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障地区安全的诸因素
( 一) 地区安全框架已经形成
大国及中亚各国日益重视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 地区内外不同形式的多边安全合作日益机制化,各国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不断增加, 地区安全框架已经形成。
目前, 中亚地区的跨国安全组织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二是上海合作组织; 三是中亚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组织, 如中亚合作组织; 四是中亚国家倡导的安全机制和论坛, 如“亚信会议”等; 五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组织, 如欧安组织、“古阿姆联盟”、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以上安全合作组织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层次; 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组织及其倡导的安全机制和论坛属第二层次; 西方国家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组织则是第三层次。它们之间相互交叉, 又相互补充, 在不同领域、不同时间起的作用和影响力有所不同。其中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亚安全体系的基础, 是维护地区安全, 促进合作与发展的代表性机制。
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于2001 年5 月由“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升格而来。该组织设有安全理事会、安全会议秘书理事会以及常设秘书处, 并建有联合军事司令部等军事机构, 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政治军事联盟。俄罗斯在该组织框架下积极与中亚国家开展合作, 在中亚地区构筑了独特的集体安全屏障, 为维护地区安全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1. 与中亚国家签订各种双边和多边军事合作协议, 明确了在军队建设上合作的原则和基本指导思想, 确立了在防御部署、防空、边界保护、军事训练、 武器供应等方面加强协调与合作的基本原则和内容。
2. 组建了中亚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以应对中亚地区突发事件, 保障地区安全与稳定。该快速反应部队由俄、哈、吉、塔四国各出一个营的兵力组成, 平时部署在各自的国家, 在需要时统一部署和指挥。2004年, 快速反应部队兵力达到4 000 人。该组织秘书长还在不同场合提出, 将在中亚建立一支人数达到10 000人的集群部队。
3. 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下俄罗斯在中亚各国建立军事基地, 构筑联合安全防御网络。2003 年夏, 俄正式启用吉尔吉斯斯坦的坎特机场, 驻在该机场的俄战机将成为中亚快速反应部队空军的主力。
2004 年10 月, 俄、塔签订协议, 将俄驻塔201 摩步师改造为军事基地, 驻军将达5 000 余人, 是俄在国外最大的军事基地。2005 年, 俄罗斯积极扩大在中亚的军事存在, 与塔达成扩大军事基地的协议, 向吉增拨340 万美元用于扩大坎特军事基地, 并从乌取得在“紧急状况下”使用10 个机场的许可[1] 22。
4. 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提高俄与中亚国家军事协调的能力。近年来,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举行了数十次联合军事演习, 检验了成员国联合防空体系的效能, 提高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联合司令部下属各部队以及快速反应部队的作战能力。如2005 年6 月, 以俄为首的集体安全组织举行了代号为“战斗联合体—2005”的防空军事演习, 体现出该组织强大的地区安全保障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与2001 年6 月成立, 它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为指导, 创立了大小国共同合作、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2004 年随着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机构的建立, 该组织已完成初创任务, 作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国际组织正式运作, 开始进入务实合作的新阶段。
