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8日

　　已经与两院领导人商量好，在我讲话之后的稍晚些时候我们碰个面，讨论一下我讲的国情咨文的主要内容。很希望，这个谈话有助于有效地安排今后的工作。

　　这一次国情咨文不是发表在年初，而是在年中，这是客观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因为举行总统选举，只有现任国家元首才有权向权力机关提出纲领性任务，只有他才有现实的可能去有效地组织完成这些任务。

　　过去的半年表明，社会对国家发展的原则性问题认识高度一致。这就为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进行建设性的、然而是复杂的共同工作提供了起点。重新组建的联邦政府表明它能够系统地有计划地工作，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总体上已经得到批准。国家已经在很多方面着手工作。

　　我感谢联邦会议和政府，因为我们没有浪费时间，一起开始准备并实施对于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各项决定。我感谢全体公民和所有支持我们的创举的人。今后希望大家还能积极参与解决国家的各种问题。

　　最近几个月的大事是审议了一些涉及完善联邦关系、改变社会状况和税收情况的法律。这些法律的实施既能成为国家建设，也能成为经济活动中行为规则的一个新时期的起点。

　　在俄罗斯，国家从道义上有权要求人们遵守国家制定的准则这样一个时期来临了。最近几年最尖锐的一个问题就是税收不合理。关于这一点已经谈了许多，但是没有进展。讨论是关起门来在小范围进行的，很少有人相信情况会改变。如今迈出了头几步。正在制定新的法律，从而将有新的规定，但这项工作做起来还很难很难。

　　实行统一的所得税税率，降低社会的非预算基金提成的数额，这有助于使收入公开化。减轻税赋能够使诚实的企业家在自己国家充满信心地发展事业。

　　应当承认，影子经济猖獗、腐败盛行和大量资金流失国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自己造成的，是规章制度不明和种种没有根据的限制造成的。

国家是靠别人的建议、援助和贷款，还是依据我国的情况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选择。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曾面临过同样的选择。

如果俄罗斯仍是一个弱国，那么我们的确不得不进行这样的选择，这是弱国的选择，也是一个弱者的选择。俄罗斯惟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做一个不反对国际社会，不反对别的强国，而是与其共存的强国。

　　今天当我们前进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展望未来，而不是回忆过去。还应当争取使我们大家，包括企业家、政权机关和全体公民，都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对国家承担的责任，使严格遵守法律成为俄罗斯全体公民的自觉要求。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当是公开和坦诚的，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的政治可以保护我们不重犯过去的错误，它是新的“社会契约”的基本条件。

在谈优先方向和任务之前，我想先谈谈我国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

我们习惯把俄罗斯看作是一个权力机构体系或一个经济实体。但俄罗斯首先代表着把俄罗斯当作自己家园的人。他们的幸福和体面的生活是各级政权的主要任务。可如今在我们的家园里人们里舒适还很远。许多人艰难地抚养孩子和赡养老人。生活很困难。

　　我们俄罗斯的人口一年比一年少。一连几年平均每年人口减少75万人。如果相信预测的话，而这些预测是那些了解情况和毕生从事这项事业的专家根据他们的实际工作作出的，那么再过15年俄罗斯人口将减少2 200万人。

　　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这是1/7的居民。如果现在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我们民族的生存将受到威胁。我们有可能成为一个日渐衰弱的民族。人口状况是令人深为担忧的问题之一。

另一个严重问题仍是俄罗斯经济上的衰弱。先进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正在将我们推入第三世界的行列。我们不应对目前的经济发展数字感到满足。我们仍旧生活在日渐严重的经济落后之中。我请你们特别关注这一点。乍看上去，国家现在的经济形势不错，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投资和税收都在增长，但是就像1997年的复苏一样，经济增长还处在危险的边缘。两年前靠大举借债使经济明显好转，但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影响下崩溃了。

