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中亚政策

一、从“甩包袱”到“大西洋主义”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治改革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1991年12月21日，俄罗斯和包括中亚国家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和哈萨克在内的前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成立“独联体”，俄罗斯全面继承了苏联衣钵，进入了叶利钦时代，而中亚五国也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俄罗斯在刚独立时政局混乱，曾发生总统与议会之间权力倾轧的“炮打白宫”事件。经济上实行全面放开物价、推行自由贸易、全盘私有化和彻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休克疗法”。结果，“休克疗法”的实行，不仅没使俄经济好转，反而使严峻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经济危机、货币危机以及社会政治危机相互交织，生产大幅下滑，通货膨胀恶性发展，财政赤字高居不下。俄罗斯自身状况糟糕透顶，自然无力顾及更加落后的中亚五国。民主派认为，长期以来，中亚五国一直靠着俄罗斯这头大奶牛来养肥自己，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个伤害。为此这个沉重的包袱必须要甩掉。

　　这一“甩包袱”政策源于俄推行的全面倒向西方的“大西洋主义”政策。崇尚西方的民主派认为。“在最近几个世纪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各种文明中，欧洲文明是最成功的”，[1]而俄罗斯斯拉夫民族是正宗的欧洲民族，俄罗斯又是欧洲的一部分，所以俄罗斯要摈弃东方世界的野蛮与专制，追逐西方文明，加入西方阵营。俄的首要任务不是同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重新联合，也不是搞东西方平衡，而是尽快跻身于“西方文明世界大家庭”，视西方为“天然盟友”。[2]美国、西欧与日本这些有成熟的经济与民主的发达国家是俄罗斯的重点合作伙伴。因此，俄一方面不惜在重大问题上对西方做出让步，向西方靠拢，另一方面，对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国家采取强硬立场，对中亚的事情不闻不问。

　　但是，西方口惠而实不致，经济和技术援助并没有如期到来，这让俄大西洋主义者倍感失望。实际上在西方人眼里，“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他们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地不同。[3]。‘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机构和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4]俄罗斯文明 是基辅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和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这些影响造成了一种社会和一种文化，它们与在极为不同的力量影响下法治起来的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5]。I咱有史以来，俄罗斯一直是个特例。她很晚才步入欧洲的政治舞台，比法国及英国的统一晚了许多，而且欧洲传统的外交原则似乎都不适用。俄罗斯与欧、亚、穆斯林世界等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为邻，其人口中这三类民族都有，因此她不是欧洲人观念中的民族国家。”[6]另外，全面继承苏联的俄罗斯拥有超强的军事机器和政治实力。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看作严重的潜在威胁而千方百计的打压。俄罗斯的复兴计划不但没实现，其地缘战略空间反而因北约东扩而日益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不得不调整“一边倒”的大西洋主义政策，不再对美一味示好，而开始重视独联体和中亚。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便由大西洋主义转向新欧亚主义。

　　二、新欧亚主义

　　新欧亚主义者认为，应向崛起的日本和东南亚等国为代表的“太平洋文明”学习。主张在原苏联领土上建立以俄为核心的“欧亚联盟”，提倡在独联体范围内，通过加强欧亚超民族的整体性意识，把各民族极其文化联合到“新的历史共同体”中来。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俄开始了东西方并重的双头鹰外交。1993年9月，俄外长科济列夫在联大发表了“门罗主义”式的讲话，强调俄在独联体地区有特殊的地位，第三国和国际组织必须认识到独联体“首先是俄罗斯利益的所在地”。第二年。通过与独联体国家签署的支付同盟和关税同盟等协定，俄罗斯加强了对中亚国家的控制。1995年7月，俄乌两国又签订了关于财政、信贷合作、货币互换和外交合作等十多项合作协议。9月，俄总统叶利钦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表示要“加快独联体国家一体化的进程”，“增强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作用”，“鼓励各国在共同军事政治目标的基础上建立防御联盟”其实，俄罗斯由大西洋主义转向新欧亚主义是由于面临现实的威胁和战略利益的考量。

　　首先，尽管俄罗斯坚决反对，北约东扩的脚步一直没有停顿。如果继东欧国家加人北约后，波罗的海三国、甚而中亚国家也加入北约，那么俄罗斯同北约的战略缓冲地便荡然无存，俄罗斯将处于北约的三面包围之中这让俄罗斯处于危险的境地。北约的持续东扩，使俄逐渐丧失对战略缓冲地的影响和控制，也极大鼓舞了俄国内的民族分裂主义，从而危及俄国家安全，。因此，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守住独联体这块“阵地”，成为了俄罗斯和北约关系的最后底线。

