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恩勒与中亚考古学

(兰州大学 软煌学研究所，甘肃兰州 730020)

　　摘要：英籍德裔东方学家霍恩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亚考古学的莫基人之一，也是广义“软嫂学”的先行者。霍恩勒从1891年至1918年间整理、研究与刊布流入英属印度和英国的中国西北出土丈物，长达27年之久。本文以霍恩勒解读、研究、刊布“库车文书”的过程为粗线条，对霍恩勒一生在中亚考古学领域的主要贡蔽进行一次较全面的概述与总结。

　　关健词：霍恩勒；中亚；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879.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 - 6252 (2011) 03 - 0134 - 24

 

　　英籍德裔东方学家奥古斯塔斯·弗里德里克·鲁道尔夫·霍恩勒(Augustus Freder-is Rudolf Hoernle，又译“霍尔宁”、“霍恩雷，，等，1841-1918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亚考古学的奠基人。霍恩勒于1898年首创了“中亚考古学”( Central Asian Archaeology)一名，[1]用以概括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的长时间、大规模、带有国际竞争性的考古学考察运动，具有高度的准确性。日本学术界于1925年以前创造出“敦煌学”一词，其中广义“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包括整个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河西走廊等地的文物古迹。按照日本语言学家石滨纯太郎(1888-1968年)于1925年8月8日在大阪怀德堂夏期讲演《关于敦煌石室遗书》的第4夜讲演中所称：“敦煌学的内容应该包括因中亚探险而产生出来的全部资料。”[2]因此，霍恩勒所谓的“中亚考古学”，和石滨纯太郎所谓的“敦煌学”，基本上是相通的。从这个角度说，霍恩勒也是广义“敦煌学”的先行者。

　　关于霍恩勒生平事迹以及霍恩勒搜集品的研究，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寥寥无几，我国学术界更是无人问津。本文试图回顾霍恩勒在中亚考古学创立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或能为我国今后的霍恩勒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拙文中的不妥之处，恳请识者教正!

一

　　霍恩勒于1841年10月19日出生于英属印度阿格拉(Agra)附近的塞贡德拉( Secundra)。霍恩勒家族源自德国西南部的符腾堡王国(WUrtemberg，今属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历史悠久，其祖先家谱可以追溯至15世纪。霍恩勒的父亲老霍恩勒(C.T. I-Ioernle)是一位基督教牧师，早年来到英属印度传教，大半生都服务于英属印度的圣公会传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848年，7岁的霍恩勒被带回“德意志联邦”符腾堡王国的老家接受早期教育。霍恩勒回到符腾堡王国后，先在私塾接受早期教育，接着在埃斯林根学堂(Paedagogium in Esslingen )上小学，在斯图加特预科学校(Gymnasium in Stuttgart)上中学，在匈塔尔“修道院学校”(` Klosterschule ' in Schonthal)上高中。1858年，霍恩勒进人瑞士的巴塞尔大学(Basel University)接受高等教育，跟随斯蒂芬森教授(Professor Stefensen )学习语言学。从1860年起，霍恩勒转至英国伦敦大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就学，在该校梵语教授、德裔印度学家西奥多·戈尔德斯塔克(Tbeodor Goldstticker, 1821-1872年)指导下专攻梵语。后来，霍恩勒又在德国土宾根大学求学，获土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霍恩勒学成后，于1865年返回印度，在贝那勒斯(Benares)的贾伊·那拉延学院(Jay Narayan' s Collge)任哲学与梵语教授，时年24岁。从此以后，霍恩勒毕生研究印度一雅利安语言学和印度古文字学。为了便于学术研究，霍恩勒从此时开始参与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亚细亚学会(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的学术活动。霍恩勒研究印度语言学的第一个课题，是对所谓“高尔语”的研究。高尔语(Gaur, Gaurian, Gaura等)是近代语言学界对北印度与梵语有关的方言的称谓，包括古代普拉克利特语(俗语，Pra-krit )。霍恩勒从1872年起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纪要》(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印度文物工作者》(The Indian Antiquary)等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高尔语的研究成果，使他获得了语言学家的名声，开始奠定他在北印度梵语方言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因此，在1872年12月召开的孟加拉亚细亚学会月度总会上，霍恩勒被选为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的常任会员。

　　1873年至1877年，霍恩勒请假离开印度，在英格兰的家中度过了4年时间。在此期间，他继续研究高尔语，并在上述有关系列论文的基础上， 写成了《北印度方言比较语法：特别关注东方印地语》一书，于1878年在伦敦出版。[3]霍恩勒的《北印度方言比较语法》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出版后很快获得法兰西研究院(Insftut de France)奖励印度学研究的最高奖项沃尔尼奖(Volney Prize).《北印度方言比较语法》是霍恩勒的成名之作，使他从此声誉遍及欧洲，被公认为一流的语言学家。

　　霍恩勒于1878年返回印度后，改任加尔各答的基督教教会学校大教堂传教会学院(Cathedral Mission College)院长。1879年，霍恩勒被选为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的名誉语言学干事(Secretary)，并负责该学会《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语言学方面的编辑事务。此后一段时期，是霍恩勒最多产的时期，他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纪要》、(印度文物工作者》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印度语言学、文字学、钱币学、碑铭学方面的论文，还出版了两部重要的印度语言学著作。1881年，霍恩勒转为英属印度政府教育部职员，被任命为加尔各答马德拉萨学院(Calcutta Ma-drasah)院长。

　　就在1881年，印度西北边境地区的巴赫沙里村(Bakhshali)出土了一件古代桦皮文书写本的残片，首尾残缺，无一页完整。许多学者试图解读 这些残文书，但都没有成功。后来，旁遮普政府将这些写本残片转给霍恩勒。霍恩勒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成功地解读出写本的大部分，并指出这是一件古代佚名作者的算术论文。霍恩勒根据他对“巴赫沙里写本”的解读成果，撰写了一批论文，其中最重要者为发表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纪要》1882年卷上的《关于巴赫沙里出土的一件桦皮写本》一文，[4]该文的重印本发表在1883年出版的《印度文物工作者)第12卷上。[5]1886年，第七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霍恩勒出席了会议，并在“雅利安分会”上宣读了论文(关于巴赫沙里写本》，该文发表在1886年在维也纳出版的《第七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纪要》上，[6]在学术界流传最广。1888年，霍恩勒又在(印度文物工作者)第17卷上发表论文(巴赫沙里写本)，[7]最后一次表达了他对“巴赫沙里写本”研究这一难题的看法，结束了他关于“巴赫沙利写本”的讨论。“巴赫沙里写本”的文献价值虽然并不很高，但霍恩勒对其成功解读，标志着他已经成为印度古文字学方面的最大权威之一，为他后来从事更重要的这类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

　　1888年4月8日，英国苏格兰商人安德鲁·达格列什(Andrew Daglesh,?-1888年)在从英属印度前往中国新疆的途中，于喀喇昆仑山口被来自奎达(Quetta)的帕坦人(Pathan，普什图人)达德·马合木(Dad Mahomed)杀害。莎车直隶州州城叶尔羌的英国侨民(主要是英属印度侨商和英国保护月阿富汗等地的商人)闻知此事后，要求莎车直隶州知州刘嘉德(1838-?年)捉拿惩办凶手，而刘嘉德以杀人犯马合木和被害人达格列什均非大清臣民为由，拒绝受理此案，致使马合木销声匿迹。[8]达格列什被杀案本系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但因该事件与“库车文书” 及中亚考古学之间有某种“因缘”关系，所以成为中亚考察史上一个非提不可的事件。

　　1889年6月，英属印度陆军第17孟加拉骑兵团(17th Bengal Cavalry)中尉军官哈密尔顿·鲍威尔(Hamilton Bower, 1858-1940年)与英属印度陆军少校军官坎伯兰(W. B. Cumberland)利用假期，结伴潜往中国境内的帕米尔高原打猎探险。鲍威尔于1889年11月13日到达叶尔羌后，收到英国驻拉达克列城联合专员(British Joint -Commissioner of Ladak )兰赛上尉(Captain Ramsay)派特务转送来的一道密令，令他设法在新疆追捕马合木。[9]鲍威尔首先到达喀什噶尔，打听到马合木曾于1888年8月出没于阿克苏一带的信息。[10]于是鲍威尔继续向东，前往阿克苏一带追踪。鲍威尔在阿克苏一无所获，又继续向东，前往库车直隶抚民厅一带寻访。

　　就在鲍威尔到达库车前后，库车的一批“觅宝人”于1890年2月从库木吐喇(Qumtura)石窟今编谷口区第9窟附近的一座佛塔中挖掘出来一批古代写本。鲍威尔逗留库车期间，大概在1890年3月2日或3月3日，参与挖掘库木吐喇佛塔的阿富汗商人古拉姆·喀迪尔·汗(Ghulam Qadir Khan)拜访了鲍威尔，并将一夹古代桦皮写本卖给了鲍威尔。鲍威尔买下这夹桦皮写本后，还让卖主领他去写本出土地点实地考察了一番，然后辗转来到沙雅。1890年3月6日，鲍威尔离开沙雅，于4月1日返回喀什噶尔。此时，马合木已在喀什噶尔被捕，但在办理引渡手续过程中自杀身亡。鲍威尔无功而返，只是带着他获自库车的写本和其他一些文物，于1890年8月16日回到英属印度的西姆拉。

