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汉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西安外国语大学汉学院，陕西西安　710061)

　　摘　要：中亚五国居亚州腹部。其中哈、吉、塔与中国接壤，乌、土为中国近邻。中亚五国与中、俄同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共同签订有《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亚在19世纪前由俄国所辖，进入20世纪归苏联管辖。该地区汉学研究与俄、苏一样，经历了对中国“亲近”、“冷淡”、“汉语热”的阶段。18世纪始，俄国汉学确立和发展。进入20世纪，苏联“新汉学”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而形成、壮大和繁荣。先后有罗索欣、比丘林、瓦西里耶夫、阿列克谢耶夫、齐赫文斯基、李福清等在汉学研究上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苏联解体后，中亚哈、吉、乌东方学研究所对境内华人社群东干族以及当代中国的研究都十分重视和深入。在“汉语热”的今天，与中国合作建设孔子学院，促使汉语教学与“中国学”的研究成效显著。

　　关键词：中亚；俄罗斯；汉学；东干族；孔子学院

　　中图分类号：K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1-0300(2011)01-0074-05

　　作者简介：孟长勇(1957—)，男，陕西西安人，西安外国语大学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陕西省外国留学生教育学会会长、陕西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中亚汉学。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Chinese Study in CentralAsia

MENG Chang-yong

(School ofChinese Studies， XISU， Xi’an710062， China)

　　Abstract：The five countries in CentralAsia are located in themiddle ofAsia， amongwhich， Kazakhstan，Kirghizstan andTadzhikistan share borderswithChina， Ukraine andTurkmenistan areChina’s close neighbors. The five countries in CentralAsia and China are the SCO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 members， having signed“Treaty on Good Neighbourliness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The CentralAsia wa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Russia before 19th century， and SovietUnion in 20th century. Chinese studies in these areashave experienced the stagesof intimacy， indifference andMandarin fever. From 18th century on， Chinese studies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when it came to 20th century， with the founding of Soviet power，“TheNew Philology”in SovietUnion was formed， expanded and flourished. Illarion Rossokhim，Nikita Bichurin， Vladimir Vassilyev， Konstantin Sergeyevich Alekseyev， Tichvinskij and Lyvovich ha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wardsChinese studies.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Union， The oriental studies research institutes inKazakhstan， Kirghizstan andUkraine have paid greatattention toTonggan nationality in theChinese communities and research onmodernChina. In today’sMandarin fever， in cooperationwithChina， Confucius Institute hasbeen setup， and they have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 in promotingChines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China studies.

　　Key words：CentralAsia； Russia； Chinese studies； Tonggan nationality； Confucius institute

一

　　中亚五国居于亚洲腹部，新欧亚大陆桥横贯其境，亚洲、欧洲大陆于此相接，体现出东方文明、南亚文明、欧洲——地中海文明的交汇和冲突，因此，这里被视为“东方”与“西方”的结合部。加之该地区生活着一百多个民族，多种文化共生共存，特别是它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富藏油气能源和矿产，地理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成为世界各大国战略利益的竞争地，各大派政治力量特别关注。对于中国来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新疆接壤，中亚的稳定、发展及与中国的关系影响到中国周边的安全，影响到对中国能源、石油的供给，更影响到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中国与中亚哈、吉、塔三国有3000多公里长的边界线，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是近邻。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走出良好的交流关系。况且有近十个民族跨国境而居，这些民族的族群虽有国界限制，但民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较多，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尤其在苏联解体、中亚各国独立之后，随着中国经济 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提高，中国渐渐成为对中亚颇具影响的大国。中哈缔结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哈21世纪合作战略》，同吉尔吉斯签署《中吉进一步深化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联合声明》。2007年8月中旬，胡锦涛主席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提出，应坚持共同发展，文化互鉴。宣布中方设立上合组织成员国来华留学奖学金项目。同时，各成员国元首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胡主席访哈时还表示，与哈国扩大人文领域合作，办好“汉语桥”和“哈萨克斯坦文化节”。

　　我国与中亚为友好邻邦，我国西北地区与中亚有着自然的地缘优势。凭借这个优势，发展与中亚各国经贸、交通、能源、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和平外交关系，已经是中国与中亚各国达成的共识。

