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之发现—— 《中亚探险史》评述

　　中亚探险史是世界探险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亚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中亚是人类最早开展探险发现活动的地区之一，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留下了关于探险活动的正式文字记载。中亚又是人类完成探险发现较晚的一个地区，直到20世纪，还有一些‘地理之谜’、‘自然之谜’和‘人文之谜’没有被彻底解开。”①究其原因，中亚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和社会历史文化演变的复杂性对人类的探险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丁笃本先生在《中亚探险史》中采取历史叙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古代波斯和希腊罗马的中亚探险、古代中国、阿拉伯—突厥时期、蒙古帝国时期、俄国征服时期的中亚探险以及西方国家近代的中亚探险历史展开了叙述。

一、中亚古典探险活动的发生

　　关于古代波斯与中亚的联系，前人留下的记录凤毛麟角。希罗多德撰写的史诗巨著《历史》不可忽视。它叙述的地域范围囊括了当时希腊人所知道的全部世界——从地中海到印度河，其中中亚地区占了一半左右。丁笃本先生指出：总结亚历山大远征探险发现的著作虽然为数不少，却鲜有保存下来，公元2世纪初希腊历史学家阿里安所著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是代表性著作。“它不仅至今保存完整，而且可信度较高，因为书中的材料主要引自亚历山大部将托勒密·索特所写的‘实录’第一手资料，并且尽量剔除了那些夹杂其中无法证实的传闻奇谈。”

　　张骞通西域是中国人在中亚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探险活动。东汉班超再通西域，最突出的邦交之举就是派甘英出使大秦。丁笃本先生在书中考证了甘英西行的路线。魏晋唐宋时期，在长达800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前往西域探险旅行的人数明显增多，佛教僧人也加入了西行的队伍。高僧法显所著《佛国记》是记述公元4世纪前后中国与中亚、印度交往情况最重要的史料之一，也是反映中亚和南亚各国古代历史最为详细的经典著作。书中对唐代以西天取经闻名中外的玄奘 法师和其巨著—— 《大唐西域记》也做了全景式的介绍。

　　阿拉伯人的中亚探险始于632年阿拉伯半岛的统一。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统治时期，中亚经历了宗教伊斯兰化和民族语言突厥化的过程。公元821年起，阿拉伯帝国统治瓦解以后，中亚又先后出现了塔希尔、萨法尔、萨曼等波斯人血统的王朝。因此，丁笃本认为：“从公元8~9至12~13世纪前后500余年时间里，中亚探险的主角已经换成了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本地的穆斯林，这是一支囊括多个社会阶层的人数众多的行动大军，其中既有外交使节、军人，也有商人、传教的教士、朝圣的信徒，还有游学的文人学者和专门进行旅行考察的地理学家，其中又以使 节、商人和文人学者的成绩比较突出。”[2]

　　文人学者与使者、商人的目的不同，他们没有外交使命或赚钱的压力，到中亚旅行是为了观察当地的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不仅把亲身的见闻记录下来，而且广泛采撷他人探险旅行的珍贵资料，最终形成了反映那个时代探险旅行成就的著作。阿拉伯描述地理学早期代表人物当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他在9世纪后期撰写了一部详细叙述帝国政区与道路体系方面的地理学著作，名为《道里邦国志》。而马苏第是一位阿拉伯旅行家和历史学家，他先后游历了波斯、印 度、中亚、阿拉伯半岛等许多地方，在公元947年完成了历史地理巨著《黄金草原》。另一位穆斯林旅行家阿布·杜拉夫·米萨尔， 940年前后随同萨曼使团前往中国，撰写的旅行记《诸国珍异记》就叙述了这次经历。丁笃本强调指出：“阿拉伯的使节和商人经常出入中国，可是阿拉伯地理学家到过中国的寥若晨星，特别是经中亚去的几乎没有。”[3]

二、中亚古典探险活动的高潮

　　元朝时期是中西陆路交通开放的时期。公元1218年，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西征中亚，回来后亲自撰写的《西游录》，集中体现了他在中亚的经历。与此同时， 1221年道士丘处机接成吉思汗诏令西行，随他西行中亚的弟子李志常撰写了一部《长春真人西游记》，详细记述丘处机一行的旅行见闻。丁笃本先生认为：“此书与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堪称13世纪中亚游记的一对双璧，都有很多的研究参考价值。”特别是在中亚人文地理方面的某些发现，超越了当时的中国探险家。