　　鲍威尔返回西姆拉后，于1890年9月巧日从西姆拉的哈丁斯旅馆(Hardings Hotel)给即将卸任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长的华特豪斯上校(Colonel J. Waterhouse )写了一封信。该信说：“我在东突厥斯坦偶然发现一些桦皮写本，夹封在两片木板之间。假如您能够让我知道，您是否可以找到任何一个人，来解读它们，那我将非常感谢您。如果有人能解读它们，我可以将它们寄给您。……我发现它们的地点，是库车(Kuchar)附近的一座地下古城(an underground ancient city)。”[11]这是鲍威尔第一次向英国学术界透露他获得桦皮写本的消息。华特豪斯收到鲍威尔1890年9月15日信后，于1890年9月19日给鲍威尔复信，要求鲍威尔将桦皮写本寄到孟加拉亚细亚学会，还要求鲍威尔就桦皮写本出土地点和获取经过写一份详细的札记。

　　1890年9月30日，鲍威尔将桦皮写本和一些获自新疆的古代钱币打成包裹，通过西姆拉邮局寄给华特豪斯。同日，鲍威尔在西姆拉的联合塞尔比斯俱乐部(United Serbice Club)给华特豪斯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假如最终能证明该写本具有任何意义或价值，您要是能就如何处置卖掉该写本向我提供任何信息和建议，那我将非常感激您。”[12]同信还附有鲍威尔于1890年9月30日在西姆拉写的札记，侧重描述了桦皮写本的出土地点。[13]

　　当时英属印度最具权威的印度语言文字学家，当数孟加拉亚细亚学会负责语言学的干事霍恩勒。但在1890年，霍恩勒正好远在欧洲度假。1890年11月5日晚，孟加拉亚细亚学会月度总会召开，华特豪斯第一次向公众展示了鲍威尔获自新疆的桦皮写本、钱币等文物，同时展示的还有鲍威尔于1890年9月30日写给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的札记。与会学者对桦皮写本的语言、文字、内容等方面一无所知，只有印度土著学者萨拉特·钱德拉·达斯(Babu Sarat Chandra Das, 1849-1917年)看出这件写本非常古老，应该具有重大的价值。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的要求下，达斯答应尝试一下解读写本的工作。1890年11月，达斯在彭措喇嘛(Lama Phuntshog)的协助下，对鲍威尔所获桦皮写本进行了首次解读工作，但并没有成功。

　　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看到达斯解读无望，便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纪要》1890年第11号上全文发表了鲍威尔1890年9月30日在西姆拉为华特豪斯写的关于桦皮写本出土地点的札记，[14]又刊登了一条有关鲍威尔写本的说明和征召解读者启示，其中说：“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寄希望于我们的一些会员，也许他们有能力解读该写本，或就其年代和来源提供更进一步的线索。”[15]此外，孟加拉亚细亚学会还拍摄了桦皮写本两张页子的照片，经过制版印刷后，装订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纪要》1890年11月号的最末尾处(图版三)，题为《东突厥斯坦库车附近地下古城出土的桦皮写本选页》。[16]<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纪要》1890年11月号发行后，鲍威尔所获桦皮写本成为英属印度和欧洲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三

　　1891年初，霍恩勒乘轮船从欧洲返回印度。船过红海后，霍恩勒在英属也门的亚丁(Aden)偶然得到一份印度出版的《孟买报》(Bombay Gazette)，该报转载有鲍威尔于1890年9月30日写给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的有关桦皮写本发现经过和发现地点的札记，霍恩勒这时才第一次知道有关鲍威尔所获桦皮写本的情况。恰巧，与鲍威尔同游新 疆的坎伯兰少校，此刻正与霍恩勒同乘一条轮船，于是霍恩勒又乘机从坎伯兰那里打听到不少有关桦皮写本发现的背景情况。1891年2月，霍恩勒抵达加尔各答，一下船就立即打听桦皮写本的情况。当他得知桦皮写本仍保存在华特豪斯上校手中时，便前往索要，并声称自己有该写本的解读权。霍恩勒是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中负责语言学研究的干事，华特豪斯自然承认他对桦皮写本的解读权，于是将桦皮写本转交给了他。[17]

　　从1891年3月中旬开始，霍恩勒全力解读鲍威尔所获桦皮写本。他只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就发现了许多重要的线索。1891年4月1日晚，孟加拉亚细亚学会召开月度总会，霍恩勒在会上第一次就桦皮写本发表了讲演，谈了自己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解读该写本的进展和体会，简要介绍了他已经发现了的重要线索。同时，霍恩勒再次向公众出示了桦皮写本。霍恩勒的上述讲演稿全文，稍后以《喀什噶里亚出土古代桦皮写本》为题，刊登于《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纪要》1891年4月号上，[18]这是霍恩勒为解读鲍威尔写本而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在同刊同期的图版一上，又以《东突厥斯坦库车附近地下古城出土的桦皮写本选页》为题，再次刊布了鲍威尔写本的另外两个页 子。[19]

　　当《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纪要》1890年11月号和1891年4月号先后传回欧洲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德裔印度学教授约翰·乔治·比累尔(Johann Georg Biihler,1837-1898年)便根据上面刊登的照片，也对鲍威尔所获桦皮写本进行了研究。比累尔根据《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纪要》1890年11月号上首次发表的两幅桦皮写本照片，撰写了(关于明屋写本或鲍威尔写本的札记》，发表于《维也纳东方学杂志》第5卷(1891年卷)上。[20]比累尔关于桦皮写本的年代、内容等方面的结论，与霍恩勒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当时比累尔还不知道霍恩勒已经接手鲍威尔写本的解读工作，但他估计到在印度也只有霍恩勒能胜任此项工作，因此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希望孟加拉亚细亚学会有能力的、有学问的干事霍恩勒博士将能够把该写本抓到手，并能给我们完整地描述该写本的内容。如果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真愿意全心全意地为印度古文字学研究者们提供服务的话，那它就应该将整个写本都拍摄成照片，然后制版刊布。该写本的每一行文字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21]当《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纪要》1891年4月号传到维也纳后，比累尔又对上面刊布的两张新照片进行了解读与翻译，其成果《关于明屋写本或鲍威尔写本的更进一步的札记》首次发表于《维也纳东方学杂志》第5卷(1891年卷)上，[22]再发表于《科学院》杂志1891年8月巧日号上。[23]

　　比累尔和霍恩勒都是当时著名的印度学家，一个在欧洲的维也纳，一个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几乎同时独立地解读了鲍威尔所获桦皮写本的几个页子，而得出的结论又相同，这是学术史上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不同的是，比累尔只是根据几张写本页子的照片进行解读，而霍恩勒则掌握着整个写本的实物。这从某种角度反映出，比累尔在学术上的功力，毕竟要高出霍恩勒一筹，这个事实对霍恩勒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因此，霍恩勒加快了解读与研究的步伐，想在其他照片公布之前，利用自己垄断写本实物的优势，保持住桦皮写本第一解读者和研究者的桂冠。

　　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第60卷(1891年卷)第2期上，霍恩勒抢先发表了一篇有关鲍威尔所获桦皮写本的专题研究论文，题为《论鲍威尔写本的断代》。[24]在这篇文章里，霍恩勒第一次正式地将鲍威尔所获桦皮写本定名为“鲍威尔写本(Bower Manuscript)”。霍恩勒《论鲍威尔写本的断代》一文，是他关于“鲍威尔写本”的第一篇专题研究论文。该文对作者1891年4月1日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月度总会上讲演时所持的一些看法做了某些修正，应该说是更前进了一步。

　　霍恩勒在发表《论鲍威尔写本的断代》后，按照比累尔的建议，于1891年代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向孟加拉省政府、英属印度政府提出申请，请求政府资助出版“鲍威尔写本”的全部释录、拉丁转写、考释、英译及照片。[25]1891年12月，霍恩勒辞去孟加拉亚细亚学会名誉语言学干事职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鲍威尔写本”，但他此后还继续担任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理事职务。1892年内，孟加拉省政府和英属印度政府均批准了霍恩勒的申请。孟加拉省政府还承诺，在霍恩勒编辑“ 鲍威尔写本”校注本全集期间，减免他的其他杂务工作量。而英属印度政府则答应，为该书的出版提供一切必要的经费，包括为每一页写本照相、制版的费用，其总数相当可观。

　　此后，霍恩勒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分批整理、解读、考释、英译、研究、刊布“鲍威尔写本”。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第印卷(1891年卷)第3期上，霍恩勒发表《鲍威尔写本的一个部分》，首先刊布“鲍威尔写本”7个部分中第5部分的5张页子。[26]1892年，霍恩勒将他刚发表不久的《论鲍威尔写本的断代》一文又进行了修订，改标题为《关于鲍威尔写本断代问题的札记》，发表在(印度文物工作者)第21卷(1892年卷)2月号上。[27]同一年(即1892年)，霍恩勒在《印度文物工作者》杂志第21卷(1892年卷)5月号上发表《鲍威尔写本的另一个部分》一文，刊布了“鲍威尔写本”第2部分的5张页子。[28]同一年(1892年)年底，霍恩勒又刊布了“鲍威尔写本”第3部分的4个页子，在《印度文物工作者》第21卷(1892卷)12月号上发表(鲍威尔写本的第三个部分》一文。[29]

