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兹别克人的迁徙及其社会文化变迁

　　　乌兹别克人是生活在中亚以及我国新疆的一个重要民族。据统计:截至2004 年10 月,哈萨克斯坦约有乌兹别克人42. 14 万人;截至2001 年1 月,吉尔吉斯斯坦约有乌兹别克人68. 71 万人;截至2000 年,乌兹别克斯坦约有乌兹别克人1 913. 38 万人;截至2001 年1 月,土库曼斯坦约有乌兹别克人49. 40 万人;截至2000 年1 月,塔吉克斯坦约有乌兹别克人162. 37 万人[1 ] 。国外的其他乌兹别克人主要分散在俄罗斯、阿富汗、伊朗等国。生活在我国的乌孜别克族[1]是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少、居住分散的一个民族,主要散居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市县。据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的乌孜别克族共有12 370 人,主要分布在新疆的天山南北。历史上的乌孜别克族以经商为主,少数人经营手工业,故90 %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少数在农村或牧区。现在的乌孜别克族散居在伊宁、喀什、乌鲁木齐、塔城、莎车和叶城等地,从事商业和手工业。在木垒、奇台、特克斯、尼勒克等地,居住着一部分乌孜别克牧民,他们和哈萨克族牧民杂居在一起。在巴楚、阿克苏、伊犁、喀什、莎车等农村,有一部分乌孜别克族从 事农业。乌孜别克族有自己的语言,通用维吾尔文。他们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衣食起居等和维吾尔族基本相似。

　　乌孜别克族与新疆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一样,禁食猪、狗、驴、骡肉等,多吃牛、羊、马肉和乳制品。但是,乌兹别克人并非自古就生活在中亚以及我国的新疆,其祖先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和艰难的迁徙历程,逐步定居此地。本文试图从民族迁徙的视角探讨乌兹别克人的社会文化变迁。

　　民族迁徙主要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或部分,“在某种原因的驱使下,有组织地或自发地离开其原始居住地而较大规模地向其他地区移动的现象”[2 ] 。无论民族迁徙的原因是 自然条件的压迫还是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亦或是民族之间的征服战争,由于其在迁徙中的文化接触和民族融合必然引起社会生活方面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我们通常称为“社会文化变迁”。“凡是因为一个民族内部发展所引起的,或是因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所引起的一切社会文化现象(民族的社会组织结构,人的环境以及民族生活方式)的突发的、持续的、急剧的或缓慢的变迁,都称为社会文化变迁。”[3 ]乌兹别克人在长期的民族迁徙的历程中,经过与其他民族或部落的不断战争与融合,其社会文化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乌兹别克人的迁徙过程

　　乌兹别克人从民族萌芽开始至今,经历了长期的民族迁徙,首先是从钦察草原迁到中亚,其次由中亚向四周扩散。本文主要研究乌兹别克人向中亚及中国的迁徙。

　　(一) 乌兹别克人从钦察草原向中亚的迁徙

　　乌兹别克人是从原蒙古金帐汗国的游牧人发展而来的。乌兹别克人的先民在钦察草原的活动,可以追溯到术赤之子昔班,据拉施特的《史集》记载,在术赤的14 个儿子中,昔班为第五子[4 ] 。他的名字直接影响了其后代,昔班在位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其领地包括南乌拉尔河东部和东南部地区以及东南方向的阿克纠宾斯克大部和图尔盖等地。随着金帐汗国的衰落,到15 世纪上半期时,白帐汗国的统治者即昔班的六世孙阿布勒海尔(1428 - 1469年) 在今托博尔斯克以西的图拉河畔被拥立为昔班汗“, 它对外向中亚扩张,对内实行残暴统治”[5 ] 。他首先夺取了同为术赤后裔的亲戚的乌拉尔河以东和锡尔河以北的地区。在中亚,昔班汗向日益衰落的帖木儿帝国进攻,1430年他夺取花剌子模并洗劫了乌尔根赤,他还试图夺取过撒马尔罕。公元1452 年,他攻杀了帖木儿后王阿卜杜拉。

