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亚威权主义政治新探

一、中亚威权主义政治的缘起

　　中亚威权主义存在与产生同中亚五国自身的经济、历史、文化、国际等状况密不可分, 同时也是这些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民主政治模式。

　　( 一)经济因素

　　通观近百年来西方民主化轨迹, 不难看出, 西方民主政治从初创到成熟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 经济发展对政治民主化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西欧工业革命后, 伴随着欧洲各国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提高, 西方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 随之而来的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现代意义上的西方议会制度的形成以及西方政治民主化的确立。而在中亚, 由于受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影响, 各加盟共和国基本上是苏联的原料供应地, 致使中亚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基础相对落后, 工业则主要以矿山开采和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直到中亚国家独立, 传统计划经济的惯性依然在各国经济运行中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显然, 这样的社会经济状况难与西方民主制度合拍, 倒是为中亚威权主义滋生培育了天然沃土。另外, 独立后的中亚各国正处于外源型后发展国家阶段, 在其现代化过程中 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 不是依次而至, 而是同时发生 [1] 。因此, 中亚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 不可能像西方那样依靠 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行为, 自下而上地逐步推动现代化进程, 只能通过壮大政府 看得见的手的力量, 自上而下发挥领导、组织、干预、扶植、推动等不可替代的作用, 维持社会发展秩序与安定, 为经济繁荣和公民社会成长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 二)历史因素

　　中亚威权主义与该地区历史上出现的封建宗法制中央集权和苏联一党制中央集权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在中亚历史上, 中亚各族曾先后建立过西突厥汗国、帖木儿帝国、察合台汗国、乌兹别克汗国等强大政权, 形成了以汗王为首, 封建贵族、地主、商人及宗教上层等共同组成的一元化、中央集权主义的中亚宗法制政体[ 2] 。该政体特征就是王权至上, 汗王不仅拥有最高行政决定权, 国家一切事务原则均听 命于他, 还执掌国家最高军事统辖权, 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此外, 汗王也是全国土地和财富的最高所有者, 在经济上享有国家最大财富。沙俄征服中亚, 继续沿用皇权制下的 军政合一管理体制。苏联成立后, 中亚成为苏联的一员, 彻底结束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苏联治下的70余年里, 中亚始终处在苏联一党制中央集权领导之下, 政治上没有任何自主权, 完全听命于苏联。况且, 中亚传统集权主义与苏联政治统治模式在形式上又有许多相似之处, 因而, 原有中亚一些传统集权主义思想被保留下来, 并在苏联可允许的政体框架内存在和延续。所有这些历史元素为中亚威权主义形成均产生直接影响。

　　(三)文化因素

　　中亚威权主义还同其传统伊斯兰政治文化关系密切。作为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伊斯兰思想体系经历从单纯古兰经教义向古兰经和圣训、 麦地那经验、穆斯林学者的政治实践以及对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借鉴的转变过程, 形成了一种兼容并蓄的伊斯兰政治文化, 基本满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官僚等级的社会实践需要。中亚是穆斯林集聚区, 其政治文化, 既植根于伊斯兰教, 又伴随于中亚历史变迁当中, 是该地区穆斯林关于政治态度、信仰、情感和价值判断等政治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的总和。在中亚政治文化中, 古兰经和圣训是政治文化的核心。根据伊斯兰教教义, 真主是唯一的, 他不授予任何权力, 认主独一。世俗统治者要在承认 真主主权绝对性前提下, 可以用真主的名义 代行主权, 建立具有等级观念的政教合一政体, 替真主统治臣民, 确立权威地位, 让民众 服从真主和使者, 服从主事的人,久而久之, 敬主忠君成为中亚穆斯林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心理倾向。伊斯兰教教义同时主张 信末日、真主 裁决一切、 奖惩一切, 这又强化了穆斯林顺从权威的文化心态。正是上述文化因素影响, 使独立后中亚各国总统独揽大权、操控议会的行为易被民众认可和接受, 从而为中亚威权主义运行提供文化支撑。

