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毒品贸易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中亚地区位于亚欧大陆的腹地, 是联接亚洲、欧洲的陆上走廊, 古代“丝绸之路”横穿这里, 使该地区在历史上一度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转站, 是东西方文化、商品的交汇处, 发挥着特殊的作用[1 ]。

　　然而, 中亚地区这种独特的地缘优势到如今却成为一柄双刃剑——昔日的“丝绸之路”正变成危险的毒品通道[2 ]。据联合国官员在2004 年“丝绸之路国家的禁毒斗争”研讨会上透露, 阿富汗的毒品有65%～ 70% 是经独联体南部各国运出的, 而30% 左右从伊朗运出, 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则是阿富汗毒品“出口”的转运国, 每年阿富汗生 产的一半以上的毒品经由这3 国运出[3 ]。目前, 中亚已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毒品生产和转运中心之一[4 ]。中亚地区目前所面临的这种严峻的形势与该地区所处的安全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正如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所言, 中亚“地区冲突日益成为恐怖主义和暴力、贩毒和非法武器交易..的固定根源。这些现象丝毫不受国界的限制”[5 ]。不仅如此, 这些现象如今已对中亚国家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特别是, 毒品贸易与“三股势力”的结合日益紧密, 这不仅已成为后者长期稳定的财政来源, 也使得中亚地区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 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亚毒品贸易的发展概况

　　中亚地区原本就生长有鸦片、大麻等含毒植物,鸦片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 年, 那时鸦片一般被用作治病良药。直到18 世纪, 由于产量的增加和获取的便捷, 鸦片日益被人们用于消遣和娱乐目的。随着鸦片用量的不断扩大及其危害的日益凸显, 人们对鸦片的态度也发生了从“万灵良药到罪恶和灾祸”的转变, 鸦片贸易亦随之转入地下。到了苏联时期, 毒瘾更是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痼疾”,毒品受到严格管制。不过, 苏联政府也允许部分地区合法种植鸦片。吉尔吉斯斯坦曾是前苏联重要鸦片产区, 为苏联提供了80% 的鸦片, 其产量约占当时世界鸦片总产量的16% [6 ]9。1974 年, 苏联政府下令禁止种植鸦片, 吉尔吉斯斯坦合法鸦片种植才告结束。

　　苏联解体后, 非法鸦片种植在中亚再次抬头, 并已形成相当规模。从分布的地域来看, 中亚的鸦片种植区主要分布在塔、土两国, 乌、哈、吉三国也发现过鸦片种植。大麻和麻黄种植则主要分布在哈、吉、塔三国。

　　然而, 对中亚而言, 目前真正的问题在于, 中亚国家独立以后, 特别是在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 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亚自身的一些因素, 中亚“北线”日益成为阿富汗毒品流向世界各地的重要中转枢纽和贩运通道。

　　20 世纪90 年代初, 阿富汗的鸦片产量超过缅甸, 成为世界最大的毒品产地, 特别是自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阿富汗鸦片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鸦片产量也是稳中有升, 到1999 年, 阿富汗鸦片产量达到4 565 吨的历史峰值(见表1) [7 ]2132214。此后, 由于塔利班政权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 下令禁止种植鸦片,并取得一定实效, 2001 年阿富汗鸦片产量一度回落至185 吨。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 阿富汗毒品产量再次一路飙升, 到2004 年已达4 200 吨, 占到世界鸦片总产量的87% [7 ]181。阿富汗毒品对近在咫尺的中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表1　　　　　　　1995- 2004 年间阿富汗鸦片种植、生产情况一览表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种植(公顷)	54000	57000	58000	64000	91000	82000	8000	72000	80000	131000
生产(吨)	2335	2248	2 804	2 693	4 565	3 276	185	3400	3600	4200