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中亚地区安全、促进地区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 1) 划定中国与俄、哈、吉、塔的边界, 维护了边界地区的稳定与安全。这使欧亚大陆腹地的广大地带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稳定局面。
( 2) 大力加强军事领域的合作, 提升各国打击“三股势力”,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2003 年8 月, 该组织在哈萨克斯坦和中国新疆境内分阶段举行了“联合- 2003”反恐军事演习, 不仅震慑、遏制了“三股势力”,而且加强了各国协同作战的能力。2005年, 各成员国在塔、乌境内再次举行了类似的联合反恐演习。
( 3) 利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加大经济合作的力度, 使各成员国尤其是中亚各国的经济近年来得到迅速恢复。安全与经济合作是该组织发展的两个“轮子”,近年来, 上海合作组织在打击“三股势力”取得明显成果之后, 将主要精力放在各国的经济合作上。
( 4) 在国际舞台上主持正义, 抵御霸权主义。这突出地表现为2005 年7 月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通过元首宣言明确要求美国为首的反恐联盟在阿富汗战事告一段落之时应限期撤军。由于自身弱小, 中亚国家尽管内心希望美国军队离开, 但面对美国的威胁利诱, 他们却不敢单独提出让对方撤军的要求。于是,这些国家在经过充分协商并得到中国明确支持之后, 最终借助上海合作组织的整体力量, 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国外某些学者对此评论道, 如果说以往上海合作组织只达成过一些无关痛痒的协定, 那么这次会议却发表了一份让世界震惊的决定[2] 。
乌兹别克斯坦此后表现得十分坚定, 该国政府和议会严正要求美国在半年内撤离该国的汉纳巴德空军基地。尽管美国军方指责这一决定是“中俄两个大国对中亚小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美国政府对这一决定不能不感到冲击, 终于在宣言发表4 个月后黯然撤出在乌的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亚地区逐步撤军是有利于该地区安全和稳定的, 而上海合作组织在敦促其撤军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2003 年4 月,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谢尔盖·米罗诺夫曾说, 在伊拉克战争对欧亚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形势下, 上海合作组织和独联体安全条约作为新型的安全机制, 将在应对地区安全隐患方面发挥明显作用。他说, 目前中亚保持稳定的局势同上述两个机制的存在是分不开的。今后这两个地区性重要组织仍将发挥重大的地缘政治作用。
( 二) 地区正在形成一种多极的力量平衡, 这将促使安全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
从实力对比来看, 中亚地区目前存在三个层次的国际力量。第一个层次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的全球性大国, 俄罗斯和中国作为欧亚大陆上的地区性大国对周边国家产生着强大影响力。第二个层次是欧洲国家和正在崛起的地区性大国印度。第三层次是伊朗和土耳其。
近年来, 欧洲国家对中亚国家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政治上, 欧洲国家在20 世纪90 年代后半期先后与哈、吉、乌、土四国签署了“伙伴和合作协定”,这一协定为欧洲国家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法律框 架文本。多数协定从1999 年7 月l 日开始生效, 有效期为10 年。根据这一协定, 欧盟与这些国家分别建立了合作理事会和委员会, 每年双方共同组织一次部长和高官级别的会议[ 3] 。安全上, 欧洲大国利用“北约和平伙伴关系”把中亚各国纳入自己的的安全体系, 与中亚各国签订了诸如销毁核武器等方面的框架协议。近年来, 北约竭力拉拢中亚各国深化其在北约的活动。例如2004 年1 月, 哈萨克斯坦在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和“分析与设计进程计划”之后, 还正式加入北约“行动潜力计划”,成为继乌克兰之后第二个加入这一计划的独联体国家。经济上, 欧洲国家不断对中亚进行经济援助和贷款。“9·11”之后, 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和大公司加大对中亚国家的投资。