二

　　19世纪前中亚归俄国管辖，进入20世纪后由苏联管辖。该地区汉学研究与俄罗斯、苏联一样，经历了对中国“亲近”、“冷淡”、“汉语热”的阶段。

　　13世纪初，古罗斯被西征的蒙古汗国入侵，后蒙古汗国统一中国，成为中华民族一员，斯拉夫民族对中华民族才有了模糊的印象。1618年，俄官方第一次派外交使团到中国。1675年，俄国与清廷建立外交关系。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中俄关系开始固定下来，俄国的第一个商队来华贸易。

　　俄国汉学的确立和发展自18世纪彼得一世改革开始。1715年起俄国派东正教使团到北京， 1860年俄国在中国正式设公使馆，其间东正教使团身兼三职，除传教外，还承担沙俄政府常驻中国外交使团有计划培养汉学家的使命，曾是俄国最大的汉学机构。[1] (P252-254)俄国兴起从“走进”中国，到受西欧“中国热”的影响，形成关注中国、“热衷”中国的风潮。

　　1837年喀山大学东方系设汉语教研室，标志着俄国汉学在国内有了以高等教育为依托的人才培养 和研究基地。1855年，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成立。以此为主要标志，俄国(包括中亚)汉学的教学与研究从传教士团向大学教研室转移。1898年海参崴东方学院成立，至此，俄国汉学形成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海参崴东方学院两个中心，这种状况一直影响到后来的苏联汉学。[1] (P256)

　　17~19世纪，俄国汉学的学院派和僧侣派交叉混合，造就的著名汉学家有罗索欣(1707-1761)，列昂季耶夫(1761-1786)等。他们的成就主要在中国史和中俄关系，天文、地理、交通、旅行札记，宗教、民俗、考古、政治、经济，语言和语文教材，哲学和文化典籍及中国文学译作等方面。到19世纪上半叶，俄国汉学成就最高者为比丘林(1777-1853)、巴·瓦西里耶夫(1818-1900)等。

　　1840年，巴·瓦西里耶夫作为传教士团学员到北京，1850年回国后到喀山大学任汉满语教授， 1855年起，到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任教授，曾著述《中国版图内的中亚及主要山脉》(1852)、《10-13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等。1864年以《元明两朝关于满族人的资料》论文答辩，获得东方语言博士学位(俄国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汉学家)， 1866年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在汉语语言学方面推出了《中国象形文字分析》(1866)、《汉字字形系统》(1876)两部著作，后一部被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作为汉字教材，其汉语教学系统也被其他东方学机构使用。所撰《汉语与中亚各族语言之关系》，将满、蒙、鞑靼及其他语言与汉语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其间的相互影响和词汇的相互渗透、补充。1880年出版了世界汉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中国文学史纲要》， 1886年成为正式院士。1890年，巴·瓦西里耶夫到中国新疆伊犁地区考察，对由中国东北迁往新疆的锡伯族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因为该民族不仅完好地保存着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并且还使用已被大多数(包括仍留在东北的)锡伯族人遗忘的语言。另外，他还搜集了索伦人的语言资料，同时对属于中俄跨境的东干族给予关注和研究。[2]巴·瓦西里耶夫承前启后，除继承罗索欣、比丘林等汉学大师的研究成果(罗索欣《满汉会话读本》《通鉴纲目》，比丘林《中国，其民居、风俗、习惯与教育》《中国的民情和风尚》《东亚和中亚的历史地理资料集》《汉文启蒙》)外，还研究中国及中亚各国的历史和宗教，写出《东方的宗教：儒、释、道》(1873)《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等煌煌大作。[1](P283-284)