　　资源来源: 根据《2006 年世界毒品报告》整理。

　　事实上, 经“北线”贩运毒品的情况早已有之,但该路线上升为主要贩毒通道却是中亚国家独立以后的事。阿富汗毒品的传统输出路线是: 从阿南部进入伊朗, 再从伊朗经土耳其运往欧洲。到了20 世纪80 年代末, 由于伊朗和土耳其两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了边界控管和反毒缉毒的力度, 经此路线贩毒的风险随之加大, 毒贩开始将目光转向阿富汗北面的中亚邻国。此时的中亚国家刚刚独立, 面临重重困难, 根本无暇顾及毒品问题, 特别是1992-1997 年塔吉克斯坦内战, 给毒贩将阿富汗毒品这股祸水引向中亚提供了可乘之机, 中亚日益发展成为重要的国际贩毒通道。

　　虽然人们很难对毒品贩运总量进行准确地计量, 但毒品缴获量往往被视为评估毒品生产和贩运量的重要指标。据统计, 自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以来, 中亚国家的毒品缴获量总体上呈上升之势(见表2, 表3) [7 ]276, 286。由表1、表2 可以看出, 在1997- 2004年间, 中亚国家的鸦片缴获量波动较大, 自2000 年达到10 627. 880 公斤的峰值之后经历了连续三年的下滑, 到2004 年又有所回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海洛因的缴获量自1998 年以来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状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近年来随着中亚国家反毒力度的加大,毒贩往往选择在阿富汗境内将鸦片加工成体积更小、便于运输但利润更高的海洛因。值得指出的是,一般认为, 毒品缴获量只占实际贩运量的5- 10% ,甚至更低。以此推测, 中亚毒品的实际贩运量实际上更为庞大。

　　表2　　　　1997- 2004 年间中亚国家鸦片缴获情况一览表　　(单位: 公斤)

国家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哈萨克斯坦	1000. 000	296. 574	170. 236	136. 000	36. 000	13. 571	192. 000	352. 800
吉尔吉斯斯坦	1 639. 476	171. 872	151. 174	1405. 232	469. 225	109. 295	45. 684	317. 458
塔吉克斯坦	3 455. 510	1 190. 400	1 269. 278	4 778. 448	3 664. 277	1 624. 101	2 371. 005	2 315. 608
土库曼斯坦	1 410. 000	1 412. 000	4 600. 000	2 300. 000	267. 000	1 200. 000	138. 000	655. 500
乌兹别克斯坦	2 364. 167	1 935. 315	3 292. 342	2 008. 200	241. 680	76. 000	151. 200	384. 744
总计	9 869. 153	5 006. 161	9 483. 030	10 627. 880	4 677. 182	3 022. 967	2 897. 000	4 026. 110

　　资源来源: 根据《2006 年世界毒品报告》整理。

　　表3　　　　　　1997- 2004 年间中亚国家海洛因

国家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哈萨克斯坦	43.000	24. 196	54. 264	262. 400	136. 700	167. 690	707. 000	457. 700
吉尔吉斯斯坦	4.404	24. 732	26 .870	216. 780	170. 898	271. 250	104. 580	207. 259
塔吉克斯坦	60.000	271. 471	708.820	1 882. 929	4 239. 005	3 958. 182	5 600. 309	4 794. 057
土库曼斯坦	1948.000	495. 000	24.0000	200.000	71. 000	400. 000	80. 500	266. 000
乌兹别克斯坦	70.269	194.679	324 .843	675.000	466. 601	256. 320	336. 400	591. 788
总计	2 125.673	1030.078	1 284. 777	2 237. 109	5 084. 204	4 934. 556	6 828	6 316. 804

　　缴获情况一览表　　(单位: 公斤)

　 资源来源: 根据《2006 年世界毒品报告》整理。

　　毒品的大量涌入使得中亚各国的吸毒人数急剧增加, 青少年吸毒现象尤为突出。据统计, 1998 年哈萨克斯坦约有20 万吸毒者, 平均每千人占12. 3 人;土库曼斯坦约有5 万吸毒者, 平均每千人占10 人; 乌兹别克斯坦约有20 万吸毒者, 平均每千人占8. 2 人;吉尔吉斯斯坦约有5 万吸毒者, 平均每千人为11人[6 ]15。总的来看, 中亚吸毒人员比例的上升无疑是十分惊人的, 因为早在1991 年, 平均每千人仅占3. 9人[6 ]16。毒品的迅速扩散给中亚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毒品犯罪率大幅攀升, 艾滋病和肝炎等疾病的快速蔓延等等, 这些都将给中亚国家和社会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

