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

　　近十几年来，伊斯兰教及某些宗教极端势力问题已成为中亚五国宗教问题研究的热门话题。相形之下，人们对中亚五国的俄罗斯东正教问题却着墨甚少。从寥若晨星的现有相关文献看，它们多囿于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阐述:（一）俄罗斯东正教某个教派在中亚五国的状况；（二）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建设与活动；（三）俄罗斯东正教与伊斯兰教在中亚五国的关系。本文拟以这些材料为基础，考察俄罗 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历史与现状，审视它在中亚五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并分析它在中亚五国的发展前景。

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历史与现状

　　“中亚五国”作为一个政治地理概念，是“中亚”[1] 概念的狭义理解，具体指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个主权国家。[2]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沙俄时期的扩张阶段

　　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 世纪。从18 世纪上半叶开始，沙皇俄国由奥伦堡—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军事要塞线向毗连沙俄的中亚北部的哈 萨克草原[3] 推进。到了19 世纪中期，又南进中亚腹地，以武力蚕食和渗透并举的办法，占领了中亚不少地区。在1864—1884 年间，西突厥斯坦[4] 已成为沙俄的属地。

　　俄罗斯东正教在该地区最初的活动始于19 世纪40 年代。[5]随着沙俄向中亚的殖民扩张，当时已成为沙俄“国教”的官方东正教及其文化也逐渐渗透到了中亚。当时，在塞米巴拉金斯克、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彼得罗巴夫斯克等城市[6]建立了一些东正教教堂和教区。在教会的行政关系上，哈萨克草原西部的教区为奥伦堡主教区，草原东部的教区则为托木斯克主教区。而同时，与官方东正教对立的旧礼仪派也在草原上扎下根来，并构成了乌拉尔哥萨克骑兵的先遣部队。旧礼仪派从东正教中分离出来，是东正教的传统民间派别之一。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从西伯利亚迁来，与乌拉尔土著人有着不同的信奉旧教的方式。而这恰恰阻碍了他们与乌拉尔土著人的密切交往。沙俄政府最初对待旧礼仪派哥萨克还是很宽容的，但在1870 年乌拉尔哥萨克士兵反抗军事条例的起义爆发后，态度就有了转变——把数千旧礼仪派哥萨克流放到了突厥斯坦的边远地带。

　　俄罗斯东正教进入中亚以后，通过传播教义、发展信徒，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叶里谢耶夫（Ефрем Елисеев）的传教便是典型的一例。作为一位东正教传教士，叶里谢耶夫曾在喀山神学院的反穆斯林培训班接受过专门的训练。1892 年，他开始在哈萨克居民中积极地宣传东正教。他精通鞑靼语、哈萨克语和阿拉伯语，能够自如地将古兰经中的句段译成突厥语，也能用哈萨克语讲解福音书。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不断使哈萨克草原上的居民皈依东正教。他毕生奔走于哈萨克居民和鞑靼人之中，说服他们皈依东正教。 另一个例子是这一时期著名的大司祭马洛夫（Андрей Малов）。他建立了西突厥地区首批教会和教会学校，并领导当时统辖周边许多教区的塔什干东正教大教区。在他为俄罗斯东正教服务的60 年中，有37 年献给了那里的教民。

　　在叶里谢耶夫和马洛夫这类虔诚的传教士的努力下，中亚地区的东正教有了较 大发展。同时，随着19 世纪90 年代至1916 年俄国中部农民的大批迁入，东正教在中亚已有了相当的规模。但由于沙俄吞并中亚地区以后，俄罗斯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因距离远近而呈由北向南逐步减弱的状况，东正教对中亚五国的影响也是由北向南逐步减弱的。

　　20 世纪初，马列主义学说、民主主义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等各种政治思潮在中亚频繁出现，而中亚昔日的一些王公贵族及其后代们由于在沙俄统治下丧失了地位和财富，所以将自己的不满转化为对沙俄政府和整个俄罗斯民族的不满。他们竭力挑唆中亚主体民族人民反抗沙俄统治乃至俄罗斯 民族和东正教。

