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新地区主义与上海合作组织

　　2006 年6 月15 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以及中国领导人齐聚上海，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此次峰会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5 周年和“上海五国”机制建立10 周年。这个有着“前世今生”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将如何影响中亚地区的未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准确理解这个组织和中亚地区存在的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苏联解体后，重新获得国家独立的中亚也重新成为冲突热点地区。

　　中亚国家都相对比较弱小，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包括种族冲突、经济现代化、国家建设、严重的环境和公共安全等。最近一个时期，随着地区内地缘环境特点的发展和资源优势的日益显现，中亚地区的合作领域更加广泛和深入，特别是在安全和能源领域，地区一体化重新成为中亚国家的重要议题。包括了大部分中亚国家的上海合作组织在经历了近十年的发展后，合作领域不再局限于区域内部的裁军和边界等问题，而是以更广阔的视角审视如何应对该地区面临的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安全反恐领域的合作仍是该组织各国领导人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上合组织将致力于通过经贸、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实现地区乃至世界的和谐与安全。中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长几乎是同步的，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交汇区域。自从中亚国家独立以后，许多研究就开始关注这一地区，但是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还没有开始被详细研究。本文试图从地区一体化理论范式和中亚地区主义模式的理论思考出发，来考察中亚地区的一体化。

　　一、地区一体化：从现实主义到新地区主义

　　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对地区一体化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的主导方法。作为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政治经济学把一体化看作是一个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过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和法律过程。政治动因、政治家的推动、民族国家的作用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1]从自由主义的视角来看，地区一体化是自由市场发展和贸易开放导致合作的结果。正如研究欧洲一体化的学者所指出的，加强商业纽带和新制度的结合，可以对人们的自私观念产生实质性的影响。[2]自由主义角度的一体化具有外向发展的趋势，包括对外部市场的开放，而国与国之间和国家内部控制贸易和货币关系的能力则不断降低。[3]在这些理论视角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变体的地区一体化理论，[4]从中可以分析出几个合理内核：过程、综合性、观念和机制。

　　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第一个一体化定义是：“不同的国家政治行为体被劝说改变他们的忠诚、预期和政治行为所围绕的权力中心的过程，新的权力中心的制度程序和司法权限将超出以前的国家权力中心。”[5]这一定义强调一体化是权力中心改变的过程，而且新的权力中心的权限范围将超越国家权威。国内学者也认为，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并不会在某一点上停留下来，而是不断积聚出对地区的认同、信任和忠诚，以满足对安全与福利日益增强的相互依存需求，尽管地区一体化进程可能会出现波动、放缓甚至是暂时停滞。[6]作为发展的地区一体化理论，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是这样定义的：一体化是“把各部分形成一个整体或相互依存的形态，可以分为经济一体化（跨国的经济形态）、社会一体化（跨国的社会形态） 和政治一体化（跨国的政治相互依存形态）”。[7]奈的分析框架提供了地区一体化的全面的分析维度，地区一体化不仅仅是指经济的一体化，而且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相互融合和相互依存的过程。

　　关于一体化与霸权的关系，新地区主义认为地区霸权是实现一体化所必需的，特别是在大区域内，如德国在欧盟中的地位，美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的地位，以及美国和日本作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力量。[8]这是一种“自上而下”考虑问题得出的结论，认为正在衰落的霸权国家可能会通过建立共同组织来实施追求利益、分担责任、解决共同问题并为其政策获得国际支持与合法性的霸权行为。[9]然而，事实上很多地 区的一体化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过程的融合，包括“自上而下”的地区主义和“自下而上”的地区化。[10]霸权并不是合作的必要条件，[11]更不是地区一体化的必要条件。欧洲中心论的传统地区一体化理论以及所谓新地区主义方法不能够涵盖世界上所有地区的一体化模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从经济最活跃的亚太地区到欠发达的非洲地区，有些地区在某个时期不存在地区霸权，有些地区从来就没有霸权，一体化区域合作照样在发生，尽管发展缓慢。

