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中间地带”的困境

　　内容提要：在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中，“中间地带”是指那些或在地理上，或在政治上，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地处在大国夹缝之中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大国的影响，中间地带国家的内外政策自主性程度普遍比较低，这导致这些国家的内部秩序处在一种很难摆脱的紊乱状态。吉尔吉斯斯坦就是一个典型的中间地带国家，该国的内政受到外部大国的深刻影响，无法构建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

　　关键词：中间地带；吉尔吉斯斯坦；西方影响；内部秩序

　　中图分类号： D73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5330 (2011) 01—0057—06

　　作者简介：王鸣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副教授(北京　102249)。

　　苏联解体以后，地处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几经变化，至今仍看不到该国的可确定的未来。2010年4月的政变发生以来，人们虽对政局动荡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使吉尔吉斯斯坦事态发展的真相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在世人的面前。然而，这些分析基本局限在对具体问题的解剖方面。为了使人们对吉尔吉斯斯坦政局演变的整个进程和未来获得更为深入的认识，笔者拟以“中间地带”理论为指导，从更一般的意义上剖析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局演变。

一、“中间地带”理论与吉尔吉斯斯坦

　　在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中，“中间地带”是指那些或在地理上，或在政治上，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地处在大国夹缝之中的国家或地区[1]。“中间地带”理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所谓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间地带”的争夺。大国为了实现自己的地区和全球战略，需要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对“中间地带”国家实施渗透和控制，而“中间地带”国家为了摆脱被控制的命运，采取的主要战略就是将另外一个或几个大国纳入自己的内外发展战略之中，希望在大国之间的相互制衡中寻求本国的最大利益，结果却往往使自己要么成为大国博弈(一般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综合性博弈)的牺牲品，要么成为大国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

　　吉尔吉斯斯坦符合“中间地带”国家的所有特征：第一，该国东邻中国，南望阿富汗，北通俄罗斯，境内同时设有美国和俄罗斯的空军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第二，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吉尔吉斯斯坦只有500多万人口，但却有九十多个民族，民族矛盾成为制约内政外交的重要因素。除了民族矛盾以外，该国还存在地区矛盾、部落矛盾等不和谐因素。第三，内部缺乏主导性的政治力量，导致政治纷争不时发生。第四，内政外交中的外部影响广泛而深刻，并成为推动吉尔吉斯斯坦内部演变的主要因素。由于以上特征的存在，吉尔吉斯斯坦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表现出一种斑驳陆离的不确定状态，国家主体性不明显，民族凝聚力缺乏。这一点在政治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

二、内外政治影响的互动进程

　　吉尔吉斯斯坦与大国的政治互动进程，在范围上主要包括苏联(俄罗斯)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内容方面主要包括对前苏联影响的清理和对西方政治理念与实践的吸纳，在方式上主要包括主动的学习和被动的接受两种表现。

　　“8·19”事件是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事件失败以后，当时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既清除了外部的苏共影响，又清除了内部的吉尔吉斯共产党的羁绊。在此次事件中， 阿卡耶夫先是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采取了顾左右而言他的圆滑策略[2]，后在政变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又转而猛烈谴责政变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支持政变的力量(主要是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他说：“很明显，政变发动者……渴望保住即将失去的国家权力和集权制度”。而吉共中央领导人“反对民主的宪法，扮演了投机分子的角色”，他们为了“利己主义的政治野心”不惜牺牲“人民的利益”。1990年8月27日，当时的吉尔吉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两条重要决议：第一，命令吉尔吉斯共和国共产党的机构和组织停止任何活动；第二，宣布吉尔吉斯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 在吉尔吉斯共和国领土上的财产为共和国所有[3]。1991年8月31日，吉尔吉斯斯坦通过独立宣言，宣布独立。在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时，阿卡耶夫这样说：“高度的政治垄断导致经济停滞；集权的意识形态抑制了理智的思维和舆论多元化，共产党垄断一切权力损害了民主和自由的理想。”[4]