目前, 德国对乌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总额为2. 2亿多欧元, 在欧洲国家中居第一位。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也与哈萨克斯坦签订了改造防空系统的合同, 总价10 亿美元, 并已划拨第一笔款项[ 4] 。欧洲国家进入中亚事务的目的十分明显, 就是希望能够在保障中亚的安全问题上发挥自身的独立作用, 显示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并为争夺中亚的资源和能源创造有利的条件。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 印度的一些特定的利益也在里海地区形成。随着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恐怖活动的加剧, 中亚地区在印度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日益明显。2002 年印度军方在塔吉克斯坦境内邻近阿富汗的法霍尔( Fakhorn) 秘密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 这是印度进军中亚的第一步, 其“宏伟目标”是借此在巴基斯坦周边地区建立起一条海外军事基地链, 取得印巴战略抗衡中的优势地位。2003 年11 月,印度国防部长出访哈萨克斯坦, 双方商定印度将为哈海军的军人演习专用英语提供帮助, 并且还准备为哈的里海舰队和山地作战部队培训专家。在能源问题上, 印度业已加入里海能源的争夺。
此外, 伊朗、土耳其也与中亚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了一定的合作, 对中亚具有某些影响。
由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多种政治力量在中亚地区构成的多极结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结构。这是大国在中亚相互作用以及中亚各国奉行“多边、平衡”外交所形成的结果。布热津斯基认为, 中亚地区的未来取决于俄罗斯、美国、土耳其、伊朗和中国利益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影响使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垄断该地区事务, 而只能保持一种微妙的地区平衡[ 5] 。这段评论是客观而准确的。活跃在中亚舞台上的各种政治势力的相互作用产生出一种相对均衡的态势,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此地区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因而中亚地区保持了一种基本平衡的格局。此外, 各国在打击该地区的恐怖活动、贩毒、走私、非法移民等领域利益基本一致, 它们之间除具有相互矛盾的一面,还具有相互合作的一面; 它们在发生矛盾时, 大都会寻求各种途径解决, 而不会诉诸正面冲突尤其是军事冲突的方式。显然, 这种多极力量的平衡既符合周边国家的利益, 也有利于中亚地区的安全。
( 三) 目前, 国际恐怖主义对中亚地区安全具有直接威胁的阿富汗“基地”组织已被击溃, 中亚的恐怖主义以及跨国犯罪处于中、俄美及其主导的地区安全组织以及中亚各国政府的多重打击之下, 地区安全局势处在可以掌握、控制之中
2003 年中亚召开反恐的专门会议, 各国确定了情报资源互通、共同培训反恐人员、定期召开反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协调会议、加强边境地区的安全合作、防止恐怖分子进行跨境活动、加强反恐资金的投入、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建立与美、俄在中亚反恐方面的合作等八方面的措施。“别斯兰事件”之后不久召开的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强调采取切实措施共同反恐。在各国的严厉打击下, 各种恐怖组织纷纷被破获、判罪, 例如: 2003年4 月吉尔吉斯共和国总检察院对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解放党”和恐怖主义组织“突厥斯坦解放组 织”.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正式启动了诉讼程序。2003 年11 月, 吉最高法院做出决定, 上述这些组织在吉国家领土内的活动被明令禁止。2004 年11 月, 哈警方抓获了“基地”组织在中亚的一个名为“扎马阿特”的分支机构的十余名成员, 缴获了大量宣扬恐怖主义的资料, 其中包括本·拉登的讲话录音和录像带、假护照、爆炸装置、各种武器和弹药等。
( 四) 中亚各国在提高国防能力的同时, 增强了打击“三股势力”的能力