　　此外, 毒品的泛滥对本来就已经十分脆弱的中亚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安全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从经济上看, 由于大量人口卷入毒品贸易, 加之为数不少的贩毒收入转而进入合法投资领域, 使得众多经济领域为“毒钱”所控制, 地区经济日益呈“犯罪化”(cr im ilizat ion) 趋势, 再加上腐败现象的大量存在,导致中亚国家的投资环境令人担忧。从政治上看,毒贩通过拉拢(co2op t) 政府官员和渗入( inf ilt rate)政府机构, 加深了一些中亚国家的腐败, 进而削弱这些国家打击毒品贸易的意志和能力。而这些又可能成为反对派和极端势力攻击政府的口实, 从而削弱政府的权威和凝聚力, 进而影响中亚国家的政治稳定。

　　二、中亚毒品泛滥的原因

　　造成中亚毒品泛滥的原因十分复杂, 除上述提到的一些历史、地理和阿富汗毒品的冲击等因素之外, 中亚国家自身的因素对此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概括言之, 可分述如下:首先, 经济发展滞后。中亚国家独立后都经历了经济水平大幅下跌、财政状况极度恶化、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困难时期, 失业现象十分普遍,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普遍的贫困, 加之毒品贸易高额利润的刺激, 使得众多贫困人口铤而走险, 将从事毒品生产 和交易作为其重要的谋生手段。此外, 严重的经济困难也使得中亚国家根本无力投入大量资源支持反毒工作, 只能听之任之。

　　其次, 政治局势脆弱。中亚国家独立后面临着民族冲突、宗教矛盾、领土争端以及水资源利用等诸多现实难题, 加之众多外部势力也趁机插手中亚事务,争相填补苏联解体后留下的权力真空, 这就使得中亚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十分复杂, 对内面临着塑造国家认同、巩固国家政权的问题, 对外则担负着巩固政治独立、平衡大国关系的重任。千头万绪的问题使得中亚国家难以集中精力应对毒品问题, 这也给中亚毒品贸易大行其道、迅速膨胀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第三, 贪污腐败盛行。中亚国家独立后转而进入艰难的转轨时期, 原先的制度荡然无存, 新的制度尚待确立, 法制建设严重滞后。在这种背景下, 毒贩趁机向一些政府机构如海关、边防和安全执法部门的官员大肆行贿, 而后者亦来者不拒, 有的甚至直接参与毒品贸易, 从中牟取暴利。多年来, 中亚国家政府官员涉毒案件层出不穷, 其中也不乏政府高层。在某种程度上, 行贿和腐败已成为毒贩极为重要的秘密武器, 这些活动一方面可以破坏中亚国家政府应对毒品贸易挑战的信心和能力, 另一方面则可以使得中亚国家推动改革和发展的努力落空。

　　第四, 极端势力介入。由于控制了中亚的贩毒通道就意味着控制了一个取之不竭的财源。因此, 中亚的各种力量, 特别是极端势力对这条通道有着浓厚的兴趣。1999 年和2000 年,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IMU ) 先后两次在塔、吉、乌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谷地发动大规模越境袭击行动。著名学者塔玛拉·马卡连科(TamaraM akarenko) 认为, 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制造边界地区的不稳定, 分散安全执法部门的注意力, 进而确保大宗毒品安全过境[8 ]。目前, 经中亚的70% 的阿富汗毒品已处于“乌伊运”的控制之下。

　　最后, 边界控管不严。由于中亚地理位置独特,正好处于世界上最大的毒品产地(“金三角”地带和“金新月”地带) 和最有利可图的毒品销售市场(俄罗斯和西欧及中国和亚太地区) 之间, 这就决定了该地区势必成为阿富汗毒品流向世界各地的桥头堡。然而, 由于独立后的中亚国家大多经济比较落后, 实力有限, 缺乏对边境进行有效管理的经验和资源, 加之当地复杂的地形, 使得中亚国家之间及其与阿富汗漫长的共同边界长期缺乏有效的控管, 有的甚至完全处于失控状态, 从而给毒品涌入中亚、流向西欧和亚太地区打开了方便之门。

