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民主化和民主建设简析

一、中亚民主化和民主建设的一般规律通

　　过对中亚国家民主化和民主建设的考察, 我们发现两个层次上的规律性。首先, 在独立初期, 中亚国家在西方的外力推动下完成了西式民主制度的移植, 但是, 由于缺乏与民主相应的政治文化, 缺乏对民主精神的共识性理解, 导致了民主文化意识落后、民主能力低下与制度超前共存。其次, 独立初期的民主化和民主建设的加速态势并不持久, 民主发展进程缓慢乃至滞后, 甚至是权威主义的回潮。这又造成了市场化和民主化的脱节, 导致了民主发展的困境与停滞。

　　( 一) 在外力推动下西式民主制度的移植

　　中亚国家的民主化大多是在苏东剧变和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开始的, 一定程度上是西方文明冲击和影响下的产物, 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源在“外”而不在“内”,是外部环境压力下的产物而非本社会或政治系统内部成长起来的。有学者从“动力”标准, 将政治现代化的模式分为“内生型政治现代化模式”、“外植型政治现代化模式”和“内生外植结合型现代化模式”[1] , 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中亚国家的民主化从动力角度也可以说是“外植型民主化”或“内生外植结合型民主化”,外部环境的压力是其民主化的直接动力。在外部推力下, 中亚国家独立初期, 模仿西方国家建立了西式民主制度, 建立总统制、多党制、普选制和实行三权分立等。

　　中亚国家民主化的外部推力, 主要来自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例, 为了促使中亚国家在制度上倒向西方, 美国频繁使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多种手段来促进中亚的民主化。美国在中亚的民主外交政策包括: 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在同中亚国家领导人高层会晤中敦促后者要高度尊重人权和民主自由; 美国同中亚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程度与性质、美国提供援助的数额( 包括军事援助) 同这些国家改善人权与推进民主化进程联系起来; 保证美国财政援助不被用于加强那些破坏人权的安全力量;通过美国援助计划对那些非政府组织和人士给予帮助, 以促进中亚成为更加开放的社会。但是应该看到 的是, 西方国家对中亚民主的推动, 并不是基于扩展民主本身, 而是以民主为标尺向中亚国家施加压力以谋求自身在中亚的利益: 驯服于西方的国家, 就是民主的国家, 否则就是不民主的或反民主的国家。苏联解体时, 各加盟共和国顺应了西方企图瓦解苏联的要求, 因此被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视为“民主国家”。然而在经过了十余年之后, 由于这些国家的情况与美国所预期的相去甚远, 这些国家就变成了“不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国家。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吉尔吉斯斯坦。在苏联解体初期, 阿卡耶夫政府被西方鼓吹为中亚的“民主样板”,但是在所谓的“颜色革命”中, 阿卡耶夫却成为西方国家以“非民主手段”所要扳倒的对象, 原因就在于阿卡耶夫似乎要倒向俄罗斯一边。

　　苏联解体的冲击, 以民主、平等、自由为核心理念的西方强势文明不断涤荡着封闭与落后的政治系统, 由此, 产生了双重效应: 一是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权威结构顷刻瓦解; 另一方面, 西方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成为典范, 其民主模式对中亚国家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示范效应, 甚至成为获取西方对其政权承认的惟一选项。在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战略的大力推动下, 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往往别无选择地走上了西方式民主道路, 民主模式上大多采用西方的三权分立、总统制、多党政治等形式, 甚至这些国家的政界和知识精英对于民主的理解也是西方语境下的民主。

　　但是, 外力推动下西式的民主制度的移植并不完全适应中亚各国的国情。中亚国家在民主化初始期大多处于经济不发达、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封闭保守的状况中, 族群政治、权力腐败、权威或极权的遗留等现象十分普遍, 民主意识非常薄弱。而与中亚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西方国家的民主主要是在其社会内部各阶级阶层的长期斗争、妥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是强大的公民社会向王权和教权争取合法政治权利的结果。民主化动力在于公民社会内部, 因而其民主模式如三权分立、代议制、多党政治是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阶级状况等因素从本土成长起来的, 民主观念的形成也是有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新教改革和近代科学革命等人文和科学精神的文化土壤。

　　实际上, 中亚国家的民主化中存在着制度和观念的双重移植问题, 形式上的制度移植是容易的, 但是要将制度生根, 却要取决于观念的成功移植与内化, 没有价值观念的支撑, 民主只不过是一个空壳。