　　总之，直到1917 年十月革命前，沙俄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支持东正教向中亚的渗透。

　　（二）苏联时期的沉浮阶段

　　1917 年十月革命后，中亚领土上纷纷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其后，经民族区域重新划界，中亚五国分别成为苏联的五个加盟共和国。随着苏联有计划大规模地向中亚迁入俄罗斯族移民，信奉东正教的人数在短短二、三十年内直线上升。而另一方面，由于中亚五国成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所以在意识形态方面更是严格受控于苏联官方。

　　苏联建立伊始, 苏联官方就把消灭宗教作为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但尽管如此，在苏联建立的头几年中，苏联官方对中亚五国的宗教问题还是持审慎态度的，宗教政策也显得相对宽松。当时，在中亚地区 ，教民和神职人员还可以加入共产党 。

　　1923 年，布哈拉市有65%的共产党员都是教民。 但到了1929 年，随着《加强反宗教工作的力度》一文的出台，全苏骤然掀起了大刀阔斧的反宗教运动。总的来说，苏联政府在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始终把宗教视为意识形态领域中最敏感的问题。宗教政策时宽时严。70 多年来，经过几代苏联共产党人的努力，宗教在中亚五国的影响已大为削弱，但反宗教宣传和世俗化运动并未达到彻底铲除宗教的目的。

　　早在1917 年12 月，苏共就建立了把消灭宗教作为主要目的之一的肃反委员会。

　　1919 年，该机构以禁止宣传旧思想为名，逮捕了大批学术界名人，驱逐和处死了不少人文思想家和学者，并对宗教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正是以这种方式，苏联官方割断了上、下两代人的宗教联系，甚至从肉体上消灭了有可能实现这一联系的人群。

　　1918 年1 月20 日，苏维埃政府正式颁布《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既宣告了国家政权与东正教教会紧密交织局面的结束，也限制了各教会的权力。而所谓政教分离，并非政教双方互不干涉，而是用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上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以有神论为特征的各种宗教进行改造。为了中止宗教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播，剥夺宗教组织的物质基础和实体身份，该法令第9、10、12 条明确规定，“禁止在各级学校传播宗教教义”，“任何教会与宗教团体都无权占有财产”，“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也不给予任何特权和津贴”，“任何教会和宗教团体都不 享有法人的权利”。

　　中亚五国继1925 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后，于1928 年底又全面废除了各类宗教学校。从1929 年起，当局加大了打击宗教团体和神职人员的力度。由于东正教在沙俄各宗教组织中长期占主导地位，其影响最大，特权最多，经济实力也最雄厚，所以在苏维埃宗教法实施过程中，东正教会受到的打击是最大的。根据最高当局的指示，大批教会组织被取缔，大量教会财产被强制没收，大量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大批神职人员被逮捕和专政。随着苏联政权及斯大林领导地位的巩固，反宗教的无神论运动愈来愈激烈，甚至出现了极端偏激的状况。在1937 年至1939 年间的“大清洗”时期，大批东正教神职人员受到了残酷迫害。据苏联官方保守统计，这一时期被枪毙的神职人员多达10 万7 千7 百人。而全苏境内的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了80%。在这场暴风雨般的运动中，各公共场所的圣像被任意毁坏和践踏，废弃了的教堂和修道院则成了仓库或档案馆，有的甚至成了对神甫们实施专政的场所。

　　中亚五国的情况也大致相同.1941 年后，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苏联政府暂停实施反宗教政策，号召各宗教团体的群众积极投入卫国战争。中亚五国的东正教教会积极响应苏联政府的号召，鼓励青年参军上战场，为苏军举行慈善义捐，护理苏军伤退的将士，帮助军人家属，等等。为此，苏联政府及时肯定了包括东正教会在内的宗教界的爱国行动，放宽了宗教限制，解散了“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等反宗教团体。到1943 年，中亚五国的多数东正教教堂重新开放，包括儿童在内的宗教教育也被允许了。随后，东正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官方支持，地位较其他宗教有所提高。也正因为这个原因，1943 年至1953 年被一些学者称为“苏联的宗教复兴时期”。

