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危机与中亚安全分析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气候干燥,沙漠面积超过100万km2 ,占总面积的1 /4以上,是一个水资源严重不足的地区。由于多年来对水资源过度开发,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水危机[ 1 ] 。前苏联时期,中亚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产地,这也使该地区农业灌溉用水需求量激增,因此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在跨国水资源利用问题上存在矛盾,但在苏联的统一调配下,问题并不突出。苏联解体后,各国在地区跨国水资源利用问题上矛盾激化,水危机成为影响中亚地区安全的一大诱因。随着阿富汗战后重建的逐步展开,该国也必将参与中亚水资源的争夺,从而使中亚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如何加强合作、解决跨国界水 资源利用问题,以维护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成为中亚各国在新的世纪必须破解的难题。

　　一、中亚水危机的历史演进

　　(一)前苏联时期。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的建立与划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快速扩大灌溉农业,这两个过程创造了一个地区经济复合体,同时也导致了与此相关的问题和紧张[ 2 ]70。

　　1924～1936年间,中亚各苏维埃政权先后加入苏联。此后,苏联对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边界进行了重新调整,但并没有尊重这一地区的历史传统边界。例如,中亚地区土地肥沃、人口密集的费尔干纳盆地,按民族成分重新划界后分属于吉、乌、塔三国。服务于乌兹别克等国农业灌溉的水库建在吉尔吉斯,吉尔吉斯生产的棉花则送往乌兹别克加工,而往来于吉、乌两国又要途经塔吉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非常高。在苏联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下,这一地区的边界问题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然而,这种人为划定的边界客观上损害了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民族关系,给独立后的中亚各国间的领土和水资源争端以及民族冲突、宗教矛盾等问题埋下了火种。

　　从1950年代开始,苏联政府决定在中亚地区大力推广种植棉花。1960～70年代初,由于棉花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中亚地区的灌溉用水需求量急剧攀升,促使这一地区灌溉网络密布,大量运河和水库修建起来以服务于棉花灌溉。尤其是为满足乌、土、哈、塔等国棉花灌溉的需要,苏联政府分别在吉、塔两国境内修建了多个大型水库和水电站,使得这两个国家水利资源的优势更加明显。在苏联中央政府的统一调配下,虽然也有争端,但问题不大。1970年代末,由于干旱,中亚一些加盟共和国在灌溉高峰期水分配问题上产生分歧。在锡尔河盆地,形势一度十分紧张,最后只得由苏联中央政府出面协调,以确保下游地区的农业灌溉用水。1986年,为协调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水分配,苏联决定建立盆地水管理组织(BVOs) 。然而,到了1980年代末,围绕水分配和边界争端等问题还是导致了这一地区各共和国间对抗的公开化。

　　(二)独立后十年。苏联解体后,中亚跨国界水资源利用问题只能依靠各国协商解决。各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在水与能源资源的配置与利用上互不相让,从而使中亚各国发生矛盾与冲突的可能性大增。

　　由于苏联时期的特定分工与安排,中亚各国之间在水和能源资源等方面的相互依存度非常高。苏联解 体后,由于原来的经济运行机制被打破,各共和国的经济联系大大削弱,甚至中断。例如,地处锡尔河、阿姆河上游的吉、塔两国自然资源相对匮乏,但水利资源丰富;地处下游的乌、哈、土三国盛产煤、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产资源,农牧业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灌溉用水需求量巨大。由于上下游国家的资源禀赋不同,在不能各取所需,进行合理、有效的配置和利用时,必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影响。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经济急剧下滑就是明证。新独立的中亚各国也意识到协调解决跨国水资源利用问题对于各国的稳定和繁荣都至关重要。为此, 1992年中亚各国成立了国家间水协调委员会( ICWC) ,以便于国家间水资源的控制、合理使用与保护。作为该委员会的执行机构,盆地水管理组织(BVOs)负责阿姆河盆地和锡尔河盆地主要供水设备的日常运作。1993年1月,中亚五国成立咸海国际基金( IFAS) 。同年3月,中亚五国首脑在哈萨克斯坦的克孜勒奥尔达举行会议,并成立了国家间咸海理事会( ICAS) 。1997年, ICAS和IFAS合并成立新的IFAS。然而,由于有些协议内容相互矛盾,使这些中亚地区主要的地区性水与能源合作机构很难协调工作,作用有限。因此,在独立后的十多年里,尽管各国围绕跨国界水资源问题多次开会,也达成了很多协议,但大多无果而终。