　　而且对于西方经验基础上的民主观念的移植, 也必须结合自己的哲学和文化传统及相应的经验, 形成独具特色的民主理念, 这正是中亚民主化进程中所最缺乏和最薄弱的。

　　( 二) 在民主建设的进程上, 缺乏对民主精神的共识性理解, 民主文化意识落后、民主能力低下与制度超前共存

　　正如亨廷顿所说的, 领袖们之所以造就民主是因为他们视民主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 因为民主是他们追求其他目标的副产品[ 2] 120。中亚国家迅速的但又相互脱节的民主制度和观念的移植, 使这些国家的民众到上层官员乃至知识精英并没有形成对民主的共识性理解, 对民主的认识存在种种误区。加之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和利益矛盾, 民主制度虽然建立了, 但是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民主运作, 制度形同虚设, 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中亚国家的民主进程中呈现出民主文化意识落后、操作能力低下与制度超前共存的景象。

　　首先, 缺乏对民主精神的共识性理解。民主不仅仅意味着自由而公平的选择和选举政治领导人, 更以对个体自由的尊重、对人权的保障、普遍的对法律的遵从为精神内涵。不仅如此, 民主还有着宽容和妥协的精神底蕴, 因为, 民主政治结果的不可预测性使得不同的政治力量有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失败者, 政治失败者必须承认和服从这一结果; 政治胜利者也必须宽容和容纳失败者的生存权利, 并容许他们的政治异见的存在。如果没有这样的对民主结果的认可和服从, 以及宽容妥协的精神, 民主过程之后往往是各派政治力量的互不妥协乃至兵戎相见。我们可以发现在中亚国家, 没有经历过自由民主文化的洗礼, 没有对人权和公民政治权利的尊重, 并存在一种“普遍不尊重法律”的传统, 没有形成对民主选举合法性的认识, “选举失败者可以用武力来推翻选举结果, 而人们对此习以为常”[ 3] 。这方面的例子最为明显的就是近年发生在独联体国家内的“颜色革命”。

　　通过回顾“颜色革命”的演变历程, 可以发现它们遵循着大体一致的发展轨迹: 在举行的总统选举( 如乌克兰) 或议会选举( 如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 中, 面对执政党或亲政府党派取得的选举优 势, 在选举中暂时联合起来的反对派联盟拒绝接受选举结果, 并将选举失利归咎于政府在选举中舞弊。然后煽动、组织群众集会或示威游行要求重新选举或政府下台。当抗议活动未遭到政府强有力的反击时, 就采取更为激进的方式冲击政府部门, 通过占领国家权力机关和控制国家舆论机关, 强制现政府领导人下台, 进而合法地取得政权; 当政府在反对派联盟发动的抗议活动所构成的压力下妥协, 就名正言顺地实现政权的更替。接下来, 志得意满的反对党联盟开始采取步骤使他们通过政变取得的权力机器合法化, 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 4] 。在没有形成对民主的共识性的理解时, 中亚国家就已经接受了先进的西方民主制度, 民主运转失灵就在所难免了。

　　其次, 制度超前与能力低下并存。超前的移植性的民主制度并没有提升中亚各民主政府的能力, 加上与民主政治制度配套的法律、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滞后, 导致了中亚国家民主运作的失灵。在中亚国家的社会结构处于剧烈分化、贫富差距明显扩大的转型时期, 民主政治的发展必然会激发社会成员及不同利益群体表达各自利益的强烈的社会参与愿望。这种社会参与愿望在民主制度框架内得到了释放。但是, 一些中亚国家形式上的民主制度缺乏足够的操作能力, 而且也无力面对利益分配不公现象的事实存在以及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的景象。这样, 社会成员的不满被进一步放大, 被民主制度激发起来的参与热情很可能失控, 转向制度外渠道表达意愿,以各种激进行为方式向政治体系施加外部压力。颜色革命后, 阿卡耶夫这位被废黜的总统经过几个月的反思总算明白——在吉尔吉斯斯坦, 民主发展超越了社会和经济发展, 因而产生了过高的期望值, 这最终引发社会爆炸。而以缺乏强大的中产阶级和多样化的中层组织为特征的不对称“哑铃式”社会结构, 使中亚国家的民主进程缺乏必要的稳定器和减震器, 社会矛盾、政治争斗极易被激化。

　　实际上, 民主并不是简单的制度安排, 现代民主作为西方人的“发明物”,是“作为一整套生活方式,深深地铭刻在西方的文化、社会和经济之中”[5] 的,在那里, 民主意识与民主文化经过长期的培育, 已经内化为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并推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建构。中亚国家的情况决定了自身的民主成长过程不可能再走西方的道路, 也不可能建设成与西方一模一样的民主模式。但是对于民主还是有一定的普遍标准和文化内涵的, 比如制度化的公民参与和竞争性选举, 政治自由和法治文化等是必不可少的。中亚国家的民主建设也应体现普遍的民主标准,积极培养民主的文化和意识, 并训练民众的民主技能, 提高民主运作能力, 以驾驭先进的制度。