　　元朝时期西方到过中亚的探险家，书中除了介绍基督教使者约翰·柏朗嘉宾和威廉·鲁布鲁克出使蒙古的经历外，还对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和北非的伊本·白图泰的探险成就着重做了介绍。《马可·波罗游记》是世界探险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在这部书里，记述了马可·波罗在中亚探险旅行的许多新发现。《伊本·白图泰游记》堪称古代西方游记中的扛鼎之作。作者用30年时间游历了亚、非、欧十几个国家。他学识渊博，观察细微，使得游记的价值非同凡响，成为人们了解14世纪东方各国尤其包括中亚在内的伊斯兰世界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作者周游中亚所到之处的地名可以考证，他的旅行路线恪守“不走老路”原则，游记中对中亚各地诸城的描述，也比从前的探险家都要具体详细，更加准确。1403年5月，西班牙境内的卡斯蒂利亚国王派使者谒见帖木儿，出使的官员克拉维约回国后，编写成《克拉维约东使记》一书。该书不 避繁琐，将近三年的旅途、时间、地点交代得一清二楚，不仅引述了大量的历史掌故，而且基本剔除了那些荒诞不经的故事传闻，堪称中亚古代探险史上最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之一。

　　帖木儿之子沙哈鲁继位后，派遣使团访问明朝。公元1413年10月，明成祖派宦官李达率领使团护送哈烈使团回国。负责文书工作的使团官员陈诚及其助手李暹把旅行日志和有关见闻进行整理，写成《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各一卷。前一部书是旅行日志的辑录，后一部书则是对中亚一二十个国家或城市的介绍。丁笃本指出，陈诚的游记篇幅不长然其价值不可低估： “第一，游记提到的许多中亚城市，从新疆的哈密到阿富汗的哈烈，他们的名称是根据当时当地的通用名称翻译的，而且译得相当准确，与今天的汉译基本相同，这是在他以前的中国探险家难以做到的。第二，游记对某些地方的记述是其他文献无法相比的。”[4]

　　总之，从蒙古征服中亚到沙哈鲁国的瓦解，历时200多年，是中亚探险史上规模空前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的中亚探险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不少欧洲探险家经过中亚地区到达远东，也有中国探险家途经中亚地区远赴西欧。从而改变了以前的中亚是历代东西方大陆探险家旅行终点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东西方探险旅行家的努力，“丝绸之路大通道东西两端实现 了直接沟通，进而有力地促进了世界性的经济文化大交流”。[5]

三、中亚近代探险活动的先驱

　　从15世纪中叶开始，中亚探险活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当时中亚经过帖木儿帝国瓦解的纷争形成了新的地缘政治格局。1856~1857年，谢苗诺夫率探险队首次深入天山腹地考察，晚年时他把考察天山写下的日记整理成书，即《天山游记》。在谢苗诺夫的影响下和沙皇政府的支持下，俄国青年人把去中亚探险作为一种时尚和建功立业的机遇，其中就包括瓦里汉诺夫、波塔宁、谢维尔措夫、穆什克托夫、普尔热瓦尔斯基、科兹洛夫等著名的探险家。他们对中亚广大 地区进行了综合科学考察，取得许多重要研究成果。自1872年起，普尔热瓦尔斯基到中亚以及中国西部地区进行了五次探险考察，留下了极为详细的记述，是前人无法比拟的。后来成名的西方著名探险家，英国的杨哈斯本、斯坦因，法国的邦瓦洛特，瑞典的斯文·赫定，无一不是读了他的著作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把中亚探险作为终身事业。1908年4月，科兹洛夫率俄国探险队来到额济纳河附近的哈拉浩特古城，首次发现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西夏文物。1909年6月，科兹洛夫再次率探险队来到哈拉浩特，发掘出为数众多的稀世珍宝。正是对中国文物的大肆盗 掘，使科兹洛夫一举成名。