　　昔班汗在西伯利亚和锡尔河之间建立了一个疆域辽阔、盛极一时的游牧帝国。但是由于残暴统治,昔班汗在中亚受到了卫拉特人的反抗,并对他发动了反攻。“1456 - 1457年,卫拉特人深入哈萨克草原,给了阿布勒海尔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事实证明对于乌兹别克帝国来说,这次打击是一次无可弥补的灾难”[6 ] 。卫拉特人撤离后,原先从阿布勒海尔麾下分离出去的哈萨克人回到了草原,对这个帝国开始发难。在双方1468 年的一场战斗中,阿布勒海尔被杀,其子被东察合台汗马哈木·本·羽奴思所杀,整个家族只有他的孙子昔班尼得以幸免。这个乌兹别克人的帝国也就不复存在了。

　　阿布勒海尔及其帝国灭亡后时,昔班尼才17 岁。丧失国家和亲人的昔班尼四处流浪,“多年来一直过着盗匪生活”[6 ] 。他曾逃到到阿斯特拉罕,寻求卡西姆埃米尔的庇护。当阿斯特拉罕受到攻击时,昔班尼不得不再次回到钦察草原过起流浪的生活。在钦察草原上,昔班尼征集到一支由草原游牧民组成的军队,这构成其以后进军中亚的基本武装力量。流浪在钦察草原的昔班尼必须依靠一支强大的力量才能崛起,占据着塔什干的察合台汗马哈木是最理想的靠山。1487 年,昔班尼投靠了马哈木,并很受后者器重,并赏给他突厥斯坦城作为领地。依靠马哈木的帮助和提携,昔班尼很快就强大了起来,重新将分散在草原上的乌兹别克人统一了起来,成为当时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此时,在中亚的河中地区,帖木儿朝后王们相互攻击,各自为政。他们为正统与王位不停的争吵,难以形成统一政权。这为昔班尼进军河中地区提供了良机,从此拉开了乌兹别克人迁徙中亚的序幕。昔班尼联合“蒙兀儿人,在马黑(哈) 木的支持下夺得锡尔河下游地区”[5 ] 。1500 年,昔班尼攻占了撒马拉罕、布哈拉城和合儿昔,成为了河中地区的霸主。接着,昔班尼将帖木儿后王从河中地区彻底驱逐出去,建立了昔班尼王朝,从而使乌兹别克人也就成为了河中地区的统治民族。之后,昔班尼击溃并杀死恩公马哈木,占领了塔什干地区。随后,昔班尼继续扩张,相继占领花剌子模、呼罗珊等地,完成了在中亚的征战。

　　昔班尼的征战将原来生活在钦察草原上生活的乌兹别克人带到了中亚,乌兹别克人完成了其民族迁徙的第一步,即由钦察草原到中亚。在以后约400 年间,乌兹别克人在中亚定居,相继建立了布哈拉、希瓦、浩罕三个汗国,经济生活由游牧、畜牧业转为定居和农业,作为这一地区三个汗国的统治民族,他们在中亚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乌兹别克三大汗国建立后,积极向四周扩张,随着其领地的扩展,更多的乌兹别克人扩散到其周围地区。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有部分乌兹别克人进入了伊朗。布哈拉汗国扎尼王朝时期,乌兹别克人和伊朗多次发生战争,在一次败仗后,根据双方的议和协议,30 000 乌兹别克人作为士兵加入到伊朗首领纳迪尔沙的部队中服役[6 ] 。这部分乌兹别克士兵可能就是现在伊朗乌兹别克人祖先的一部分。

　　后来,浩罕汗国异军突起,成为中亚著名的征服者。

　　“1814 年春,浩罕攻克土尔克斯坦城,并征服该城周围的草原地区。由此,浩罕的势力西北达到了咸海,东北达到伊犁边境”[5 ] 。随着浩罕王国的征服战争,很多乌兹别克人迁徙到了中亚各地以及更远的地方。

　　由于乌兹别克人生活地区正处于欧亚商道的要冲,这里历来都有发达的商队,如蒙古人征服前的花剌子模商队等。区位优势与乌兹别克人发达的手工业促使当时中亚的商业十分发达,乌兹别克人的商队遍布中亚及其周围各地,远至中国内陆和中东地区。部分乌兹别克商人后来定居到其步伐所至之处,成为这些地区乌兹别克人的祖先。

