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党内化名阿尔谢尼·特里福内奇）〔1885.1.21(2.2)，皮什佩克城—1925.10.31，莫斯科〕苏联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军事家，卓越的统帅和军事理论家，苏联武装力量的积极组织者和创建者

190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18年参加苏军。中学毕业后，1904年起在彼得堡工业学院学习，在该院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从此献身于革命事业，成为职业革命家。他经常参加大学生的各种会议和聚会以及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活动，并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因而被捕并被逐出彼得堡。1905年初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派往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舒亚等地。从此，伏龙芝转入地下活动。积极参加了1905—1907年革命。1905年5月成为伊万诺夫—沃兹涅先斯克政治罢工和第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领导者之一。伏龙芝头脑清醒、学识渊博、组织能力非凡、思想信念坚定，在革命工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伏龙芝领导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纺织工人战斗队在十二月武装起义的日子里支援了莫斯科的无产阶级，并且参加了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街垒战。1906年4月伏龙芝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会上他第一次见到列宁。会后，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舒亚进行组织宣传工作。1907年3月被捕。1907—1910年两次被判死刑，在社会舆论和工人抗议的压力下，先改判10年苦役，后又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1914年在伊尔库茨克省曼祖尔卡村期间，组织一个由流放者参加的名为“军事研究院”的军事小组。1915年初伏龙芝被流放至上连斯克，但8月他逃回伊尔库茨克，后又逃到赤塔，化名瓦西连科在赤塔移民局工作。1916年党派伏龙芝到作战部队进行革命工作。伏龙芝化名米哈伊洛夫在西方面军全俄地方自治联合会领导明斯克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下工作，以及第3和第10集团军中党支部的工作。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选为明斯克民警局局长、西方面军前线委员会委员、明斯克苏维埃执委会委员、明斯克和维尔诺省农民代表苏维埃主席。8月，伏龙芝任明斯克区革命军参谋长，领导平定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9月，伏龙芝到舒亚，被选为舒亚县党委和苏维埃主席。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领导舒亚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一支由舒亚和伊万诺沃纺织工人和革命士兵组成的2000人的队伍，率领该队伍来到莫斯科，参加了十月武装起义。1918年春夏间兼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党委主席、省执委会主席、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军事委员。1918年7月，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身分，参加平定莫斯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后又参加粉碎雅罗斯拉夫尔反革命叛乱，此后他被任命为雅罗斯拉夫尔军区政治委员，为组建苏军部队做了大量工作。

　　国内战争时期，他领导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大进攻战役，取得了彻底粉碎敌人的战果。这些战役的特点是：战役想定独特；主突方向和实施主突的时间选择得当；大胆集中兵力兵器于主要方向；广泛运用正面和翼侧的突击；实施兵力兵器机动的高超艺术以及预备队的使用得当。1918年12月伏龙芝被任命为东方面军第4集团军司令(1919年1月到职)，在职期间，用很短的时间就将集团军内新编的游击部队改编成正规的部队和兵团。1919年3月起指挥东方面军南军队集群(含第4集团军和土耳其斯坦集团军；4月10日第1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也编入该集群)，成功地实施了布古鲁斯兰、别列别伊和乌法等战役，从而粉碎了高尔察克军队集团(见东方面军的反攻)。1919年7月起指挥东方面军，解放了乌拉尔的北部和中部，8月起指挥土耳斯坦方面军粉碎了高尔察克军队的南集群。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在成功地实施阿克纠宾斯克战役的过程中，先后占领了南乌拉尔，恢复了与土耳其斯坦的联系，消灭了克拉斯诺沃茨克和谢米列奇耶的白匪集团，帮助希瓦和布哈拉劳动人民从封建制度、可汗和艾米尔的反动统治下获得解放。1920年伏龙芝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所属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委员，他巧妙地把军事战役的指挥活动同巩固哈萨克和中亚苏维埃政权的国务和政治活动结合起来，并为加强土耳其斯坦的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1920年9月，根据列宁的提议，伏龙芝被任命为重建的南方面军司令，该方面军艰苦作战，击退了弗兰格尔军队对顿巴斯的进犯，使北塔夫里亚之敌惨遭失败。同年11月又实施了彼列科普—琼加尔战役(1920)，解放了克里木全境。在这次战役中，伏龙芝把正面和翼侧突击同强渡江河障碍——锡瓦什湖结合起来。苏军突破了敌人坚固设防和预有准备的防线。粉碎弗兰格尔军队是伏龙芝统帅活动的最重要阶段之一。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评价南方面军在克里木粉碎弗兰格尔军队的行动时说；“我们彻底地、坚决地、非常迅速地打败了弗兰格尔，这个胜利是红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43页)。1920—1924年伏龙芝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驻乌克兰特派员，指挥乌克兰和克里木武装部队，兼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2.2起)和乌克兰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1年11月一1922年1月率乌克兰外交代表团赴土耳其，签订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伺土耳其的友好条约。1924年3月伏龙芝被任命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副陆海军人民委员，4月兼任工农红军参谋长和军事学院(今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1925年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而从2月起兼任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根据党的决定进行的1924—1925年军事改革是在伏龙芝领导下制定和实施的。这次改革是建设苏联武装力量和加强国家防御能力的重要步骤。 1925年10月29日伏龙芝被迫住院治疗胃溃疡，死于手术台上。