　　霍恩勒在1891-1892年先后刊布了“鲍威尔写本”的第5部分、第2部分和第3部分以后，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对1892年新获“韦伯写本”和1893年以后新形成的“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进行检查、刊布、报告这些工作上来，放慢了按照以上体系刊布“鲍威尔写本”的速度。

四

　　当鲍威尔带着他在库车获得的桦皮写本于1890年6月至8月间从喀什噶尔返回印度途中，在英属拉达克(Ladak )首府列城(Leh )向当地摩拉维亚教派(Moravian Missionary)德裔传教士韦伯牧师(Reverend F. Weber)出示过写本。韦伯曾在西藏传教9年，精通藏语，也是一位业余的西藏古董收藏爱好者。当韦伯看到鲍威尔搜集到的桦皮写本后，便开始留意搜集出自新疆的古代写本。

　　当库车的阿富汗商人古拉姆·喀迪尔·汗于1890年将一夹桦皮写本卖给鲍威尔后，将他手头掌握的其余写本送给了他在叶尔羌的弟弟迪尔达尔·汗(Dildar Khan)。1891年，迪尔达尔·汗带着这些写本从叶尔羌前往列城，将其中的一夹板送给了英国驻列城政治机构雇员蒙师阿赫玛德·丁(Munshi Ahmad Din)。随后，迪尔达尔·汗又继续前往印度，将剩余的库车出土写本留给他在阿里加尔(Aligarh)的朋友家里。1892年，英国贵族敦莫尔伯爵(The Earl of Dunmore)查尔斯·阿多尔福斯·穆莱(Charles Adolphus Murray, 1841-1907年)经印度到中国新疆考察，途经列城时聘刚被派往英国驻喀什噶尔政治代表处工作的阿赫马德·丁为译员，两人约定同行前往喀什噶尔。1892年6月初，阿赫玛德·丁在随敦莫尔伯爵与韦伯交往的过程中，将他得自迪尔达尔·汗的一夹板库车出土写本转送给了韦伯。

　　韦伯收到来自阿赫玛德·丁的写本后，只在自己的手中掌握了3天，便将其打成小包裹，寄给霍恩勒，以求解读。与此同时，韦伯还于1892年6月21日从列城用德文给霍恩勒写了一封信，讲述写本的发现背景。[30]韦伯在信中说，1890年鲍威尔在列城让他看的“一部古书”发现于“离叶尔羌不远的地方”，而他获得的写本系1891年发现于“叶尔羌边境上的库格雅尔(Kugiar) "。韦伯在信中显然将位于叶尔羌附近的库格雅尔( Kugiar)和库车(Kuchar)这两个发音相近的地名混为一谈。Kugiar(库格雅尔)又拼作Kokyar(库克雅尔，或库库雅尔)，位于叶尔羌以南大约60英里处，肯定不是“鲍威尔写本”的出土地，也不可能是韦伯所获写本的出土地。但霍恩勒于1892年7月间收到韦伯寄给他的写本以及韦伯1892年6月21日信后，曾一度被信中的一些说法所困惑，于是在1892年7月7日和7月11日两次给韦伯写信，进一步询问有关问题。

　　当霍恩勒对鲍威尔写本的出土地点产生疑惑时，为了澄清事实，决定直接给鲍威尔写信询问。鲍威尔于1891年春至1892年夏间在中国西藏一带旅行，霍恩勒无法与他取得联系。当鲍威尔返回印度后不久，就收到霍恩勒写给他的一封信，其中谈到库格雅尔的方位问题及其与库车之间的关系。鲍威尔收到霍恩勒的信后，于1892年8月17日从喀索里(Kasauli)的穆尔通斯旅馆(Murtons Hotel)给霍恩勒回信，再一次介绍了“鲍威尔写本”的发现地点和发现经过。[31]霍恩勒收到鲍威尔的1892年8月17日信后，肯定“鲍威尔写本”出土于库车库木吐喇石窟附近的一座佛塔中 。1893年9月2日，霍恩勒又给驻列城摩拉维亚传教士沙沃牧师(Reverend F. B. Shawe )写了一封信，从侧面询问韦伯所获写本的出土地点。1893年9月18日，沙沃从列城用英文给霍恩勒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有一点似乎搞清楚了，即韦伯写本并不是发现于‘库格雅尔(Kugiar) '，而是发现于‘库车(Kuchar) '。但是，由于我手头没有可供参考的突厥斯坦地图，到底‘库格雅尔’是否距离‘库车，很远，或者这两个地名就是指的同一个地方，我没法从已获得信息中辨明真相。”[32]

　　霍恩勒收到韦伯所获写本后，很快就对该写本进行了初步研究 。霍恩勒首先将该写本命名为“韦伯写本(Weber Manuscripts) "，然后以(韦伯写本—又一批中亚出土古写本》为题，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第62卷(1893年卷)第1期上，并附了4幅写本页子的照片图版。[33]

　　当“库车文书”的“鲍威尔写本”、“韦伯写本”落人英国人之手后，俄国人也加紧了搜集“库车文书”的步伐。俄国第一任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尼古拉·费多罗维奇·彼德罗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Федорович Петровский, 1837-1908年)自1882年以来一直热衷于搜集新疆文物。1890年初鲍威尔在库车获得桦皮写本前后，彼德罗夫斯基正在俄国度假。当最早介绍“鲍威尔写本”的《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纪要》1890年11月号和1891年4月号发行到欧洲印度学界后，俄国印度学家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鄂登堡(Сергей Федорович Ольденбург, 1863-1934年)以敏锐眼光，看出鲍威尔写本的重要性，以及婆罗谜文或梵语文献在中国新疆南疆地下蕴藏的前景。于是，鄂登堡便在1891年建议彼德罗夫斯基利用便利的条件，就近调查“库车文书”的出土情况。彼德罗夫斯基返回喀什噶尔之后，立即运用俄国侨民(以安集延人为主)的联络系统，首先搜集“库车写本”，然后又在南疆各地搜集写本以及其他文物，并将它们陆续寄回了俄国首都圣彼得堡，由鄂登堡对其加以解读与考释。

　　到了1893年，西方的印度学界出现了两种崭新的现象：(1)由于霍恩勒、比累尔、鄂登堡等人陆续公布解读“鲍威尔写本”、“韦伯写本”、“彼德罗夫斯基写本”等“库车文书”的成果，将西方印度学界的注意力从南亚次大陆吸引到了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2)“库车文书”陆续进人英、俄囊中，又为两国学者霍恩勒和鄂登堡争先恐后地研究与刊布，预示了早已在中亚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竞争的英、俄两大列强，也将不可避免地要在文化方面进行一场争夺战，表现形式便是争夺新疆文物。

五

　　当英国和俄国开始争夺中国新疆文物时，俄国已在新疆设置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长达十余年时间，而英国只是从1890年开始才任命“克什米尔驻扎官负责中国事务的特别助理(Special Assistant for Chinese Affairs to the Resident in Kashmir)”乔治·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 1867-1945年)常驻喀什噶尔，管理英国侨民事务，双方的势力显然是俄强英弱。这种情况下，霍恩勒于1893年6月1日代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给英属印度政府内务部部长查尔斯·詹姆斯·里敖(Charles James Lyall, 1845-1920年)写了一封信，建议印度政府向驻中亚各地的政治代表下达命令，让他们尽力为英国调查中亚文物并尽可能地获取新疆文物。里敖于同年6月14日向英属印度政府外交部部长莫提梅尔·杜兰德(Mortimer Durand, 1850-1924年)发出半官方性质的提请信，获得杜兰德的赞同。1893年8月22日，英属印度政府向代理克什米尔驻扎官巴尔中校(Lt.- Colonel D. W. R. Barr)正式下达了搜集中亚文物的命令，并通过巴尔下达给英国驻吉尔吉特、奇特拉尔、喀什噶尔和列城的政治官员。此外，英属印度政府外交部还向英国驻波斯忽罗珊首府麦什德(Meshed)的政治代表发出了类似的命令，这显然有与俄国针锋相对的味道。

　　在霍恩勒的建议信以及英属印度政府的文物搜求令中规定，收购文物所需费用由英属印度政府税务与农业部从政府财政中拨款支付，获得的所有文物都归英属印度国家所有，被正式定名为“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Asia)。按照要求，所有文物都要转交到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由霍恩勒在英 属印度政府的直接领导与资助下进行鉴定与检查，并将鉴定检查报告呈交给英属印度政府。关于“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的最终归宿，霍恩勒建议人藏伦敦的大英博物院。

　　在接受英属印度政府指令的英国驻吉尔吉特、奇特拉尔、喀什噶尔、列城、麦什德等地的政治官员与政治代表当中，驻麦什德、奇特拉尔的官员在搜集塔里木盆地出土文物方面鞭长莫及，起不到什么作用。吉尔吉特和列城位于克什米尔境内，与塔里木盆地之间只有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相隔，尤其是列城可通过喀喇昆仑山口直达和闻地区，因此先后驻列城和吉尔吉特的英国官员斯图亚特·格德福雷上尉 (Captain Stuart H. Godfrey)在搜集塔里木盆地文物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喀什噶尔位于中国境内，常驻此地的马继业是英国在新疆境内乃至整个中国西北地区惟一的官方政治代表，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利之便，在英国搜集中亚文物的过程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喀什噶尔和列城，是英国搜集中亚文物的主要中转站。