　　三、中亚毒品贸易对我国的影响

　　 我国与中亚的哈、吉、塔三国有着3 300 多公里长的共同边界, 还有人口众多、语言相通、宗教信仰相同的跨国民族, 自古以来互市通婚, 关系密切。随着我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全面提升, 双边商品和人员的往来不断增多, 经贸关系更加紧密, 但这同时也为各种走私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近年来, 我国新疆地区的安全、执法机关就不断查获与中亚毒贩相关的贩毒案件。据新疆禁毒部门分析, 从近期破获的毒品走私入境案件不难看出,“金新月”毒品走私入境数量增大, 运毒次数频繁, 手段不断翻新[9 ]。毋庸置疑, 中亚毒品贸易必然对我国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体现在毒品贸易对我国在中亚的战略利益的触及上。从根本上讲, 我国在中亚的利益主要由两个层面上的利益所构成, 即安全层面上的利益和发展层面上的利益。

　　从安全层面来讲, 我国在中亚的利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维护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的统一; 二是打击跨国犯罪和维护我国西北地区的稳定; 三是确保边界安全。具体而言, 我国在中亚利益的一个重要支柱, 就是打击“三股势力”特别是“东突”恐怖组织。众所周知, 早在“9·11”前, 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就已通过控制阿富汗毒品贸易从中攫取暴利, 并为“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和“东突”等活跃在中亚和我国西北地区的“三股势力”提供庇护和巨额资金支持。“东突”80% 的资金来源为“基地”等境外恐怖组织[10 ]。同时, 后者也与“基地”等恐怖组织一起, 向周边地区贩运毒品, 从中获得巨额利润, 以筹集活动经费[11 ]。“9·11”之后,“基地”和塔利班遭到严重打击,“东突”失去了在财政上的靠山。贩毒及其他犯罪活动所募集的资金由原来只占20% , 猛增到现在的一半以上, 其中贩毒所得是大头[10 ]。目前, 毒品贸易显然已经日益成为“三股势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由于毒品贸易与跨国犯罪和“三股势力”的 结合日益紧密, 塔玛拉·马卡连科认为, 在阿富汗和中亚, 完整的犯罪- 恐怖连续体( cr ime2ter ro rnexu s) 已经形成①。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其生存能力和破坏能力, 也将进一步加大相关各国的打击难度,从而为中亚和我国西北地区的稳定带来新的变数。

　　从发展层面来讲, 我国在中亚的利益主要集中在发展自己, 特别是发展经济。在这一层面中亚毒品贸易给我国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同样是不言而喻的:其一, 全球毒品每年销售总额8 000 亿至10 000 亿美元, 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0% , 这一数字高于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收入, 与全球军火贸易额相差无几[12 ]。

　　这些贩毒所得绝大部分落入跨国犯罪集团或者介入毒品贸易的恐怖组织(如本文中所指的“三股势力”)手中, 大多数毒品生产和贩运者根本无法从国际毒品贸易中受益, 相反, 毒品泛滥只会给当地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和军事安全带来新的变数。其二, 这些贩毒所得并不总是在毒品贸易圈里周转, 而往往是在被“洗”后转而进入合法投资领域。投资渠道的多元化给毒品犯罪集团提供了更加稳定的权力与财富来源, 却也使得当地的贸易、投资环境更趋复杂。如前所述, 在中亚, 由于众多经济领域为“毒钱”所控制, 地区经济日益呈“犯罪化”(cr im ilizat ion) 趋势,再加上腐败现象的大量存在, 导致中亚国家的投资环境令人担忧。近年来, 随着我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 在中亚的投资项目不断增多, 投资规模也不断扩大, 这种复杂的投资环境也势必触及到我国在中亚的经济利益。此外, 大量毒品涌入我国特别是广大西北地区, 又必然导致当地犯罪活动的增多, 恶化当地的投资环境。长远来看, 这将严重影响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其三, 近年来, 我国的吸毒人数不断增加, 截止2005 年底, 全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116 万[13 ]。如此巨大的吸毒群体必然意味着巨大的毒品需求, 也意味着吸毒和矫治挽救吸毒人员的巨额费用负担。随着吸毒人数的不断增多, 必然导致H IV .A IDS 和其他一些性传播疾病的蔓延, 吸毒者个人、家庭及公共卫生成本由此大量增加, 而由此造成的生产力损失则更是难以估量。事实上, 毒品贸易对我国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此。阿富汗、中亚和我国西北地区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表明,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遏制中亚毒品对我国的渗透已刻不容缓。