　　伴随对苏共的清算和对苏联政治制度、政治意识形态清理的是对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全面接纳，这一进程在几乎所有的前苏联国家都发生了，而吉尔吉斯斯坦在政治制度西方化的道路上则表现得更为激进，被西方世界视为中亚的“民主之岛”。阿卡耶夫指出：“按照我的信念，真正的民主首先在于赋予千百万公民民主权利和自由。”“作为总统，我看重一切民主权利和自由的表现。它包括言论和出版自由，政党和不受权力意识控制的合法活动。”[5]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吉尔吉斯斯坦在政治领域从思想意识形态到政治制度都快速实现了西方化。1993年5月5日，吉国议会通过了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规定吉尔吉斯斯坦是根据法制和世俗原则建立起来的单一制共和国。国家权力分成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议会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政府职能，为国家最高代表机构。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掌握行政权和领导政府。司法权则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行使。与此同时，实行多党制也成了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西方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吉国宪法规定，公民可以在自由表达意志和利益的基础上成立政党、工会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国家将保护这些组织和团体的权利和合法利益。

　　西方式的政治体制的建立轻而易举的就完成了，可当这部新的政治机器开始运转时，其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无法理顺，其中最麻烦的就是总统和议会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应该说，以俄罗斯为代表的独联体大部分国家在独立后新的政治体制的运转中都出现了总统和议会之间无法通过 新的政治体制克服的权力争夺现象。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纷纷通过各种途径迫使议会交出大部分权力，各国总统的权力遂大大强化。在此时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和议会之间的权力之争也愈演愈烈。总统阿卡耶夫为了减少行政中的掣肘，要求议会赋予他更大权力，而议会则指其欲实行独裁统治。双方互不让步，妥协难以达成。为了迫使议会就范，政府勒令经常批评总统的议会报《自由之山》于1993年8月停刊。议会也毫不示弱，于当年12月指责政府“非法动用国家黄金储备”和与邻国关系处理不当等，从而使阿卡耶夫的好友成吉雪夫为首的内阁宣告解散。为了削弱议会的权力，支持阿卡耶夫的一批议会代表发表联合声明，认为议会及其追随者已使议会成为可疑的政治阴谋的发源地，要求将其提前解散并代之以两院制议会。1994年10月22日，吉尔吉斯斯坦结合地方代表机构的选举问题就修改宪法和议会体制举行全民公决，结果两院制主张顺利通过。两院制议会分为上院和下院，上院称为“代表院”，由各级行政领导人构成，下院称为立法院，由法律、经济、政治领袖，专家、记者、工商业代表以及政党、社会团体的代表组成。通过这次议会 改革，阿卡耶夫希望达到上下院相互牵制，从而削弱议会权力的目的。然而，由于此时的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体制在本质上仍属总统—议会制，议会对总统和政府的执政仍然构成了有力的困扰。

　　鉴于以上情况，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开始对独立以来所建立的新的政治体制进行反思。总统阿卡耶夫认为，吉尔吉斯斯坦不但需要建立可靠的法律基础，更需要有强有力的机构充当这些法律的直接建立者和执行者。不难看出，阿卡耶夫已经认识到了改变政治体制以加强总统权力的必要性。他说：“美国和西欧的民主生活方式，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都不是吉尔吉斯斯坦可以照搬的模式。”[6]1996年初，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将修改宪法以扩大总统权力的问题诉诸全民公决，结果有94·5%的投票者支持扩大总统权力[7]，这使吉国的政治体制完成了向总统集权制的转变。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 1996年的全民公决可以说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内部政治体制演变的一个转折点，行政机构的逐步集权化(总统制取代议会制)使该国独立以来大步推进的政治西方化的脚步大大放慢了。

三、权力形态的地方化、部族化和家族化

　　总统制虽然把大部分国家权力集中到了总统手中，但总统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仍然面临重重困扰。首先，南北矛盾的长期存在使围绕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体制的斗争出现了地方化现象，使政治体制难以顺利运转。吉尔吉斯斯坦在地理上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两部分在地理、人口、宗教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南与北之间长期的政治角力。根据2002年的数字，北部面积为1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76·23万人，南部面积(三州一市)约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56·98万。显而易见的是，北部地阔而人稀，南部地窄而人密。从生产方式和宗教文化来看，南北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北部地区的吉尔吉斯人传统上多以游牧为业，风俗习惯接近哈萨克人，虽信仰伊斯兰教，但宗教情结要淡漠得多。苏联时期，由于俄罗斯人大量迁入北部定居，同时也由于 苏联将吉尔吉斯斯坦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点放在了以比什凯克为中心的北部地区，从而使这里又深深打上了俄罗斯文化的烙印，社会面貌和文化特点呈现出较强的欧洲化和世俗化倾向。在南部地区，以费尔干纳为中心的中亚农耕区自古以来就是中亚伊斯兰教信仰和文化的中心。同时，这里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领土，但乌兹别克人的影响却显得广泛而深刻， 1996年时，乌兹别克人占南方人口的26%。由于受虔诚信仰伊斯兰教的乌兹别克人的影响，又加之从事农耕的缘故，和北方吉尔吉斯人相比，南方吉尔吉斯人的伊斯兰教情结要浓厚得多。上述差异使得南北两地在独立后 经历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进程：北方迅速向西方靠拢，西方化趋势越来越强；南方进一步回归伊斯兰传统，主张与伊斯兰世界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在社会文化方面则出现了伊斯兰化趋势。

