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对民族特征的影响——以中亚东干人为例

　　民族特征的形成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 这一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因素, 其中社会环境是决定性的因素。我国回族的形成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而中亚东干人的出现则更加明显, 现今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其变化的特征。从回族几百年的形成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回族的一支——东干人民族特征的变化趋向。同样, 从东干人百余年的变化中也可以了解回族在中国大地上“春风细雨”的形成历史。东干人自进入中亚各国的一百多年来, 受到当地其他民族的影响, 在语言、文化和生活习俗等各方面保留着陕甘回族古风的同时, 已发生了不少的变化。

　　一、东干人语言、文字的变化

　　今天的东干人, 仍然使用当时的西北方言进行交流,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甘肃话为基础的标准语。东干语内部分为甘肃方言和陕西方言, 他们之间相互认同。东干语是陕甘方言离开汉语大环境在异域独立发展了百余年的结果, 保留着陕甘方言的基本特征。比如: 它与陕甘方言一样, 以“子”、“儿”、“头”作名词的词尾并且也重叠使用名词中的实意词, 陕甘方言中名词词尾“子”和“儿”互换的习惯。例如: 房子、驴娃子、帽帽子、勺勺子( “勺”读“佛f ..”)、刀刀子( 儿) 、鸡娃子( 鸡儿) 等[ 1]73。以甘肃方言为基础的东干语虽仍保留着汉语西北方言绝大多数的特点, 但需要指出的是仅仅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东干语与以前及现在陕甘回族话就已具有了较大区别和不同。因为东干语在发展变化中没有受到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 而是受到当时苏联社会变化以及周围各民族语言和俄语的影响。在我国的西北方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了很大变化的时候, 东干语却不受这些社会变化的影响独立地向前演进, 并保留了一百年前的许多说法, 如把政府叫做“衙门”[ 1]74; 另外就是受俄语的影响, 东干语中夹带了许多俄语, 如把“党”读为“巴尔基阿”,“革命”读为“列窝柳雌阿”。这些俄语都是过境后的东干人碰到的新名词, 因为没有现成的用, 所以就借用俄语或当地其他民族的语言来表述。“据统计, 东干语中各种政治、科技词汇中俄语的成分要占总词汇的7%。”[1]75-76 除俄语外, 它还受中亚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同时, 东干人对碰到的新事物进行自我起名, 如把“拍照片”说成“吹影图”、“飞机”为“风船”、“轮船”为“水船”、知识分子为“科学人”等[ 2] , 这些自造词显然有汉语的影子, 但又与汉语, 特别是现代汉语不同。再者, 随着社会向前发展, 年轻的东干人的思维也难免受中亚各国各民族的影响, 即使学了本族的语言, 但在组织句子时其句式结构又是俄化的。这些语言方面的变化, 是东干人适应环境的需要, 就像回族最终选择了汉语一样, 东干人最终也会选择当地社会的主流语言作为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放弃汉语的, 这是历史的必然。如“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卡拉松乡的约三千东干人, 因远离东干人聚居区, 同时又处在人口居多数的乌孜别克族居民当中, 而以当地乌孜别克语为母语了”[ 1] 2。

　　“东干人不识汉字, 通常使用俄文书写。20 世纪30 年代东干学者在‘小儿锦’的基础上创制了包括35 个阿拉伯文字母的东干文字方案。1928 年, 苏联巴库突厥学会议后, 华人穆斯林又根据拉丁字母创制了新的东干文, 共有31 个字母, 用这种东干文曾编辑出版了学校教科书及文艺著作。至20 世纪50 年代, 苏联各少数民族又开始了斯拉夫字母化的文字改革, 一些俄罗斯文字专家及东干文化名人尤·杨尚新、亚瑟儿·十娃子等, 在俄文字母的基础上创立了一套新的东干文, 共有38 个字母, 这套文字一直使用到现在。”[ 3] 70