　　许多关于观念、认同及文化规范对国家行为与合作偏好的作用的著作强调了观念、认同对于国家合作行为的重要性。[12]观念和规范对于多边机制的创建以及维持互动和社会化是重要的，对于以前没有制度建设实践的地区也是重要的。[13]也就是说，对于以前没有机制建设实践的地区，观念、文化和规范可以提供重要的主体互动框架，而无需建立一种地区认同。在形成地区认同之前，地区一体化也能产生，但是观念与规范对于地区一体化是必需的。地区主义与形成一个地区的一体化机制直接联系。多边机制是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为了消除冲突根源、推动合作、建立行为模式、降低交易和研究成本，所接受的一系列相互预期、规则和制度、组织计划、责任和义务。[14]机制对于该地区行为体的自我认同也具有推动作用。但是，观念和规范一旦与地区行为体对地区文化、管理及观念的自主渴望之间产生实质性的矛盾，就会阻碍机制建设的过程。因此，地区一体化的最终形态是形成完善的地区一体化机制，在这一过程中，预设的观念和规范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之，地区一体化不能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去理解，也不能把地区一体化的某个方面、某个阶段当作其全貌。地区一体化应界定为：“在地理上基本连成一片或者位置相邻的国家与组织，以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或预期为基础，以观念和规范的预设和遵守为互动框架，加强多边交流与合作，共同制定政策与制度，加深相互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融合的过程。”这一定义能够克服目前地区一体化理论中，或者忽视经济一体化之外的其它方面，或者预设地区自我认同为地区一体化的常态的现象。

　　“一体化”是中亚国家领导人使用频率很高的词，也是各国希望达到的目标。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亚国家在不断变化一体化载体的同时，一体化进程却举步维艰，其根本原因是中亚国家尚未找到适合本地区的一体化模式。冷战后一些第三世界的次地区组织曾经尝试模仿欧洲的一体化模式，但是没有一个地区达到西欧那样的同质性水平。西欧国家不仅具有共同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价值观，而且在经济、历史、政治、文化（文明）等方面具有同质性，这是导致地区认同出现、地区一体化得以实现的基本因素。从“二战”后几十年欧洲一体化的经验得出的理论总结是“旧地区主义”一体化理论。旧地区主义所要求的同质性，在短期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中亚形成。经济上，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大都尚未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相对落后，只有个别能源出口国如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改革也比较成功；政治上，国家政权普遍不稳定，缺少真正的民主政治，未来伊斯兰极端势力还有很大的政治发展空间；文化上，中亚国家虽然都是穆斯林国家，但是文明与文化差异很大，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一体化显然缺乏足够的社会力量支持。中亚地区面临的问题是安全、经济、生态环境等多层次的融合，解决中亚问题需要新的地区主义模式。“新地区主义”是冷战后时代的产物，其“新”体现在许多方面。

　　有些学者认为，新地区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拥有更多的层次，比以往的区域一体化更具综合性。[15]冷战后新兴地区的一体化发展也体现了多层次的融合，除了经济方面，政治和文化的因素在新地区主义中也显现出极其重要的作用。[16]如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上的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3；又如以解决安全、经济和地区环境变化为目的的东盟峰会和上海合作组织。因此，新地区主义超越欧洲模式的地方并不在于一体化层次的多样性，而在于其对地区同质性的超越。旧地区主义代表了国家主权对地区组织成员联盟的让位，而新地区主义则是具有不同政治体系和文化宗教传统的国家为了地区层次上的互动形成的相互联系。新地区主义是最初发生在欧亚地区相邻国家间的开放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功能性合作，与以欧盟为典范的、内向区域化、以认同为基础、意识形态上接受自由民主价值的旧地区主义有区别。[17]在中亚国家独立后的十多年里，国内稳定和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的战略重点，而其对外的安全政策却不甚明朗。当前，俄罗斯已无力独自继续保持这一地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这迫使中亚国家发展与其他邻国和大国的关系，积极参与地区多边事务。中亚的邻国中，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印度、中国以及并非邻国的世界大国美国都卷入了这场竞争。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起到冷战时期俄罗斯在这一地区所起到的那种主导作用。在这一地缘政治背景下，参与地区性国际组织成为中亚国家与大国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这就形成了一种地区范围内的新型合作模式，可以称之为“战略一体化”。这种“自上而下”的一体化方式不是地区霸权国家发起的政府间制度性框架，也不是地区国家政府间讨价还价的结果。它是在地区国家作为成员国的地区性组织框架下，以地区国家间已有的地区化互动为基础的地区国家间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这种战略一体化可以从经济、贸易领域开始，也可以由军事、政治等传统安全领域过渡到能源、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很明显，中亚的“战略一体化”过程符合从军事、政治安全等传统安全领域过度到反恐、能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发展路径。中亚地区一体化的互动过程需要具备综合性、非霸权以及机制化等条件，以形成中亚新地区主义模式的本质特征。