今天的经济指标只是在与过去相比的情况下看上去乐观。我想强调，它只是与过去相比，而与其它国家相比，我们的发展水平还很低。许多国家的发展比我们快得多，稳得多。目前的增长与经济机制改革关系不大，在很大程度上是良好的国际市场行情造成的。 　　这种状况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不仅仅关系到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尽管这很重要。问题要严重得多，可悲得多，如果我们的顺利发展要一次次地依靠国际贷款和世界经济领袖们的恩典，那么我们是否还能够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存在下去呢？

　　俄罗斯需要一种有竞争力的、有效益的、社会公正的、能够保证政治稳定发展的经济体制。稳定的经济——这是民主社会的主要保障，是世界上受尊敬的强国的基础的基础。

俄罗斯还遇到了严重的外部问题。我国已卷入了所有的世界性进程，包括经济全球化进程。我们无权“躺着睡觉”错过世界上蓬勃发展的信息革命。 我们不能也不应在战略上输掉。正因为如此不久前批准了对外政策构想，这是一个更新的对外政策构想，它认为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

　　我们对外政策的自主性是毋庸置疑的，这个政策的基础是务实、经济效益、国家利益至上。我们还应当努力工作，使这些原则成为国家生活的准则。

　　冷战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至今还未肃清它的余毒。这种余毒就是企图借口人道主义行动损害国家主权，用如今时髦的话说，就是进行人道主义干涉。还有在涉及地区威胁或国际威胁的问题上难以找到共同语言。 　　在新形式的外部侵略、国际恐怖主义和国内直接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情况下，俄罗斯遇到了对其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连串挑战。俄罗斯正面对着企图改变世界地缘政治形势的种种势力。

　　我们努力使俄罗斯避免这一危险，但我们的行动常常遭到了片面的和不客观的解释，成为各种投机的借口。因此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帮助人们客观地理解俄罗斯，准确地报道我国发生的事件。如今这是一个关系到它的声誉和国家安全的问题。

　　不使国家强大就不能回答这些挑战和其它许多挑战，就无法解决任何一个全国性任务。尽管使国家强大已经不止一年被宣布为俄罗斯政策的最为重要的目标，可是，这些年来我们除了发表声明和讲空话以外，一点也没有前进。一点也没有！ 　　我们极为重要的任务是学会利用国家工具来保证各种自由：个人自由、经营自由、发展公民社会机构的自由。有关权力与自由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但至今在这场争论中还有人利用专制和独裁的题目搞投机。

　　但我们的立场十分明确。只有强有力的、有效的（如果有人不喜欢强有力这个词，我们就使用有效的）和民主的国家才能保护公民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能够为人们的幸福生活，为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创造条件。

　　尊敬的代表们、联邦委员会的成员们！ 我们的许多失败的根源在于公民社会还不成熟，政权当局不懂得如何与之对话和合作。政权当局总是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对社会不是视而不见，就是对之监管过分。

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有一个观念常常一切都取决于政权当局。这种观念占据统治地位，即认为政权当局确实在负责一切。但有非常多的东西也取决于俄罗斯公民本身。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公民责任心的强弱、政党和社团的成熟度以及新闻媒体的正义立场所决定的。

　　几十年来，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得到了宪法的保障，民主政治体制业已形成，多党制已成为现实。总统、国家杜马代表、州长、市长以及地方自治机关由俄罗斯人选举产生。 　　但是，法律的字面意义常常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俄罗斯才仅仅建立起公民社会的骨架。现在需要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以便这一社会能够成为国家的真正伙伴。目前我们还无法做到使为国家分忧解难的爱国主义责任心同斯托雷平所曾说过的公民自由相吻合。所以，尚需付出极其艰辛的努力才能找到办法，以消除个人自由的价值观与国家利益之间的不应有的冲突。

　　然而，不尊重人的权利与自由，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只有民主的国家才能确保个人与社会之间利益的平衡，使个人主动精神与全民族的任务并行不悖。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政党可以确保人民与政权当局之间的经常联系。借助选举，政党这种最重要的手段目前已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机会。没有党派就不可能推行多数派的政策，也不可能保护少数派的立场。

　　在其它国家多年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传统的反衬下，我们的政党体系存在的不足显得尤为突出。政党弱小对一个软弱无力的政权当局有好处，这样政权当局就能更加安心、更加舒服地按政治交易的规则行事。