　　马继业接到文物搜求令之后，首先将目标盯在“库车文书”上。1894年，叶尔羌的阿富汗商人迪尔达尔·汗依据他在库车的哥哥古拉姆·喀迪尔·汗所提供的信息，向马继业报告说，库车的玉素甫·伯克(Yusuf Beg)手中，还掌握着10件写本。[34]马继业闻讯后，立即给自己熟悉的新疆省喀什噶尔中俄通商局总办(委派喀什噶尔通商事宜)曾广均写信，请其帮忙。曾广均受马继业之托后，立即给库车直隶抚民厅同知刘人佳(1858-?年)写信，请求刘人佳在库车查访此事，并为英国购得这些文书。刘人佳接曾广均信后，审讯了一位名叫铁木儿·伯克(Timur Beg)的人。也许是官府搞错了人的缘故，铁木儿·伯克矢口否认拥有这些写本。于是刘人侄亲自上阵，雇了25个人，在据说是出土“库车文书”的大土岗(古代佛塔遗址)挖掘了两个月，获得一小包写本残片。当年(1894年)冬季，刘人佳将这批文书转交给喀什噶尔的曾广均，并附上一封署期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十一日(1894年12月7日)的说明信。[35]曾广均接到刘人佳寄给他的这些写本残片以及刘人佳的说明信后，立即将它们转赠给了马继业。马继业将这些写本残片转交给顶头上司、克什米尔驻扎官阿代尔伯特·塔尔伯特中校爵士(Lieut. -Colonel Sir Adelbert C. Talbot)，塔尔伯特再将它们转交给西姆拉的英属印度政府外交部。1895年3月，英属印度政府外交部最后将这批文书残片寄给在加尔各答的霍恩勒，并附了一封署期1895年3月28日的半正式信函加以说明。霍恩勒于同年(1895年)的4月份收到这批文书残片。经点数，这批文书残片共有145块，算是比较大的一批搜集品。这批“库车文书”残片，是马继业搜集到的第一批文物，也是“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的第一批藏品。

　　由于印度政府外交部的1895年3月28日信函中只是说这批写本出土于库车，而未提供其他细节，所以霍恩勒于1895年4月收到写本后，又直接给马继业写信询问详情。马继业于1895年11月给霍恩勒回信时，将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十一日(1894年12月7日)刘人佳致曾广均的汉文信函翻译成英文，附寄给霍恩勒。 1895年5月1日晚，孟加拉亚细亚学会月度总会召开，霍恩勒在会议上展示了一些马继业获自新疆的古代写本残片，并且做了解释性发言。在1895年5月号《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纪要》上，以《一件中亚出土古代写本的残片》为题，发表了霍恩勒的发言稿。[36]

　　格德福雷本是一名业余文物爱好者，早在1893年之前就已经在效法鲍威尔和韦伯，试图单枪匹马地去寻获新疆出土古代写本。1893年起，格德福雷在列城担任英国驻拉达克联合专员。当他收到1893年8月英属印度政府下达的新疆文物搜求令后，更是跃跃欲试，积极为加尔各答的“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增添内容。

　　1895年初夏，列城商道的卡尔吉尔(Kargil )段被特大洪水冲溃，导致一批从印度前往新疆做生意的商人被堵，价值数十万卢比的货物滞留不前。时任英国驻拉达克联合专员的格德福雷接到电报后，于7月份赶到卡尔吉尔，率领当地官员在苏禄河(Stun)畔驻扎了一个月，架起一座跨越洪水河的悬臂桥，最终让运输商队通过了灾区。有一群带着贵重珊瑚货物准备去新疆叶尔羌的帕坦商人，临走前对格德福雷说，由于官方及时采取措施，才使得他们商队免遭惨重损失，不知他们何以回报。于是格德福雷请他们到达新疆后，设法为自己搞到一些发现于沙埋废城中的古文书。1895年秋天(大概是9月份)，格德福雷在锡亚尔科特(Sialkot)收到已返回印度的帕坦商人们转寄到的一个包裹，内装一批古代写本，共有71块写本残片。

　　格德福雷收到写本后，立即转交给了他的上司、克什米尔驻扎官塔尔伯特，并附有一封说明书。塔尔伯特于1895年11月底将写本与说明书转交到了霍恩勒手中。霍恩勒收到这71块写本残片后，将它们定名为“格德福雷写本(Godfrey Manuscripts) "，在“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的系列中，为它们编号为格德福雷搜 集品第1批(G.1)，又根据其尺寸、形状的不同，将它们分为8个部分。

　　格德福雷搜集品第1批(G.1)是格德福雷为“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提供的第一批文物搜集品。其中第8部分包括2块纸质汉文文书残片，这是“库车文书”中第一次出现汉文写本残片。

六

　　马继业搜集到的第二批新疆文物，被霍恩勒编为马继业搜集品第1批(M. 1)。这批文物包括6组，出土地点及性质都很不同，其中的马继业搜集品第1批第1组(M.1, Set I )出土于库车，其余5组出土于和闻。马继业搜集品第1批第1组是叶尔羌的阿富汗商人迪尔达尔·汗于1895年赠送给马继业的，这是一批与“鲍威尔写本”、“韦伯写本”同时同地发现的文书。马继业于18%年10月12日在喀什噶尔写了一封介绍这6组文物来源的信，谈到其中第1组的获取经过时说：“这是一件写本，是叶尔羌的一位阿富汗商人迪尔达尔·汗赠送的。情况好像是这样的，当‘鲍威尔写本’在库车被发现的时候，另有两件写本也在同一时间和同一环境下被发现。迪尔达尔·汗获得并拥有了这另外两件写本，并于1891年(1892年之误)把它们带到了列城。他把其中的一件送给了蒙师阿赫马德·丁，蒙师阿赫马德·丁转过身来又将他获得的这件写本赠送给了摩拉维亚教派传教士韦伯先生。这便是‘韦伯写本’的来源。至于迪尔达尔·汗拥有的另外一件写本，又被他带到了印度，留在他在阿里加尔的一位朋友处，这个人叫什么法伊兹·穆哈默德·汗(Faiz Muhammed坠an)。去年(1895年)，迪尔达尔·汗又把这件写本带到突厥斯坦来，并将他送给了我。”[37]至于马继业搜集品第1批第2-6组(M. 1, Set II-Set VI)，系购自和闻阿富汗商人的阿克萨卡尔巴德鲁丁·汗(Badmddin Khan)委派的和闻觅宝人伊斯拉姆·阿克亨(Islam Akhun)，在此不论。

　　马继业将迪尔达尔·汗捐赠的“库车文书”与伊斯拉姆·阿克 亨提供的伪“和阗文书”初步整理成6个部分后，于18%年10月寄给克什米尔驻扎官塔尔伯特。塔尔伯特收到马继业寄给他的文物与说明信后，又将之转交给了西姆拉的英属印度政府外交部。同年(18%年)12月，印度外交部将之寄给加尔各答的霍恩勒，并附一封署期1896年12月14日的半正式信函加以说明。这组编号为M. 1的文书，后来被霍恩勒定名为“马继业写本(Macartney Manuscripts)"。

　　霍恩勒于18%年12月17日被选为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长，1897年3月起正式行使会长职权，任期一年。也在1897年，英国女王和英属印度政府为了表彰霍恩勒在科学方面的高度成就，授予他“印度帝国之友(Companion of the Indian Empire，简称C.I.E.)”称号。

　　霍恩勒收到马继业搜集品第1批(M. 1)后，与此前收到的格德福雷搜集品第1批(G. 1)合并在一起，于1897年3月19-20日向印度政府呈交了初步报告。为了更进一步研究“格德福雷写本”，霍恩勒在1897年间曾多次给格德福雷写信询问有关细节。格德福雷于1897年6月27日第一次给霍恩勒回信，详细解释了这批写本的来源。[38]格德福雷于1897年7月18日第二次给霍恩勒回信中，又进一步提到他获取这组文物的过程，其中说：“上面提到的商人都恳切希望不要透露他们的姓名，他们除了告诉我这些写本很古老、来源于西藏、出土于库车附近某古城废址之外，再未向我提供其它任何信息。”[39]其中明确提到，这批写本残片“出土于库车附近某古城废址”。

　　随后，霍恩勒对他于1893年公布韦伯写本之后(或者说当英属印度政府下达新疆文物搜求令之后)获得的最初三批写本，即1895年4月收到的马继业所获“库车文书”残片(构成“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第一批文物)、1895年11月收到的“格德福雷写本”和18%年12月收到的“马继业写本”，统一进行了研究，写成一篇详细的研究报告，题为《又三批中亚出土古写本》。在1897年8月4日召开的孟加拉亚细亚学会月度全会上，霍恩勒第一次宣读了这篇论文，[40]并将完成稿交由《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第66卷(1897年卷)第4期发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第66卷第4期应该发行于1897年12月31日，但霍恩勒在该年8月份读完校样后，将抽印本于1897年8月23日提前呈送英属印度政府。1897年9月6日至9月12日，第十一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霍恩勒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将《又三批中亚出土古写本》的抽印本提交给大会，由法国印度学家艾米尔·塞纳(Emile Senart, 1847-1928年)于1897年9月11日上午在第一分会上代为宣读。[41]