　　(四)国际因素

　　中亚国家独立伊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谋取在该地区主导地位, 就积极向中亚各国推行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和社会制度, 一时间, 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成为各国政治文化的主流。然而, 在经历短暂实践后, 西方民主制的弊端暴露无遗, 它不但未能给中亚社会带来稳定和繁荣, 反而引发诸如吉尔吉斯斯坦的 颜色革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 安集延暴乱之类的社会动荡。为避免重蹈覆辙, 各国政府大幅调整其内政外交, 在对外政策上加强与俄罗斯等周边大国的交往,疏远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 抵御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进一步渗透。在对内政策上依托民主法制和三权分立的平台, 通过延长总统任期、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惩治官僚腐败等措施, 强化总统和国家的权力。应该说, 冷战后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培植中亚威权主义形成和存在的合法性。

　　二、中亚威权主义政治的现实表现

　　作为政治进程中从集权主义向自由民主的过渡形式, 中亚威权主义是一个增量变革的过程。它保留选举制、议会制、多党制等民主的一般属性, 同时强调集中国家权力的特殊性, 体现为一种 刚性结构的民主政治, 适应了该地区政治社会的转型需要。具体表现为:

　　( 一)宪政民主初步确立, 总统权力显著放大

　　宪政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基石。独立之初, 中亚各国重视宪政建设, 相继颁布一系列宪法, 按照西方民主制的普遍原则确立了各国的国体和政体。五国宪法的共同点, 就是在法制和世俗国家的基础上建立主权、单一制民主共和国, 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 议会行使立法权, 总统组建的内阁行使行政权, 法院行使司法权, 三权系统在各自职能范围内独立行使职权, 相互制衡, 互相协作。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内阁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主要履行立法、外交、军事、人事任免、赦免、荣典等职权。宪法规定, 总统每届任期五年, 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至此, 宪政民主形式上已在各国建立起来。然而这种民主制没有像设计者们所预想的那样, 在中亚政治实践中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 反而使各国政治陷入严重困境, 议会倒阁、街头游行、武装暴乱等事件层出不穷。面对此起彼伏的无政府主义政治动荡, 各国政界和学界开始对西方自由民主进行反思。他们认为, 由于长期受集权主义传统影响, 中亚现阶段尚不具备将民主化一步到位的条件。如果一步走到民主化, 势必会导致国家失控和混乱。当然, 他们也承认中亚政治现代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 切忌盲目冒进。 国家强大的政权和民主不是对立的两极 [ 3] , 主张应该先由集权主义到威权主义, 然后才能过渡到民主政治。结果, 威权主义成为各国挽救危局、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制胜法宝。

　　从20世纪90年代中叶始, 中亚各国先后开展大规模修宪运动, 目的是扩大以总统为核心的政府权力, 将威权主义的合法性趋于制度化和常态化。1995年8月, 哈萨克斯坦经全民公决通过了现行宪法, 1998年10月又对该宪法进行修改, 把总统任期从5年延长至7 年, 可以连任, 赋予总统有解散议会的权力等。1996年和1998年, 吉尔吉斯斯坦两次举行全民公决, 对宪法进行修改, 扩大了总统权限, 规定总统任期5 年, 同时对各权力部门的职权进行更为明确的划分。土库曼斯坦于1999年对宪法中有关人民委员会、议会的职能进行修改和补充, 明确规定总统任期无时间限制。塔吉克斯坦在1999年9月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了新宪法, 2000年3月又对该宪法进行修改,规定总统拥有军政大权, 居议会之上, 每届任期7 年。乌兹别克斯坦也对现行宪法条款做了一定的改动, 并通过全民公决将卡里莫夫的总统任期不经选举而连任到20世纪末等。