但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则会希望有强劲的对手。只有通过政治竞争，才能就我国的发展问题进行严肃的对话。 俄罗斯所需要的是有广泛支持和稳定威望的政党，而不是一个接一个的、靠当局庇护，但又想取代当局的官僚党。经验表明（最近几年我们知道了这一点），这种组织一旦从特定环境转入竞争环境马上就会夭折。

　　今天起草政党和政党活动法的必要性现已成熟。其实，我认为杜马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是草案。我觉得应该更加积极地加快这部法律的制定。国家元首的候选人或许也应该由社会和政治团体提名。我明白，这是一个重大问题，需要进行专门和广泛的讨论。

　　工会运动现状也值得单独谈一谈。这类公民联合会也未能逃脱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侵袭。在新形势下，工会不应承担国家在社会领域的职能。这是不应该的。俄罗斯公民所需要的不是一拨又一拨的、社会福利分配方面的中间人，而是工会对劳动合同的公正性及其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这就意味着，工会的任务是保护国有和私营经济部门雇佣工人的权利、研究市场结构、组织法律学习并探索人才再培训领域的优先方向。这方面的工作十分艰巨，仅靠国家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也不应该仅仅靠国家的努力，应该同工会一道努力。

　　媒体在建立公民社会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已说了很多，经常说。为了捍卫自由权，俄罗斯的新闻工作者经常要冒着失去个人前途，乃至生命的危险。其中有许多人牺牲了。 　　尽管如此，俄罗斯的新闻自由仍占据了一席之地。但俄罗斯的媒体同整个社会一样，暂时还处于形成时期。关于这一点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它们就像一面镜子，能够反映国家的所有问题和发展过程中的“病态现象”。因为它们就在这里工作着，与我们同在国内，而不是从某个岛上旁观事态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新闻业。但没有真正自由的媒体，俄罗斯的民主就无法生存，也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公民社会。

　　遗憾的是，暂时还未能制定出明确的能够确保“第四大权力体系”真正独立的民主原则。我想强调一下，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在政治家和大财团眼里，新闻自由变成了一块肥肉，变成了帮派斗争的可用工具。 作为国家总统，我认为我有责任呼吁社会注意到这一点。

法律禁止检查和干预媒体的活动。当局严格地遵循着这一原则。但检查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国家检查，干预也可能不仅仅是行政干预。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媒体经济效益不好，只好屈从于其主人或赞助者的商业和政治利益。媒体被用于打击竞争对手，有时甚至于变成了搞歪曲报道的媒体，变成了与国家斗争的工具。

　　因此，我们必须确保新闻工作者享有真正的而非装饰门面的自由，为文明的新闻业创造法律和经济条件。言论自由过去是，今后也仍将是俄罗斯民主的一个牢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的原则性立场。 　　我还想谈一个重要的问题。我相信，不就共同的目标达成一致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发展。这些目标并不仅仅指物质方面的目标，精神和道德目标也同样重要。

　　我们的人民所固有的爱国主义、文化传统以及共同的历史记忆使俄罗斯的团结更加紧密。目前，我们的艺术、戏剧及电影重新对祖国的历史、我们的根以及我们大家所珍视的东西产生了兴趣。这无疑是思想发展和提高的新开始，不管怎样，我对此深信不疑。 　　国家的民主制度、新生的俄罗斯对世界的开放与我们的特性和爱国主义并不矛盾，不会妨碍我们去寻找自己的对精神和道德问题的答案。也无须特意寻求民族思想，这一思想本身就在我们的社会中孕育着。主要问题是应该明白，我们相信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俄罗斯，我们希望这个俄罗斯是个什么样子的。

　　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意见，党派纲领也各不相同，但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价值观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使我们能够称为团结的人民。

　　在谈及经济政策的优先方面时，首先应该搞清目前的经济增长从何而来，能否持续，受外部影响的程度有多大。一开始我就提到了这一点，现在我想详细地谈一谈。 　　一方面，目前的指标在某种程度上是外贸行情有利的结果。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另一方面，企业、市场主体的行为开始改变。企业越来越看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降低生产费用。这一点也不能不提，这是事实。