在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各国的援助下, 中亚各国的国防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如哈萨克斯坦政府为了实现国家防空力量的现代化, 其国防部正在与欧洲最大的航空航天企业“EADC ”公司进行谈判, 计划从这个公司购买最新型的雷达站设备, 以建立自己独立的防空体系。此外, 哈还积极筹建海军, 已经制定出海军的发展构想。哈海军的任务是保卫里海各个港口, 使其免遭可能来自海上的恐怖袭击和破坏活动。而原来国防能力极为微弱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通过军事改革, 目前也建立了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和各种系统的武装部队, 配备了较为先进的武器和装备。尤其是俄、美在这两国分别建有军事基地, 更增强了这两个国家打击“三股势力”的能力。
二、破坏地区安全的诸因素
( 一) 世界范围内恐怖势力依然强大, 在某些地区甚至恐怖活动呈愈演愈烈之势, 这必将刺激、推动中亚的各种恐怖组织重新活动
“9·11”后, 在各国联合打击下, 国际恐怖组织的生存环境受到空前挤压, 其活动曾一度收敛。但从2003 年5 月开始, 国际恐怖活动明显日趋活跃。资料显示, 2002 年世界发生恐怖事件199 起, 比2001 年减少大约100 起, 而2003 年则猛增到380 余起, 平均一天至少有一起, 涉及60 多个国家, 造成1 800 多人死亡, 5 300 多人受伤[6] 。近4 年来, 一方面是一个又一个的恐怖袭击阴谋被侦破, 另一方面是一个又一个的恐怖袭击接踵而至。恐怖分子大有“斩不尽杀不 绝”、“越打越多”之势。
2004 年以来, 发生在世界各国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不断。不论在中东、伊拉克、阿富汗这些热点地区, 还是在欧洲、俄罗斯、亚洲等非热点地区, 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频繁发生。“3 ·11”西班牙马德里大爆炸造成上千人伤亡, 被称为是欧洲的“9 ·11”事件。3月底, 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发生数起恶性恐怖爆炸和武装袭击事件。7 月, 塔什干使馆区发生多起爆炸事件。2005 年5 月, 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发生恐怖性的骚乱事件。7 月, 英国伦敦地铁连续发生两次爆炸, 死伤惨重。这一恐怖袭击事后证明是“基地”组织所为。一些国家的反恐专家认为, 这一系列从次数到烈度明显呈逐步升级趋势的恐怖主义事件表明,国际恐怖势力正在进入“9 ·11”和伊拉克战争后新的活跃期。
反恐怖专家形象地描绘说, 全球恐怖分子进入了重新组合阶段, 号称恐怖“导师”拉登最得意高徒的“基地”骨干们在美军压力下, 纷纷采取化整为零方式出逃外国, 并开始与各地原本存在的极端势力“杂交”,结果衍生出新一代更难以对付的“恐怖怪胎”。“基地”组织已从集中指挥、纪律严明的组织转变为由许多与“基地”组织目标一致的“地方激进组织”所构成的恐怖网络。法国专家因此指出, 全球恐怖组织如同拥有多个脑袋的怪兽, 只要漏掉其中一个头, 就会遭到对手的疯狂报复。与此相关的是, 国际恐怖网越扩越大, 其中伊拉克“基地”组织领导人扎卡维的恐怖网络最具威胁。美国国家反恐中心认为, 在与驻伊美军血战两年多之后, 伊拉克“基地”组织领导人扎卡维的网络已经从伊拉克延伸到中东、欧洲和非洲, 横跨英国和阿富汗等40 个国家, 与全世界24 个武装组织建立了联系。目前, 扎卡维指挥着更多的人, 拥有更多的资金。他在互联网上公布自己的武装袭击“异教徒”的镜头, 吸引了众多的年轻穆斯林, 其支持度日益增长。这个昔日基地组织的“第三把手”现已后来居上, 其影响和作用已超过了他的导师本·拉登。此外, 阿富汗的局势并未稳定,其境内的恐怖主义还在活动, 这对其邻国尤其是塔吉克斯坦的安全也构成直接威胁。
显然, 国际恐怖势力保持猖獗之势将刺激、推动中亚的恐怖活动, 而且这两股势力密切相关, 甚至融为一体。这从近来中亚发生的恐怖袭击中存在“基地”等国际恐怖主义分子身影中便可看出。
1. “乌伊运”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被重创, 但没有彻底被击溃而停止活动。以它为中心, 中亚恐怖组织进行了重组。“乌伊运”于2002 年10 月同“东突”等组织联合组成“中亚伊斯兰运动”(IMCA) 。其目标是在包括中国新疆的整个中亚地区实现伊斯兰化,推翻世俗政权, 建立“哈里发”国家。部分“乌伊运”分子或藏匿在阿富汗山区, 与反美武装联合制造恐怖袭击事件, 或逃往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进行活动[ 7] 。2005 年5 月, 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骚乱事件便有“乌伊运”、“基地”和车臣的恐怖分子的卷入。