　　发表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第“卷(1897年卷)第4期上的《又三批中亚出土古写本》，[42]实际上是集报告、刊布、研究于一体的文章，所附24幅图版(图版7-30)基本上公布了所有的写本。全文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涉及马继业所获“库车文书残片”(213-224页，图版7)，第二部分涉及“格德福雷写本”(225-236页，图版8-14, 27-30)，第三部分涉及“马继业写本”(237-260页，图版15-26)。

　　1897年以后，马继业在新疆培植起来的文物搜集系统运转得越来越快，格德福雷也转任英国驻吉尔吉特政治代表，更加有效地为英国搜集新疆文物。但此后由于俄国彼德罗夫斯基加大了在库车搜集文物的力度，“库车文书”在“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中日渐绝迹，而“和闻文书”变成“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的主要来源。从马继业搜集品第2批(M. 2)和格德福雷搜集品第2批(G. 2 )开始，已经看不到“库车文书”的影子。但1897年以后，霍恩勒为了搞清楚韦伯写本、马继业写本等“库车文书”的来源，还是不断地请马继业和格德福雷就地取证。马继业于1898年1月从迪尔达尔·汗本人那里为霍恩勒获得了一份用乌尔都语写成的说明书，格德福雷于1898年的11月份从蒙师阿赫玛德·丁那里为霍恩勒获得了另外一份用乌尔都语写成的说明书，都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1898年2月2日晚，孟加拉亚细亚学会年度总会召开，霍恩勒做“1898年年度祝词”，这是他当选为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长后的第一次年度讲话，也是最后一次讲话。霍恩勒在讲话中，侧重总结了中亚考古学的历史和现状，其中说：“中亚考古学探险事业方兴未艾，一年比一年兴盛。……总而言之，中亚看来将是一个充满着考古学奇迹的地区。令人满意的是，大不列颠将不会落后于其他国家，将会 分享这些奇迹中的应得到的份额。”[43]霍恩勒最后宣布，他即将卸去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长一职，离开印度，返回英国。1899年1月4日，孟加拉亚细亚学会召开月度总会，宣布拟推荐即将退休回英国的霍恩勒为荣誉会员候选人。为了配合选举，特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纪要》1899年1月号上发表霍恩勒传记，[44]这是我们迄今能看到的关于霍恩勒生平的最早、最详尽的传记。1899年2月1日，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的年度总会召开，霍恩勒在会上被推选为该学会荣誉会员。

七

　　在“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形成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用各种希奇古怪的“未知文字(unknown characters)”写成或印成的写本与雕版印本书，均来自和阂觅宝人伊斯拉姆·阿克亨。这类写本与印本还通过一些零星欧洲旅行者的购买，流人伦敦、巴黎、圣彼得堡、斯德哥尔摩等地的官私收藏机构。这种“未知文字”使欧洲的古文字学权威们难以解读，于是人们对其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最早产生疑虑的人是霍恩勒。为了弄清真相，霍恩勒曾给他熟悉的一位业余古董鉴赏家、驻喀什噶尔的瑞典传教士巴克隆德(Backlund)写了一封信，委托他代为调查此事。巴克隆德迟至1898年4月7日才从自己的仆人那里打听到伊斯拉姆·阿克亨等人制造鹰品的情况，于是先于1898年4月8日给马继业写信，说明伊斯拉姆·阿克亨兜售的所谓古书是鹰品，[45]再于1898年6月29日给霍恩勒写信，正式提出了鹰品说。[46]

　　到1898年6月底，霍恩勒已经陆续向英属印度政府呈交了关于马继业搜集品和格德福雷搜集品中大量“未知文字”雕版印本书和写本的报告，如果这时突然宣布其为和阂鹰品，那无疑是对他自己的一个否定。完全受虚荣心的支配，霍恩勒在收到巴克隆德的信后，一反常态，竭力反对巴克隆德提出的鹰品说，试图证明他所主持搜集的“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全是真品。1898年底，霍恩勒对“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中业已积累的30多批文物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写成长篇详尽报告《关于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的报告》，上报英属印度政府，同时要求印度政府准许他将此报告做为《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的增刊公布于世。1899年，《关于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的报告)的第1部分作为《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第68卷(1899年卷)的增刊一发表。[47]在这一部分报告中，霍恩勒专门列了“真伪问题(The Question of Genuineness) "一节，对巴克隆德进行了猛烈的反驳。[48]霍恩勒不惜丧失学者应有的严肃、谨慎态度，在他的反驳文字与陈述文字中，处处表现出逻辑混乱、凭空推理、概念模糊、不顾事实、强词夺理的现象。但是，关于“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中是否有鹰品的问题，当时毕竟是一个允许讨论的学术问题。但当各抒己见已经到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时，实地调查研究便是当务之急了。于是，便有了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年)于1900-1901年进行的第一次中亚考察。

　　斯坦因于1897年春最早萌生了去和闻周围进行中亚考察的念头 。1898年9月10日，斯坦因向旁遮普省政府提交了进行第一次中亚考察的正式申请书，得到了霍恩勒的支持。1898年10月，旁遮普省政府批准了斯坦因的申请书，并将其推荐给英属印度政府。1899年4月，英属印度政府和英国印度事务部最终批准了斯坦因的中亚考察计划。霍恩勒在竭力为斯坦因游说后，于1899年4月从印度政府教育部退休，离开印度，返回英国牛津定居。霍恩勒返回英国后不久，于1899年10月3日至10月15日参加了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在“印度和波斯研究分会”上宣读了他的《关于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的报告》的第1部分，并展示了一部分标本。1900年，霍恩勒加人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积极参加了该学会的工作。

　　斯坦因于1899年5月1日正式接替霍恩勒遗留的职务，担任加尔各答马德拉萨学院院长。1900年5月29日，斯坦因开始进行他的第一次中亚考察，在和闻周围发掘了大量的古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物，而且也证实：“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以及西方各国官私藏品中的“未知文字”写本和雕版印本书，均系伊斯拉姆·阿克亨等人伪造的鹰品。

　　斯坦因结束第一次中亚考察后，于1901年7月2日回到英国伦敦，所做的第一件 事便是乘火车去牛津，向霍恩勒通报他调查鹰品问题的结果。据斯坦因1901年7月4日写给他哥哥厄恩斯特·斯坦因(Ernst Stein)的信中提到，霍恩勒“接受了这个不容否定的事实，并想把他解释鹰品的报告销毁掉”。[49]据斯坦因1901年7月9日写给厄恩斯特·斯坦因的信中说：“(霍恩勒)对我带回来的标本极感兴趣。可以理解，他受伊斯拉姆·阿克亨伪造品的打击太大。但让我满意的是，他已经镇定下来，我们免去了一次痛苦的争论。”[50]霍恩勒想要毁掉的报告，即《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1899年第68卷增刊一上发表的《关于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的报告》第1部分。但是，要想销毁这期广为发行的杂志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霍恩勒又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第70卷(1901年卷)增刊一上即将发表的《关于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的报告》第2部分[51]中，做了一些比较圆滑的辩解。霍恩勒在鹰品问题上的失误，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但这主要是由他一时的虚荣心和武断性格造成的，并不能完全否定他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地位，不应该对他所有的著作和学说都产生怀疑。

　　霍恩勒于1899年2月曾就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所获搜集品的分配问题建议说：“我希望，考察收获物中的考古学部分，能够交到我的手中， 让我来进行检查和报告。我是这次考察活动的发起人，同时又在东突厥斯坦考古学领域拥有也许是最丰富的经验，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我希望我能获准索取那部分分配物，那是我应得的。”[52]但斯坦因在结束第一次中亚考察后，考虑到所获文物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并没有将所有“考古学部分”全都交给霍恩勒，而只是将一部分“用婆罗谜文写成，其典籍一部分用梵语写成，一部分用两种非印度语言写成”[53]的文书委托给霍恩勒考释。

八

　　在斯坦因于1901年结束其第一次中亚考察后，于1906年开始其第二次中亚考察前，霍恩勒于19世纪90年代在新疆搭建起来的文物搜集系统仍然发挥着作用。新疆和闻、库车等地的文物，先由觅宝人获自沙埋遗址中，再卖给和闻、库车等绿洲的英国侨商阿克萨卡尔，阿克萨卡尔再将它们卖给或送给英国驻喀什噶尔政治代表，再由后者转寄给印度政府，印度政府最后将它们转寄给已经在英国的霍恩勒。由于此时“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已经由霍恩勒报告完毕，为了区分，20世纪落人霍恩勒之手的新疆文物一般被称为“霍恩勒搜集品(The Hoernle Collection)”。