　　在苏联后期和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后，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如前所述，在苏联时期，吉尔吉斯斯坦就把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集中在北部地区，造成北部地区工业较多和经济较发达的局面。首都比什凯克集中了约七分之一的全国人口，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教育的中心。南部地区的经济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发展速度缓慢，社会发展水平很低。苏联解体以后，整个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和社会状况都在恶化，而尤以南部为甚。这一点从2003年吉尔吉斯斯坦南北各州的一些基本数据就可以看出来：南北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这种差距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两个地区固有的宗教文化差异。经济发展差距强化宗教文化差异，宗教文化差异进一步演变为政治对抗，这就是吉尔吉斯斯坦南北两地关系发展的基本脉络。在苏联时期，为缓解双方的矛盾，共和国最高领导人通常是南北轮流坐庄。独立以后，阿卡耶夫时期形成了北方 总统南方总理的格局。不过，作为总统的阿卡耶夫稳坐总统宝座14年，而总理却频频换马。阿卡耶夫先后撤换了8位总理，每位总理的任职期限不超过两年。这些总理大多为南方人，他们下野后基本上都成为当局的反对派，处处与阿卡耶夫作对，形成国家权力地方化和政党化相互交错，中央政府的权威不断被削弱的局面。

　　吉尔吉斯斯坦权力形态的第二种表现就是各级权力分配格局、尤其是地方权力分配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部族化了。如前所述，吉尔吉斯斯坦存在南北矛盾，这种矛盾的载体不是笼统的地方而是具体的部族。部族和吉尔吉斯斯坦权力格局的关系表现为，由于在西方政治观念指导下的总统—议会制或总统制政治体制运行不畅，当政者缺乏稳固可靠的权力基础，因而或主动或被动地将行使和巩固权力的希望逐渐向自己所隶属的部族转移。吉尔吉斯斯坦北方的人口主要由萨尔巴嘎什、布谷、苏勒托、萨雅克和车里克等部族组成。前总统阿卡耶夫就出自萨尔巴嘎什部落。南方吉尔吉斯人主要由额德格纳和蒙古什等部落组成。上述情况使得部族情结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如“在选举中往往部族作用胜过竞选主张，还常常为此发生肢体接触和群体斗殴事件”[8]。

　　权力部族化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权力家族化形态的出现。由于反对派四处掣肘，政治体制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已失去功能，而部族内部也由于利益的冲突无法长期保持铁板一块，于是，执政者就不由自主地将权力运行和巩固的机制进一步传统化，即将权力逐渐以各种手法集中在自己的家族成员手中。阿卡耶夫当政时期，其家庭成员都身居要职。刚被赶下台的巴基耶夫高举反独裁反贪污大旗，然一朝权柄在握，便毫不犹豫地以部族和家族原则行使权力。

　　从总统—议会体制到总统集权，从权力生态的地方化到部族化乃至家族化，反映的是吉尔吉斯斯坦这个“中间地带”的典型国家在面对本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时，不得不一步步放弃西方政治 理念而退回到传统政治生态的无奈。这种发展进程必然导致的是权力格局的集中化、权力运行的非透明化。面对这种状况，欲将吉尔吉斯斯坦打造成中亚民主“模范生”的西方国家和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各色反对派必然联合起来与当政者抗衡，而这又几乎必然会导致这个国家政局的不断动荡和政治斗争方式的非理性化。