　　二、中亚一体化机制的发展与缺失

　　冷战后中亚一直没有中断建设一体化机制的尝试，但是中亚地区的一体化发展仍然缓慢，主要原因在于符合中亚新地区主义特征的条件还没有具备或者说还不成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由于国家间的政治问题阻碍了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或者由于区域霸权的作用导致一体化未取得显著成效。为了说明中亚一体化机制建设的缺失，可以把冷战后中亚地区一体化机制建设的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1992—2000 年：萌芽阶段；（2）2000—2005 年：重组阶段；（3）2006 年至今：整合阶段。

　　第一阶段：1992—2000 年，中亚一体化机制的萌芽。苏联解体之初，独立后的中亚国家就已经开始酝酿一体化了。1992 年1 月4 日，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五国首脑在塔什干就进一步加强相互间的全面合作以及建立统一的中亚市场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1994年4 月底，中亚的哈、乌、吉三国总统签署了在2000 年以前建立中亚《统一经济空间条约》，这个条约被认为是中亚国家发展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性文件。由哈、乌、吉建立的这种合作机制被称为“中亚三国联盟”。三国还成立了一系列的联合委员会来加强彼此间在各个领域的协作。1998 年3 月26 日，中亚三国联盟跨国委员会塔什干会议上正式接纳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为《统一经济空间条约》的正式成员，并于同年7月17 日将“中亚三国联盟”更名为“中亚经济共同体”（the Central Asian EconomicCommunity）。中亚联盟通过经常性的首脑会晤来解决多边合作问题，中亚经济共同体还成立了一系列的超国家机构来加强彼此间在政治及安全等领域的协作。在这一阶段，中亚一体化的机制建设取得了许多实际成果，特别是在哈、乌、吉、塔四国间，一体化的合作机制已初见端倪。但是中亚一体化进程却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许多设想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长期以来很难解决具体问题。原因是中亚国家间在领土、民族等各个方面存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或潜在的矛盾冲突，国家间政治关系的不和谐阻碍了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例如，由于土库曼斯坦在1995 年宣布自己为永久中立国，逐渐拉大了与其他中亚国家的距离，对中亚一体化持消极、冷淡的态度。因此，这一阶段的中亚一体化机制发展只在哈、乌、吉、塔四国范围内进行。而且，由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抵制，塔吉克斯坦直到1998 年才正式加入中亚联盟。

　　由前苏联国家共同发起成立的独立国家联合体（ CIS, Commonwealth ofIndependent States，简称独联体）也是这一时期中亚一体化的重要合作机制。独联体所寻求的地区一体化不仅包括经济，更重要的还包括安全和政治。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就是旨在实现独联体框架下安全合作的一体化机制。但是冷战后的十年间，独联体框架下的一体化在中亚地区收效不大。[18]主要原因在于，前苏联国家都相对弱小，在这一框架下的一体化核心必然是俄罗斯，而俄罗斯仍将中亚地区视为其传统的势力范围。有研究认为，莫斯科在制订其政策时是从这样一些明显的预期出发的：它与中亚在后帝国时期的关系网络将逐渐削弱每个势单力薄的新国家的主权实质，并将它们置于一种从属于“一体化”独联体的指挥中心的地位。[19]例如，在集体安全条约框架内，俄罗斯具有相对于其他独联体国家的超强实力，实际上导致了俄罗斯难以受到制约。同时, 俄罗斯与其他成员国所建立的体系内的复杂的同盟关系, 也导致了公正性的缺失。[20]同时，中亚国家独立后就开始寻求自主的发展道路，与独联体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一体化并不是他们的目标。[21]到2000 年底，独联体开始面临生存危机，独联体改革正式提上日程。