　　( 三) 早期的民主化和民主建设速度上呈现加速态势, 后期的进程缓慢, 民主发展滞后, 没能形成有效而持久的民主制度, 甚至是权威主义的回潮

　　独立初期, 中亚国家的民主建设与西方国家相比, 存在着历时性错位和共时性反差。一方面, 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后现代社会的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已经相当完备, 而中亚各国在本质上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又由于历史共时性原因, 在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下不得不以西方相对完善的民主制为范本, 民主建设的速度实际上是加速了, 因为这些国家不可能再走西方国家漫长的道路去完成民主制度的构建。例如在民主化浪潮中走在最前面的吉尔吉斯斯坦, 这个只有500 万人口的小国就有着该地区最多数量的反对党、独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

　　中亚国家独立初期虽然走上了急进式的民主化道路, 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支撑,民主建设进程缓慢。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的时间建立民主制度, 普通公民在经过长达两三百年的时间里才逐步获得了普遍参与的权利, 政治上经历了逐渐成熟的过程, 公民社会日益强大, 产生对于选举的官员的诸多要求和压力: 回应公民的权利和利益要求。中亚各国独立伊始就建成了民主制度, 走的是一条急进民主化道路, 苏联时期的政治精英迅速占据了政府的主要职位, 但是却没有负起公民对他们的期望, 这种非对称的关系和速成的民主化使得新生的民主制度出现了诸多的问题。民主制度没有能为这些国家带来稳定、法治、人权的保障、具有回应性的和负责任的政府、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 虽然这些并不是民主的特有功能, 却是有效民主所能带来的客观效果, 民主的合法性受到怀疑, 这对于民主的持久性是致命的。用亨廷顿的话来说, 处于现代化早期阶段的国家的政治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渴望和指望之间差的效应, 而这一差距是渴望升级造成的”[6] 。“唯有当民主能够唤起各主要政治力量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主动地遵从民主制度时, 民主才能长久存在”[ 7] , 由于民主并没有成为中亚国家自觉执行的政治过程和生活方式,所以在中亚并未成为一种持久而有效的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中亚国家的民主发展缓慢,由初期的民主制度的超前性转变为民主发展的滞后性。民主滞后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民主制度化、程序化建设滞后于政治参与的扩大, 二是民主制度、民主实践和民主理论总体上滞后于整个经济进程。在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多数中亚国家都出现了权威主义的回潮。从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开始, 中亚国家逐渐形成了“以总统集权为特色、以基本架构形似西方政治体制、个人专权色彩较浓的政治体制”[8] 。而民主制度也逐渐形式化和边缘化, 例如尽管许多中亚国家都实行多党制, 但这种多党制极不稳定, 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政党为依托的, 而是以个人威望和声誉作为执政的基础。

　　又如, 中亚国家都采用了总统制, 然而总统掌管的行政权力在政治转轨过程中高度集中, 议会体制功能有限, 多党制虚大于实, 致使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严重削弱, 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情形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两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中亚大多数国家而言, 带有浓厚权威主义色彩的总统制政体目前仍然是维持国内局势基本稳定的必要条件。然而, 一旦中亚国家现行政体中的权威主义倾向突破现实条件的制约而走向极端化, 必然会对国家制度的基础以及经济改革的命运造成巨大冲击。

　　( 四) 市场化和民主化的脱节, 导致了民主发展的困境与停滞

　　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走过一条市场经济逐步发展、公民社会充分发育、普选权逐步放开的道路。在西方国家的市场化与民主化发展历程中, 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但是西方的这些经验, 在中亚国家并没有成功。在独立初期, 中亚各国在西方的民主制度输出战略压力下进行急进民主化的同时, 也采纳了发达国家关于急进自由放任的市场化战略的建议。这双重的急进战略给各国的民主化带来了巨大的动荡,普遍出现一些问题, 如叛乱、种族与社会冲突、极端贫困、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长期通货膨胀、巨额 外债等[ 2] 307-308。而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后, 中亚国家的市场化进一步发展, 而民主发展却由于权威主义的回潮而滞后, 最终导致市场化和民主化的脱节、民主进程的停滞。

　　如在吉尔吉斯斯坦, 一方面是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 经济自由化程度也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 总统集权的趋势日益严重, 管理体制日趋封闭, 政权运作方式的僵化与腐败造成了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停滞。