　　霍恩勒在新世纪获得的新疆文物，大都出土于和闻，经过巴德 鲁丁·汗、马继业的手搜集而来。但也有一批出自拜城县的文物，与“库车文书”密切相关。1906年6月，驻库车的印度侨商阿克萨卡尔萨希伯·阿里(Sahib A& )带着库车直隶州知州写给拜城县知县的一封推荐信，从库车前往拜城，在吉格达里克(Jigdalik)的一座佛塔里挖掘了11天时间，出土了一批古代写本。吉格达里克位于现拜城县南部大桥乡境内，木札提河南岸，却勒塔格山北麓。稍后，萨希伯·阿里将这批写本寄给了马继业，并附寄了一封署期相当于1906年9月4日的说明信。[54]

　　马继业收到萨希伯·阿里送给他的这批写本后，将他们放人10个独立的封袋中(第5-14号封袋)。1906年10月，马继业将这10个封袋以及其他7个装有其他来源写本残片的封袋(第1-4号封袋，第15-17号封袋)一起，寄给在西姆拉办公的印度政府考古部。马继业在给印度政府考古部寄送这批搜集品时，还于1906年10月10日写了一封说明信，信中解释说，第5-14号封袋系萨希伯·阿里寄给他的，并将萨希伯·阿里1906年9月4日说明信的主要内容附录其中。1907年4月17日，西姆拉的印度政府将这批文物寄给霍恩勒。印度政府考古部在给霍恩勒寄送文物时，于1907年4月11日给霍恩勒写了一封半正式信函，说明17个封袋的来源，其中说：“第5号封袋至第14号封袋，发现于库车附近的吉格达里克(Jigdalik )和喀亚(Kaya)。”[55]霍恩勒收到这17个封袋的写本后，将之编为第149号搜集品。

　　到20世纪初，霍恩勒已经考虑要将19世纪90年代就掌握在他手中的“韦伯写本”、“格德福雷写本”、“马继业写本”以及进人20世纪后在他手中越积越多的中国新疆出土写本残片全部影印出版，斯坦因还允许霍恩勒将他第一次中亚考察新获婆罗谜写本的考释结果收人霍恩勒自己的出版物中。按照霍恩勒的计划，他要申请英属印度政府 的资助，与英国牛津大学克拉兰顿出版社合作，用一套6卷本丛书的形式，从1907年年初开始刊布程序。

　　霍恩勒虽然从1893年以后将主要精力放在整理研究“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等文物上，但也没有放松对“鲍威尔写本”的刊布工作。1893年起，霍恩勒将“鲍威尔写本”7个部分的校注部分(包括释录、拉丁转写、考释)和英译部分分册排印，1893年排印T第1部分(医书)，1894-1895年分两册排印了第2部分(医书)，1897年排印了第3部分(医书)、第4部分(占卜书)、第5部分(占卜书)、第6部分(咒语书)和第7部分(咒语书续编)，至此完成了全部“鲍威尔写本”的校注与英译工作。霍恩勒返回英国定居后，仍在断断续续研究“鲍威尔写本”。为了继续调查“鲍威尔写本”、“韦伯写本”、“马继业写本”、“格德福雷写本”、“彼德罗夫斯基写本”等“库车文书”的出土情况，霍恩勒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间与前往库车考察的许多西方探险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千方百计从他们那里打听库车遗址的情况。

　　直到1908年，霍恩勒才排印了“鲍威尔写本”的全部梵语索引，1909年又将其医书部分(即第1部分、第2部分和第3部分)的英译修订本重新排印。从1910年开始，霍恩勒撰写全集的“导论”部分，至1912年最终完成。“导论”部分完成以后，这部分文字和霍恩勒自1893年起陆续排印好的“鲍威尔写本”校注本英译、梵语索引以及全部写本页子的照片合并在一起，在印度加尔各答正式出版装订。这部全集的书名为《鲍威尔写本(影印图版·那迩梨字母释录·罗马字母转写·附注英译)》，做为“印度考古局新帝国丛书”第22卷，由加尔各答的英属印度政府印刷厂出版、印刷、装订。[56]《鲍威尔写本》标署的出版时间为1893-1912年，一部书的出版时间长达19年，这在近代出版史上也是罕见的。《鲍威尔写本》一书的正式出版， 标志着霍恩勒对“鲍威尔写本”长达21年之久的跨世纪解读、考释、刊布工作圆满完成。1912年最终完成的《鲍威尔写本》一书，是霍恩勒研究、刊布“鲍威尔写本”的集大成著作，迄今为止仍然是学术界对“鲍威尔写本”研究的惟一专著。

九

　　霍恩勒完成《鲍威尔写本》一书后，便开始致力于以系列丛书形式刊布“韦伯写本”、“格德福雷写本”、“马继业写本”、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所获婆罗谜文写本以及20世纪新获“霍恩勒搜集品”等新疆文物的工作上来。为了保证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霍恩勒邀请了英国印度学家莱昂纳尔·大卫·巴尔奈特(Lionel David Barnett, 1871-1960年)、法国汉学家埃一爱·沙畹(E. -E. Chavannese, 1865-1918年)、娜威印度学家斯坦·阔瑙(Sten Konow, 1867-1948年)、法国印度学家西尔万·烈维(Sylvain Ikvi, 1863-1935年)、英国印度学家弗里德里克·艾登·帕吉特尔(Frederich Eden Pargiter, 1852-1927年)、德国印度学家亨利希·吕德尔斯(Heinrich Ulders, 1869-1943年)、英国印度学家弗里德里克·威廉·托玛斯(Frederich William Thomas,1867-1956年)等欧洲顶尖级东方学家，分类考释霍恩勒搜集品和斯坦因搜集品中的相关写 本，其中龟兹语文残片由烈维负责考释。[57]

　　20世纪10年代，霍恩勒计划以《东突厥斯坦发现的佛教文献写本遗存》为系列丛书的总题，刊布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撰稿人阵容的变化，以及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该书的出版被耽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由霍恩勒主编的《东突厥斯坦发现的佛教文献写本遗存》第1卷，于1916年由牛津大学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58]该书标题下注明：“附有转写、译文和注释的影印摹真本，由奥·弗·鲁道尔夫·霍恩勒和其他学者合作编成”。该卷包括第1部分和第2部分：“梵语、于闻语、龟兹语、吐蕃语、汉语，附22幅图版”。

　　霍恩勒撰写的该书《总论》中，有一段话介绍了“于闻语”和“龟兹语”这两个名称的来源，兹引用如下：“在中亚的那片现在已为众所周知的部分，在基督教纪元的最初几个世纪里，曾经流行着两种明显不同的语言。……广泛地说，一种语言在北方使用，另一种语言在南方使用。使用于北方的语言，被弗·威·克·缪勒博士(Dr. F.W.K.Muller)命名为‘吐火罗语(Tokhari) '。使用于南方的语言，被厄·留曼教授(Professor E. Leumann)命名为‘北方雅利安语(Northaryan) '，被亨·吕德尔斯教授(Professor H.Liiders)命名为‘萨迩语(Saka language) '。在最近由西尔万·烈维教授和斯坦·阔瑙教授发表的两篇杰出的论文里，相当令人信服地表明，北方语言和南方语言曾经流行地区的中心或首府，分别是龟兹和于闻。烈维教授关于北方语言的文章发表在《亚洲杂志》1913年卷(第11辑第2卷第311页以下)，而阔瑙教授关于南方语言的文章发表在《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1914年卷(第339页以下)。科尔斯特教授(Professor Kirste)最初曾建议使用‘吐鲁番语(Turfanisch)’和‘于阗语(Khotanisch) '，但吐鲁番似乎并不太像是北语言流行区的中心，而只是北方语言一种从属方言的流行地。烈维教授使用了‘龟兹语(Kuchean, Koutch6en)’这个名称，在他的示范下，‘龟兹语’这个名称已经在今天的出版物中被广泛采用。”[59]

　　而关于“龟兹语”和“于闻语”的特点，霍恩勒在《总论》中接着说：“正如梅里特教授(Professor MeilleO和其他学者已经指明的那样，龟兹语是一种印度一欧罗巴语系的语言，属于与迄今为止已知印度一欧罗巴语系的西方、东方两大语族有亲缘关系的极早期的同类语言。奇怪的是，龟兹语与欧罗巴语族之间的亲缘关系要比其与印度-伊朗语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密切得多。……于闻语是直到最近仍然被完全遗忘的另一种东突厥斯坦语言，它必须和伊朗诸语言归为一类。由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在敦煌藏经洞里发现了好几件完整的于闻语典籍，为于闻语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方便。……无论是龟兹语，还是于闻语，这两种语言都具有各自独特的书写风格。不过，这两种风格都是印度岌多文字的变体。岌多时代流行于印度的岌多文及其竖体字，被来自印度的移民引人了东突厥斯坦。”[60]