　　第二阶段：2000—2005 年，中亚一体化机制的重组。21 世纪初期，中亚国家间领土、资源等问题的争执逐步得到了解决，国家间关系日趋稳定，各国又重新开启了地区一体化的进程。随着地区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中亚地区的一体化机制不断发生重组。这一趋势和特征在欧亚经济共同体（EAEC, Euro-Asian EconomicCommunity）的重新组合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Organization）的升级中都有所体现。[22]这期间的重要事件是2002 年2 月在哈萨克斯坦前首都阿拉木图举行的中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其最大的成果就是成立了中亚合作组织（CACO, Central Asian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从此中亚经济共同体正式并入了中亚合作组织。可以说，中亚合作组织的成立是中亚国家间对加快一体化进程和扩大各个领域合作的迫切要求的结果。2005 年10 月，中亚合作组织在圣彼得堡举行了最后一次成员国领导人峰会。之后，该组织并入了欧亚经济共同体。

　　欧亚经济共同体的目标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甚至经济共同体，目前正在为建立内部的 关税同盟而努力。

　　这一时期，俄罗斯通过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协定重新获得了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2004 年6 月4 日，普京与来访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在索契举行的会谈中最终达成共识，塔方同意俄方在其境内无限期设立军事基地，俄军方目前使用的塔领土也将是无偿和无限期的。此外，双方还约定两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进入战略阶段。建立永久军事基地的协议以及其它双边协议使两国关系升级到了战略伙伴层次。此后不久的6 月16 日，普京总统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在塔什干签署了一份战略伙伴关系文件，把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商业范围的合作 关系进一步拉近。条约还提到，两国将致力于建立地区安全体系。对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而言，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表明他们将重新考虑“9·11”后倾向于美国的联盟基本模式，探索符合国家利益的新的一体化方向。

　　俄罗斯正式公开地介入中亚一体化是在2004 年。当年10 月，作为地区外成员的俄罗斯加入了中亚合作组织。俄罗斯加入中亚合作组织使得中亚一体化超出了地区界限。从俄罗斯方面来讲，俄不希望中亚脱离自己的“势力范围”，俄罗斯参与中亚地区一体化可以继续与中亚国家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亚方面来讲，任何一个中亚国家都不能单独作为主导国家提供合理的发展模式和相应的资金支持，中亚地区的一体化仍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来提供政治安全保障和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无疑具有这一优势。因此，相对弱小的中亚各国在缺乏中亚一体化主导国家的条件下，又重新把目光集中到最大的邻国俄罗斯身上。欧亚经济共同体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都是俄罗斯主导的地区组织，前者是经济合作组织，后者是安全合作组织。未来这两个组织也有合并的可能，它们是俄罗斯对前苏联地区重新一体化的主要框架。[23]但是，俄罗斯不放弃在前苏联地区主导中亚的做法，使得欧亚经济共同体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均未能在中亚一体化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因此，虽然中亚地区存在诸多一体化机制，但这些一体化机制基本上都在俄罗斯的影响和控制之下，而俄罗斯在中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又非常有限。

　　第三阶段：2006 年至今，中亚一体化机制的整合。随着跨地区合作组织的成长，在欧洲一体化成功的示范作用下，各地区都加速了一体化的进程。作为欧亚地区一体化的一部分，中亚地区在欧亚经济空间中快速发展一体化，可以使中亚更成功地 融入欧亚经济和世界经济。[24]伙伴关系和地区、泛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对于促进中亚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推动着中亚地区一体化机制加速整合。