　　二、东干人衣食住行的变化

　　东干人的穿着也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东干妇女,她们的服装已中亚化了。她们身穿中亚妇女的花布长袍, 里面再穿长裤。传统服饰( 满族式) 大多是在特殊时节( 比方结婚的宴席上) 穿戴。初到中亚时, 男子还穿满族式服装, “后来, 东干人, 特别是男子仿效了当地突厥人的衣著。在20 世纪初, 东干人男子已穿鞑靼人的坎肩, 穿哈萨克及吉尔吉斯人的皮袄, 穿乌孜别克人的带套鞋的软底便鞋及皮帽子, 穿俄罗斯人的靴子; 而富裕的市民还穿西装”[ 4] 159。而现在男子“一般穿西装、打领带”[ 3] 68。

　　饮食不仅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物质生活状况, 而且也能反映出他们的文化底蕴。中亚有许多民族由于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多以西餐为主, 餐具多用刀、叉、勺。东干人也吃西餐, 但他们更喜欢的是回族饭菜, 以米面素食为主, 使用筷子。由于与各民族的相互交往, 东干人也学习其他民族的饮食, “部分东干人在七河地区定居后, 东干烹饪家渐渐开始使用乳制品烧制民族菜肴, 现在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的东 干人广泛使用乳制品”[4] 141。“乌孜别克人的‘抓饭’成为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东干人传统的饭食,而吉尔吉斯的‘拜西巴尔玛克’成为居住在伊塞克湖、纳伦河及阿特巴什山等地区东干人的传统饭食,哈萨克人的‘库里查台’成为哈萨克库尔达依地区东干人的传统饭食。”[ 4] 159 可见生活在中亚的东干人已经与当地各民族进行着广泛的交流, 他们的饮食地方化、区域性趋向开始表现出来。

　　东干人的住行方式也发生着悄悄的变化。在甘肃、宁夏、陕西一带, 回族住房一般是土木结构的平房。这种住房用板筑夯打或土坯构筑墙体, 两边或一 边斜坡的屋顶、屋檐下有凉台, 坐北朝南, 一门二窗( 单扇门、窗户用木条做成小方格或不同的图案, 窗体雕有不同的花纹装饰) 。还有各式各样的窑洞也比较普遍。房和窑洞内一般都有土炕。这种建筑在他们初到中亚时保留着。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新的环境中东干人的住宅发生了变化。他们在保留传统设计的同时, 学习新的建筑方法和运用新的材料。如在比什凯克, 有一类型的屋顶, “几乎都是按当地俄罗斯和乌克兰房屋形式建造的”[4]124。这种俄罗斯和乌克兰式的房子用铁皮、木头、芦苇等材料做屋顶, 两边渐渐倾斜, 窗户花纹为俄罗斯式, 传统的凉台不存在, 土炕也减少而代之以床, 室内也增添了许多当地特色家具。当然这种影响是慢慢地进行的。乡村的变化常常晚于城镇。但在婚嫁习俗方面, 东干人严守伊斯兰教规, 双方都是穆斯林才能通婚。东干人一直有“女子不对外”的习俗, 但对男子娶异族女子并不反对, 尤其是娶宗教信仰一致的如维吾尔、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塔尔等族女子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男女双方离婚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 这和离婚率极高的俄罗斯、哈萨克民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东干人的婚礼至今仍保留着中国“六礼”的传统做法。这些婚俗, 在我国已经不多了, 但东干人在中亚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东干人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即反清起义失败) 远离故乡陕甘到中亚定居的, 故他们格外重视本民族的习俗礼仪。东干人笃信伊斯兰教, 以严守教规而闻名于世, 故他们的习俗礼仪等明显保留着中国穆斯林的传统。加上东干人对故乡怀有特殊感情, 竭力保存自己民族特点, 故他们的习俗又极富陕甘地方特色。东干穆斯林至今仍信守伊斯兰教逊尼派的教义、教法和回族早先的某些传统习俗与礼仪。现在东干人没有教派、门宦之分, 只有祖籍陕西和甘肃人之别, 这一点与国内的回族不同( 国内教派众多) 。东干人村庄都建有清真寺, 大多是近几年修建的, 宗教生活正常。东干人数辈生活在中亚, 而中亚各国经济并不发达, 农牧业经济依然相对落后。除了进入城市的一些回族居民成了工人之外, 多数人以务农为主, 经济文化生活中保留的旧习惯和旧传统相对较多。面对着人口多的其他民族, 他们毕竟是相对弱小的群体。他们信仰伊斯兰教, 这与中亚许多民族一样, 惟其语言和习俗与当地其他民族还有某种程度的差异, 这会极大地阻碍他们与当地其他民族经济文化等的交流。而习俗的不同最能够体现自己的民族特征。在他们周围居住着俄罗斯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乌孜别克人等, 接受了当地语言和文化教育, 故他们的习俗又受斯拉夫文化及中亚文化的影响。因此, 在东干人习俗里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伊斯兰文化、中亚文化及斯拉夫文化有机地统一起来了。其中, 中国传统的东西更多一些, 陕甘地方色彩更浓一些, 毕竟到达中亚的时间并不久远。回族先民从唐初到达中国, 明朝中期才形成基本的民族特色, 前后六七百年的历史过程中, 他们惟一特别坚持的就是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因为在不断交往中, 惟有这一点可以并且能够保持与汉族不同, 他们把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作为自己的特征, 但其它的习俗文化与汉族基本一样, 以致于有人就说他们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族。