　　十月革命成功，苏维埃政权建立。1920年，海参崴远东大学设立东方系。1925年，莫斯科成立中山大学，1928年该校设中国学研究所。到30年代初，苏联新汉学基本形成。苏联新汉学的标志是拓宽了汉学研究的领域，研究更贴近中国的现实。老一代汉学家以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为代表，他反对把汉学偏狭地理解为中国文学和语言文字的研究，而把汉学定义为以中文资料为依据的各门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的总和。新一代汉学家这时异军突起，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写出直接反映中国革命的著作，使苏联汉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苏关系进入长达十年之久的蜜月期。苏联各高校和科研机构更重视对中国的研究。20世纪50~60年代，莫斯科东方学院、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均扩大汉学专业招生。中亚和西伯利亚的高等学校增设了有关中国的课程，新建了不少汉学研究机构和人员培训中心。在这段时间内，苏联拥有一支约800人的汉学家队伍。1958年创办了《苏联中国学》专业杂志。50年代苏联“亲近”中国，新汉学繁荣，首先表现在对中国文学研究成就辉煌，产生了费德林、艾德林等一批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其次是对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非常重视；第三，史学领域研究成绩骄人，产生了一批研究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以及各专门史的专家如康拉德院士、齐赫文斯基等；第四，语文学是汉学家集中的领域，代表人物如龙果夫等。龙果夫(德拉古诺夫)著有《汉语词类》(1937)、《现代汉语口语语法体系》(1962)等数十种著作，开辟了汉语语法研究的新领域。龙果夫1955年以前在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任教，这时期曾出版《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该书是龙果夫在对中亚东干人(中国陕甘回民的后裔)语言状况调研的基础上，依据东干语写成的语法学著作。

　　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康拉德的贡献很大。他于1912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 1931年入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所， 1934年获语言学博士学位，同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58年当选为院士。主要研究中国史，毕生著述250余种。历史研究领域里，列·瓦西里耶夫自60年代以来，发表了十多种有关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论著，如《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65)、《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物质文化和民族形成的基础》(1976)、《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1983)等。另还著有《中国的迷信、宗教和传统》(1970)、《东方国家宗教文化传统》(1976)等。

　　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是苏联(包括中亚)汉学研究最有成就的领域。阿列克谢耶夫是俄苏汉学史上三 个划时代的人物之一(比丘林是俄国汉学之父，巴·瓦西里耶夫为俄国汉学制定了明确的研究方向，阿列克谢耶夫则是苏联新汉学的奠基人，苏联汉学界也誉称“阿翰林”)。阿翰林1902年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毕业，1919年获语言学博士， 192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9年当选为院士。毕生著述260余种，重要的如《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的〈诗品〉》《中国文学》《东方学》等。费德林(1912-)1937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39年在阿列克谢耶夫指导下完成副博士论文《论鲁迅的创作》。此后十年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1943年以《屈原的生平与创作的研究》获语文学博士。1950-1954年，在苏驻华使馆任参赞、大使。后调任苏联副外长、驻日大使、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代表。1957年起兼任苏联科学院东方所研究员，翌年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著有研究鲁迅、郭沫若、老舍的论著，其《当代中国文学概论》(1953)是苏联第一部介绍中国新文学的专著。50~80年代，费德林扩大研究范围，加强对中国古代作家、诗人、神话、史诗、名著的研究。其专著《中国文学研究在苏联》(1973)全面回顾了苏联研究中国文学的历史，分析其现状和问题，反映了作者对汉学建设的认识和见解。《中国的文学遗产与现时代》(1981)认为《诗经》《书经》《易经》等古籍以及屈陶李杜直至鲁迅的创作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

　　谢·列·齐赫文斯基(1918-)， 1935年入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 1941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53年获历史学博士。1968年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后当选为院士。其汉学研究实为“业余”，主要作职业外交官。曾任驻北京总领事(1946-1949)、驻华使馆参赞(1949-1950)，1966年被授予特命全权大使衔。曾兼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苏中友协副主席、主席。任参赞时曾与毛泽东讨论孙中山。[1](P451-453)1980年代以来，中苏关系解冻，多次访华，出席有关会议。2008年温家宝访问俄罗斯，齐赫文斯基还出席了高层会谈及有关活动。齐赫文斯基一生著述200余种，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及俄中、苏中关系，代表性著作有《中国近代史》(1972)、《18世纪俄中关系》(1978)、《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和邻国》(1982)、《1945-1977年远东国际关系史》(1978)、《俄国和苏联的中国文化研究》(1986)等。[3](P319)