　　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又开始推行过激的宗教政策，大量神职人员还俗，许多教堂被关闭。以当时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为例，东正教教堂的圣像、书籍、财产，甚至教堂本身被没收，而每当教民正在教堂内唱圣歌时，警察就会包围教堂，不仅逮捕、审讯教民，还剥夺圣像、圣衣，撕毁圣书。 在1958—1964 年间，全苏被关闭的四千多座东正教教堂中，有70%是二战期间重新开放的。在乌拉尔斯克、阿拉木图等许多苏联中亚城市，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在与苏联官方政策唱反调的同时，大力宣扬宗教神学思想。

　　1964 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政府对宗教团体及其活动的限制又有所放松。

　　于是，从20 世纪60 年代中期至80 年代初期，中亚地区的宗教活动开始重新活跃起来。

　　1985 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推行的“公开化”、“民主化”和“多元化”的新思潮，为宗教在中亚五国的复兴提供了契机，从此，在中亚五国，东正教的回潮渐成气候。

　　（三）中亚五国独立后的复兴阶段

　　1991 年“8.19”事件后，苏联在中亚的五个加盟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苏联也随之解体。独立后的中亚五国全盘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和无神论的社会意识形态，但 同时面临着全民性的信仰危机。由于盲目推行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各种社会思潮空前泛滥，根源于主体民族意识深处的对伊斯兰教的宗教情感也迅速复苏。中亚五国领导人为激发民族精神并赢得主体民族的支持以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纷纷公开支持伊斯兰教。但在伊斯兰教的回潮中，国外伊斯兰教极端势力和泛伊斯兰主义也广泛渗入中亚五国，对中亚五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例如：苏联解体以后，在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南部都有瓦哈比教派在活动。在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挑衅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1999 年夏秋之际，他们在中亚各国首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系列爆炸事件，并劫持人质，扰乱社会。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和塔吉克斯坦的内战亦都有浓厚的伊斯兰色彩。

　　面对这种局势，中亚五国政府纷纷出台新宗教政策。一方面，各国法律都规定国家法律保证信仰自由,公民不分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 都享有平等的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 各国又从法律上确定自己国家的世俗体制，规定宗教团体不得行使国家职能，不得干涉国家法律基础和国家事务，并坚决打击或取缔任何宗教极端势力。例如，在伊斯兰教信仰程度高于哈萨克斯坦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规定，每个人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权利，但不允许把宗教观强加于人。……宗教组织和团体同国家分离，……国家禁止组织民族宗教性质的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活动。

　　此后 又颁布了新的《关于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再次重申并细化了这一规定。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宪法规定每个公民都有“宗教信仰及精神和崇拜活动自由权”，但同时，“宗教和一切宗教活动同国家分离”，“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不允 许：以宗教为基础建立政党，宗教组织追求政治目的和任务，宗教组织工作人员和宗教人士干预国家机关的活动。” 这些宗教政策既坚持国家和宗教分离以适应中亚五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又充分保证居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促进社会的多元发展。

　　但由于中亚五国的主体民族基本上都信仰伊斯兰教，加上中亚五国独立之后，都或多或少地对非主体民族采取排斥政策，如纷纷颁布新语言法，确立主体民族的语言为国语，将苏联时期作为国语和官方语言的俄语削弱为第二官方语言或族际交际语；不允许非主体民族人士在政府机构中担任要职，以至于原来很多由俄罗斯人任职的领导岗位逐渐被主体民族人替代，这些人在制订政策时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如此种种片面牺牲俄罗斯人利益的做法使大量俄罗斯人愈发难以忍受，所以引发了俄罗斯人大批回迁俄罗斯的浪潮。据统计，苏联时期，在杜尚别等塔吉克斯坦主要城市，俄罗斯族人口曾占到全国总人口的51%之多，而现在，整个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族人口总数还不到全国人口的1%；1989 年，在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族人有166 万，但现在只剩下不到一百万。从1991 年至1994 年，共有155万俄罗斯人从中亚回迁俄罗斯。 这些人大多是虔诚的东正教教民，也是高素质的医生、教师、高科技人员。同时，由于俄籍东正教神职人员也大量流失，中亚五国东正教的队伍很快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 。可见，中亚五国排斥异族的措施在削弱东正教势力的同时，却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流失。这对中亚五国来说无疑是一大损失。