　　但同时也存在着我们无法巩固这些趋势的危险，因为造成我们经济发展不稳定的深层原因仍一如既往。我们经济工作的基本原则改变缓慢。问题出在国家不该干预的却进行过多的干预，而该管的却又不管。目前国家在资产、经营及部分消费中所占的比例过大。与此相反，在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空间、强制执行法律及保护所有权方面，国家的态度仍很消极。 　　高税收、官僚胡作非为及犯罪活动猖獗是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国家。但国家若开支巨大、挥霍无度就不可能降低税收。一个饱受腐败之苦、职权范围不明确的国家不可能使企业家免受官僚胡作非为和犯罪的影响。我绝对相信，国家管理不善是经济危机深重持久的主要原因，危机的表现形式已众所周知。

　　国内还有非常多的企业缺乏竞争能力。他们主要靠卢布贬值、被压低了的能源费、拖欠及易货而生存。经济侧重于原料生产的特点依然存在。预算收入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国际能源价格的变化。我们将在越来越面向新技术、新经济—知识和技术经济的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俄罗斯迄今仍存在着相当大的一部分影子经济。 　　国家债务负担，尤其是外债负担过重是国家软弱、不能先后一贯地推行必要改革的表现形式之一。尽管有过不止一次的重组，但国家的债务负担仍威胁着国家的发展。所积累的债务迫使我们把1/3以上的预算收入用于还债。问题在于债务并没有减少。在于这样的重组，使债务不仅不减少，反而只会增加。

　　我们受制于一种扎根于平民主义政策的经济模式，企图借助粉饰性措施消除弊端。总是推迟作出系统的、重大的、面向未来的决定。

　　必须从我们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并承认国家在经济中的关键作用就是保护经济自由，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减少行政干预，增加经营自由——生产、买卖和投资的自由。

　　国家对经济进行调控的实质，并不在于迷恋行政手段，也不在于使国家扩张到某些部门（我们已经历过这种事，这没有用），也不在于有选择地支持某些企业和市场参与者，而是在于保护私有者的首创精神和各种所有制形式。

　　国家的任务就是协调好保障市场运作的各种国家机构的工作。没有真正独立的法院和有效的护法机关体系，我们就不可能实现稳定发展。

　　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如果我们无法确保统一的经济和法律空间，任何一项国家纲要都不可能成功。这对一个联邦制国家是明显的道理。但目前国内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仍比比皆是。这种现象我们到处都能看见，既包括联邦当局，也包括地区和地方当局。

　　联邦当局负责为国内的经济活动提供统一的条件。但地区机关还是经常禁止粮食外运，限制酒类产品的买卖，阻碍“异己”银行设立分部，为资本、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通设置障碍。这很不像话，是耻辱。这看起来有利，实际上却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欧洲那么多的国家1957年在罗马一致达成了关于商品、人员和服务自由流动的协议。协议仍在发挥效力。而我们在一个统一的国家范围内却做不到这一点。

　　应该制止地区当局任何旨在限制经济自由的活动，这些活动违背了宪法。在这方面犯下罪行的官员应该受到惩罚。地区不应该争权限，而应该争吸引投资和劳动力资源。只有改善，而不是降低经济活动条件才能做到这一点。

　　应该承认，近期国家还不能成功地放弃参与我们的一些经济部门的发展（我指的是国家的直接参与），例如国防工业综合体。对之既放弃不了，也不应放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部门将处于国家的经常监控之下。

　　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的商务环境改善得非常缓慢，目前依然不佳。经营风险和税收过高。企业登记机制复杂，检查没完没了。在许多情况下，国家管理机关的职能与商业机构的职能混为一体。这种局面是不能容忍的，应当予以改变。政府和政府总理在这方面应当更积极地开展工作。我们知道，某些中央主管部门的经营和行政职能不分。这毫无益处，这与健康的理念和现行立法是背道而驰的。