　　首先，中亚国家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联系扩大了合作范围。近年来，联合国框架下的中亚一体化获得新的发展。2007 年5 月中旬，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阿拉木图举行了第63 次会议并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该宣言将成为中亚地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2007 年5 月23 日，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与欧亚经济共同体一体化委员会秘书处签署了谅解备忘 录，三方表示将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而共同努力。该文件的签署将促进中亚各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欧盟的不断东扩使其与中亚在地理上更为接近，欧盟与中亚国家关系也日益加深。2006 年下半年，欧盟开始酝酿对中亚新战略；2007 年2 月欧盟提出对中亚新战略文件；2008 年9 月举行了首届“欧盟—中亚安全论坛”，中亚5 国外长、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和欧盟各成员国代表以及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欧盟与中亚各国将加强能源、反恐等领域的合作，双方还同意继续发展欧盟与中亚各国之间的伙伴关系，鼓励有关国家及地区组织促进建设一个“真正的中亚合作安全空间”的努力。[25]其次，中亚国家正以积极的姿态参与本地区组织框架内的交流与合作，探索解决共同面临的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由中亚国家参加的重要地区性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在成立后立即得到中亚国家的支持，该组织框架下的交流与合作得以顺利开展。例如，中亚国家对边界划分、打击“三股势力”等问题的热切关注，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阿富汗、巴以冲突、伊拉克、朝核等问题上，成员国多次交流看法，阐述共同立场，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也进展顺利，取得了积极成果。2007 年7 月在塔吉克斯坦索格达州行政中心胡占德召开了一次为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作准备的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中亚的合作与一体化方案：比较分析、潜力与前景”。出席会议的新西伯利亚大学教授弗拉基米尔·普拉斯通认为，中亚地区可以开展任何形式的合作，即双边、多边或彼此交叉的合作形式。[26]通过地区组织框架内的交流与合作，中亚一体化的趋势更加明朗。

　　第三，中亚正在展示能源、交通和地缘政治方面的优势，以便整合地区资源， 满足一些国家要求与之建立联系及开展合作的愿望。在经济领域，中亚地区在能源和交通等方面均具有独特优势，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及其输送方向直接影响着世界能源市场。中亚的地缘政治地位对保障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有着战略意义。周边大国都在窥视中亚地区，而如何整合地区资源、保持欧亚大陆的力量平衡，则成了摆在中亚国家面前的共同问题。俄罗斯担心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中亚的影响力上升会损害其利益，试图通过欧亚经济共同体扩大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地区经济合作，特别是能源领域的合作却是 不可避免的并有加速之势。日本等地区外国家也在推动建设“上海合作组织+а”模式，如上海合作组织+3（欧盟、美国、日本），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地区论坛等，期待通过这一地区间合作模式获得中亚地区的丰富资源。[27]美国、欧盟和日本作为地区外的力量都在期待参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事务，中亚一体化机制的整合阶段将继续发展，有可能形成欧亚一体化机制的重新组合。

　　三、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一体化中的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为中亚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和俄罗斯、中国等大国商讨问题的平台。有了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国家就获得了在地区安全和经济发展方面行动的资源和能力。 因此，中亚国家将日益依赖这一组织来发展这种能力。上海合作组织在前期成果、合作领域、合作理念、机制化建设等方面为中亚一体化提供了综合性、非霸权以及机制化等条件，与中亚新地区主义模式的本质特征相契合，在中亚的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将为中亚一体化机制建设提供新的机会。

　　1、上海合作组织建立的安全模式解决了长期困扰中亚国家的安全问题。上海合作组织正在成为一个确保整个欧亚地区安全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其安全模式可以说是一个典范。其内容是：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削减边界武装力量，减少军事活动，提高透明度，加强友好往来，建立睦邻友好边界。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上合组织把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并提，称之为“三股势力”，这一提法与确保当前地区和全球安全的要求完全一致。[28]中亚国家对自身安全和中亚地区安全的关注是对上合组织的主要诉求，希望这个组织能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上 海合作组织已成为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有效机制，在解决安全问题时所提出的宗旨和原则成为中亚国家间解决安全问题的重要依据。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目标上，上海合作组织也与中亚国家达成基本共识，解决了中亚国家普遍面临的安全问题。在保持合作的同时，上合组织也试图在中亚经济发展与安全之间创造更加有力的联系。从目前的发展前景来看，该组织正在经历一个从政治和安全的实体转化为综合的共同体的过程。随着在上合组织内部诸多经济协定的签订，这种可能性进一步增加。[29]上合组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表明其在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中的实质作 用正在加强，因为自由贸易区是经济一体化的第一阶段。

　　2、上海合作组织包含了从政治、经济到社会的多领域合作，为中亚一体化提供了多层次的合作领域。从现有的中亚地区合作机制来看，除上合组织外，独联体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多边机制。但是与它们相比，只有上合组织首先致力于解决长久以来困扰成员国的边界、“三股势力”等地区安全问题，并全面关注地区安全、政治和经济发展，而且只有上合组织同时容纳了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中亚地区的最大邻国。因此，上合组织是目前推动中亚一体化进程的最佳多边机制。