俄罗斯东正教对中亚五国的意义

　　中亚五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地区。据统计，仅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就分别有130 多个和129 个民族。而其余三个国家中，民族最少的塔吉克斯坦境内也有86 个少数民族。 除主体民族的绝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外，东正教、基督教、犹太教在这一地区也都有不少信徒。其中，东正教是俄罗斯族人、白俄罗斯族人、甚至是乌克兰族人的宗教。尽管在中亚五国，东正教与伊斯兰教一直和谐地共处，但应当承认，无论是在宗教历史、规模，还是在影响程度上，东正教与伊斯兰教都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伊斯兰教自8 世纪传入中亚至今，已有1000 多年的历史，在中亚五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与文化中已深深地被一体化了。也正因为如此，中亚五国是伊斯兰教的扩张区，其周边还有很多伊斯兰教国家。而东正教是随着沙俄对中亚的扩张，在19 世纪才传入中亚的，至今也不过100 多年的历史，因此对中亚的影响远不如伊斯兰教。

　　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时期，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东正教，都受到过反宗教政策的严厉冲击，中亚五国居民的宗教意识已淡化了许多。但由于民族因素，根深蒂固的宗教情感依然存在。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民主化”运动的开展和70 多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束，宗教复兴运动立即如火如荼地展开。但东正教因自身在这一地区的群众基础一直不如伊斯兰教，所以复兴的规模和速度始终赶不上伊斯兰教。

　　中亚五国自上个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各自独立以来，得到了来自国外伊斯兰世界的大量实质性援助，如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科威特等伊斯兰国家，不仅免费为中亚培养伊斯兰教人材，还出钱在中亚五国修建各种宗教设施，开办伊斯兰启蒙学校和进修班。据报道，早在1992 年，沙特就向吉尔吉斯斯坦的瓦哈比派伊斯兰教组织捐赠了100 万卢布，在奥什修建了一座最大的清真寺和经学院。 1999年，沙特阿拉伯又免费向中亚赠送300 万册《古兰经》 伊朗政府也拨巨款支持中亚国家发展伊斯兰教育，帮助修建清真寺，鼓励这些国家的穆斯林去伊朗学习。科威特的亚洲穆斯林委员会对哈萨克斯坦近30 个清真寺给予了资助。

　　而东正教除了在沙俄时期得到官方的扶持外，即便是在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宗教热”环境下，中亚五国政府也只是口头上不反对东正教，而实际上却由于采取排挤非主体民族的政策措施而对恢复东正教活动并不热心。由于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宗教是民族的意识，所以，俄罗斯族和白俄罗斯族受到排挤，其民族意识——东正教自然也受到打击。另一方面，东正教的主体国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以后，国力急剧下降，人民生活大受冲击，即便社会改革多年，也一直未能走出低谷，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对中亚五国的影响力一降再降，自然无力顾及中亚五国的东正教，以至 于东正教会在中亚五国修建的宗教设施和开办的学校、医院、孤儿院等慈善机构很少，也无法展开大规模的东正教义务启蒙和培训教育。

　　此外，由于东正教教义相对保守，祈祷时要用晦涩难懂的古斯拉夫语，并且，东正教的复兴具有表面上的特点，并未深入到人们意识的深处，即人们对东正教的肯定并未转变为真正的信仰；而伊斯兰教教义简洁，便于传教布道，穆斯林又有不间断的宗教传统，所以，实际上人人都能接受到伊斯兰教教育。难怪连东正教神甫都发现，伊斯兰教的确有值得当今东正教学习的地方。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公民的社会道德并不与信徒规模和宗教设施的增加成正比。即使到了21 世纪，在遵循伊斯兰教教义的穆斯林世界里，竟有人毫不留情地滥杀无辜；犹太教信徒竟疯狂扫射基督教胜地；天主教教徒竟千方百计诱使少年堕落腐化……可见，在当今社会，宗教并不一定能真正唤醒人的良心，人们对宗教的信仰有可能仅仅是表面的，而非发自内心。