　　(二) 乌兹别克人向中国的迁徙

　　早在乌兹别克汗及其继任者扎尼别汗统治期间,向元帝国朝贡的中亚乌兹别克人就在我国现在的新疆和河西甚至更东的地方与中国人进行贸易。某些尝到贸易甜头的行商逐渐变为了坐贾,这批人逐渐和中国其他民族融合,成为迁徙到中国最早的乌兹别克人。明代,也有此类乌兹别克人迁徙到中国。

　　清代,又有大批的中亚乌兹别克人商人来到中国。尤其是清王朝统一新疆之后,与浩罕汗国、希瓦汗国和布哈 拉汗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汗国得到准商减税的许可,刺激了更多的乌兹别克人向中国迁徙。在他们足迹所到之处,乌兹别克商人纷纷与当地穆斯林妇女结婚,置产安家。另外还有一些宗教职业者也迁徙到中国,“中国政府允许聚集在喀什噶尔和清帝国的其他伊斯兰教藩属的浩罕臣民,为了商业的目的自由往来,宗教上的托钵僧也允许自由往来”[7 ] 。

　　来自中亚的乌兹别克人,在清代充斥着新疆各地,并定居当地成为与当地居民一样的居民。据那彦成所言,“安集延盘踞阿克苏以西各城,有数千户”[8 ] ;“查乌城(即乌什城) 安集延。查有一百二十余户, ..其余七十余户,均系寄居,数辈种地营生,平日并不出卡”[9 ] 。据学者研究,光绪三年(1877 年) ,仅南疆的乌孜别克居民就有2000 户[10 ] 。这些来自中亚的乌兹别克商人中“流寓各城者,均已私行置产安家,与卡内回民无异”[11 ] 。由于他们的活动与新疆各族群众息息相关,这些商人“寄迹回疆,土人惟恐其去,则其地之货财不能流通,而回人大有不便矣”[12 ] 。

　　19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英、俄的支持下的浩罕军官阿古柏入侵中国新疆,有部分乌兹别克人进人中国。俄国人征服了乌兹别克人的国家后,又有一批乌兹别克商人、农民、宗教和封建上层人士流落到中国。民国时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俄国人的欺压以及自然灾害,一批乌兹别克人进入中国境内。苏维埃俄国建立后,又有一些乌兹别克人中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军人等进入我国境内。这些乌兹别克人最后都成为我国乌孜别克族的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些中亚乌兹别克人通过投亲、自由迁徙等方式进入了中国境内。

　　二、乌兹别克人迁徙到中亚后的社会文化变迁

　　(一) 经济生活的变迁

　　在进入中亚之前,乌兹别克人主要以游牧生活为主,生产生活主要围绕着草地与牲畜。而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和河中地区自古就是农业极其发达的绿洲,无论是灌溉技术还是生产方式都非常发达。由于绿洲土地的稀少,其承载能力也就变的极其有限,因而只适合精耕细作的农业。相反,游牧业需要广阔的固定牧场和可供转场的草地,所需土地十分广袤。开始进入此地的乌兹别克征服者赶走了农民,建立了一些牧场,这里很快就呈现出一片衰败的景象,出现了人心惶惶的情景,在撒马尔罕“大部分定居居民沉没于普遍惊慌失措的旋涡之中”[13 ] 。乌兹别克人开始面对一个矛盾:要么定居到当地从事农业生产,要么离开此地,继续寻找可以征服的草原。若是离开此地,将会面临与其他游牧民族的厮杀,有多少胜算,不得可知。

　　对于已经四处流浪多年的昔班尼及其随从来说,将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而中亚地区肥沃的土地和发达的城市,足以养活乌兹别克人。于是,这些乌兹别克人定居到中亚,向当地居民学习了农耕技术和灌溉技术。昔班尼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农业生产,如归还农民的土地、奖励开荒、修复水利灌溉系统等,这些措施使中亚的乌兹别克人地区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这种经济生活的适应使得乌孜别克人变为中亚的强大民族,支撑其强大的帝国向外扩张。

　　适应了农业区生活的乌兹别克人很快将其传统的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因为羊毛和皮革、丝绸、棉花等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农业和城市生活又为手工业产品提供了一定的消费市场和群体。城市和手工业生产的发达,造就了兴盛的商业。中亚的河中地区是连接东西陆路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加之其发达的城市,这里的商业历来就十分发达。从东方的中国到西方的罗马,各个时代均能见到史家对中亚商人的记载。进入该地的乌兹别克人很快也就加入到了这一群体当中,成为中亚商人的主力军,富庶的城市和发达的商业,使许多乌兹别克人变为城市商人。当时乌兹别克人建立的汗国保持着与印度、波斯、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的贸易关系,如中国的丝绸、药材、茶叶等货物均被乌兹别克商人贩运到了中亚,并将这些货物输送到俄罗斯、波斯等地。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如塔什干、撒马尔罕等都是当时中亚发达的城市。手工业、商业、城市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方式的转变,昔班尼王朝时,其货币铸造业十分兴盛,曾一度引起货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经济。