　　(三)阿富汗战争后至今。阿富汗的北疆与中亚的塔、乌、土三国接壤。由于该国是一个多山的高原国家,境内大部分土地不适于农业灌溉,再加上政局不稳,战事不断,工农业基础极其薄弱。即便如此,农牧业仍是该国经济的支柱。过去,尽管阿富汗在阿姆河盆地也有部分低地领土,但并没有积极参与阿姆河盆地的水资源管理。中亚五国独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多大改变,在国家间水协调组织以及阿姆河盆地各国所达成的一些关于水分配协议中,基本上不会考虑阿富汗的水需求。战争结束后,阿富汗开始重建,对水的需求必然大增。鉴于此,阿临时政府已设置了灌溉、水资源与环境部,负责阿富汗境内大坝、水电站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灌溉系统的建设。因此,在不久的将来,阿富汗必将提出重新分配这一地区水资源的要求。届时,阿富汗与阿姆河盆地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二、水危机对中亚安全的影响

　　对中亚各国而言,水已经成为一种稀缺的、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谁都不愿意在跨国水资源利用问题上作出实质性的让步,这使得中亚的水危机难以化解。从总体上看,水危机对中亚地区安全的影响广泛,既有对传统安全问题,即军事安全问题的影响,也有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环境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疾病蔓延和毒品等问题的影响。

　　(一)引起各国对军事安全的顾虑。有专家认为,在像中亚这样水短缺和争夺尖锐的地区,水已经成了“高级政治”的内容,并且“与水相联系的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3 ] 。这种论断未免有点危言耸听,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亚水危机的现实。在阿姆河盆地,乌、土两国的边界和水冲突已经上升到紧张的水平上[ 4 ]351 - 353。在锡尔河盆地,各国间也多次发生严重的冲突。1997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宣称它正在计划向哈、乌两国收取水费,引起了后者的严重不满。同年年末,由于哈萨克斯坦没能履行所商定的能源运输、付清所欠款项,吉尔吉斯斯坦威胁要切断对哈萨克斯坦的水电供应。1998年5月,哈萨克斯坦的供水果然被停了10天[ 5 ] ,两国间的冲突一触即发。在费尔干纳盆地, 1997年7月,当乌兹别克斯坦把德鲁日巴运河的流量减少70%时,引起了当地哈萨克人的抗议,使两国关系陷入僵持状态。2000年,吉、哈、乌三国间出现水争端。旷日持久的地区水危机和冲突不仅销蚀着中亚各国的信任基础,有时也可能激发各国之间的边界争端,导致中亚地区内部分裂。