　　霍恩勒主编《东突厥斯坦发现的佛教文献写本遗存》第1卷的第2部分，总标题是《于闻语文、龟兹语文、汉语文和吐蕃语文典籍》(Part II： Khotanese, Kuchean, Chinese, and Tibetan Texts，第214-412页)。第1卷第2部分的第4节，是烈维于1912年10月完成主编的《龟兹语文写本残片》(第357-376页)。[61]这些写本残片属于霍恩勒所编第149批搜集品，系库车阿克萨卡尔萨希伯·阿里发现于库车、拜城附近的吉格达里克和喀亚。烈维的文章用法文写成，著录、考释了3件写本。第1件是霍恩勒写本第149 x/5号：《佛教僧徒生活规定条目》( Pratimoksa );第2件是霍恩勒写本第149x/3号和第149x/4号：《(波罗夜质抵柯>(应对治)和(波罗提舍尼法(悔过法)>》(Prayascittika et Pratid6san%ya )，第3件是霍恩勒写本第149附加33号：《波罗提舍尼法(悔过法)》(Pratid6aniya)。第1卷第2部分的第5节，是《龟兹语写本残片词汇表》(第377-386页)。[62]该词汇表未署作者名，但用法文解释，显然为烈维所编。

　　霍恩勒主编《东突厥斯坦发现的佛教文献写本遗存》第1卷出版后，霍恩勒又积极准备该书第2卷的出版。据乔治·亚伯拉罕·格列尔森爵士(Sir George Abraham Grierson, 1851一1941年)于霍恩勒去世后在《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上发表的讣告《奥古斯塔斯·弗里德里克·鲁道尔夫·霍恩勒》一文中回忆说： “在牛津，他还进行了他的最后一项伟大工作，即与其他学者合作，编辑获自东突厥斯坦并由他本人和其他人带回英格兰的许多写本，其中包括韦伯写本、马继业写本以及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所搜集写本中的抽选样。该书的第1卷出版于1916年。在他去世前几天，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刚刚完成准备工作，要将该书的第2卷手稿付印。”[63]日本佛教学者泉芳憬于1916年底阅读了刚刚出版的《东突厥斯坦发现的佛教文献写本遗存》第1卷后，快就写了一篇书评《西域发掘之梵语经典断片》，发表在1917年2月1日出版的《无尽灯》杂志第22卷第2号上。[64]泉芳爆于1919一1920年在英国游学期间，曾在托玛斯处打听该书第2卷的手稿下落。据泉芳璋于1927年在《宗教研究》新第4卷第4号上发表的《关于印度古典之医方》一文注释9中透露：“我逗留英国期间，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托玛斯君那里听说，该书第2卷的原稿也被整理完毕，可望在近期出版。但以后的进展如何，再也没听到过消息。”[65]可惜的是，《东突厥斯坦发现的佛教文献写本遗存》第2卷的手稿从未付印，手稿也下落不明。

十

　　霍恩勒出生于英属印度，长期为英国服务。但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由于英、德交战，作为德裔英国人的霍恩勒处于极度的悲伤之中。1918年11月11日是大战的休战日，已患病多时的霍恩勒于次日(1918年11月12日)凌晨在英国牛津去世，享年78岁。

　　霍恩勒去世后，英国路透社发布了一条快讯，被英国以及英属印度各地的报刊转载。斯坦因首先通过路透社快讯得知了霍恩勒的讣告后，心情非常悲痛。他于1918年12月11日写给巴尔奈特的信中说：“他总是一位最忠诚和最刻苦的合作者。在我第一次启程前往突厥斯坦之前，我就得到了他的好心帮助，我要大大地感谢他。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和广博的领域，他对印度学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您是最了解的。”[66]霍恩勒去世后，格列尔森爵士在1919年1月出版的《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上发表了讣告，题为《奥古斯塔斯·弗里德里克·鲁道尔夫·霍恩勒》，文后附有霍恩勒于1870一1917年间发表、出版的论著分类目录。[67]

　　霍恩勒去世后，他的旧藏图书流散开来。他遗留下来的一部分藏书、文件手稿等，被日本佛教学者泉芳碌从剑桥的书店中购回日本。泉芳憬怀着面见霍恩勒的愿望，于1918年8月离开日本，前往印度、英国游学。当他于1919年到达加尔各答后，才听说霍恩勒已经去世的讣告。1919年10月泉芳璨到达英国后，于1920年初到牛津凭吊了霍恩勒的旧居，于1920年春到剑桥，偶然在当地的赫费尔(Heffer's)古旧书店发现了霍恩勒旧藏图书近450部(种)、近750册。于是泉芳璨买下了这批旧书。1920年泉芳珠归国时，将他买下的霍恩勒旧藏图书携带回日本，人藏日本京都大谷大学图书馆。泉芳璨买到的霍恩勒旧藏图书大部与东方学研究有关，其中1/6左右是和印度医学、医药有关的图书。现大谷大学图书馆藏“霍恩勒文库”一共编有439个号，其中最后一号(即第439号)是夹杂于书中的11封信， 12张信纸。这11封信是霍恩勒于1883-1896年间收到的来自比累尔、韦伯、鲍威尔、沙沃的信，以及鲍威尔寄给华特豪斯的信。[68]

　　霍恩勒去世前长期担任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副会长，所以皇家亚细亚学会图书馆中保存有霍恩勒的一部分档案与一部分搜集品。[69]英国印度学家帕吉特尔为一部分霍恩勒档案撰写的目录，题为《霍恩勒博士的手稿档案》，发表在1923年10月出版的《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1923年卷第4期上。[70]这批霍恩勒档案，大部分是与新疆、敦煌等中亚文物有关的档案材料，还包括一部分霍恩勒与斯坦因等人的往来通信。霍恩勒生前曾将一些出自和闻的写本委托给了英国东方学家爱德华·威廉·韦斯特(Edward William West, 1824一1905年)，后来这些写本收藏在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图书馆的韦斯特档案中。[71]1950年4月出版的《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当年第1、2期合刊上，刊登了德·梅纳西(P. J. De Menasce )撰写的《皇家亚细亚学会图书馆藏已故韦斯特档案暂编目录》。[72]该目录中公布了70项档案，其中第57项的第3部分是“由霍恩勒交给韦斯特，的来自和闻的一些写本”，[73]但没有提供细节。

　　霍恩勒与斯坦因之间的往来通信，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和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中。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手稿中，包括一部分斯坦因于1898-1918年间与霍恩勒夫妇之间的往来通信、1918-1920年间与霍恩勒夫人之间的往来通信，及其附件。这部分通信，分散在斯坦因手稿第75号、斯坦因手稿第274号、斯坦因手稿第277号、斯坦因手稿第278号、斯坦因手稿第287号、斯坦因手稿第289号、斯坦因手稿第290号、斯坦因手稿第458号中。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斯坦因档案中，包括一部分斯坦因于1909-1916年间与霍恩勒之间的往来通信。这部分通信，分散在斯坦因通信第5号、斯坦因通信第7号、斯坦因通信第46号中。

　　甚金项目：2011年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汉一店时期西城佛塔信仰研究”(111ZUJBWZY096)

　　作者简介：王冀青(1961一)，男，陕西合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亚考古学史研究。

　　注释：

　　[1]A. F. R Hoemle, 'Annual Address, 1898'，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for February, 1898, p.65.

　　[2]石演纯太郎《敦煌石室の遗省(镶德堂夏期葫演)》，大阪：植田政藏印刷所，1925年，非直品，第93页。

　　[3]A. F. R Hoemle, A Comparative Grammar of the North Indian Vernaculars,。诚Special Refinance to Eastern Hindi, London, 1878.

　　[4]A. F. R Hoemle,‘On a Birch一bark MS. from Bakhahali'，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882, pp. 108 ff.

　　[5]A. F. R Hoernle,‘On a Birch一bark MS, from Bakhahali'，The Indian Antiquary, Vol 12, 1883, pp. 89 ff.

　　[6]A. F. R Hoemle,‘On the Bakhahali Manuscript'，Proceedings矿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Vienna, 1886, Aryan Section, pp. 127 ff.

　　[7]A. F. R Hoemle, 'The Bakhahati Manuscript'，The Indian Antiquary, VoL 17, 1888, pp. 33 ff.

　　[8]Captain H. Bower, 'A Trip to Turkesta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5, No.3, 1895, pp.240-257.

　　[9]Captain H. Bower, 'A Trip to Turkesta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5, No.3, 1895, p.249.

　　[10]Henry Lansdell, Chinese Central Asia: A Ride to Little Tibet, Londe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3, Vol.1, pp.346-347.

　　[11]1890年9月巧日鲍威尔致华特豪斯信，英文手写原件藏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霍恩勒文库第439号12张信纸之第7张(Hr/439/12一7)。

　　[12]1890年9月30日鲍威尔致华特豪斯信，英文手写原件藏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霍恩勒文库第439号12张信纸之第10张(Hr/439/12一10)。

　　[13]1890年9月30日鲍威尔致华特豪斯札记，英文手写原件藏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霍恩勒文库第439号12张信纸之第9张(Hr/439/12一9)。

　　[14]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for November, 1890, pp. 221-222.

　　[15]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for November, 1890, p. 223.

　　[16]'Leaves from a Birch一Bark Manuscript found in an underground Ancient City near Kuchar, Eastern Turkestan'，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for November, 1890，Plate Ⅲ.

　　[17]A. F. Rudolf Hoernle (Ed.)，The Bower Manuscript; Facsimile Leaves, Nagan Transcript, Romanized Translueratio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ew Imperial Series,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India, 1893-1912, p.i.

　　[18]A. F. Rudolf Hoernle, 'The Old Birch MS. from Kashgaria'. 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for April, 1891，pp.54-65.