　　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成立于1996 年，成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中俄哈吉塔之间的边界问题。2001 年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后，这一组织发展成为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组织。当前，上合组织已成功地在传统安全合作的基础上增加了非传统安全合作，经济领域的合作成为新的突破口。2005 年7 月5 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签署的宣言格外受到西方媒体的关注。宣言提出未来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目标是：深入中亚安全合作，发展与其他国际组织、地区组织、相关国家的外部联系，加强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促进本组织框架内的一体化进程。[30]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中亚一体化机制建设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3、“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中亚一体化机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2005 年7 月的阿斯塔纳宣言指出，在矛盾的全球化进程中，在平等、相互尊重、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非对抗思维和不断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基础上开展多边合作，有助于维护普遍和平与安全，呼吁国际社会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宣言还支持中亚国家为维护本国和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所作的努力，赞成上海合作组织在促进中亚稳定和经济发展方面积极发挥作用。[31]上海合作组织将继续以建设性的态度，同有关国家一道，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促进本地区各国共同发展繁荣。海外华人学者钟建平（Chung Chien-Peng）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与“上海精神”成为“新地区主义”的典范，中亚的新地区主义把上海组织成员国看作“多极”世界中的“一极”。[32]同时，“上海精神”的重要意义也绝不仅仅局限于中亚地区。[33]“上海精神”已经升华为把欧亚地区建设成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的理念，而且越来越具有普遍的国际意义，在促进欧亚文明对话、建立和谐世界方面发挥着促进和示范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建设为中亚提供了共同利益和地区认同的发展空间。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济、社会人文和其它领域的合作不断增强，该组织已成长为世界上新地区主义的机制之一。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的标志之一，是其机制的准确定位和完善。[34]上合组织在成立后还积极开展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地区性组织的合作，如联合国、欧安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东盟、六方会谈等。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建设不但可以增强组织本身的国际影响，而且把中亚国家的利益纳入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范围之内。上海合作组织从“上海五国”起步，不断发展完善直至进一步巩固，本身就说明了这一地区的机制化进程。[35]对于中亚国家来说，上海合作组织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平台，把俄罗斯、中国和中亚牢牢联系在一起，甚至把一直保持中立的土库曼斯坦也吸引进来，定期对话和协商问题，共同承担责任，分享利益，把该组织成员国的地区合作推进到实质性阶段。上海合作组织也有利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建立双边和地区互信。这两个地区大国间建立政治互信，可以带动在整个中亚地区形成信任和合作的氛围。

　　4、上海合作组织摒弃了传统的由地区霸权制定多边合作机制，由地区霸权国家主导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模式。从新地区主义的角度看，上海合作组织完全是由被弱化的参与者在转变的一体化中主动推动的结果，是由地区内部的合作需求决定的，而不是地区外部霸权或地区内部霸权主导的结果。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宣言称：“在人权领域，必须严格和始终尊重各国人民历史传统和民族特点，坚持所有国家主权平等。”[36]宣言恰当地总结了核心成员国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远景构想：用国际共同体中的不干涉原则和机制化，与运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思想相抗衡。[37]中亚一体化 是中亚国家的共同需求，而上海合作组织把地区安全、经济合作、社会稳定等多层次的地区问题综合起来考虑，迎合了这种需求，必将逐步推进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冷战后尽管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友好，但在交往中也往往由于传统的大国主导模式而导致合作有时难以深入下去。“中国威胁论”和“经济附庸论”等在中亚国家还有一定的市场，而对俄罗斯的戒备心理也往往会对各国间的合作产生消极的影响。上合组织确立了成员国之间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北约、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其它地区性组织开展对话乃至合作，[38]这也 符合中亚国家对话渠道多元化的需求。

　　四、结论：上海合作组织对中亚地区一体化的意义

　　中亚地区正在经历一体化的关键时期。本文所要着重强调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传统的地区一体化理论范式存在合理内核，但不足以涵盖所有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中亚地区的一体化需要具备综合性、无霸权和机制化等条件，姑且把这种新地区主义模式称为“战略一体化”。

　　——通过对中亚地区一体化机制建设过程的回顾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上述中亚地区一体化的条件并没有完全具备，因而导致一体化机制建设进程缓慢。