　　经过这场声势浩大的修宪运动, 中亚宪政民主发生可喜变化。一是民主观念在中亚深入人心。如果民主最初对中亚大多数百姓来说还很陌生的话, 那么这场修宪运动无疑让中亚各国人民受到一次民主思想的普及教育。它不仅丰富和增长了民众的民主知识和阅历, 还提高他们对威权主义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 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为中亚威权主义的建构赢得广泛的民众支持。二是威权主义被各国政府普遍接受。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指出: 我们的民主化要符合西方国家民主的传统和原则及东南亚主导国家的经验, 也要符合我们多民族和多宗教信仰人民的传统 [ 4] 。乌总统卡里莫夫也认为, 正是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同现代民主社会价值观相结合才是我们未来繁荣的保证, 才是我们社会同国际社会一体化的保证 [ 5] 。实践证明, 当下中亚国家实施的威权主义, 确实比照抄照搬西方自由民主, 更能直接反映各国民主政治的客观实际, 更好维护社会稳定。今后, 各国会在充分肯定民主化发展方向的前提下, 结合自己国情, 进一步推动威权主义, 并运用各种手段加强各国政府权力, 以强大国威和国力保持国内稳定和经济增长, 避免政权颠覆、国家分裂和社会动荡。三是 强总统, 弱议会的宪政格局初见端倪。中亚国家通过一系列修宪活动, 强化了总统权力, 削弱议会在三权分立中的作用, 使政府和议会之间权力关系朝着有利于政府的方向发展。哈萨克斯坦宪法在行政与议会权力关系上明显倾向总统权力, 规定总统可以确定议会选举, 召集议会两院非例行的联席会议, 可直接颁布法律等[ 6] 。吉尔吉斯斯坦宪法则突出了总统权力地位, 规定总统有权提前召集、确立和解散立法会议、人民代表会议等[ 7] 。

　　(二)政党政治呈现出执政党一党独大格局

　　在中亚, 由于盛行威权主义, 各国政治发展水平低下, 参差不齐, 政党功能被普遍弱化。各政党除在政党法 结社法允许范围内从事有限活动外, 往往都远离政治中心, 极少有机会干预国家政务, 对各国政治生活的作用有限。在各国政坛上, 只有执政党一枝独秀, 十分活跃, 这为执政党独大创造有利条件。

　　中亚执政党一般分为两类: 一类是在原苏共地方组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政党, 如乌兹别克人民民主党和土库曼民主党;另一类是因选举需要而新组建的政党, 如哈萨克斯坦的祖国党、塔吉克斯坦的人民民主党等。这些政党最大特点, 就是都有一套完整的党章和较成熟的治国方略, 以明确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 规定党的基本原则、组织机构和组织条例等, 政党主席也由现任总统直接担任或受其领导。正因为中亚执政党的地位、纲领及政策具有 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所以他们在中亚的群众基础牢固、政治影响巨大。

　　中亚执政党作为总统掌控议会、争取社会支持的御用工具, 不仅承担着推动本国政治现代化的重任, 还具备维持政治稳定的功能。他们通常在总统直接领导下或依靠总统支持, 参与议会选举, 通过竞选获胜的方式, 最终达到控制议会的目的。

　　执政党独大现象在中亚颇具普遍性。哈萨克斯坦的祖国党成立于1999年1月, 刚成立不久就迎来哈萨克斯坦议会换届。

　　为确保选举成功, 祖国党在大选前调动了各种传媒, 广泛动员选民支持该党。1999年10月, 哈下院举行选举, 祖国党力克群雄, 赢得30. 89%的选票。2004年9月, 在哈第三届议会下院选举中, 祖国党又获得60. 26%的选票, 在分配给政党的10 个议席中占据7个, 继续居议会议席的首位。2007 年8月, 哈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祖国党(后更名为 祖国之光党)在大选中独领风骚, 赢得选民88. 41%的高票支持, 囊括议会下院107 个议席中的98席, 祖国党在哈议会独大趋向已成定局。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民民主党是中亚独立后最早一批成立的政党。

　　2002年以前, 该党一直在乌一院制议会中处于领导地位。2002年1月乌举行全民公决, 决定将议会改为两院制, 乌人民民主党的政权地位面临严峻挑战。2004年12 月, 乌进行独立以来空前规模的议会选举, 全国有70%多合格选民参加了投票。选举结果显示, 乌人民民主党在本轮议会下院选举中又大获全胜, 保住了执政党在议会的绝对优势地位。塔吉克斯坦的人民民主党是塔内战结束后成立的政党。2003年3月, 在塔举行首次议会选举中, 塔人民民主党就轻松胜出, 赢得塔议会63个议席中的34个席位, 一举夺取塔议会的话语权。土库曼斯坦的民主党是土库曼斯坦唯一合法政党, 在历届一院制议会选举中, 该党因为没有遇到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所以很顺利控制了议会主动权。吉尔吉斯斯坦在经历 颜色革命阵痛后, 政局基本稳定。2007年12月, 吉举行议会选举, 以总统巴基耶夫领导的 光明道路党在大选中获得近49% 的选票, 成为吉名副其实的执政党。