　　第一，应当保护所有权。国家应当确保股东能够获得有关企业经营情况的信息，防止资产流失。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应当得到保护，他们对住房、土地、银行存款及其它动产和不动产的所有权应当具有保障。迄今尚未确定私有财产权，为私人财产所有权制定合法基础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应当对土地等不动产作出明确规定。这些问题非常尖锐，应当审慎对待，应当寻求解决办法。这些问题属于政府和联邦会议应当共同关注的范畴。

　　第二个方面——保证竞争条件的平等。现在，一些企业被国家置于特权地位，它们的能源费用低廉，可以不纳税，享有许多优惠。但是，按正常条件运作的另一些企业却受到歧视，实际上要为享有特权的企业付费。因此，应当取消各种毫无根据的优惠和特惠及对企业实行的毫无理由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补贴。理由总是能找到的。在分配国家资金、许可证和配额时，必须平等对待。在实施破产程序时，必须一视同仁。这是国家活动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非常棘手的一个领域。在某些地区，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工具，对政治和经济对手往往挟嫌报复。

　　第三个方面——使经营者不受行政压迫。国家应始终避免对经营活动进行过多的干预。官僚们可以自作主张，可以对中央和地方的法规作随意的解释，这对经营者形成压迫，造成产生腐败的温床。应当保证适用直接生效的法律，将部门的指示减少到最低限度，消除对法规文件进行双重解释的现象。此外，应简化企业登记、鉴定、拟定投资项目等活动的程序。在座的许多人可能对此深有感触，你们自己亲身经历或看到过这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第四个方面——减轻税负。目前的税收制度加剧了普遍的偷税漏税和影子经济，降低了投资积极性，最终导致俄罗斯国家竞争力的下降。已经迈出了改革税收制度的第一步。让我们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如果诸位注意到的话，我已经是第三次谈到这个问题。

　　现有的关税制度也不能说是有效的。有一种神话，认为操纵关税就可以保护本国生产厂家。我可以开诚布公地说，我本人也曾考虑这样做。但是，在目前的海关行政水平条件下，我要强调指出的是在目前的海关行政水平下，这种制度保护和鼓励的是腐败。因此，应当根本简化海关制度，制定统一关税。

　　第五个方面——发展金融基础设施。应当将没有生命力的机构清除出银行系统。应当保证银行活动的透明度。证券市场应当成为募集投资的真正机制，资金应当投放到最有发展前途的经济部门。

　　第六个方面——现实的社会政策。我这里谈的第六个方面，但就其意义说，可以置于第一位。目前，对整个国家实行家长制政策从经济上说是不可能的，从政治上说是不适宜的。最有效地利用金融资源，大力刺激经济发展，发挥人的潜能，使其对自己和自己亲人的幸福负责的必要性决定了必须放弃家长制做法。

　　社会政策——这不仅是向需要的人提供帮助，这还是对一个人的未来、对其健康以及其职业、文化和个性的发展投资。正因为如此，我们将优先重视医疗、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目前的社会扶持政策没有提供有针对性的社会补贴和优惠，致使国家财力分散，使富人享用牺牲穷人利益获得的社会好处。形式上是免费的教育和医疗实际上是收费的，贫困的人反而享受不到。儿童补贴少得可怜，许多年都没有发放，退休金也极少，与实际的劳动投入不相称。

　　国家谎言已司空见惯。今天当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在这里谈这个问题是适宜的：我们在批准许多法律时，明明事先就知道它们是没有实际资金作保障的，只是出于政治考虑，我们就往往要求出台某项决议。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减少过多的社会义务，严格履行所保留的义务。只有这样才能恢复人民对国家的信任。

　　保证退休体系的财政稳定是一项重要的国家任务。国家必须防止由于俄罗斯居民迅速老化所引发的危机。为此，必须推广退休金储备机制。应当审慎地、分阶段地朝这种体制过渡，朝这方面发展已经势在必行。

　　我们将按照主要社会福利共享和人人都能享受得起的原则实施社会政策。但援助将首先提供给收入大大低于最低生活费的居民。部长的儿女可能拿不到幼儿补贴，银行家的妻子没有失业补贴。