　　伏龙芝在发展苏联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战略学、战役学和战术等方面做出很大贡献。其原因在于他具有丰富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和军事知识以及在国内战争中获得的经验。他在苏联军事科学研究方面的主要功绩，是全面运用马列主义原理解决准备和进行捍卫社会主义的战争这一课题。在伏龙芝领导下奠定了苏联武装力量军事科学工作的基础，在他的积极参与下，就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建设和军事学说、未来战争、人和技术兵器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等课题展开了讨论。对所有这些问题，伏龙芝在自己的重要著作中都作了全面论述，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总结的经验以及军事技术的发展情况他撰写了：《工农红军的改编》(1921年与古谢夫合著)，《统一的军事学说与红军》（1921)，《正规军与民兵》(1922)，《彼列科普和琼加尔回忆录》(1922)，《红军的军事政治教育》(1922，发表于1929年)，《未来战争的前线和后方》(1924，发表于1925年)，《列宁和红军》(1925)，《我们的军事建设和军事学术界的任务》(1925)等等。这些著作，对于解决加强苏联武装力量和巩固苏维埃国家的实际任务，在方法论和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在制定苏联军事学说方面伏龙芝有很大功绩。他最早提出，在军事学说的政治和军事技术这两个方面中，政治方面应占首要地位的原则。伏龙芝指出：“……军事学说有无生命力的主要条件就在于它是否严格地与国家的总目标和国家拥有的物质及精神资源相一致。” (伏龙芝选集，莫斯科1977年版，第37页)他根据列宁关于战争和军队的学说所提出的未来战争性质的定义，也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争是革命的、阶级的、无所不包的和决定性的战争。伏龙芝根据现代战争由人民来进行这一列宁主义原则强调指出，战争使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卷入自己的进程并从属自己，无例外地触及国家和社会的一切利益。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经验的分析，他对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结论。他认为进攻是军事行动的主要形式，但也不应忽视防御的作用，指出必须精通各种规模的防御形式，以便使防御成为积极的防御，为进攻创造有利条件。伏龙芝在其著作中指出，现代战争中后方的作用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大大加强，作为苏维埃国家防御能力的基础——国家后方的准备具有重大意义。认为未来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机器战争，所以，给陆海军装备技术兵器和加强炮兵、装甲兵、航空兵的建设，应作为一项首要任务提出。同时，伏龙芝还断言，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离开人，技术兵器是死的。现代战争中人和技术的关系问题在他的著作中得到全面论述。

　　由伏龙芝提出并加以解决的许多有关苏军全体军人的训练和教育课题，后来都得到了确认，并在苏联军人战时与平时的战斗训练和政治教育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他特别强调军队党政工作的重要性及其意义，科学地论证了必须从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出发来评价交战双方的精神政治因素。他指出，不论过去还是将来，苏联共产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都是苏联军事建设的基础。他认为在居民和敌军中进行的宣传鼓动活动占有重要地位，要求苏军保持高度的战斗准备，并且教育军人要积极而坚定地行动。伏龙芝的军事理论观点在发展苏联军事建设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教令和条令中都有反映。他所提出的苏联军事学说的理论原则，以及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方面急待解决的课题的理论原则，在卫国战争中得到证实。

　　伏龙芝1918年1月起为历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4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荣获红旗勋章2枚和革命荣誉武器1件。葬于红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许多大城市的区和街道，以及帕米尔山的一座高峰都以伏龙芝的名字命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还有中学、集体农庄、机关、军舰、军事院校，其中包括军事学院和中央苏军之家。

　　著作：《伏龙芝文集》1—3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1929年版；《伏龙芝选集》1—2卷，莫斯科1957年版；《伏龙芝选集》，莫斯科1977年版。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1885年2月2日出生于吉尔吉斯的皮实佩克(今吉尔吉斯首都伏龙芝市),1904年起在彼得堡工业学院学习,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从此成为职业革命家.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因而被驱逐出彼得堡.1905年初,他被派驻舒亚等地,成为政治罢工的领导者之一.1907～1910年他两次被捕并被判死刑，后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1914年在曼祖尔卡村组织一个由流放者参加的名为“军事研究院”的军事小组。1915年初被流放到上连斯克，8月逃回伊尔库茨克，后又逃到赤塔，在移民局工作。

