入被“吃光”。 再有，进行根本的税收改革曾是我的竞选纲领的要点之一。已走出了最初的几步，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前进。

　　关于私有化和所有制

　　我想先谈谈自己对私有化结果的看法。我反对重新分割财产。我对20世纪90年代进行这些改革时提出的目标和任务没有产生过怀疑。同时我还想听听大家对私有化结果有什么看法，有什么问题，不论是计划经济的支持者提出的问题还是自由主义者提出的问题我都愿意听。然而，重新分割财产对国家经济和社会领域会产生更大的危害和危险。因此，从我们今天所处的现实出发，必须保证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使国库得到应有的资金收入。只有利用税收机制才能做到这一点。 今天，我们的战略重点是合理而公正地对自然资源（俄罗斯的主要财富）和不动产征税，逐步降低非食利收入的税赋，最终取消周转税。

　　政府最近即将结束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总理刚才对我说，在最近三周，最迟四周内将把有关法案提交给议会。

　　我们还应继续进行海关改革。尽管已经采取了简化和降低进口税的措施，但这还不够，必须彻底改变海关行政制度。

　　今年在这方面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新版本的海关法典，这是直接有效的法典。当然，法典也应该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加入这个组织始终是我们的优先方面。我们应该在年底前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达成基本协议。议会的任务是使俄罗斯的法规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 俄罗斯要与世界经济接轨，就需要以文明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我们应该从今天的形势中吸取教训，以利于将来。只有当我们明确地知道如何把钱花在有用的地方和如何还债时，才能再次借债。只有这样，才能不把债务负担留给子孙后代。因此，再借外债时政府应该非常审慎。

　　在这里，我想谈谈政府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协议的立场。由于总体上已赞同预算的货币信贷和结构政策计划，所以尽管没有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正式协议，政府仍承担了执行该计划的责任。我认为，政府能控制自己的行动，但是它应该证明，它不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监控下进行工作，而是在已制定的计划框架内进行工作。 现在谈谈国内的经营环境。很遗憾，财产权仍像过去一样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公司治理水平依然落后。甚至在做出了司法裁决后，财产争夺者之间的争夺仍在继续。裁决本身常常不是以法律为依据，而是在有关方面的压力下做出的。

　　我们应该保护勤勤恳恳的财产所有者的不动产以及有价证券，也就是任何财产所有者的权利。当然，这指的不仅是大公司的财产。我们必须保障所有人——无论是小的所有者，还是大的所有者；无论是本国投资者，还是外国投资者——的权利。我认为，政府和联邦会议今年应该制定相关的立法文件。 此外，应当迅速通过新的私有化法，该法将对国家财产的买卖做出确切而透明的规定，这样就可以杜绝有人利用“出售俄罗斯”这个话题来搞政治投机。

　　遗憾的是，人们还在继续谈论这个话题。时而传来要求收回、没收，等等呼声。我国曾有过国家掌握一切的时候。其结果如何，众所周知。我相信，国家的效率与其说取决于它所控制的财产的数量，倒不如说是国家的政治、法律和行政机制的活动有多少是符合公众的利益。这一点我在税收改革部分已经讲过了。这也关系到像国防工业综合体这样很重要的领域。现在几乎一半的国防需求是由私营企业来满足的，其中也包括含有国家股份的股份公司。我认为，非国有企业既参加军工产品的研制，又参加军工产品生产的做法应该予以推广。当然，只有在切实遵守各种规定的要求，通过国家采购的竞争制度，这种做法才是可行的。

　　关于土地问题

　　下面谈谈土地问题。这个问题拖至现在未能解决。放弃国家调控土地关系的所有方面全部纳入土地法典的尝试也许是摆脱困境的出路。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那些已有土地市场的地方，不要去阻挠土地市场的发展。把关于调节土地关系的形式和方法的最现代的概念写入法典。还应该承认，现在非农用土地在民间交易中已不受限制。对农用土地的交易调控显然需要通过专门的联邦法律，大概还应当赋予联邦主体独立决定何时进行农用土地交易的权限。 交通和动力基础设施的普及和发达程度及其运行的透明度对国家来说至关重要。我们马上就要对电力、供气、铁路运输和通信进行改革。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不能再容忍它们在财务上缺乏透明度、增加消耗、低效管理的现象存在了，不能再保留大范围的交叉补贴。但是，在着手切实打破基础设施垄断的时候，要考虑到改革可能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并尊重所有者和投资者的权利。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基础设施垄断企业构成了我国经济的基础。