　　其次，迅速蔓延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对俄罗斯国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泛伊斯兰主义是“宗教民族主义的代表”，它主张全世界的穆斯林联合起来，组建一个统一的实体，谋求伊斯兰世界的生存与振兴，并与西方基督教势 力相抗衡。“泛伊斯兰主义”运动有两个分支，它们分别是沙特伊斯兰现代主义和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崛起，伊斯兰教冲垮当地宗教，从7世纪起就在中亚占据了统治地位。苏联解体后，一度受到压抑的伊斯兰教迅速复兴，如今中亚穆斯林群众占居民总数的一半以上，这样就给泛伊斯兰主义的泛滥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泛突厥主义又称为“奥斯曼主义”、“大土耳其主义”，它鼓吹所有说突厥语的民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在土耳其领导下的西起小亚细亚半岛、包括辽阔中亚、东到中国新疆省的所谓的“统一国家”。土耳其通过对中亚国家经济援助、教育合作和举办一系列国际突厥“学术”会议等方式给予“从波黑到中国”的“新奥斯曼计划”以实质的推动。上述国家大力推动的“双泛主义”，愈加引起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的不满，这两种极端主义在中亚滋生蔓延，一旦与俄南部高加索民族分裂势力纠结在一起，将会引起该地区的局势动荡，基于安全考虑，俄更加关注双泛主义在中亚地区的发展。

　　再次，中亚丰富的自然资源及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是俄罗斯不能舍弃中亚的重要原因。作为世界新兴能源市场，中亚已广为世人所公认。据估计，该地区可开采石油达2000亿桶。被西方大石油公司称为“第二个中东”，甚至宣称：“谁掌握了里海战略资源的控制权，谁就能主宰21世纪的国际能源市场。”0而天然气的储量也高达10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此外，乌兹别克斯坦的黄金、铜、铀的储量名列前茅；土库曼斯坦的芒硝、硫磺和钾盐等矿藏的储量也相当丰富；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盛产铝、锌、钨、锑、汞等有色和稀土金属。俄罗斯的油气资源虽也丰富，但其大部分油田已进入晚期开发阶段，并且俄新探明的储量中，中小油田和非高产油田居多。这样，储量集中，成本低廉的中亚油气资源对俄的确是个不小的诱惑。

　　另外，中亚地区的战略地理位置也相当重要。中亚五国位居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不仅是欧亚大陆和中东的交通要道，还是大国势力纵横捭阖的舞台，所以，中亚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波斯、亚历山大的征服，匈奴人、汉武帝的兵伐，突厥汗国、阿拉伯帝国、成吉思汗的干军横扫，帖木儿、沙俄苏联的相继统治，从而使该地区的政治生态异彩纷呈。对此英国学者哈尔德福·麦金德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首次提出“枢纽地区”，后来在《民主的理想与实现》中，麦氏用“陆心地带”代替“枢纽地区”。麦氏认为，中亚是海权势力难以达到的陆心地带，谁控制了这个地带，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全世界。这样看来，中亚地区不但对全世界而且对俄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中亚紧挨俄罗斯安全战略中最敏感同时也是最脆弱的“腹部”，是俄罗斯同阿富汗、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的战略缓冲区。若失去这个战略缓冲区，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和远东地区将首尾难以相顾的危险局面。还有，中亚与车臣和达吉斯坦穆斯林人口稠密地带相连，是俄罗斯防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渗透的天然屏障。

　　三、中亚战略地位的提升

　　中亚五国独立后，其地缘战略价值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1997年，布热津斯基在《欧亚地缘战略》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中亚的战略地位，他指出，欧亚大陆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地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目标是在美国领导下组成一个“横跨欧亚的安全体系”，而中亚作为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在美国的欧亚战略中十分重要，它南濒中东，北连俄罗斯，西接高加索，东通中国，是名副其实的锁钥地带；中亚紧挨中国新疆省，新疆省是个伊斯兰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多民族地区，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时有发生，他们很可能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潜在棋子；中亚还靠近美国在中东的另一个对手伊朗，美国可通过阻止中亚国家与伊朗靠近以及散布伊朗宗教极端主义威胁论，从而使伊朗的中亚进取计划受挫。因此，中亚地区愈发对美国重要起来。在整个9O年代，虽然中亚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一再跃升，但美国的政治与军事介入还很有限。双方的交往主要在经济领域。在冷战刚结束时，中亚是美国的一般利益地区，美国的目标仅是要销毁原苏联遗留的核武器，实现中亚无核化。由于北约持续东扩，中亚在美国的战略利益中就升格为重要利益地区。

　　1997年4月，在美国国务院提交的报告中总结了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促进民主，创建市场经济，保证中亚各国内部以及国家间的和平与合作”，“支持该地区国家对俄的独立倾向；解决该地区冲突与开发石油资源同时进行，使该地区成为美国2l世纪的战略能源基地，遏制并削弱俄罗斯和伊朗 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到7月底，美国明确宣布“中亚和外高加索是对美国具有切身重要利益的地区”。