2. “伊扎布特”不仅出现了暴力化倾向, 而且人数迅速扩大, 成为中亚地区主要的恐怖势力。伊拉克战争期间, “伊扎布特”的活动已经超出了吉南部的 奥什州和贾拉拉巴德州, 开始在伊塞克湖周围的北方城镇进行宣传、组织活动。2003 年乌兹别克斯坦“伊扎布特”的积极成员在3 000~5 000 人的基础上发展到20 000 多人。“伊扎布特”能够半公开的活动,甚至在街上散发传单, 其成员被捕后, 也敢于承认自己是“伊扎布特”组织成员。另外, “伊扎布特”具有严密的组织和广泛的网络, 其能量令人不能小看。它在欧洲、南亚等地建立了“伊扎布特”网站、“哈里发”网站等十几个网站, 用英语、阿拉伯语、俄语、德语、乌尔都语等十几种语言向外界发布信息, 还在英国、巴基斯坦、苏丹等国设立了公开的新闻发言人。近年来, 吉、乌、俄等国安全部门破获了多起“伊扎布特”案件, 抓获了大批准备参加“革命”的“伊扎布特”武装分子, 捣毁了其武器库, 缴获了雷管、手榴弹、炸药和宣传品等。引人注意的是, “伊扎布特”还试图与政治反对派结合, 从事所谓“合法的政治斗争”。在2005年春季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期间, “伊扎布特”分子利用政府集中精力防范“街头革命”,对极端势力监控相对减弱的机会, 公开露面, 接受媒体采访, 宣传极端思想。在7 月总统选举前又号召民众拒绝参加投票[ 1] 21 。
3. “伊扎布特”还产生了其分支“阿克洛米亚”( 8/....5#,) 党, 近来活动频繁。引人注目的是, 大批“阿克洛米亚”分子越狱逃跑而继续从事恐怖活动,他们在2005 年5 月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中曾占 据市政大楼, 在此事件中大出风头。
4. 中亚地区还出现一些新兴的极端宗教组织,他们不仅与“基地”组织建立了紧密联系, 而且还获得平民的广泛支持。“扎马阿特”便是其中之一。“扎马阿特”乌兹别克语, 意为“社会”)起初在乌兹别克斯坦成立, 属伊斯兰激进派组织。以后一些骨干分子进入阿富汗受训, 一些在宗教学校当老师,煽动人们进行“圣战”。近年来, 该组织逐渐活跃, 并与“乌伊运”相互配合, 不断进行恐怖活动。2004 年11 月, 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弗·博日科宣布, 哈警方日前抓获了“基地”组织在中亚的一个名为“扎马阿特”的分支机构的十余名成员。在这些恐怖分子的藏匿处缴获了大量宣扬恐怖主义的资料, 其中包括本·拉登的讲话录音和录像带、假护照、爆炸装置、各种武器和弹药等。在最近两年里,“扎马阿特”招募了近50 名乌公民和近20 名哈公民,他们在位于塔吉克斯坦以及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训练营里接受了恐怖活动训练。该组织主要在哈、乌、吉以及俄境内从事恐怖活动。引人注意的是, 被抓获的这些成员尤其是妇女已经是接受了训练充当人体炸弹的。
( 二) 在美国“中亚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 中亚个别国家在“选举年”已发生“颜色革命”, 对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构成威胁
按照中亚各国宪法规定, 从2005 年、2006 年起中亚各国将先后进入总统选举年, 进入政权交接时期。总统选举将使这些国家的内部安全面临严峻的考验: 一旦在选举中发生派别争执、对立、冲突等, 就可能导致政局动荡。可以说, 选举年成了各国政局的“危机迸发期”。
近年来, 美国加大了瓦解独联体的力度和步伐,它以“民主化”为手段, 大力支持各国的反对派, 发动了一系列的“颜色革命”。2003 年底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 年底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以至2005年春吉尔吉斯斯坦的所谓“革命”,都是美国利用这些国家的内部矛盾而导演的闹剧。
2005 年中亚的“颜色革命”显露出这种现实的威胁。从2 月底吉尔吉斯斯坦新议会选举开始, 短短一个月之内, 吉总统阿卡耶夫苦心经营15 年的政权就被彻底颠覆。诚然, 吉内部矛盾是造成政治危机的内因, 但美国在背后实际上发挥了助推器的作用。美国使用三大手段插手吉内政: 以强大的财力作为后盾支持吉反对派; 资助并利用吉的媒体, 控制大选的导向; 培植亲美人物, 以达到改变政权的目的。吉反对派公开承认美国在“颜色革命”中起到的巨大作用。美国资助的“国际共和国协会”负责人杰弗里承认, “要不是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所做的一切, 阿卡耶夫应该仍在执政”。
“颜色革命”是苏联解体的延续, 是美国进一步削弱、孤立俄罗斯的战略步骤。美国的这一方针是坚定不移的, 这决定了“颜色革命”还可能演化为另外的形式在中亚其它国家出现。因此, 中亚国家未来几年内都存在着发生不同程度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 三) 中亚各国内部社会矛盾尖锐, 成为外国势力介入而发动“颜色革命”的良好土壤
各国内部贫富分化加剧: 一方面少数富豪聚敛了庞大的财物, 另一方面大量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尤其是吉、塔两国, 失业和贫困问题极为严重, 已成为政局稳定的潜在隐患。尽管各国近年来经济有所恢复, 但经济社会总体仍处在较落后的状态, 例如: 吉尔吉斯斯坦70% 的乡村没有自来水, 41% 没有医院和保健机构, 41% 没有交通服务和公路, 南部地区青年人的失业率高达50%, 平均月工资只有10 多美元。乌兹别克斯坦失业率达20%, 人均月工资不足30 美元, 近百万人在国外打工[8] 。民众从改革中没有获得任何实惠, 社会不满情绪日益积累。对现政权无力解决社会问题感到失望的民众, 很容易受人操纵参加“街头革命”。