　　关于资本输出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资本输出问题。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在国内创造一种投资者认可的经营环境，资本就不会再“ 外流”。总不能把资本“ 看管” 起来。资本应该有合法的流动自由——流向有利可图的和有效益的地方。

　　在战略上，只能依靠有利的条件，只有靠经营自由才能留住资本，当然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因此我想，如果在外汇领域非要坚持那些不起作用的限制，没有丝毫的意义。的确没有意义，它们本来就没起作用，数字我已经和你们说了。已是重新审议外汇调节原则，使其接近世界公认的标准的时候了。

　　与其它国家的公民相比，我认为，俄罗斯公民由于目前在资本和不动产交易中现行的一些限制而受到歧视，这种做法不但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而且有损于俄罗斯企业家活动的竞争力。

　　总之，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我们都应该严格遵循对本国公民实行最优惠待遇的原则：如果外国公民的经营活动在他们国家是允许的，那么，俄罗斯公民的这种经营活动就不应受到禁止。

　　关于保健领域改革

　　国家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成就，还取决于整个民族的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当然，这是相互制约和互为条件的。今天，人民的健康不仅与全民保健状况直接相关，而且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态和医学科学的发展直接相关。在目前条件下，保健问题是一个全国性问题。

　　政府每年批准国家保障公费医疗纲要。但是在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国家资金来保障这个规纲要的实施。纲要缺乏资金，只能满足需求的30%—40%。坦率地说，只能保证病人支付药费和医疗服务费起码的开支。

　　医疗帮助系统的整改进展缓慢。付费医疗增多，致使国家和市属医院以及诊所暗地里商业化。与此同时，应该为病人提供治疗补偿费的医疗保险制度运转效果不佳。

　　实际上，依靠预算拨款的医疗机构在我国已经建立起一种隐蔽的，但几乎合法的付费医疗制度。在这种医疗机构经常为所欲为，根本不存在任何社会公正。 　　今年的任务是为彻底转向付费医疗实行保险规定奠定法律基础。需要在统一的医疗社会保险系统范围内做这项工作，该系统的资金来源有充分保障。在此基础上，要克服长期缺乏财政资金的现象，使国家向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有充分的保障。提高各阶层居民享受免费医疗的实际可能性和医疗服务质量。要为付费医疗奠定明确的法律和经济基础。

　　关于退休者和养老金制度的改革

　　保障公民安度晚年同样也是国家重要任务之一。国内人口继续减少，老年人所占比重将不断增大。有劳动能力的居民的负担会不断加重。我们都知道对这一方面的各种预测。但非常遗憾的是国家保障现有退休者和未来退休者享受高质量生活水平的能力却很有限。现在只能支付最低退休金。

　　的确，去年，我们使老年人的生活多少有了改善。退休金开始定期发放，退休金的实际数额增长了28%左右。这是近年来退休金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今年将再前进一步，使平均退休金超过最低生活费。请看，我们的任务标准是多么的低。

　　但是只要保留原有的体制，我们就不能保障退休老人享受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因此不能拖延，必须及早制定出向真正有效的退休制度转轨的方案。人们翘首已待。民意测验表明，俄罗斯有60%以上的公民认为必须彻底改变退休体制的实施原则。

　　为了讨论向新体制转轨的基本参数，我们成立了国家退休金制度改革委员会。它应当成为形成这一重要社会领域政策的有效工具和制定退休法新原则的机构。

　　今天，在职人员中无人能准确地知道自己将来能得到多少退休金。谁都不清楚！这是因为退休金的多少并不取决于他的贡献，而是要取决于下一代职工能拿出多少退休金提成。至于这些职工将来的工作效益如何，现在无法知道。

　　我们应当改为实施一种人人都可以理解的退休金积累制。人们应该确信，他们挣的每一个卢布都直接影响到退休金的多少。这将成为一种补充的刺激机制，包括刺激人们消除“灰色”工资。

　　退休金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将对劳动关系产生直接的影响。现在许多人合法挣钱谋生的条件受到限制。因此，他们不得不运用各种巧妙的手段，绕过劳动法和行政法中实际上并不起作用的种种限制。

　　到目前为止使用的劳动法仍是1971年通过的非常陈旧的劳动法。实质上符合市场经济的现代民法与旧的劳动法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它只会大大促进目前“灰色”劳动关系的盛行。顺便说，今天这种劳动关系工会也监督不了。

　　议员、政府和工会对劳动法典的看法大相径庭。我们需要有一部不是在字面上而是在实际上保护职工权益的劳动法。这将有助于劳动资源的流动，并为企业的结构改革开辟道路。我非常希望议会能够以政府的草案作基础，加快劳动法典的修改和通过。