　　——中亚地区的重要地区性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在前期成果、合作领域、合作理念、机制化建设等方面为中亚一体化提供了综合性、非霸权以及机制化等条件，与中亚新地区主义模式的本质特征相契合，在中亚的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将为中亚的一体化机制建设提供新的机会。

　　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来看，上海合作组织应继续对中亚一体化作出积极的回应。如何避免上海合作组织与西方主导的其他国家或组织之间，特别是与美国的冲撞，是上合组织获得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西方媒体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反美”、“反西方联盟”，担心上合组织旨在将美国及其伙伴排挤出中亚地区，把上海合作组织称为“东方北约”。[39]上合组织加强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也成为西方国家的口实，认为上合组织要从军事和经济两方面遏制美国，称上合组织为“能源俱乐部”。[40]他们认为，亚洲中部地区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针对西方的战略联盟，担心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成为对抗西方的军事、政治组织。虽然上合组织在宪章中明确指出，上合组织不谋求成为联盟，它的成立并不是为了反对某个国家或集团，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企图遏制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依托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2005年中亚国家遭遇的“颜色革命”便是它们这种企图的反映，其隐含的目的是让毗邻俄罗斯和中国的中亚地区长期陷于混乱，为西方在这一地区驻军寻找借口，并希望通过中亚牵制中国和俄罗斯。[41]要澄清事实，上合组织就要深化成员国在各个领域的平等合作，而深化合作的途径，则是在军事安全领域合作的基础上扩大经济领域合作。其中，中亚地区的一体化是第一步。显然，上海合作组织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是保持中亚地区的稳定，而以地区稳定和经济合作为目标的上合组织将不可能成为美国攻击上合组织为“反西方联盟”的口实。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和经济发展问题上的深化合作，被誉为“马车的两个车轮”，]将为中亚地区的战略一体化提供重要的内在动力。这种非西方的地区一体化模式将是上合组织和中亚的双赢。为此，中俄两个大国在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更要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和中亚国家的利益需求。只有实现中亚地区一体化，才能消除国际上对中国和俄罗斯巩固、发展上合组织的疑虑，进一步稳定上合组织，深化上合组织的发展。

*孙霞，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1]宋新宁：“欧洲一体化研究方法论辨析”，载王正毅、[美]迈尔斯·卡勒、[日]高木诚一郎主编：
《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第103-106 页。
[2] See Ernst B. Has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3] Stephan Hessler, “Region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Fact or Fi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 C., March 1994.
[4]这些一体化理论包括联邦主义、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和相互依存等。参见B.
Laffan,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2-15.

[5] Ernst B. Has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16.
[6] 王学玉：“通过地区一体化实现安全共同体：一个分析的框架”，载《欧洲研究》，2003 年第5
期，第11-24 页。
[7]Joseph S. Nye, “Compara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2, No.4, 1968, pp.855-880.
[8] [美]詹姆斯·米特尔曼：“全球化背景下对‘新地区主义’的反思”，载王正毅、[美]迈尔斯·卡
勒、[日]高木诚一郎主编：《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
第379 页。
[9]Andrew Hurrell , “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52.
[10] 关于“地区主义”和“地区化”的区分在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已被广泛接受，具体
内容参见N. Munakorta, “Regionalisation and Regionalism: The Process of Mutual Interaction,” RIETI
Discussion Paper 04E006, Tokyo,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2004.
[11][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230 页。

[12]Peter J.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Alexander Wendt ,“Ident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Yosef Lapid , Friedrich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Press, 1996; Shibley Telhami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David Rousseau
and A. Maurits van der Veen , “The Emergence of a Shared Identit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9, Issue 5, Oct. 2005.
[13]Amitav Acharya, “Ideas,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Pacific Wa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0, No. 3, 1997, pp. 328-333.
[14]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79–95; John Gerard Ruggie,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56.

[15]Jaime De Melo and Arvind Panagariya, “The New Regionalism,”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29,
No. 4, 1992, p. 37; Norman Palma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exington, Mass. :
Lexington Book, 1991, p.2; p.185.
[16]Bjorn Hetten, “The New Regionalism: Implication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in Bjorn Hettne and
Andras Inotai, eds., The New Regionalism, Helsinki: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 1994, p.2.
[17] Chien-peng Chung,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hina’s Changing Influence in Central
Asia,” The China Quarterly, 180, 2004, pp. 989-1009.