四、西方的反应和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的动荡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态的上述演变在西方国家和社会看来就是专制独裁的复活。事实上，在吉尔吉斯斯坦政局演变的同时，该国的中亚邻国纷纷调整内部的各种权力分配关系，导致 国家权力进一步集中在总统手中。各国总统利用到手的权力，或通过修改宪法、或通过全民公决等方式延长总统任期，有的甚至成为终身总统。面对这种局面，“美国之音”在2002年便得出结论，称中亚国家出现了稳定的独裁政权，而独裁政权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滋生的根源。因此，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美国必须对中亚进行民主改造[9]。

　　西方国家和社会对吉尔吉斯斯坦和中亚各国政治与社会的介入与影响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演变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结论几乎适用于“中间地带”的绝大部分国家。具体而言，西方的介入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援助和政治民主化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中亚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西方化进程。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后经济陷入困境，国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急需西方的援助和投资。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这一机会将自己的政治意图与经济援助计划捆绑推出，以经济援助推动政治演变。阿卡耶夫始则欣然应允，后则渐有不满，最后则是对援助带来的苦果欲吞还吐。

　　第二，通过支持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媒体，西方国家削弱甚至剥夺了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左右本国社会政治舆论的能力。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后，政府和社会一度认为不受约束地组织各种社团的权利是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这种思想意识的影响下，吉尔吉斯斯坦涌现了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它们(除了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之外)与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和具有西方国家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形成了密切的联动关系。首先，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向在自己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吉尔吉斯斯坦非政府组织输送活动经费、传授运作方法、培训人员和灌输西方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其次，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中亚其他国家建立了大量的分支机构，它们相互支持，形成了不可忽视的信息和组织网络。据统计，截至2005年8月15日，在中亚注册的外来非政府组织共有2 914家，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数量最大，达到1 010家[10]。在该国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主要有美国民主党资助的美国民主研究所、美国共和党资助的国际共和研究所、自由之家、索罗斯基金会、欧亚基金会、国际新闻网、“全国民主基金会”、“卡特中心”等。这些非政府组织大多从事与政治有关的活动，活动范围遍及吉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获得的最大成果就是营造了一个不信任吉国当局的社会舆论氛围，致使政府左右本国社会政治舆论的能力大大下降。

　　第三，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会和政治精英一直是西方对该国实施民主改造的主要目标。如果说对 吉国大众社会的民主改造只是社会政治“启蒙”的话，那么对精英的改造则是“换脑”式的深度耕耘。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担当着主要角色。索罗斯基金会出资4 000万美元在比什凯克开办了美国中亚大学，并使该大学在2002年获得了中亚地区大学的地位。从2003年开始，该基金会开办的政治经济学院也开始运行。除了就地办学以外，吸引吉尔吉斯斯坦和中亚其他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去美国学习成了美国精英改造工程中的另外一种手段，如美国中亚大学就为一些优秀的在校生颁发奖学金，资助他们去美国留学；对于政府官员和智囊人员，西方国家及非政府组织则通过邀请其出国访问、演讲、交流，外加以各种变相贿赂等手段诱使其为自己服务。这些人通过在美国的观摩、培训、学习和交流，在理念上更加熟悉和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在实践层面上则将美国的民主政治操作手段带回吉尔吉斯斯坦。后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把新理念应用于本国的实践绝不是一日之功，而新的政治操作手段却可以在新理念的掩盖下轻而易举地为反政府的反对派所利用。

　　最后，积极培植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反对派是西方影响该国政治走向的又一重要手段。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中亚其他国家培植政治反对派的主要内容是影响和控制这些国家的反对党，它们以种种方式向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社会表明，多党平等自由竞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社会的精髓。没有多党制就没有民主。深受这种观念影响的各国政治精英从一开始就把建立多党制的政治格局作为新的政治进程的核心目标之一。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通过“民主”改造、精英“重塑”、舆论操控和对反对派政党的支持，美国等西方国家及其社会政治组织已经将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不能或不愿吸纳的新兴政治力量(这些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培育起来的)吸收进了西方国家所构建的非政府政治架构中，从而使这些力量能够沿着西方所设定的方向发展壮大。于是，人们看到，在吉尔吉斯斯坦(在很大程度上的中亚其他国家)形成了两种政治和社会力量体系，即官方体系和与之相对的非官方体系。由于受到西方的强烈影响，两种力量体系很难形成观念和利益的交集，而双方的对立则随着西方对反对派的支持和对执政者压力的增强而不断强化：非政府权力体系由于得到西方的支持而有恃无恐，官方权力体系则由于忧虑外部影响的强化而欲增加对非政府权力体系的控制，可这种举措恰恰刺激了非政府权力体系的反抗，促其进一步靠拢西方以寻求支持，后者的反应就是进一步向吉国的 执政者施加压力以使反对派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这种内外的政治互动最终便促使中亚国家和吉尔吉斯斯坦内部政治冲突日益升级和这些国家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复杂化。对于西方影响对吉尔吉斯斯坦政局演变的决定性作用，西方学者也不讳言，如玛莎·布瑞尔·奥卡特就指出：“2005年3月阿斯卡尔·阿卡耶夫被驱逐，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对吉尔吉斯斯坦民间组织长期支持的结果。其次，美国资助的独立新闻中心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1]。