各国政治反对派的力量逐渐增强, 且受到吉尔吉斯斯坦事件的鼓舞, 急欲发动本国的“颜色革命”。
在中亚各国中, 乌、哈两国反对派力量较强, 尤其是后者, 反对派的领衔人物多为前政权高官, 这些人深谙政权运作程序, 掌握大量高层人物的把柄, 在政权内部有较好的人脉关系, 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号召力。吉尔吉斯斯坦事件打破了中亚不会发生“颜色革命”的说法, 刺激了各国反对派的政治欲望, 他们扬言要“克隆色彩革命”,甚至公然表示要在未来的大选中夺权。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 中亚地区还存在着抵御“颜色革命”的各种因素: 哈、乌、土和塔四国总统不仅牢牢地控制着政权, 而且都解决了届满后的连任问题;中亚各国总统高度集权的体制有助于现总统再次当选, 能够便利地对反对派采取高压政策, 使大多数反对派处以非法或地下活动状态, 短期内难以形成气候。近期, 中亚乃至独联体的“颜色革命”已出现连续被“阻击”的现象。继乌兹别克斯坦那场不像“颜色革命”的“革命”夭折后, 阿塞拜疆的“颜色革命”宣告失败, 2005 年12 月哈萨克斯坦、2006 年3 月白俄罗斯的总统选举也顺利完成, 没有发生所谓的“革命”,连“颜色革命”成功的国家里, 随着新当权者的内讧,“革命”的成果也已黯然失色。对此应该指出, 一方面, 随着该地区广大民众对“颜色革命”的厌恶, 各国领导人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并提升应对的强硬手段,以及美国对前一段策划“颜色革命”的反思, 该地区的“颜色革命”很难以原有的面目重复出现。另一方面, 尽管“颜色革命”连续被“阻击”,但这不过是一场时间跨度很长的大争斗中的一个回合而已, 更多更激烈的较量恐怕还在后头。因为这场争斗包括两方面, 一是这些国家内部当政者与反对派之间的争斗,二是美、俄之间的。无论从哪方面看, 争斗都远远没有结束, 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可能以新的面目和形式出现。
总之, 从中亚各国的政局特点看, 各国均存在着发生“颜色革命”和抵御“颜色革命”的各种因素。即使某国发生“颜色革命”,也不易引发旷日持久的剧烈社会震荡, 酿成“震级”惊人的事变, 如武装冲突逐步升级乃至国家分裂, 彻底破坏本国及地区安全局势。
综合上述正面与负面各种因素可以得出结论:在可预见的未来, 中亚地区既不可能风平浪静, 也不会发生严重破坏整体地区安全的事变。尽管地区安全局势从总体稳定开始转入较为动荡的时期, 但这种动荡的振幅不会很大, 对地区安全的冲击不会很大。
一个国家的政权变更与该国国家安全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政权交接在宪法的框架内合法、平稳地进行, 不会影响到国家安全; 政权交接引发短时期内的社会动荡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是只要国家不失控, 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因此, 从“政权交接危机”对国家安全影响的角度看, 无论中亚国家今后建立的是亲西方的还是亲俄的政权, 它终究要按本国宪法行事, 建立法制社会, 因为任何公开违背宪法的领导人都会失去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而无法立足。虽然国家会发生短时期的动荡, 但终会渐渐平息而趋于稳定。格鲁吉亚事件是这样, 吉尔吉斯斯坦事件也是如此: 政权交接虽发生一定的危机, 但最后社会渐渐稳定下来, 并没有对国家的安全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在这里, 现代国家的宪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虽然国际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仍很活跃, 对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具有一定的刺激、推动作用,但多年来直接影响中亚安全的“震荡源”被基本摧毁, 地区又建立了多重安全机制, 在此情况下, 中亚的“三股势力”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未来中亚地区局 部、零星、小规模的恐怖事件会时有发生, 但爆发整体相互配合、大面积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极小。
作者简介: 祝政宏( 1948- ) , 男, 浙江兰溪人, 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从事国际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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