　　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要求有相应的民主政治作为其制度支撑, 而许多中亚国家虽然在经济发展模式上选择了完全意义的市场经济, 但政治民主化进程却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内在 需求, 进而导致了一系列体制性矛盾的出现和社会问题的丛生。市场经济本身要求社会成员公平地占有社会资源, 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拥有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权力, 但在权威主义回潮的情况下, 民众的这些权力都没能很好地实现, 代之而起的是腐败现象的日趋加剧, 政治裙带关系的盛行和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政府事实上背离民主原则, 不断沿着维护权威政治与伪民主的路线发展, 这使得执政党愈发失去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中亚市场化和民主化的脱节, 一方面使得市场经济的发展失去民主制度的制度支撑而发展乏力,另一方面使得政府的效能与合法性递减。戴蒙德、林茨和李普塞认为, 第三世界国家民主和其他政权不稳定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低合法性和低效能之间的结合和互动”。以低合法性起家的政权会发现, 很难变得有效能, “而缺少效能的政权, 特别是在经济成长方面缺少效能的政权只能持续维持低水平的合法性”[9] 。事实上, 如今一些中亚国家正处于民主的困境中: 即由于缺少合法性, 它们不可能变得有效能;由于缺少效能, 它们又不能培养出合法性。

二、中亚国家民主化与民主建设的启示

　　从本质上讲, 民主制度是一种需要内源力量支撑和从内部成长起来的制度, 任何外部的强力推进或者简单的制度移植都是无法达到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的。在民主建设的进程上, 过快的民主化进程如果超出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 将会带来社会的动荡; 而民主发展的滞后, 同样也会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从总体上来说, 积极应对压力和挑战, 需要加强对本国民主建设规律的研究, 不盲目照搬西方模式。对民主建设规律的研究包括对民主建设的总体战略设想, 采取怎样的路径推进民主建设, 对民主建设的进程、速度, 民主的程序、民主如何有效运转, 对政党在民主建设中的作用, 对民主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等的研究。同时, 还要探究本国民主建设的文化和哲学基础, 探究本土成长起来的适合于自己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民主制度。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2007 年的国情咨文中就指出, 民主化要适应国情, 民主改革要考虑社会的需求和哈萨克斯坦的现实, 探索本国的政治改革模式和自己的政治转轨道路[ 10] 。这是中亚国家在经历民主化动荡后所作出的积极反省。总结中亚国家民主化和民主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以下几点启示值得我们国家借鉴和反思:

　　( 一) 倡导正确的民主发展观。民主不是简单的选举, 也不是速成的; 民主建设也不是简单的制度移植过程; 民主的模式是多样化的, 民主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有不同的模式; 民主建设必须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相适应, 过快的民主化是不可取的, 这已经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所证实, 应当反对民主速成论。反之, 滞后的民主建设也要不得, 终究会给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代价; 民主建设必须遵循稳定而有序的原则, 有利于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 无序的民主建设带来政治的动荡, 反过来也破坏民主建设, 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 民主建设和经济发展都将是空谈; 民主建设应以有利于经济发展与经济繁荣, 有利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公正, 有利于增进人民福利为原则, 不能为民主而民主。

　　( 二) 大力培育公民社会, 使民主建设有深厚的社会土壤和根基, 而不至于沦为西方压力下的政治产品。中亚社会中宗教、家庭、氏族、部落、民族等因素联结成的复杂的结构使得选举和民主操作系统难以与之有效协调, 多数派政党对少数派合法利益的否定,反对派对政治系统的否定, 公民社会的缺失, 城市化和教育水平的低下等因素, 都危害着中亚民主化的成功[ 11] 23-44。公民社会由自由公民的网络组成, 包括协会、联盟、政党和非政府组织, 这些是建立民主制度和法治国家的政治空间的前提条件[ 12] 。公民社会是一个健康而有效的民主最可靠的保证。活跃的、多元的公民社会, 中间阶层的不断强大产生对于权利和利益维护的自主意识、平等精神及政治参与的强烈诉求,是推动民主的重要动力。公民社会所孕育的公民意识、公民性格和法治观念是民主建设的观念支撑。

　　( 三) 积极培育民主政治文化, 形成对民主价值的信任和对民主规则的遵从。相比于其他独联体国家, 中亚国家的政治文化更为保守[ 11] 23-44。民主的成功需要坚实的民主文化的支撑, 以为其提供足够的坚持民主原则的精神和认识[ 13] 。民主不仅仅是代议制和选举制等简单的制度安排, 民主是一整套价值观念, 包含着人权、自由和平等等理念, 民主的有效运转需要民主文化的支撑。民主的文化制约固然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民主要有效而长久, 没有政治精英和广大民众从心理、思想、态度、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对民主的认同, 民主永远是形式化的和脆弱的。

　　( 四) 发挥民主的保障性功能, 以公平而又有效的民主为起点目标, 民主必须同时给社会上所有的 力量群体以公平的机会, 使之能在制度的框架内竞争, 并产生实质性成果, 即民主的制度安排要能解决当前社会发展中突出的社会公平问题。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等, 给予弱势群体以制度化的利益代表和表达机制, 把更多话语权还给弱势群体, 让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自己的声音和意见表达。同时, 对于其他各种利益群体也应有相应的利益保障机制。可以说, 只有公平和有效的民主才能赢得各阶层和群体的支持, 民主建设才不会演变为激烈的利益争夺和社会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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