　　1917年二月革命后伏龙芝被选为明斯克民警局局长、西方面军前线委员会委员、明斯克苏维埃执委会委员、明斯克和维尔诺省农民代表苏维埃主席，8月任明斯克区革命军参谋长，9月被选为舒亚县苏维埃主席。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他组织一支由纺织工人和革命士兵组成的2000人的队伍，到莫斯科参加十月武装起义。1918年他被任命为雅罗斯拉夫尔军区政治委员，为组建苏军部队做了大量工作。同年12月，他被任命为东方面军第4集团军司令。

　　1920年9月，根据列宁的提议，他被任命为重建的南方面军司令。1920～1924年他为驻乌克兰特派员，并兼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乌克兰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4年被任命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副陆海军人民委员，4月兼任工农红军参谋长和军事学院（今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1924～1925年的军事改革是在他领导下制定和实施的。

　　伏龙芝从1918年1月起为历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4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荣获2枚红旗勋章。1925年10月31日在莫斯科逝世，葬于红场。主要著作有《伏龙芝文集》和《伏龙芝选集》。

　　伏龙芝在国内战争期间曾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他作战指挥的主要特点是：决心奇特，善于选择主要突击方向和捕捉战机，敢于在主要方向上集中兵力兵器，广泛实施正面突击和侧翼突击，并使两者相结合，善于机动兵力兵器和使用预备队。如在1919年的布古鲁斯兰战役中，他指挥东方面军南集群对正向伏尔加河推进的高尔察克主要集团实施反攻，仅以1个步兵师另1个旅实施正面突击，而集中4个师向侧翼实施主要突击，在主突方向上造成了2～2.5倍于敌的优势，从而迅速突破敌人防御，包围了敌军主力，迫其向东败退，使红军取得了作战主动权。

　　又如1920年实施的彼列科普——琼加尔战役，他计划向敌防御较弱的琼加尔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因情况起变化，他果断地将主要突击转向彼列科普方向，使主突方向上的兵力约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在这个方向上，他仅以两个步兵旅从正面实施辅助进攻，而以3个师编成突击集团，连续强渡7公里宽的锡瓦什湖，对敌侧翼实施主要突击，迂回敌主要防御工事“土耳其壁垒”，使敌腹背受敌，仓皇南逃。红军获得全胜，解放了整个克里木半岛。列宁曾高度评价这次战役，称它为红军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伏龙芝对苏军建设和军事科学的发展，在理论上也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在1921年写了《统一的军事学说与红军》一文，指出军事学说作为执政阶级意志的体现，对一个国家来说应该是统一的。红军应就军事任务的性质及解决方法等问题统一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教育和训练。此文对确立苏联军事学说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时期，他还写了许多其它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工农红军的改编》、《正规军与民兵》、《未来战争的前线与后方》、《俄国军事建设与军事科学协会的任务》等。

　　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仅提出了建设红军的一般原则，而且对军事理论问题提出许多创见。他最先把苏联军事学说分为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并认为前者是起主导作用的。在谈到未来战争的性质时，他认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争是革命战争和阶级战争，它将触及全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因此，参加作战的不仅是军队，而且是整个国家。他强调进攻是作战的主要类型，“进攻永远会震撼敌人的心理”，“进攻总比防御有利”，但认为防御也不应忽视，它必须是积极的，并能为进攻创造有利条件。他十分重视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认为未来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机器的战争，因此，必须建设强大的军事工业，加速发展各技术兵种。同时他也反对那种崇拜技术、把人看成机器附属品的错误观点，指出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而不是技术，技术的发展恰恰对军人的精神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伏龙芝在建设苏军方面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的常备军与民兵相结合的体制。国内战争结束后，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十分困难，工业总产值不到1913年产值的四分之一，而红军兵力却达550万。

　　为此，列宁指示要大大减少军队数量，但不能降低国家的防御能力。根据这一指示，他建议保留少量常备军，同时大力开展对适龄公民的军训，以备一旦发生战争，红军即能迅速扩编。布尔什维克党采纳了他的建议，除保留边境军区以及海军和技术兵种等常备军外，内地军区改为地方部队，其中基干人员仅占10～20％，其余均为不脱产的民兵。民兵主要是就近征集的城乡人员，服役5年，每年集训1～3个月，这样，红军人数到1925年只剩下56.2万人，比战时削减了90％，而整个国防力量却并未削减。

　　伏龙芝的军事实践与理论在苏联有着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他的许多论点在后来苏德战争的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对苏联的军事学术起着指导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