　　(二)严重威胁中亚各国经济安全。农业在中亚各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中亚各国2 /3的耕地都集中于小麦和棉花生产。小麦是这一地区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而棉花主要用于出口,成为这一地区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棉花、小麦等农产品已经成为关乎中亚各国政治经济命脉的重要商品。独立后,中亚各国都有扩大棉花种植面积的计划,这将使中亚水短缺的问题更为严峻。近几年来,严重的旱灾更恶化了这一地区脆弱的经济形势。对中亚五国而言,一方面他们要扩大农村人口就业,要发展本国经济,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由于农业比重过高,以及因不能合理有效地利用水资源而引起的水危机、水争端及因缺水而造成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则必将危及中亚各国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导致中亚环境安全状况恶化。长期以来,由于中亚各国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已给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特别是咸海生态危机已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长期以来,由于阿姆河与锡尔河被大量截取使用,注入咸海的水量越来越少(有时甚至完全断流) ,致使咸海水位不断下降,水面不断缩小,濒临干涸的危险。大面积湖底出露后形成盐漠,沿岸地区盐碱化程度日益严重, 200万公顷耕地被沙漠吞噬,由此引发了气候变化无常、土壤退化、尘暴盐暴肆虐等灾害。此外,土地的盐碱化、放射性物质污染、水源枯竭、空气污染等生态问题也非常严重[ 6 ]92 - 98目前,由于相关国家至今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资金投入有限,咸海危机仍在发展。中亚的生态环境问题导致一些地区的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甚至威胁了人们的生存。由于水质恶化、空气污染,濒咸海地区发病率急剧上升、出生率下降、婴儿死亡率上升,居民迫于生态环境压力而迁居他乡,成为生态移民[ 1 ] 。如果生态环境恶化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那么它对该地区环境安全的影响将会日益显现。

　　(四)大国干预带来新的安全隐患。由于中亚地区石油、矿产资源丰富,再加上苏联解体给这一地区留下权力真空,导致西方大国特别是美俄为掌握这一地区的主导权而进行激烈的争夺与较量。大国在中亚的“博弈”尤如一把双刃剑。就中亚水危机而言,一方面,大国的关注和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亚水危机的解决,如为中亚各国协商解决水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提供更多的对话平台,为解决中亚地区的环境危机和水危机提供急需的资金和技术援助等等。另一方面,大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决定其“对中亚提供援助与其对该地区所附加的价值密切相关,援助是期望建立有利于援助者的一种长期的关系。”[ 4 ]154事实证明,美国等西方大国借机进入中亚后,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已挑起了哈、乌两国争夺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权的较量,并使中亚各国在包括水资源在内的更多领域中进行激烈争夺,这一切势必导致中亚地区的安全合作环境更趋复杂。

　　(五)影响中亚各国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因素明显增多。民族冲突、宗教矛盾激增,毒品、枪支泛滥,犯罪率成倍升高,三股“恶势力”活动猖獗等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与水危机、水争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中亚一些地区过于贫穷落后,特别是山区,为各种反政府活动和宗教极端势力扩大影响创造了条件。在费尔干纳盆地这个饱受贫困打击、农业人口众多的地区,聚居了中亚地区总人口的20% ,自1989年以来已经发生多次暴力事件[ 7 ] 。再加上这一盆地是中亚民族问题最突出的地区,乌、塔、吉三国在这一地区的边界纵横交错,民族飞地丛生,已发生多起为争夺土地和资源的民族流血冲突。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使得独立后的中亚各国处于内外交困的不利境地。多年来,尽管中亚各国为合作解决跨国界水资源等问题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合作进程并不顺利,中亚安全形势仍然严峻。

　　三、中亚各国合作解决水危机的困境及其对策

　　要和平解决中亚的跨国界水资源问题,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各国必须利用自身优势,发展合作,共渡难关。事实上,中亚各国领导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如前所述,中亚五国独立后也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在合作过程中也暴露了不少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合作基础薄弱,需要强化信任基础。多年来,中亚各国大多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奉行“零和博弈”( zero - sum game)的思维,在合作中缺乏最基本的信任和良好的预期,在履行协议和处理矛盾时总是有所顾忌。特别是上游国家和下游国家在水和能源供应的配置和利用上,都担心对方突然破坏协议,置本国于不利地位。因此,增进了解、强化信任是合作的必要前提,也是解决水危机的必由之路。