　　民俗风情本身就是一种最富地方色彩的社会现象。中亚东干人尽量保持本民族的传统习俗, 表现出巨大的民族内聚力与强烈的地域特点。但东干人在保留这些风俗的同时, 各方面也有变化。他们已经融入到当地社会生活中去, 分别成为这些国家的主人。比如, 在苏联1941- 1945 年的卫国战争中, 当时不足三万的东干人就牺牲了近2 000 人, 占参军人数的80%左右[ 5] 97 。实际上当时战火并未波及居住中亚的东干人, 但他们积极主动的出人出物, 全力以赴地为祖国为人类的正义而战。在战争时期尚且如此, 那更不用说在和平的年代对所在国的贡献了。例如吉尔吉斯斯坦, “东干族在105 个国会席位中占有2 个, 表明这个人口仅占总人口1% 的民族在该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一定地位。”[ 6] 这些现象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若干年来前往中亚回民聚居地区作访问和研究的学者络绎不绝, 报刊中也常见有关中亚东干人生活和习俗的报道。

　　从以上论述的有关东干人、语言和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变化, 我们不难看出, 他们和我国境内的西北回族有着很密切的渊源关系。他们是国内回族在异域众多民族包围中独立发展的一支, 在这分隔开来的一百多年中, 由于基本没有受到中国社会在这段时间变化发展的影响, 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异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民族的影响, 他们在语言上呈双语甚至多语的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有逐渐弱化本民族语言甚至丢失本民族语言的倾向, 这对东干人的民族认同会产生极大的冲击。到今天为止, 中亚的东干人从民族心理上认为自己是“回回”、“中原人”,认为他们和我国的回族是同根同源的民族。有东干学者还曾发出这样的呼吁: 使用“东干”一词来称呼他们是不礼貌的, 这样有可能产生歧义, 让不知情的人们认为他们不是回族而是什么别的民族[7] 。我们知道“环境决定论”确实不完全科学, 但它确有科学的和合理的部分。内因固然起决定作用, 但是外部环境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巨大而深远的。东干人自从定居俄境以来, 其外部所处环境与原先不同; 再者, 在其继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也并未受我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所以, 他们一方面在固守本民族特有民族传统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要为了生存和发展去适应和接受俄罗斯和当地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 从而逐渐融入到当地社会的主流文化中去。这样产生的结果是: 相对于本民族的主体来说, 这些人随着隔离时间的推移, 因不想失去本民族的特征而努力固守其旧有的传统, 从而比我国境内( 主要指陕甘) 的回族更具有“古典”特色; 另一方面, 相对于当地主体民族来说, 由于他们毕竟是少数且处于非主体地位, 同时又处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之中, 为了生存 的需要, 他们必定要去学会和适应新环境和新事物。这样, 就迁往中亚的这部分回族来说, 他们与同民族的主体部分相比, 在发展的过程中无疑会产生了一个分支。为了自身的继续生存和发展, 他们会逐渐融入中亚国家的主流文化中去, 典型的表现是年轻一代尤其在语言文字使用方面, “他们不识汉字, 靠着口耳相授”,“东干语仅在家里用, 有时老人们说的有些东干话他们听不懂, 必须用俄语翻译才能理解”[ 3] 70。可见, 愈来愈多的人用俄语或当地其它语言交流而不是用东干语。很明显, 迁移初期所使用的中国西北陕甘方言正在逐渐消失。与此同时, 东干人与当地民族融洽相处时, 他们固守的那些“古典”特色使其自身“特别”,但此不同却与中国陕甘回族有着一致之处。同时, 和现在的国内陕甘回族相比, 这些居住在中亚的东干人又具有那么多的“当地人的特征”,即在语言组织形式、衣着, 甚至吃住行上都有所表现。从以上的异同中, 我们不难看出: 社会环境不是改变民族特征的根本原因, 但却对民族的改变起着很大的作用, 现在的中亚东干人就是典型的一例。