　　乌兹别克人对中亚和伊朗不断征伐,掠夺了大量的奴隶。大部分奴隶从事农耕,其次服劳役或放牧,还有一些家庭奴隶。一些大土地所有者甚至拥有上千名奴隶。花 剌子模是当时最大的奴隶贸易市场,农业耕作中奴隶劳动在希瓦汗国中占据着相当的地位[14 ] 。使用奴隶进行农业生产也是乌兹别克人经济生活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 宗教生活的变迁

　　对于16 世纪进入河中地区乌兹别克人的宗教生活来说,一方面上还保留着游牧的突厥、蒙古等民族的萨满教习俗,另一方面已经接受了伊斯兰教。其宗教具有多元性,但是已经开始向完全的伊斯兰化发展。在乌兹别克人进入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和河中地区之前,这里的居民早都已经接受了伊斯兰教好几个世纪了。早在7 世纪中后期,伊斯兰教的征服者就不断越过阿姆河掠夺河中地区,并将伊斯兰教带入当地。8 世纪初,这些征服者先后占领了布哈拉、撒马尔罕等重要城市和地区,伊斯兰教开始在当地大规模地传播。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伊斯兰教地区。在帖木儿王朝时,这里的伊斯兰教文化十分发达,伊斯兰教的教法完备、教士众多,是中亚的伊斯兰教中心。乌兹别克人的完全伊斯兰化和征服地兴盛的伊斯兰文化使得他们彻底变成了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乌兹别克人的统治者昔班尼很重视利用伊斯兰教,在尚未进入河中地区之前,他就注意利用伊斯兰教上层人士和托钵僧团。进入河中地区后,他在政治上和宗教界结盟。三大汗国建立后,统治者大力支持宗教事业,建造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等,积极培养乌兹别克人的宗教人士,这促进了乌兹别克人的彻底伊斯兰化。这些统治者还大量接纳和庇护在波斯沙法维王朝受到迫害的苏菲主义者,并与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客观上推动了苏菲主义在中亚的传播和进一步发展。于是,乌兹别克人接受了伊斯兰教的苏菲派教义,并结合自己残存的原始宗教信仰,创造了一种游牧部族统治的合法原则与教义的混合物———乌兹别克人的伊斯兰教。

　　(三) 政治生活的变迁

　　在进入中亚之前,乌兹别克人政治组织形式主要是以游牧民族的部落为基本单位,其政权组织形式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的特点,汗是最高统治者,其下的各个部落首领均有一定的自主性。进入中亚之后,残存的游牧民族的氏族制度和军事民主制与中亚成熟的封建制度结合在了一起,随着农业的发展,乌兹别克人逐渐定居,其政权基本组织单位由部落逐步演变为部族,部族的首领政治权利逐渐下降甚至消失。同时,随着伊斯兰化的进一步完成,逐渐出现了教权影响政权的政治特点。统治者利用宗教以及宗教上层在精神领域统治其治下的臣民,随着乌兹别克人对苏菲主义的接纳、政教权力阶层的合流,伊斯兰教控制了社会的意识形态。在俄国人到来之前,作为征服民族的乌兹别克人在形式上具有比别的民族高的地位。19 世纪中叶后,随着沙俄的入侵,乌兹别克人的三大汗国随之瓦解,他们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沦为被征服民族。殖民者采取了隔离乌兹别克人和中亚俄罗斯人的政策,这种隔离政策本质上就是典型的政治歧视政策。

　　三、乌兹别克人进入中国后的文化变迁

　　自从乌兹别克人迁入中国以来,他们就活动在中国新疆地区,当时称这些人为“安集延人”、“浩罕人”、“布哈拉人”等,后来他们在中国定居成为了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

　　这些乌兹别克人以商人为主,最初他们主要活动在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市,随后逐步扩大到南疆地区。从乌兹别克人变为中国的乌孜别克族,这些外来者经历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变迁。