　　英国也不甘示弱，在中亚舞台与俄国展开了竞争。19世纪英国最早进入中亚的探险家是穆尔克罗夫特，他游历了阿富汗北部和克什米尔地区。此后，侨居俄国的英国人阿特金逊开始了他长达七年的西伯利亚和中亚旅行，总行程达到了63 300公里，回国后先后写了两部著作，即《欧亚纪行》和《横跨亚洲大陆》。罗伯特·沙傲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英国探险家。1868年9月，他从拉达克首府列城出发前往新疆喀什噶尔。他写的游记《一个英国“商人”的冒险》记述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书中关于阿古柏政权统治下喀什噶尔的描述是研究新疆历史的珍贵资料。罗伯特·沙傲探险的主要成果，是打开了印度通往新疆的大门。此后，取道克什米尔前往新疆探险的英国人接踵而至，其中成就最为显著的就有他的外甥杨哈斯本，杨哈斯本是沿东西方向横穿蒙古戈壁沙漠的第一个欧洲探险家。1889~1890年，杨哈斯本又两次受命从列城出发，完成了环绕喀喇昆仑山脉探险的壮举。他探明了喀喇昆仑山系中的一些重要通道与多条河流的走向，被公认为是19世纪中亚探险成就最为卓著的英国人。1896年，杨哈斯本根据自己的探险经历所写的《大陆腹地》(汉译本改名为《帕米尔历险记》)正式出版。

　　继英国人之后，法国从殖民扩张的需要出发也不示弱，大力支持本国公民到中亚开展探险。1880年邦瓦洛特踏上中亚的旅途，他的两次中亚探险对于法国来说是开创性的。1889~1890年，邦瓦洛特完成了他第三次中亚探险，这次旅行的目的地是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回国后，邦瓦洛特就此次探险写了30万字的游记《勇闯无人区》。在邦瓦洛特之后，赴中亚探险的法国人纷至沓来，影响较大的还有法国学者博宁、探险家杜特雷依等。从总体上看，虽然法国人取得的成就无法与俄国人及英国人相比，但在近代中亚探险史上仍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四、中亚近代科学探险考察的评价

　　如果说19世纪以前西方探险家在中亚的探险是以地理大发现为目的的话， 19世纪末为寻找失落的古代文明，中亚探险进入了以文物考古为主的科学探险考察的时代。

　　有两位著名的西方探险家不能不提及，这就是瑞典人斯文·赫定和匈牙利裔英国人斯坦因。斯文·赫定不畏艰险，曾三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了罗布泊地区，提出了罗布泊游移说，并以发现了沉睡上千年的楼兰古城而闻名于世。斯坦因则屡次盗掘新疆的文物，从敦煌藏经洞掠取古代遗书而受到世人谴责。除此之外，同时期到中亚探险的知名西方探险家还有德国人格伦威 德尔和冯·勒柯克、法国人伯希和、芬兰籍俄国军官马达汉、俄国学者奥尔登堡、日本僧人大谷光瑞和橘瑞超，以及美国冒险家华尔纳等。关于他们在中亚的探险活动，丁笃本先生在《中亚探险史》的最后三章里都有简要介绍，这里就不一一评述。

　　如何看待西方探险家在中亚特别是在中国的探险活动以及掠取文物的行为，丁笃本先生认为：“在中亚近代探险史上，斯坦因的地位与普尔热瓦尔斯基、斯文·赫定不相上下……不过具体评价起来，斯坦因要比普尔热瓦尔斯基和斯文·赫定他们二人复杂一些。普尔热瓦尔斯基虽然 不尊重中国的主权，但没有盗掘中国的地下文物，因为他是以考察自然地理为主；斯文·赫定虽然也有掳走中国文物的不光彩记录，但是数量不多，而且他对中国的主权比较尊重，尤其最后与中国学者实现了真诚合作，句号画得圆满。斯坦因几次深入中国西部探险，自始至终像普尔热瓦尔斯基一样无视中国的主权，而掳掠中国文物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这方面他跟斯文·赫定已经不是量的差异，而是具有本质的区别。”[6]

　　(作者单位：新疆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文博

　　责任校对：王文洲

　　注释：

　　[1]丁笃本：《中亚探险史》，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9年，第4页。

　　[2]丁笃本：《中亚探险史》，第193页。

　　[3]丁笃本：《中亚探险史》，第212页。

　　[4]丁笃本：《中亚探险史》，第259页。

　　[5]丁笃本：《中亚探险史》，第261页。

　　[6]丁笃本：《中亚探险史》，第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