我们认为：权力机关拖拖拉拉和国家的软弱将导致经济和其它改革的夭折。权力机关应当依靠法律以及依法建立自上而下的统一的执行权力机关。

我们建立了一些权力的“孤岛”和某些权力的“小岛”，但没有在这些权力孤岛之间架设任何桥梁。迄今，我们的各级权力机关之间没有建立有效的协作。关于这一点，我们谈得很多，并且经常谈到。中央与地方、地区权力机关与地方权力机关之间经常进行竞争，争夺权力。在这场自相残杀的较量中，一些人袖手旁观，因为无序和胡作非为对他们有利，他们可以利用国家的软弱谋取私利。某些人甚至希望今后仍保持这种局面。

　　权力真空导致私人公司和机构攫取国家职能。它们控制着自己的影子集团、势力集团以及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信息的非法安全机构。

　　但是，国家职能和国家机构之所以有别于商业机构，是因为国家职能和国家权力机关不能被收买或出卖，不能私有化或转让。国家公务活动需要专家，他们行动的惟一准则是法律。否则，国家就会给腐败打开方便之门，就有可能出现国家完全蜕化，变成不再是民主国家。

　　正因为如此，我们坚持惟一的专制———法律专制，尽管我知道，这种表达方式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正因为如此，明确规定国家是惟一真正主人的范围是很重要的。应当明确规定，国家在哪些方面具有最后发言权以及国家不应当干预的领域。

具有创新精神和负责任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是我们政策的发动机。它们行使权力的依据，是宪法规定的保证垂直执行权力机关的稳定性的使命，是在民主选举总统中获得的全国的信任，是统一的内外政策战略。

但是，如果不与地区和地方权力机关协同工作，联邦权力机关将一事无成。

　　地方权力机关也应当是有效的。从实质上说，这里指的是把国家的各种资源集中起来，实施国家统一的发展战略。

　　应当承认，俄罗斯的联邦关系不健全也不发达。地区自主权常常被解释为准许分裂国家。我们一直在谈论联邦和加强联邦，已经谈论许多年了。但是应当承认，我们还不是完全彻底的联邦制国家。我想强调一点，我们有的和建立起来的是管理一个分散的国家。

　　在1993年通过俄罗斯宪法时，联邦制国体被看作是重要目标，为之需要做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90年代初，为了讨好，中央给了地方许多东西。这是有意采取的政策，尽管也有部分被迫的成分，但它帮助俄罗斯领导人达到了当时的主要目的。我认为它是合理的政策，它有助于维护俄罗斯境内的联邦制。应当承认一点：批评在我们以前所做的事情是最容易的。

　　然而，某些联邦主体政权很快就开始考验中央政权的牢固性，但立刻就得到了回应。我想提请你们注意：回应不是来自中央，不是来自莫斯科，而是来自城市和乡村。地方自治机构也开始为自己要权限，这次主要是联邦主体的权限。现在，各级权力机构都染上这种毛病。根除这一恶性循环是我们神圣的共同义务。

　　车臣是没有解决好联邦问题的极端例子。该共和国的局势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即它成为了国际恐怖主义向俄罗斯扩张的基地。这里的起因也是缺少国家的统一。1999年的车臣印证了以前所犯的错误。只有反恐怖行动才回击了瓦解俄罗斯的威胁。职业化军人维护了国家尊严和完整。要向他们深深地鞠躬。但这是什么样的代价呀！

　　我们加强联邦制的最初步骤之一是建立联邦区和任命总统驻联邦区代表。这一决定的实质在于，不是合并地区（有人有时这样理解或推测），而是合并总统在地方上的纵向机构。不是改变行政区划界线，而是提高政权效率。不是削弱地方政权，而是为加强联邦制创造条件。

　　我想特别强调，随着联邦区的建立，联邦政权不是疏远而是更接近地方了。社会舆论特别把总统全权代表说成是危险的意图。他们好像是惩罚之剑，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调停官僚。可是，我们在裁减联邦驻地方的工作机关的时候，我们是想让它们有机动性、有工作能力。我们清楚地确定了联邦全权代表的职责范围，使他们的工作对地方政府和居民来说是透明的。为了避免职能重复，规定了个人的责任。毫无疑问，这一决定会加强国家的统一。