　　李福清(鲍·李·里弗京， 1932-)， 1950-1955年就读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大学期间，曾到苏联中亚地区(今吉尔吉斯坦)向东干人学习汉语口语，并 采录其口传民间文艺。大学毕业后到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中国文学。以专著《万里长城的传说和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1961)获副博士，以专著《中国的历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各种口头和书面异体》(1970)获博士学位。[4] (P1-5)1979年出版专著《从神话到长篇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象的演变》， 1987年出版专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剧》，同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后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李福清发表的《东干族民间故事与传说》(1977)等有关东方(主要是中国)文学著译近200种。80年代以来，多次应邀到中国出席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发表《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俄国(翻译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传统成分》等报告。出版译作《人到中年》《冯骥才短篇小说集》等。2003年，获中国政府颁发的“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2009年3~4月，还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中俄文化对话和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学术报告。

　　苏联时期，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以及塔吉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哈萨克的科学院也都设有研究东方问题的机构。苏联的高校不少设立了东方系或东方语言部。国立塔什干大学东方系、哈萨克女子师范学院历史教育系、国立哈萨克基洛夫大学通史教研室、哈萨克师范学院通史教研室、国立卡尔梅克大学东方系等也都开展了有关汉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上世纪60-70年代中苏交恶，苏联(包括中亚)的汉学研究趋于“冷淡”，即使有一些，也是怀有“敌意”的情报信息的搜集研究。

三

　　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相继独立。虽然这些国家受传统影响，在一段时间内仍以独联体形式松散联盟，但出于各自不同的与中国交往的利益的需要，对汉学(或称“中国学”)研究的热情、深度和广度都有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因为地缘政治环境亲疏、经 济交往频度不同，中亚哈、吉、乌、塔对汉学研究的态度也略为不同。由于历史原因和当下利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汉学研究的热情日益高涨。“汉学热”的最基本反映是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学习积极性越来越高。

　　在哈、吉、乌三国中，有一个很大的中国移民社团——东干族，他们现有12万人，是中亚三国其他民族了解中国、走近中国的中介族群。对于这个生活在中亚的特殊族群，中国和中亚了解的欲望都很强烈。中亚三国几乎是将东干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翻版来研究。东干族属中亚的少数民族，民族精神强，地位较高。虽然哈、吉、乌三国的独立时间不长，但对东干文化的专门研究却有一定的成绩。如果算上三国独立之前的苏联时期，那么对东干文化的研究就更早一些。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东干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30年代，设立了伏龙芝、阿拉木图东干研究中心。稍后，莫斯科、列宁格勒也有了苏联科学院专设的东方学研究所，其中东干学是作为东方学的一个分支开展研究的。特别是到了1954年，吉尔吉斯科学院设立东干学部，哈萨克斯坦设立维吾尔学部。当时著名的东干学者就有吉尔吉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亚瑟儿·十娃子、杨善新以及后来的伊玛佐夫等。他们都是出身于东干族的著名学者。

　　另外，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不但对汉学研究成果斐然，而且对东干口头文学的研究也卓有成效。著名学者龙果夫依据东干语写成汉语语法学著作，对东干民间文学也有一定的研究。中亚三国的东干族学者，在苏联时期就撰写、出版过一些研究东干文学、文化的著作，如М·苏三洛《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东干族人民文化的发展》《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东干族文学史纲》《新文学对东干族文化发展的意义》，Х·尤素洛夫《东干人的民间习俗与民歌》，杨善新《东干族民间口歌猜话》，同时还编辑出版了一些杂志、报纸作为阵地，在探讨东干文学的同时，着意宣传和弘扬了中国文化。[5](P49-62)

　　在阿拉木图、比什凯克、塔什干诸城市几个大学的东方学系，以及各地民族协会所属文化中心，其东干文化研究日益深入。中国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和文化推广项目也有了较大进展。塔什干孔子学院、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孔子学院、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孔子学院、比什凯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以及拟建“天山丝绸之路博物馆”等将在中亚东干学研究方面有更多的贡献。