　　尽管如此，俄罗斯东正教所具有的独特内涵，还是值得研究的。正是这些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内涵，使得俄罗斯东正教对中亚五国具有某些积极的意义。

　　聚和性（соборность）作为俄罗斯东正教的独特概念，蕴含着“在许多方面的统一”和“人们在教会中的自由的统一”的思想。在俄罗斯宗教哲学家霍米亚科夫看来，东正教的教会原则——聚和性的力量并不在于一个个的个人聚合成许多人的统一，也不在于许多人的力量的简单相加与结合，而在于圣灵的作用。只有通过圣灵 ，人们才有可能形成文化所赖以发展的道德和精神上的统一。所以，聚和性与任何“个体性”、精神上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相对立；教会具有聚和性，不是因为它把自己的影响扩散到整个世界，而是因为它通过自由、和谐与爱，把整个世界团结为一个整体。总之，东正教主张善良、无私、和谐、团队精神和苦行，以拯救世人的群体意识。东正教的这一特殊内涵有利于培养团队中成员的优秀品质，如：自我牺牲精神、高度的集体主义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中亚五国某些地区出现伊斯兰教干预政治的宗教政治化现象和极端势力的猖獗行动时，东正教却始终显得中庸平和，从未在中亚五国有政治化的取向，更谈不上有什么极端势力出现。此外，作为基督教三大教派中的一支，东正教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处境艰难，常常受到天主教会在信仰上的责难与攻击、奥斯曼伊斯兰帝国在军事上的威胁与侵略、世俗政权在政治上的控制与压抑。这使得它形成了忍耐、和平、坚贞等品性。

　　从当今世界局势看，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不仅是一场财富危机，更是一场道德危机。“不惜一切代价地赚取金钱和不择手段地进行自己的销售行为，是导致目前经济危机的先决条件” 。而与东正教精神内涵相一致的公正合理、团结和谐、勤俭克制、乐于奉献等优良品质，正是克服这场危机的有效途径。可见，俄罗斯东正教不仅在中亚五国的政治与社会文化发展中发挥了不少积极作用，而且对于中亚五国的经济生活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前景

　　 中亚五国位于欧亚大陆中部，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文化碰撞交流的要冲。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多种宗教文化在这里生存、发展、相遇、磨合、互补，或冲突，或相融。东正教进入中亚五国有一个半世纪了，但始终能与那里的伊斯兰教、犹太教、天主教等各种宗教和谐相处。在中亚五国的不少地方，清真寺或天主教堂与东正教堂相邻而立的情景随处可见。从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目前的状况看，俄罗斯东正教缺乏较大的教民队伍，影响力不大，复兴的程度远远比不上伊斯兰教、甚至犹太教，而且与中亚五国独立之前相比，由于大量俄罗斯人回迁俄罗斯，所以教徒 人数和潜在发展对象日益减少。但可以肯定，东正教在中亚五国不仅不会消亡，而且在未来，其发展将拥有更令人瞩目的前景。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存在和发展有其必要性：现代人类社会的开放性与全球化趋势决定了各种不同文化的相遇、交融、变迁和不同民族（族群）的迁徙、融合是必然趋势。尤其是当代任何一国的文明，都是以自己传统的主流文化底蕴为基础、汲取大量他文化而形成的复合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宗教作为当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势必也具有这一特性。

　　中亚五国在其数千年的历史中，在帝俄征服之前，从未形成过统一的中亚文化。

　　在帝俄和苏联时期，中亚五国文化仅是一个统一的大文化中的一部分，虽无法发挥主流作用，但并未消失。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独立，以民族文化复兴和伊斯兰教复兴为主要特征的中亚五国文化又返回各自的轨道，加速发展起来。其中，伊斯兰教仅是中亚五国的主流宗教，东正教虽非主流宗教，但其作用并未消失，其存在和发展是适应中亚五国多民族、多宗教的特点的，是对主流宗教存在和发展的必要补充。