[18] Sergei Grigoriev, “Rhetoric and Reality: Post Soviet Policy in the Near Abroad,”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Winter 1996/97, pp.20-23; “Forward in CIS?” Izvestia, January 9, 1998, in Current
Digest of Soviet Press(CDSP).Vol. 50, No.2, 1998, pp.1-3;Gayaz Alimov, “Central Asia Won’t Wait for
Russia,” Izvestia, March 28, 1998, in CDSP Vol.50, No.13, 1998, pp.17-18.
[19][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117 页。
[20] 王彦：“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安全合作模式分析”，《外交评论》2007 年第10 期，第37-42
页。
[21]“Central Asia Seen as Pulling Away From Russia,” The Current Digest, Vol. XLVIII, No. 38, 1996,
p.12.

[22] 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前身是四国关税联盟。1996 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
坦签署协议，决定成立四国关税联盟，旨在协调各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并加快四国的一体化进程。2000
年10 月该组织改组为“欧亚经济共同体”，下设跨国经济委员会和一体化委员会。集体安全条约
组织的前身是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哈、塔、吉、乌以及亚美尼亚于1992 年5 月15 日签署的集体安全
条约，2002 年5 月14 日，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理事会会议通过决议，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
改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为苏联解体后在独联体建立的最重要的地区安全合作组织。

[23]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的机遇和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07 年第6 期，第39-47 页。
[24]更多的欧亚经济一体化的背景参见Johannes Linn and Pavid Tiomkin, “New Impetus towards
Economic Integration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Asia Europe Journal, Vol. 4, No. 1, 2006.
[25]“ 欧盟与中亚5 国将加强能源领域合作” ， 新华网， 2008 年9 月19 日 。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9/19/content_10076615.htm

[26]“亚洲的钥匙——东西方政治家对即将举行的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待多多”，[俄]《政治
杂志》周刊，2007 年8 月13 日。
[27][日]岩下明裕：“上海合作组织与日本：一起行动重新构建欧亚共同体”，《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8 年第3 期，第92-94 页。

[28]奥列格·戈鲁帕伊：“全球层面上的安全”，[俄]《红星报》，2007 年8 月7 日。
[29] 赵银亮：“建地区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的‘社会化’”，《教学与研究》，2008 年第1 期，第78-84
页。
[30]“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2005 年7 月5 日，阿斯塔纳。上海合作组织网站，
http://www.sectsco.org/html/00499.html。

[31]“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
[32] Chien-peng Chung,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hina’s Changing Influence in Central
Asia,” The China Quarterly, 180, 2004, pp. 989-1009.
[33] 潘光：“上海合作组织和‘上海精神’——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社
会科学》，2003 年第12 期，第31-40 页。
[34]许涛：“论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现代国际关系》，2003 年第6 期，第7-13 页。
⑤ Chien-peng Chung, “China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3,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6, pp. 3–14.

[35]“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
[36]Daniel Kimmage, “SCO: Shoring up the Post-Soviet Status Quo,” Eurasia Insight, 7 September 2005.
http://www.eurasianet.org/departments/insight/articles/pp070905.shtml
[37] 2006 年5 月8 日，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张德广与欧亚经济共同体秘书长拉波塔在北京上海合作
组织秘书处签署《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欧亚经济共同体一体化委员会秘书处谅解备忘录》。根据
备忘录，双方商定就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交换信息，举行磋商。此外，还于2007 年10 月5 日签署了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处谅解备忘录》，并与北约就反恐等问题开展合作。
资料来源：上海合作组织网站，http://www.sectsco.org。

[38] Stanley A. Weiss, “Central Asia I: Don’t Play This Great Gam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riday,
December 9, 2005, pp. 10-11.
[39]稻熊均：“上合组织首脑会议牵制美国的姿态鲜明”，[日]《东京新闻》，2007 年8 月17 日。
[40]“ 上海合作组织：多级世界构想” ，[俄]《红星报》，2007 年8 月16 日。
[41] 奥列格·戈鲁帕伊：“全球层面上的安全”，[俄]《红星报》，2007 年8 月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