　　四、政策建议

　　简言之, 遏制中亚毒品贸易的扩大及其对我国的渗透, 重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加强边界控管如前所述, 我国与中亚的哈、吉、塔三国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 还有人口众多同源跨国民族, 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提升, 出入境口岸有所增多, 人员、商品、资本的流动日益活跃, 这些都加大了我国边界控管的难度。针对这种情况, 在与中亚国家建立信任的基础上, 加大资源投入, 加强边界控管, 确保边界安全, 防止境外毒品流入和切断易制毒品化学品走私的通道等就显得十分必要, 这同时也将有助于遏制各种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活动和疾病的蔓延。

　　(二) 加大执法力度从根本上讲, 遏制中亚毒品对我国的冲击, 就必须加大堵源截流的力度,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安全执法部门禁毒力度的加大和工作效率的提高,最终有效地把毒品堵在境外, 查获在边境地区。由于我国目前90% 的毒品来自“金三角”地带, 因而也将反毒缉毒的重点放在广大西南边境地区特别是云南地区, 在禁毒资源的分配上也重点向这些地区倾斜。

　　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针对近年来“金新月”毒品加快向我国渗透的实际情况, 适时调整部署, 增加对我国西北地区禁毒资源的投入, 加大该地区的禁毒执法力度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三) 加快策略调整勿庸置疑, 具有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特征的“东突”势力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来自恐怖主义的最大威胁, 因而在国际“反恐”斗争的大背景下, 根据我国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 将打击恐怖主义特别是“东突”势力作为我国中亚战略的一个优先选择方向, 是符合我国根本利益的。但是, 针对毒品贸易与“三股势力”的结合日益紧密和犯罪-恐怖连续统一体的出现等新情况, 加快策略调整, 在坚持反恐的同时, 加强反毒工作, 双管齐下, 势在必行。甚至可以认为, 没有反毒斗争的胜利, 要取得反恐的胜利则难以想象。

　　(四) 加强国际合作针对中亚毒品贸易跨国性的特点, 加强与中亚国家间及地区间的国际禁毒合作与协调, 共同应对毒品威胁则显得至关重要。近些年来, 中亚各国与我国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签署了多个禁毒合作协议和行动计划, 为进一步开展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在此基础上, 近年来相关国家在禁毒领域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但总的来看这种合作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如何切实执行有关协议, 将工作落到实处仍然是各国关注的焦点。必须承认的一点是, 由于中亚国家原本在领土、交通、能源和水资源利用等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相互信任基础薄弱, 加之各国经济实力有限、国内政局不稳等原因, 要在禁毒领域建立行之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仍然存在不少困难。

　　总之, 毒品显然不仅仅是中亚国家的问题, 也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公害,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换言之,禁毒也是国际社会性刻不容缓的共同责任。基于此,只有相关国家本着坚定的政治意愿, 以确认各方共同安全与利益、保持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积极推动建立信任措施、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首要任务, 共同参与地区性乃至全球性多边合作机制的建设, 才能有利于减弱及根除毒品这一重大安全隐 患。此外, 由于毒品问题的联动性, 毒品问题解决得好, 也有助于消除有组织犯罪、极端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因素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同时也会对维护中亚地区安全与稳定提供助力。因此, 密切关注中亚毒品及其影响, 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也就显得十分紧迫。

作者简介: 傅菊辉(1954- ) , 男, 湖南湘乡人,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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