　　由于每种文化在中亚五国的生存和发展已经习惯了以他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为前提，而每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汲取着他文化的精华，同时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他文化，所以，东正教作为中亚五国当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首先是以其他宗教的存在与发展为前提的，并且，它在发展过程中，又或多或少地受到其它宗教的影响，同时也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其他宗教。

　　也正因为如此，中亚五国的东正教尽管是从俄罗斯东正教脱胎而来，但同俄罗斯的东正教又不尽相同。可以说，中亚五国的东正教已被打上了中亚五国的烙印。

　　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亚五国地处欧亚大陆接合部，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向来是东西文化和国际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中亚五国独立以后，西亚、南亚各伊斯兰国家首先借助其共同的宗教文化优势，纷纷向中亚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而其他各大国和势力出于地缘战略和能源控制的需求，也纷纷在中亚展开激烈的角逐，从而使得中亚五国的民族宗教问题具有了国际背景。

　　由于伊斯兰教极端势力活动猖獗，已对中亚五国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和威胁，所以，中亚五国政府为达到有利于安全、稳定和发展的最佳效果，在处理外来政治力量的影响和内部宗教问题时极为审慎：在对待来自国际诸方面势力的影响和宗教问题上，都既保持一定的距离，又善用平衡战略。而东正教恰恰是中亚五国各种宗教势力发展天平上一颗不可或缺的砝码。所以，正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所言，“世界秩序可以不像以往那样通过战争来建立，而是以和平的方式，通过对话和制定互相能接受的观点来建立”。保证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存在和发展，才能 保证各种宗教所代表的文化在中亚五国的对话和相互平衡，从而保证中亚五国的和平发展。

　　另一方面，东正教在中亚五国存在和发展也有可能性：由于中亚五国独立以后采取了一些对非主体民族不公平的政策，迫使大量俄罗斯族、白俄罗斯族、乌克兰族技术和管理人才流失，对中亚五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造成了很大损失，所以现在中亚五国为防止这类人才继续外流，已纷纷采取措施，保障其利益, 其中包括保障这些人的东正教信仰不受侵犯。这就为保障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规模创造了条件。

　　此外，东正教是从俄罗斯传入中亚五国的，中亚五国独立后，俄罗斯对中亚五国的实际战略控制已放弃，但基于近两个世纪经营构筑起来的经济、文化联系，则难以随着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分割而就此中断，俄罗斯仍将这里视为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所以，无论如何，俄罗斯不愿、也不会放弃自己对中亚五国的影响。而东正教素来是俄罗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势必希望通过巩固其在中亚五国的地位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这正是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有力根基。

萧净宇，博士，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山大学翻译学院副院
长。

[1]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初的规定，中亚的范围西起里海，东到大兴安岭；北自阿尔泰山、萨彦岭，南至喜马拉雅山。苏联解体后，一些学者提出将中亚地区分为广义的中亚和狭义的中亚。广义的中亚是“东到蒙古国东境和内蒙古东部；南始自伊朗和阿富汗的北部，印度、巴基斯坦西北，包括新疆、甘肃河西走廊等中国西北地区；西起里海，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北达西伯利亚南部米努辛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带。”狭义的中亚一般是指中亚五国。
[2]А. И. Миллер, А. В. Ремнев, А. Рибер.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 составе Ро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2008г., стр.11.
[3]当今的北、中、西哈萨克斯坦。
[4]西突厥斯坦历史上亦称为“俄属突厥斯坦”。而所谓的“突厥斯坦”泛指中亚地区讲突厥语的诸民族居住的区域。19 世纪有文献认为它被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分隔为东西两部分。其中，西部，即中亚的俄罗斯统治部分（包括今日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称为西突厥斯坦。
[5]参见：О первых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приходах туркенстана// Журнал .Пастырфевраль 2008г.,http://www.glinskie.ru / common /mpublic.php?num=377.
[6]现中亚五国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