　　[19]'Leaves from a Birch - Bark Manuscript found in an underground Ancient City near Kuchar, Eastern Turkestan'，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for April, 1891，Plate Ⅰ.

　　[20]J. G. Buhler, 'A Note on the Mingoi or Bower Manuscript'，Wiener Zeitschrift fu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Wien, Vol 5, for 1891，p. 103.

　　[21]J. G. Buhler, 'A Note on the Mingoi or Bower Manuscript'，Wiener Zeitschrift fu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Wien, Vol 5, for 1891，p. 103.

　　[22]J. G. Bithler,‘A Further Note on the Mingoi or Bower Manuscript'，Wiener Zeitschriiit fil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Vol. 5, for 1891，pp. 106-108.

　　[23]J. G. BVhler,‘A Further Note on the Mingoi or Bower Manuscript'，Academy, August 15, 1891，pp. 138-139.

　　[24]A. F. Rudolf Hoemle, 'On the Date of the Bower Manuscript'，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Part I, Vol. 60, for 1891，No. 2, pp. 79-96.

　　[25]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for February, 1892, pp. 61-63.

　　[26]A. F. Rudolf Hoernle,‘An Instalment of the Bower Manuscript'，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Part I, Vol.60，for 1891，No. 3, pp. 135-195.

　　[27]A. F. Rudolf Hoemle, 'A Note on the Date of the Bower Manuscript'(Reprinted with alterations and additions from the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Part I, Vol.60，No.2, 1891)，The Indian Antiquary, Vol.XXI, for February, 1892, pp. 29-45.

　　[28]A. F. Rudolf Hoemle, 'Another Instalment of the Bower Manuscript'，The Indian Antiquary, Vol 21，for May, 1892, pp. 129-145.

　　[29]A.F. Rudolf Hoemle, 'The Third Instalment of the Bower Manuscript'，The Indian Antiquary, Vol.21，for December, 1892, pp. 349-369.

　　[30]1892年6月21日韦伯致霍恩勒信，德文手写原件藏大谷大学图书馆，霍恩勒文库第439号12张信纸之第3张(Hr/439/12一3)。

　　[31]1892年8月17日鲍威尔致霍恩勒信，英文手写原件藏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霍恩勒文库第439号12张信纸之第11-12张(Hr/439/12-II，12)。

　　[32]1893年9月18日沙沃致霍恩勒信，英文手写原件藏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霍恩勒文库第439号12张信纸之第6张(Hr/439/12-6)。

　　[33]A.F.Rudolf Hoernle, 'The Weber MSS.：Another Collection of Ancien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with four plates)，Joum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Part 1, Vol. 62, No. I，1893，pp. 1-40.

　　[34]A.F. Rudolf Hoemle, 'A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Part I)'，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Part I, Vol. 68，Extra - Number 1，1899, 'Introduction'，p. xi.

　　[35]1894年12月7日库车直隶抚民厅同知刘人佳致喀什噶尔中俄通商局总办曾广均函，原件佚，马继业英译本参见A. F. Rudolf Hoemle, 'Three Further Collections of Ancien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Vol. 66 , No. 4, 1897, pp. 213-214; A. F. Rudolf Hoernle(Ed.)，The Bower Manuscript,‘Introduction'，p.viii.

　　[36]A. F. Rudolf Hoernle,‘Fragments of an Ancient Manuscript from Central Asia'，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for May, 1895, p. 84.

　　[37]1896年10月12日马继业致塔尔伯特信，引文见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Part 1, VoL 66, for 1897, p 27.

　　[38]1897年6月27日格德福雷致霍恩勒信，引文见A. F. Rudolf Hoemle, 'Three Further Collections o' Ancient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Part 1, Vol. 66, No. 4, 1897, p. 225.

　　[39]1897年7月18日格德福雷致霍恩勒信，转引自A. F. Rudolf Hoernle, 'Three Further Collections of Ancient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Part 1, Vol. 66, No. 4, 1897, p. 226.

　　[40]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for August, 1897，p.123.

　　[41]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for November, 1897, p.140.

　　[42]A. F. Rudolf Hoernle, 'Three Further Collections of Ancien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Society of Bengal, Part 1, Vol. 66, No. 4, 1897, pp. 213-260.

　　[43]A. F. R. Hoemle,‘Annual Address, 1898’，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pp. 62-70.

　　[44]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for January, 1899, pp. 1A. 3.

　　[45]1898年4月8日巴克隆德致马继业信，引文见凡F.Rudolf Hoernle, 'A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Part I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Part I, VoL 68, Extra - Number 1，1899, p. 59.

　　[46]1898年6月29日巴克隆德致霍恩勒信，引文见A. F. Rudolf Hoenle, `A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csl Asia (Part I)'，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Part 1, Vol. 68, Extra-Number 1，1899, pp. 57-58.

　　[47]A.F.Rudolf Hoernle, 'A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Part I)'，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Part I, Vol. 68, Extra - Number 1，1899, pp. i-xxxii + pp. 1-110.

　　[48]A.F.Rudolf Hoernle, 'A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Part I)'，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Part I, Vol. 68, Extra - Number 1，1899, pp.57-63.

　　[49]1901年7月4日斯坦因致厄恩斯特·斯坦因信，转引自Jeannette Mirsky, Sir Ausel Stein： Archaeological Explorer,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 197.

　　[50]1901年7月9日斯坦因致厄恩斯特·斯坦因信，转引自Jeannette Mirsky, Sir Aurel Stein; Archaeological Explorer, p.197.

　　[51]A.F.Rudolf Hoernle, 'A Report o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Part II)'，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Part I, Vol. 70, Extra - Number 1，1901，pp. 1-54+pp. 1-31+pp. 1-7.

　　[52]1899年2月某日霍恩勒致寇松信，打字抄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289号，第88张。

　　[53]M. A. Stein, Ancient Khotanc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7，VOL 1，p. ui.

　　[54]1906年9月4日萨希伯·阿里致马继业信，转引自凡F. R Hoernle (Ed. ) , `Miscellaneous Fragments', A.F. R Hoernle (Ed.)，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deratun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6, p.1.

　　[55]1907年4月I1日印度政府考古部致霍恩勒半正式信函，转引自A. F. R Hoemle ( Ed.), 'Miscellaneous Fragments'，A.F.R Hoemle (Ed.)，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p.1.

　　[56]A.F. Rudolf Hoernle (Ed.)，The Bmoer Manuscript ：Facsimile Leaves, Nagari Transcript, Romanized Transliteratio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ew Imperial Series, Vol.22, Calcutta：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India, 1893-1912.

　　[57]A.F.R Hoemle(Ed.)，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List of Contributions, p. v.

　　[58]A.F.R Hoernle (Edited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Scholars by A.F. Rudolf Hoemle)，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Facsimiles urith Transcripts, Translations and Notes, Vol. 1，Parts I and II: Manuscripts in Sanskrit, Khotanese, Kuchean, Tibetan and Chinese, with Twenty-two Plates,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16, pp. i-xxxvi，pp.1-412.

　　[59]A.F.凡Hoemle,‘General Introduction'，A.F.R Hoemle(Ed.)，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pp. ix-xxxvi.

　　[60]A.F.R Hoemle,‘General Introduction'，A.F.R Hoemle (Ed.)，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pp.ix-xxxvi.

　　[61]Sylvain Ikvi (Ed.)‘Kuchean Fragments'(October, 1912)，A. F. R Hoemle(Ed.)，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pp. 357-376.

　　[62]Sylvain Ikvi (Ed.)‘Vocabulary to Kuchean Fragments'，A. F. R. Hoemle (Ed.)，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pp. 377-386.

　　[63]G.A.Grieson,‘Augustus Frederic Rudolf Hoernle'，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anuary, 1919, p.118.

　　[64]泉芳瑞(西域发掘の梵语经典断片)，(燕盘煊)第22卷第2号，1917年2月1日，第58-59真(总第178-179页)。

　　[65]泉芳珠《印度古典の医方に就て》，《宗教研究》新第4卷第4号，1927年7月，第57-58真(总第518-547页)，注释9。

　　[66]1918年12月11日斯坦因致巴尔奈特信，原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转引自Jesnnette Miraky, Sir Aurel Stein： Archamlogical Explorer, p. 404.

　　[67]G.A.Griernon, 'Augustus Frederic Rudolf Hoernle'，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anuary, 1919, pp. 114-124.

　　[68]王冀青《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藏“霍恩勒文库”附新报考古通信研究》，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5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219-242页。

　　[69]J. D. Pesrson, Oriental Manuscripts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 Surrey, Bibliotheca Asiatica 7, Switzerland; Inter Documentation Company Ag, 1971，p. 380.

　　[70]F. E. Pargiter,‘Dr. Hoemle'。MSS. Papers'，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ctober, 1923, No. 4, pp.551-558.

　　[71]J.T Pearson, Oriental Manuscript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 Sursxy, p. 398.

　　[72]P. J. de Menagce,‘A Provisional Handlist of the Late E.W.West's Papers Preserved in th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April, 1950, No. 1/2, pp. 53-63.

　　[73]P. J. de Menasce,‘A Provisional Handlist of the Late E. W. West's Papers Preserved in th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April, 1950, No.l/2, p.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