　　全权代表当然将促进有效地解决本联邦区的问题。但他们无权干预当选的地区首脑的职权范围。只有法律和赋予他们的权限才是全权代表的工作依据。

　　我们的第二项步骤是，在俄罗斯宪法和联邦法律遭到地方政权机构践踏的时候，俄罗斯公民统一的权利和自由遭到侵犯的时候，确定联邦干涉的可能性。如今，地方上的国家机关或公职人员可以拒不执行法院认定其法律或其它法规违背宪法或联邦立法的判决。可以继续通过被法院判为无效的文件。要知道，这种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这种贬低根据宪法发挥作用的联邦权力之一的俄罗斯法院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老实说，这就是我上面所说情况的外在表现，它表明我们不是联邦国家，而是分散的国家。

　　联邦政权、俄罗斯总统应当在法律上有整顿这方面秩序的可能性。地区领导人也应当有权影响地方权力机构，如果地方权力机构通过违背宪法的决定、践踏公民自由的话。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削弱地区政权的权限。这是联邦政权不能不依赖的一个环节。在许多其它联邦国家都有这种干涉制度。这种干涉制度很少使用，但它存在本身有助于可靠地保障宪法和联邦法律得到明确的执行。现在，在讨论这个问题的阶段，俄罗斯各地区已经开始整顿秩序。我们看到，某些地区已收到显著效果。

　　我们的下一步骤是改革联邦委员会。这也是在走向发展民主制和议会活动的专业化原则。

　　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的改变提出了联邦主体领导人同国家元首之间就国家生活的主要问题组织经常性对话的问题，提出了地区参与起草最重要的全国性决议的形式问题。总统下属国务委员会可以成为这种形式，某些州长提出了这一主张。我作为国家总统准备予以支持。

　　我想再谈一个问题：市长、市政实体首脑同地区领导人之间普遍展开的斗争问题。只有很少的情况下可以认为这一斗争是在维护作为政权设置的地方自治利益。很多情况是，地方自治从市长开始，也至市长结束。因此，不应当把个人野心、施展权术同保护人民的现实利益混为一体。

　　在提高联邦主体领导人和立法会议领导人的责任心的同时，还应当提高市政实体首脑的责任心。当然，这不是否认进一步发展地方自治的必要性。它受到联邦宪法的保护，是俄罗斯人民政权的基本原则。

　　今天，我们首先提出整顿权力机构秩序的任务。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只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第一阶段。需要把联邦、地区、地方三级政权结合在一起来完成其它艰难的任务。

　　其中主要有：

　　——完善政治制度和建设作为稳定社会发展的保障和作为遵守人权的保障的强国；

　　——实际拉平各联邦主体的条件，以便向国家公民确保充分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权利；

　　——建立发展俄罗斯经济的法律保障，把它作为公民自由经营和积极开展业务的经济，确保在俄罗斯全境准确而有效地落实经济战略。 　　为了加强我们的国体，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完成这三项任务。为此，我们今天必须使各级政权机关团结起来。

　　在结束讲话时，我想提醒一下：每位在国家机关任职的人对这个机关、对这个国家、对整个俄罗斯社会都负有自己的责任。议员、州长、政府成员的委任状确定了这一责任。虽然职务不同，但我们大家有共同的义务。这是对人民、对我们的国家承担的义务。

　　如今，不能随便在俄罗斯作许诺了。许诺已经很多了，而兑现许诺的所有期限都过了。几十年艰难和不稳定的生活，这么长时间已足以让人们要求实际实现好的转变了。 　　俄罗斯政权必须在短期内发生变化。我们大家清楚地知道达到这一目的有多么困难。但我相信，我们有足够的理智和意愿。

　　如果是这样，也就会收到成果。

　　那时，稳定和国家进步就会到来。俄罗斯的繁荣昌盛就会到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