　　关于社会领域和教育改革

　　在提供社会服务的领域，尤其需要讲究效率、透明度和明确性。我国的每个公民都应当明确地知道，哪些是可以从联邦政权机构以及地区政权机构无偿得到的，哪些又是应当由自己付费的。同样，各级政权机构也应当有明确的责任范围。

　　根据这个原则，应当从国家向各个单位拨款改为只对已确定的国家订货单位支付费用。同样重要的是，要为各种组织，不论是国家的还是非国家的组织，为提供社会服务展开竞争创造条件。

　　教育就是需要扩大经济机制作用的领域之一。这个领域涉及俄人口的1/4以上。从一个方面看涉及的人很多，从另一个方面看涉及的人远远不止这些。由于现代经济学、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迅猛，需要改为不间断的终生教育。

　　我认为，对教育的态度需要改变。在全球化和新技术的时代，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社会领域。这是对国家未来的投资，为此各大公司和社会团体、所有公民无一例外都要参与投资，因为所有人都关注自己的子女能享受高质量的教育。 教育的发展不能只依靠预算拨款。换言之，坦率地说，非预算拨款的教育机构即付费教育在许多情况下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不过，这个市场还不够公开，是一个地下市场。校长这么办的时候心里往往忐忑不安。官方实行“免费”教育，实际上却在暗中收费，这种做法对学生和教师都有腐蚀作用。

　　我们应当对免费教育的范畴做出明确的规定，让该享受免费教育的人都能得到这项服务，而且对付费教育则应使其具有相应的法律基础。

　　为此，今年的任务是制定出国家教育标准。它应当成为今后确定人均教育经费的依据。同时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应当建立一个独立体系来考核和监督教育质量。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拨给实名制助学金，让更多生活困难家庭的子女能受到教育。

　　关于科学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议论，说我们的科学处境艰难。请允许我来谈谈这个问题。我听说，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拨款太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但这并不是原因的全部。其实，俄罗斯科学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发展，尽管它的发展速度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快。

　　在对科学的拨款中，非预算资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十年来，非预算拨款在科学拨款中所占比重从５％增长到50％。俄罗斯科学开始走向市场，同本国和外国实业界密切协作。俄罗斯科学家的许多研究成果在世界市场上是完全有竞争力的。

　　十分明显，基础学科可以得到国家资助。就应该享受国家补贴！但国家应该是科研成果和研发产品的订货人，不过，必须按经济实力量力而行。所以，现在必须准确地确定，国家首先应对哪些重点学科拨款。同时要改变拨款机制，其中包括改变国家科学基金已运用多年的使用方法：通过招标的方式对科研项目拨款，而不是对科研机构拨款。

　　还应当消除科学领域的法律不健全甚至自相矛盾的现象。管理部门科学的法律依据十分烦琐和混乱。俄罗斯科学院工作的规章制度和规则条例已经过于陈旧。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用制度也不健全。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解决。

　　关于对外政策

　　在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时，我们不仅必须考虑国内政治形势，而且要考虑俄罗斯国际地位的稳固性。

　　对外政策是国家内部事务状况的指示器和一个重要因素。这里不应当抱什么幻想。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以及俄罗斯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形势，都取决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文明而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外交资源。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制定应以确定明确的优先方向、务实主义和提高经济效率为基础。 今天我国正在加快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所以，我们应当在外交领域学会如何捍卫整个国家、俄罗斯企业和公民的经济利益。我们应当真正地为俄罗斯经济提供保障，也可以说是为俄罗斯经济服务。这是指反对歧视俄罗斯企业家、保护并合理利用俄罗斯在国外的财产、加快在我们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备工作。总之为提高俄罗斯真正的竞争力而努力工作。

　　具有可靠的声誉不仅对经济有好处，对政治也有好处。所以应当不折不扣地履行我们的长期义务和协议。还应当捍卫我们今天同其它国家建立关系的原则，这就是利益平衡和合作互利、互相尊重和信任的原则。这样做要比生硬的意识形态教条有效得多。凡是同意这种做法的人都可以相信，他们永远都可以把俄罗斯看作是他们所需要的、可以预测的伙伴。 不过，我们的国际伙伴重视并尊重俄罗斯的民族利益，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具有原则意义的问题。所有这一切也完全适用于对保持战略稳定，适用于裁军，适用于北约扩大以及建立21世纪世界秩序基础等问题的讨论。