　　中亚执政党独大格局的形成, 标志着中亚政党政治进入常态化运作时代。一方面, 它从政治程序上确保政权党的正统地位。独立以来, 尽管中亚政党政治得到空前发展, 但各政党间实际参政水平存在很大差距,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议会选举中与执政党分庭抗礼。中亚执政党利用其政治优势, 通过选举等合法程序, 大举挺进议会, 将议会变成执政党的舞台, 使议会中只有执政党的决策参与才具有实质意义, 执政党把持议会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 它也从政治参与上为在野党提供一个 公平竞争的场所, 以体现威权主义治下中亚政党政治的多元化选择。在中亚现阶段政党政治中, 活跃着一批有影响力的合法党派团体。它们作为反对威权主义统治的政治力量, 代表着政治觉醒公民的愿望, 通过参与议会选举过程, 可以催化、疏通和调整政治行动, 甚至还可以通过抗议者和不满的选民提供一种可信的安全阀门, 来规避过激行为,维持社会稳定, 防止威权主义的失控。中亚各国政府已开始认识到在野党制衡和监督的重要性, 主动采取措施, 提高各在野党参政议政的作用。哈总统承诺, 要扩展哈萨克斯坦的党团组织权限, 采取从国家预算中向各政党拨款, 并增加政党名单, 使更多的政党在下院拥有席位等[ 8] , 来保证在野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有的地位。

　　( 三)政府治理成效卓著, 地区社会政治全面好转

　　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促进社会政治全面好转, 中亚五国积极汲取和借鉴西方善治成果, 在打击三股势力、推动行政改革、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采取一系列举措, 客观上促成了中亚威权主义的良性态势。

　　一是各国出重拳, 严打危害国家稳定和安全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一切黑恶势力。塔吉克斯坦独立后, 受国内各种政治、宗教、地方利益集团斗争日趋激烈的影响, 政局持续动荡。在塔总统拉赫莫诺夫的领导下, 塔政府团结国内各阶层民众, 依靠独联体国家和国际社会积极帮助, 经过8 年不懈努力, 最终与反对派达成和解, 实现国家的和平。哈萨克斯坦对三股势力也毫不手软, 坚决打击。2003年7 月, 哈国家安全部门在搜查该国境内 东突伊斯兰党组织成员时, 发现他们藏有爆炸物品、武器和军用装备。随后对其展开调查, 调查结 果证实 东突伊斯兰党哈萨克斯坦支部同阿富汗、伊朗、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恐怖组织有密切联系。按照哈的相关法律, 哈政府对这些恐怖组织予以取缔。2005年5月, 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地区爆发大规模反政府骚乱事件。为捍卫国家统一, 防止事态进一步蔓延, 事件发生后, 乌政府迅速采取果断行动, 总统卡里莫夫亲临骚乱现场坐镇, 指挥乌政府军和警察部队向盘踞安集延州政府大楼内的100 多名武装叛乱分子发动攻击, 并对在市中心广场进行示威的抗议者采取驱赶措施, 很快就平息骚乱, 恢复了国家的社会秩序。中亚国家上述治理措施, 对维护各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动中亚社会政治有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各国下决心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哈萨克斯坦行政改革主要从分散中央集权入手, 整合国家管理资源, 提高政府部门自身工作效率。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上, 削减中央权力, 扩大地方权限。2005年8月, 哈首次对各地的州、市长进行试验性民主选举, 分阶段在区、镇、村等各级行政领导中开展民主选举。同时加快电子政务建设, 用现代行政管理理念和先进管理手段, 采取措施完善国家公务和行政服务, 降低管理上的官僚化, 优化国家机构管理水平, 提高各级政府向公民和民间组织提供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此外, 哈出台国家公务员荣誉法反腐败法等法律, 禁止公务员经商和从事与企业利益有关的活动。土库曼斯坦行政改革则重点放在机构改革和惩治腐败上面。一方面, 土政府提出包括撤销本国许多部和管理机构在内的诸多改革措施, 被撤销的管理机构涉及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联合会、石油产品和运输部及其他部门等, 极大提高了政府的绩效。另一方面, 加大对各种腐败行为的严惩力度,将前政府总理库尔班 穆拉多夫、前石油部长萨帕尔马梅德瓦利耶夫等一批巨贪送上法庭, 维护了政府的廉政形象。吉尔吉斯斯坦也通过颁布道德法典的形式, 建立 阳光政府, 树立公正、公平的理念, 让民众从公共权力那里真正获得信赖感和安全感, 从而使民众对公共权力发自内心肯定性的信任评价。三是各国齐努力, 加快建设福利国家。