　　从婚姻上来说,其通婚对象因所处的地理因素发生了变化。其可以选择的通婚民族在新疆主要是维吾尔族,在和维吾尔族长期的通婚过程中,乌孜别克族的文化在很大 成度上都受到通婚对象的影响,出现了维吾尔化的因素.所以在新疆,很多人觉得乌孜别克族和维吾尔族有很大的相似性。如乌孜别克族的舞蹈因受维吾尔人的影响,与维吾尔族舞蹈大同小异,以舞步轻盈、身腰柔软、节奏欢快为特色。从家庭来说,乌孜别克族也经历了很大的变迁,现在主要以核心家庭为主,几代同堂的联合家庭现在比较少见。同时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提高,男性在家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状况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在配偶选择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主要是与本民族、维吾尔族和塔塔尔族之间互相通婚。随着社会交往、民族个体之间的不断流动 和迁徙,通婚范围逐渐扩展到哈萨克、回族、汉族等民族。

　　另外,过去盛行的包办婚姻形态基本上已被自由恋爱婚姻所替代。

　　在乌孜别克族的发展过程中,以商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除了城市的部分乌孜别克族依然从事商业、小手工业外。居住在北疆靠近牧区的乌孜别克族从事牧业,居住在南疆绿洲地区的乌孜别克族从事农业生产。有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任职者,有个体、民营企业的老板,很多人经商有成。

　　在衣食住用行方面,乌孜别克族同样经历了一些变迁。如民族传统服饰已经不再是很多乌孜别克族人的日常衣着,日常衣着已经和内地的汉族等民族没有什么区别,民族服饰只是在家族或本民族重要、重大活动时才穿的符号形式的东西了。从居住模式方面,就以实施定居工程的乌孜别克族牧民来说“, 在传统畜牧业生产条件下,牧民毡房中除了被褥锅碗等基本日常生活用品外,基本别无它物。随着定居带来的社会生产的发展,牧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在定居的牧民家中,我们看到,客厅中有沙发、茶几、衣架,有的还有装饰柜,墙上挂有装饰画、匾,上有烫金的汉文‘招财进宝’、‘恭禧发财’等大字。电视机已基本普及,一些牧民家中还安装了程控电话。卧室中除陈设有传统的带有民族特色的地毯、挂毯、被褥外,有的还有大衣柜、梳妆柜(台) 、沙发床。厨房中,多设有碗柜(橱) ,还用上了石油液化气、电饭锅”[15 ] 。

　　综上所述,由于民族内部矛盾、对外扩张以及商业贸 易等原因,乌兹别克人从钦察草原迁到中亚,又由中亚向四周扩散。整个乌兹别克人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迁徙史。

　　尽管乌兹别克人的迁徙经历了战争和磨难,但是对该民族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形态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正如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克拉克·威斯勒所言:“看来似乎只有一种办法可以防止文化的融合:就是不让它们接触。征服不能做到这一点,除非这种征服就是立即灭绝。之所以如此并不奇怪,正是文化的积累特性及其明显的顽强生命力才需要迅速地移植和传播,或用一个更好的术语说,就是对启示的敏感性。我们现在更清楚地看到,为什么政治边界并不总是文化的边界,因为即使是单纯的接触,哪怕是最敌对的接触,对文化的交流与促进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接触似乎就能加速它的生命脉搏。政治组织通过对其他组织的征服而成长,但是文化征服往往是一种妥协。”[16 ] 一般来讲,当一个民族迁徙到一个新的地区之后,必然与当地其他民族接触和交往,不管迁入者与当地土著居民是和平共处还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其一方或双方在社会文化方面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甚至出现大规模的变迁。乌兹别克人在迁入中亚及中国以后,其社会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其民族传统文化也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当然,民族迁徙不仅有利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也有利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播和相互借取是民族发展的动力。历史上的任何民族,如果被囿于一个封闭的、缺乏互动力的环境中自我发展的话,其发展和进步的速度是十分缓慢的,各民族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借鉴,才是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17 ]

　　[责任编辑:牛海桢] 。

【作者简介】刘有安(1981 - ) ,女,宁夏固原人,兰州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

①本文在指称中国特定少数民族时使用“乌孜别克族”,其他情况下一律使用乌兹别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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