　　由于历史上的亲近关系，加上明确的务实考虑，我们必须在独联体内积极行动。俄罗斯依然是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的核心，而对于处于经济振兴期的俄罗斯来说，它在这里将大有作为。 为同白俄罗斯建立联盟国家，我们将继续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促进整个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建立欧亚经济共同体条约的签订，这只是迈出了头一大步。我们将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我们应当赋予我们同欧洲以及其它国际机构的关系以新的活力，而且要保留并发扬过去年代里积累下来的所有积极的东西。欧洲目前正处于剧烈变化中，一些大的欧洲组织和地区论坛的作用正在变化。从这个角度看，进一步协调同欧盟的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无疑在增大。同欧洲实行一体化的方针成了我们对外政策的关键方向之一。

　　我们在同北约的关系问题上立场依旧。这种关系是按照1997年签订的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基本文件来协调的。我们认为这个组织在做出决定时往往无视国际社会的意见和国际法律文件的规定。这正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所以，我们将来同北约的关系直接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地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首先是在不使用武力和不以武力相威胁的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才有权决定是否需要在国际关系中动用武力。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在这个讲台上讲到。这就是保护国外俄罗斯公民和同胞的权益问题。在俄罗斯之外生活并工作的数十万俄罗斯人应当相信，如果他们陷入困境，俄罗斯是不会抛弃他们的。俄罗斯会保护他们个人和家属的权益，使他们免遭侵犯或受到非法压力，将帮助他们捍卫人的尊严和公民尊严。决不允许任何人对不同国家的人“有选择的”实施人权和自由权。为此，我们的外交官不仅要采取积极行动，而且要富有进攻性，要采取内行的强硬而有效的手段。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现在各政权机构都应当把外交战线的工作看作是一项十分敏感而重要的工作。应当记住，俄罗斯及其公民的幸福、我们的同胞在国外的处境，都取决于我们制定外交路线时的精明、委婉和效率。俄罗斯国内事务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取决于此。

　　关于革命时代的终结

　　过去的十年，对俄罗斯来说是充满不平凡事件的十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革命的十年。相比之下，2000年全年和2001年初是相对平静的时期。许多已经习惯于经常出现危机的人，把没有政治动荡当作推测可能发生机构和人事变动的依据。

　　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们不怕变革，而且也不应当怕。但是任何变革，不管是政治的还是行政机构的，都应当符合客观实际需要。公众的预感和担心当然不是凭空而来的。他们依据的是一个人所共知的逻辑：革命之后通常出现的是反革命，改革之后出现的是反改革，接下来就是寻找付出革命代价的罪人，并加以惩处。从俄罗斯自己的历史经验看，这样的实例举不胜举。 可是我认为，该是斩钉截铁地说这种循环已经结束的时候了。再也不会有革命，也不会有反革命了！牢固的有经济保障的国家稳定，是俄罗斯，也是俄罗斯人民的幸福。早就该学会按正常人的逻辑生活了。该意识到我们面临的是长期而艰苦的工作。我们的一些主要问题的太根深蒂固了，它们不能用政治突变来解决，而是要靠日常的内行工作。然而，稳定决不等于机构僵化不变。我们需要做出大胆但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需要有素养的经过专门培养的专家，无论是在实业家中还是国家公务员中都需要这样的人。

　　最后我要强调，在十年大变革之后，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国家今后的长期成就取决于我们的意志、专业水平和毅力。过渡性质的措施已经用尽了。要想使目前的政治稳定最终转化为经济繁荣，还需要付出许多努力，要花的时间不止一年。 俄罗斯当局的任务是在原则上使民主自由不可能被放弃，使已经制定的经济方针不变。当局的任务是保证改善俄罗斯各阶层居民生活政策的实施；保证实施法制，保证始终如一推行改善经营环境的路线。

　　我今天要请联邦委员会、政府、地区和地方政权机关记住：如果我们不能消除人民对国家存有的担忧和戒心，我们就无法取得明显效果。我们的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都在于公民多次受到欺骗，对国家长期不信任；在于公民过去遗留下来的对国家的怀疑；在于缺乏真正的公民平等和务实的伙伴关系。 我今天有意让你们把注意力放到存在的问题和缺点上来，我认为客观地分析问题要比说一些安慰人的讲话有益得多。应当展开谈这个话题。2000年这一年明显地表明，我们是可以在一起共事的。现在大家都应当学会有效地工作。我要求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的所有的人都把它当作自己的一项基本的主要任务。我要再重复一遍：要把它看作自己的一项基本的和主要的任务！

[1] 在俄罗斯总统网站刊登的国情咨文中没有使用小标题，我们是根据http://www.gazeta.ru网站上刊登的国情咨文翻译的。——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