　　土库曼斯坦从2003年通过关于在2020年前免费向居民供应天然气、饮用水、电和盐的命令以来, 把高福利、高补贴政策作为一项长期国策加以落实, 将其国家财政支出的近70%用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制度等, 规定国家向本国居民永久性免费提供水、电、天然气和食盐, 对低收入居民低价定量供应面粉、肉类、黄油、食糖等食品。土政府还承诺从2008年1 月起, 将居民的工资、助学金、养老金和残疾人的津贴增加两倍。哈萨克斯坦也把社会保障 制度的重点放在公务员待遇、退休金、住房和免费医疗等方面。

　　2005年哈政府把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平均提高了32%, 2007 年又提高30%, 使其逐步接近私营领域的工资水平。并通过发放保健津贴的形式, 吸引和巩固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文化和体育干部队伍, 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在退休金方面, 哈政府从2007年1月起大幅调高基础退休金的额度, 允诺2008 年再提高35%, 以改善167. 5万退休人员的生活待遇。在住房方面, 哈政府一如既往地执行保障政策, 加快住宅建设纲要的实施, 建设廉租房、保障用地分配的透明性、促进个人住房建设的 发展等。在医疗方面, 哈政府2004年就增加了1. 7倍免费医疗开支, 计划从2007年起在医疗条件较差地区建立100家国立医院, 扩大社会基础设施[ 9]。乌兹别克斯坦则十分注重国内居民社会福利, 通过优惠、补贴、津贴等方式扩大社会保障范围, 对社会弱小阶层进行扶持, 全年用于社会福利与保障的支出已占国家预算的40%以上。中亚国家以民生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 对于缩小贫富差距, 遏制两极分化, 消弭潜在的民族矛盾和冲突, 促进社会和谐大有裨益。

　　三、中亚威权主义政治的不确定性

　　应该承认, 威权主义是中亚国家在政治准备尚不充分时期实施的一种民主模式。该模式在为中亚 铁腕人物放手施展政治抱负、用 猛药治沉疴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 也面临着施药过重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 一)威权主义不能在短期内解决中亚内部的所有问题, 急功近利很可能适得其反

　　由于中亚长期 积贫积弱, 许多重大经济、政治、社会等现实问题已迫在眉睫, 其中, 有四大问题是最不易解决的: 一是福利制度改革。特别是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养老金、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制度改革, 政府必须投入大量资金予以保障, 否则会引起民众不满, 造成社会动荡。但目前各国经济刚刚起步, 国家财力有限, 寅吃卯粮现象很普遍, 很难拿出更多资金用以满足民众日益高涨的福利需求, 而如果延长改革时间表,各国财政又难以走出庞大社会公共支出的困扰, 无疑将影响中亚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二是三股势力的威胁。受历史传统和地缘政治影响, 三股势力在中亚盘根错节, 十分猖獗。各国政府为遏制其泛滥, 想方设法予以回击, 但收效甚微, 三股势力依然变通花样, 我行我素, 不时在各地策划和组织一些大规模反政府暴动, 制造混乱, 危害社会。如何彻底根治三股势力顽症, 保持地区长治久安, 始终是中亚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三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民族中央集权, 到独立后中亚各主体民族的中央集权, 尽管权力主体发生了易位, 以部族、氏族、家族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结构取代原苏共中央为代表的国家权力机构, 但统治方式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各国领导人依然把持朝政, 垄断国家权力。这固然有强化中央集权的道理, 也严重挫伤地方积极性, 加剧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使本来就很脆弱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更具不确定性, 甚至还可能重蹈吉 颜色革命和塔内战的覆辙。四是政府腐败问题。在中亚, 各级政府官员的 寻租现象已成为公开秘密, 各国虽采取措施加以遏制, 但作为威权政治的衍生物, 腐败风气仍在蔓延, 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若不能及时力斩腐败根源, 其传导效应将直接威胁中亚社会的稳定。