　　其次、合作环境不利,需要排除内外干扰。由于领土、民族、宗教等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一些中亚国家的国内民众缺乏对新独立的国家认同,更不要说对中亚这一政治经济命运共同体的认同,致使地区性合作阻力重重。不仅如此,“9·11”后美俄等大国加大了对这一地区的干预力度。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干预与争夺可能导致中亚力量的失衡,加速这一地区的分裂。因此,中亚各国一方面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维护资源主权,另一方面又必须排除大国干预,制定出协调一致的政策,从而促进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合作途径欠缺,需要加强机制建设。苏联解体后,中亚顿时失去了强有力的统合力量和地区性水管理和调配机制。新的地区性水管理和调配机制正在形成之中,但进展缓慢,前景并不乐观。目前,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水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争端的困扰,而各国在跨国水资源利用问题上缺乏相应的规则和秩序,已经成为诱发地区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各国必须尽早进行有效的合作,建立有效的地区性水管理和调配机制,以更好地应付水危机的威胁。

　　第四、合作内容空洞,需要各国踏实协作。多年来,中亚各国都已经认识到加强合作、协商解决危机的重要性,但各国更加注重国内水利工程的修复与建设,富有成效的地区性合作内容并不多见,特别是合理高效的地区性水资源配置、利用和保护的技术没有取得突破,跨国水利工程和水污染治理项目的实施还未见端倪。尽管各国签订了大量协议,但有些内容相互矛盾,再加上一些协议并不具备执行完成的条件,因而无法从根本上缓解中亚水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争端。因此,充实合作内容并踏实协作对于各国合作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第五、合作实效有限,需要各国循序渐进。多年来,各国试图全面解决中亚水危机,签订了大量地区性水管理协议,制订了大量地区性水管理法律法规,也设置了一些地区性水管理机构,采取了一些地区性行动,但实效不大。在咸海盆地的治理上,中亚五国曾成立拯救咸海基金会,各国都在协议上答应提供资金。然而,如此庞大的系统工程单凭中亚各国的实力和有限合作显然是一个“不可能任务”。有鉴于此,中亚各国在合作中应量力而行,切忌贪多贪大,造成有限资源的浪费。可行的做法是,争取在小范围治理的基础上(如锡尔河盆地和阿姆河盆地的水资源综合整治) ,逐步推进,层层展开。

　　综上所述,中亚各国只有共同努力、广泛接触、加强合作、不断开展对话,以保持地区安全与稳定、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充分考虑各个国家与不同民族的的安全和利益诉求,构建公正、有效的地区性多边合作机制,健全有利于跨国水资源利用的法律法规,积极保护生态环境,才能根除地区内因水危机而可能引发的安全隐患。除此以外,国际援助对于化解这一地区的水危机与冲突也至关重要。近年来,中亚各国在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帮助下,也开展了一些实质性工作,使危机发展有所减缓。中国是与中亚各国山水相连的近邻。中亚的安全状况与中国休戚相关。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中国积极倡导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致力于推动中亚地区的安全合作。因此,坚持运用这一指导思想也将有利于缓解中亚水危机,维护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作者简介:傅菊辉(1950 - ) ,男,湖南湘乡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刘安平( 1979 - ) ,男,湖南耒阳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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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Roy Allison and Lena Jonson Editors. CentralAsian Security -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ntext[ J ]. Brookings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 2001, p. 70.
[ 3 ] P. H. Gleick, Water and Conflict. FreshWater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S. Lynn - Jones and S.Mille[ J ]. eds, GlobalDan2gers: Changing Dimension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MIT PRESS CAMBR IDGE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1995.
[ 4 ]G. Gleason. Uzbekistan: From Statehood to Nationhood in I[M ]. Bremmerand R. Taras, eds, Nations and Politics inthe Soviet Success or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 5 ]RFE /RL Newsline, Vol. 3, No. 104, Pt. 2 (28 May, 1999) .
[ 6 ]伊·卡里莫夫. 邻近21世纪的乌兹别克斯坦:安全的威胁、进步的条件与保障[M ].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 7 ] Paul Goble and Bruce Pannier. AWatershed in CentralAsia[ EB /OL ]. Radio Free Europe - Radio Liberty (RFE /RL) ,28 July 1997, http: / /www. rferl. 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