四

　　地缘政治学家称中亚为“世界岛”，也有人说中 亚是欧亚大陆的“白菜心儿”，这里东西方多种文化共生共存。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中国西北地区毗邻，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都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亚各国都有一定的地缘、资源和政治优势。在中亚进行汉学研究和汉语教学，对增强中国软实力，让中亚人民深入了解中国，加快双方合作交流，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2005年7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与到访的胡锦涛主席会谈提出，希望在首都阿斯塔纳建立“孔子学院”。为落实两国首脑会谈意向，中国国家汉办委托西安外国语大学与哈国欧亚大学合作建设“孔子学院”。该院于2007年12月5日挂牌。几乎同时，由兰州大学与哈国立民族大学合建的孔子学院运营。截止2010年夏，中亚共有吉尔吉斯比什凯克人文大学、国立民族大学以及海外最早建的塔什干孔子学院等6所孔子学院、3个孔子课堂建成。这些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汉语教师由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挑选，派赴中亚工作。2009年12月12日，胡锦涛主席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共同听取欧亚大学孔子学院的汇报，观赏孔子学院学生演唱的中国歌，称赞孔子学院为加深中哈合作和友谊做出了贡献。2010年 11月10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访哈，亲自到欧亚大学孔子学院参观考察，向欧亚大学师生做了《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演讲。高度评价该孔子学院是中哈两国人文交流合作的成功典范。

　　从中亚哈、吉、乌三国孔子学院的布局以及所设东方系或汉语专业的大学来看，中亚汉语教学布点合理，网络基本形成，社会覆盖面很大。汉语培训、预科、本科，甚至研究生教育各个层次齐备。教学机构既有像塔什干国立东方学院历史长、基础好、底子厚的(前苏联时国立大学东方学系就与列宁格勒汉语中心齐名)，又有像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汉语专业开办短的(办汉语专业的大学吉尔吉斯有人文大学、伏龙芝大学、国立师大、纳仁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民族大学，哈萨克有国立大学、欧亚大学、民族大学、江布尔州立大学，乌兹别克有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塔什干国立大学等)。无论汉语教学历史长短，这些机构都能挖掘潜力，集中优势，尤其是招募当地俄语、哈语或乌语、吉尔吉斯语好，汉语基本功扎实的华侨或对华友好人士从事教学。同时，教师根据自己所熟悉的领域深入开展对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文学、商贸、旅游等方面的研究。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中亚越来越重视，政治、经济、能源、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日渐增多。虽然与俄、美 比起来，中国作为中亚的近邻，文化方面的作为还相对较少，但近两年，中国对文化、教育等软实力的推进逐步加强。尤其汉语国际推广，目光迅速投向中亚，与其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如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质量也迅速提高。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杜肯·玛斯木汗编著、出版《鲁迅小说评论》《M·奥埃佐夫和鲁迅》《汉语言文学概论》《汉语语音基础知识》等一批汉哈文著作。西安外国语大学学者研究中亚的论著也相继问世。2005年，西安外国语大学率先成立“中亚汉语教育基地”，在对中亚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同时，接受中亚研究机构的汉学家到中国进行突厥史、中亚文化、跨境民族等问题的合作研究。另外，国家留学基金委批给西安外国语大学更多政府奖学金和中亚留学生名额，孔子学院总部也批准招收“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中亚师资进行培养。

　　历史发展很快。60年前苏联、中亚人教中国人讲俄语，60年后中国人教中亚、俄罗斯人说汉语。这是国际形势变化、各国发展速度不一、多元文化互动共存的必然。国家强大经济发展了，该国民族语言文化的价值和魅力就大大提升。我们应乘势而上，充分发挥中国西北地区难得的地缘优势、民族资源优势、历史文化亲近优势，主动积极工作，扩大中亚汉语教学的受众面；选拔更多的教师或志愿者支持中亚，并重视培训当地华侨任教；建设网络平台，为中国教师与中亚学生开展交互式学习提供服务；举办更多有特色的中国文化、艺术、影视展演活动，展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突出成就，让中亚人民进一步认识中国，亲近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弘扬中华文化，与中亚人民携手，促进中国文化与各国文化交流，构建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和谐世界。

　　[参考文献]

　　[1]　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2]　[俄]П.Е.斯卡切科夫.俄国著名汉学家巴·瓦西里耶夫[J].黑龙江社会科学， 1995(3).

　　[3]　何培忠.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4]　[俄]李福清.古典小说与传说[A].李福清汉学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 2003.

　　[5]　孟长勇.从东方到西方——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　赵喜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