　　阿卡耶夫被逐以后，打着反独裁反腐败旗号登上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舞台中央的巴基耶夫先是佯装同意将国家的政治体制由总统制共和国改为议会制共和国，然而待地位稍稳他便拒绝履行承诺，从而使在反对阿卡耶夫的斗争中所形成的脆弱的政治联盟很快瓦解。这样，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局又进入了一轮新的循环：执政者执意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而反对者则视其为独裁专制而决意推翻之。2010年4月，当年以反独裁起家的巴基耶夫总统又被一批新的反独裁者赶下台。新来者似乎坚决要将政治体制改为议会制，全民公决的结果也表明该国国民已厌倦了总统制[12]。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体制在一段时间内将是议会民主制居于主导地位。然而，这就能解决 该国的问题吗?笔者认为，作为典型的“中间地带”国家的吉尔吉斯斯坦，如果没有充分认识到本国所面临问题的本质和真正需要，而只是将西方的政治理念和体制作为摆脱危机的圭臬；同时，作为对吉尔吉斯斯坦有强大影响的西方世界，如果仍然凭借自己的影响使吉国处在一种无法摆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紊乱状态，那么谈论议会制也不会有多大意义。正如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所言：“由于吉国政府的力量目前甚至还难以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政权的合法性也很成问题，支持这个政权会带来很多问题。我无法想象在这种形势下，一个议会制国家如何在吉尔吉斯斯坦运作。这是否会引发一连窜的国内问题?如议会的重新洗牌，其他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的兴起，国家权力频繁地从一方转交另一方。最后，是否会让那些怀有极端倾向的力量上台?”[13]对于这种担忧，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学家联合会主席、俄新社专家委员会成员努尔·奥马罗夫也深有同感，他说：“近5年来的实践证明，在吉尔吉斯斯坦，任何立法程序，包括全民公决在内，都不能解决任何内政问题。”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严谨的、重视历史现实和国民意愿的政权”，而“在封建制度的断垣残壁上建立起来的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制，与古代统治者在沙漠中搭成的宫殿一样， 摇摇欲坠”[14]。

　　上述情况使人想起了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论断，他认为，世界上大多数新兴国家所发生的动荡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这些变革破坏了政治权威的传统根基和传统的政治机构；这些变革使得建立政治组合关系的新基础和缔造既有合法性又有效能的新政治机构的问题大大复杂化了”。对于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这个结论也应该是适当的。

　　责任编辑：苏　成

　　注释：

　　[1]王鸣野：《中间地带：和谐世界的枢纽》，《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3期。

　　[2][3]马大正主编：《中亚史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266~267页。

　　[4]阿·阿卡耶夫：《开诚布公的谈话》俄文版，秘闻出版社， 1998年，第55页。

　　[5]阿·阿卡耶夫：《难忘的十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年，第14~15页。

　　[6]《中亚史纲》第303页。

　　[7]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6年2月11日电。

　　[8]赵常庆：《“颜色革命”与执政能力关系研究》打印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6年项目，第63页。

　　[9]万成才：《新俄罗斯观察》，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0年，第181页。

　　[10]李立凡、刘锦前：《美国中亚战略棋盘上的非政府组织》，《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6期。

　　[11]〔美〕玛莎·布瑞尔·奥卡特：《中亚的第二次机会》，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7年，第148页。

　　[12]路透社比什凯克2010年6月28日电，《参考消息》2010年6月29日。

　　[13]《环球时报》2010年6月29日。

　　[14]努尔·奥马罗夫：《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制的幻象》，俄新社莫斯科2010年6月28日电，《参考消息》2010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