　　最后, 通过以上的分析, 笔者认为现在的中亚东干人的民族特征形成会出现这样的发展趋向: 一是语言逐渐当地化, 这是最有可能的, 就像回族语言的形成一样, 这一点是直接由社会环境决定的; 二是生活习俗会保留陕甘回族最主要的传统特色, 但必然大量吸收当地的文化习俗, 既保留又吸纳, 这一点在中亚也最能体现自己的特征即民族文化的个性, 此乃强烈的民族内聚力和适应性使然; 三是宗教信仰在中亚不能体现自己的独特, 因而不会被过多强调,或许会发生同一, 这点不同于生活在中国的回族。这三点趋向的发展只是时间问题, 但肯定比回族在中国的形成快得多。按斯大林为民族下的定义: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我们看到了在语言文字、生活习惯、风俗传统、宗教信仰、文化教育、地理区域、自然环境等体现民族特征的各方面中亚东干人的发展变化过程和趋向, 且这一发展过程和诸多变化趋向是比较明显的, 已经初步具有新的民族群体的条件。我们肯定东干人和回族是同源的, 但“同源跨国民族是一定时期的特定现象, 其民族过程, 受所在国文化影响而发展, 往往以原宗教信仰改变、原语言文字忘却、原传统文化习俗与民族特征消失为标志, 到不再具有原同源民族认同感时, 则该跨国民族不复存在”[ 8] , 即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可以说这些回族( 东干人) 带着新的血液回到故土( 一部分回族的先祖来自中亚) , 必然会寻找到先前的记忆, 各方面的变化是无法避免的。因而, 东干人完全可以在中亚形成有别于中国回族的新的民族群体。但东干人( 回族) 对汉语中使用“东干”提出意见, 认为“这一称谓缺乏一定的明确性, 针对独联体境内的回族而言也有失礼貌, 也就是说在确定这部分人的民族归属时, 该词概念模糊, 意义不清。这与这部分人的民族意识相矛盾, 与客观事实相违背”。“长此以往, 人们会误以为是另一个民族。”[ 7] 事实上对这些迁移中亚的东干人( 回族) 来说, 一方面由于长期脱离回族主体, 缺乏交流和联系, 形成了有别于主体的特征, 另一方面由于与回族主体有着不可分割的民族感情, 因而, 我建议在对这一新的民族群体的称呼上应从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客观事实出发, 采用能反映出其民族渊源的名称,而避免使用“东干”族。

作者简介: 李桢峰( 1975- ) , 男, 甘肃定西人,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师, 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