　　( 二)威权主义把各国领导人推到改革最前沿, 使他们的政治回旋余地受限现阶段

　　中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政治大变革, 成功与否事关中亚大局。为实现强国梦, 各国领导人必须高瞻远瞩, 尽可能排除一切干扰, 保证改革顺利实现。为此, 他们往往肩负着国家兴亡的历史重任, 公开站在改革前台,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有时为强行推动改革政令的实施, 不惜动用 铁腕。这样一来, 其政策主张变得鲜明而又强硬, 民主政治中的监督和制衡机制也形同虚设, 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亚政治制度的刚性色彩, 弱化民主制度的弹性成分, 不免给人留下 不成功则成仁的政治赌博之嫌。倘若任其延续, 中亚威权主义的未来走势将不再取决于政治制度的优劣, 而更多地由各国领导人的治国能力和个人威望来决定, 降低了中亚社会的政治承受力。从目前中亚政治格局看, 威权主义仍承袭个人权威的传统, 各国领导人在这场变革中起着关键作用。他们执政期间的任何失误, 都会产生 多米诺骨牌效应, 给中亚国家带来不利影响。

　　( 三)威权主义使中亚各国强力部门受益匪浅, 助长其势力进一步膨胀

　　中亚强力部门的支持和配合是维持各国领导人权力的坚强后盾。独立后, 为强化对中亚社会的有效控制, 各国先后建立属于本国的军队和国内治安的警察队伍, 保留和完善原有的安全系统, 使其职能得以充分发挥。即便在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 各国政府也都千方百计地通过改善这些部门人员的工作条件, 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 保持强力部门的正常运转。例如,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工薪阶层中, 警察的工资最高, 远高于普通知识分子的工资水平。中亚其他国家的警察收入也同乌警察相差无几。随着强力部门权力的增大, 它们越来越不满足于现有既得利益, 强烈要求重新分配利益。在强国战略推动下, 中亚威权主义与强力部门的利益诉求不谋而合, 在中亚不同利益集团竞争中脱颖而出, 成为各国最具影响力的势力集团。这种依靠强力部门来维系国家现有秩序的治国策略, 短时期内是可以解决一些社会时弊, 但从长远来看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和问题,进而演变成社会新的不公正替代旧的不公正现象的恶性循环。

　　(四)中亚威权主义与西方民主政治理念存在明显分歧, 必将受到西方的牵制

　　中亚国家选择威权主义发展道路, 从一开始就与西方的民主标准相距甚远, 必然会引起西方国家的猜忌。近年来, 随着威权主义条件下社会改造的逐步展开, 中亚国家与西方在制度、价值观等诸多领域的裂隙迅速扩大。一方面, 西方对中亚国家频繁修宪扩大总统权力的行为深为不满, 公开指责它们是在利用宪法程序有意篡改民主, 以图恢复威权统治秩序。另一方面, 西方对各国议会选举指手画脚, 经常对选举过程中出现的打压反对派势力、阻止其候选人参加选民登记、禁止成立反对国家宪法制度的政党和组织、强行解散右翼 民主派别等非民主现象进行诽谤和攻击。西方对中亚国家内外政策批评的升级, 对各国改革过程中出现失误的幸灾乐祸, 使得中亚威权主义的推进又多了一道无形压力。由此看来, 要真正走出一条适合中亚自身发展的威权主义道路并非易事, 尚需各国政府和人民的不懈努力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 1] 塞缪尔..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 . 上海: 三联书店, 1989: 8.
[ 2] 加富罗夫. 中亚塔吉克史[M ]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61- 163.
[ 3] [ 8 ] [ 9 ]哈萨克斯坦2007年国情咨文[G ] .
[ 4] 哈萨克斯坦2005年国情咨文[ G] .
[ 5] 卡里莫夫. 临近21世纪的乌兹别克斯坦: 安全的威胁、进步的条件和保障[M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118.
[ 6]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 K] .
[ 7] 吉尔吉斯共和国宪法[ K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课题(课题编号: CW0811)
的阶段性成果; 上海市教委重点建设的行政管理学科专项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朱新光( 1965- ), 男, 湖北武汉人, 上海师范大学亚洲学研究中心主任、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
中亚政治与外交; 武斌( 1957- ), 男, 上海人,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国际文化; 张深远( 1968- ), 男, 河南人, 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 主要研究中国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