　　面对美国及北约等西方势力的强力渗透。俄罗斯表示了担忧：“在战略地位重要的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俄罗斯的传统影响正在被削弱，美国正在侵入这一地区。 一旦里海地区的油气资源为美国所控制，那么大量油气产品势必对俄罗斯的国际油气市场造成重大冲击，从而使俄失去外资，延缓经济的复苏。“如果任凭美国在中亚地区扩大影响，那么不仅东欧，就连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亚也将被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固从而使俄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所以俄罗斯以后将确保已有的势力范围，在中亚地区施加更多的影响，控制里海油气资源，使俄罗斯能得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供应，以及收取数额可观的输油过境费。1997——1999年，俄罗斯与土、塔、乌等签订条约及合作协议，加强军事交流与 援助，俄还积极倡议建立集体安全框架下的共同防御系统，加快与中亚国家的军事一体化进程；在经济发展上，与独联体国家签署多项经济合作协定，大力加强俄的经济存在；在里海划分上，俄一改以往的强硬态度，同意共享资源，共同划分里海。

　　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的终结，使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变。由于俄罗斯急于“甩包袱”。投进西方怀抱，而美国关注的重点仍在欧洲，这样就造成了中亚地区的政治权力真空。这种状态为土耳其的渗入提供了绝佳良机。急需经援的中亚各国除塔外一开始都实行亲 土耳其的“一边倒”政策。但是土借机贩卖“泛突厥主义”，从而引起中亚各国的警觉。于是，各国在加强区域内合作的同时，把外交政策调整为多元平衡外交政策。一方面，中亚国家积极同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发展关系，以争取经济好处和安全保护，摆脱对俄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其中，与俄国的关系在中亚五国的对外关系中都占有特殊的地位，这是因为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具有特别的性质。在经历了沙俄的殖民统治和苏联的中央集权制领导之后，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各方面都已实现了俄罗斯化，尽管这一过程是被迫的和不自觉的， 但其影响却是巨大的和长远的。这种历史联系决定了中亚五国不论是在军事安全还是经济发展上都离不开俄罗斯，俄罗斯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对此，中亚各国领导人有着充分的认识。土库曼斯：旦总统表示，对土来说，俄过去和将来都是伟大国家和关键伙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说：“我们是同俄罗斯结盟的坚定拥护者，同俄罗斯结成政治联盟对我们保持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咽此，可以预见中亚国家在与周边国家如伊朗、中国、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和区域外大国如美国、欧盟、日本等积极发展双边 关系的同时，重点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哈俄于1998年签订“哈俄永久友好和面向21世纪同盟宣言”，塔总统拉赫莫诺夫腔调：“俄罗斯过去是，今后仍将是维护地区乃至全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保障”； 第二年，“俄塔面向2l世纪联盟协作条约”也得以签订。俄乌塔还决定成立三国政治集团，以实现中亚地区的稳定，解决塔的武装对立，制止极端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等。

　　这样，中亚国家在实行多元平衡外交中，便优先发展对俄关系，但彼此之间也有矛盾与分歧。在经济上，乌兹别克曾抱怨俄没按协议向乌供应石油和粮食；俄曾两度关闭土库曼通往俄的天然气管道，致使土财政急剧恶化；五国在其独立之初经济状况恶化时被俄单方面排除出“卢布区”集体表示愤懑。在政治上，乌反对俄在独联体内建立超国家机构的主张，也不满俄加强在塔的军事存在。在双重国籍的问题上俄哈也意见相左。尽管如此，中亚各国与俄罗斯国家间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会随着俄罗斯国力的增强而继续加深。

　　四、结语

　　20世纪的整个90年代，也许“是俄罗斯民族近300年历史中最暗淡的时期之一”曲。其间，俄罗斯对中亚的政策经历了由甩包袱到再次青睐的转变，实际上，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是和其国力的消长联系在一起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在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与议会保守派之间权力倾轧的政治动荡中继续衰退，伴随着经济的急剧下滑，俄罗斯国力也随之下降，沦为二流的一般大国。一个国家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政不稳，则其外交也虚弱。由于俄罗斯本身经济 困难重重，自然也就不能满足中亚国家的经济需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国等西方势力逐渐渗入中亚地区。但是，俄罗斯是无论如何都不情愿丢弃这个对它至关重要的地区的，待到它的政治形势一稳定，经济情况稍有好转，就开始加大对五国的政治拉拢和经济投入。实际上，俄罗斯一直把中亚国家看作为与自身经济和安全利益关系最为密切的区域、“自己的后院”，不希望他国染指。俄罗斯在中亚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确保自己在中亚国家的盟主地位，使这些国家成为自己可靠的经济伙伴和南大门。因此，中亚地区的国际关系特 点呈现出以俄罗斯为主导、多种政治势力共同支配局面，这种国际关系格局一直持续到九一一事件的发生。

注释：
[1](俄)伊·盖达尔．国家与演变．欧亚出版社，1995．莫斯科．参见：田春生．东欧中亚国家的社会现状与发展趋势：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188．
[2] (俄)独立报．1992—04—01．张树华．当代俄罗斯社会思潮探析_东欧中亚研究，1996(6)．
[3]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科出版社，1992：374
[4] [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47．

[6] (美)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诲口：海南出版社。1998(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