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社会转型理论与实践的悖论及其发展前景---以吉尔吉斯共和国为例

转型理论的缺失与迷误

　　20 世纪90 年代, 吉尔吉斯共和国推行的改革的转型理论, 建立在几个假设的基础之上。这些假设并不总是被明确表达, 但却是被普遍接受的。第一条( 同时也是最主要的) 假设涉及变革方向本身, 主张从变革进程中产生出一种制度秩序, 这种制度秩序总体上或完全地复制当代西方民主社会的制度秩序。这意味着将形成民主代表制、分权、重建司法权、建立宪法审查机构, 建立表达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机制( 这些利益是正在形成中的公民社会的基础) 。遵照这一理论, 在经济领域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革, 借助国家实现企业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 经济管理的非集中化和非垄断化; 建立税收体制。同时, 在国家保障被摧毁后, 还应该以个人利益为基础建立卫生、教育、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 但必须由国家调节等等, 并得到国家支持。与此平行地, 还应该建立实现这些变革的法律机制。实际上,社会体系被完全改革了, 所有的社会领域都必须变革,准确点说, 必须在新的原则基础上实行重大重组。第二条假设认为, 上述所有进程应该同时发生。

　　其理由是西方社会学中传统的社会组织的系统性观点, 即: 某一环节的变革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由系统所规定其他环节的明确变革。这些假设从吉尔吉斯共和国 改革之初起就产生了许多悖论, 在当代社会转型问题研究中比较典型。其中之一, 是目标与手段的悖论, 它表现, 并且继续表现在几乎所有的后苏联国家中; 在这些国家中, 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果断重建, 政治体制日益趋严, 从而阻碍了政治秩序的重建。在后苏联国家的媒体中, 这种现象被视为政权结构危机。该悖论尖锐地表现在1990 年代初期的俄罗斯。1993 年10 月事件, 实际上是消灭了宪法法院, 解散了议会, 也就是说,消灭了( 暂时地) 惟一能够与正在形成中的! 公开的.个人专制政权以及黑暗的影子结构对抗的机制, 终止了业已开始的政治非集权化进程。当时, 在中亚国家中,哈萨克斯坦! 也不能摆脱政权危机.。像其他国家的类似情形一样, 哈萨克斯坦政权危机形式上也表现为行 政权与立法权的对抗。该国在苏联解体四年后, 于90年代中期! 两次解散议会。按照专门举行的全民公决结果, 总统的权力被延长到21 世纪, 等等.。[吉尔吉斯国家权威统治体制的命运是在1994 年到1995 年间确定的。这方面的第一步, 是关闭《政治报》和《自由群山报》。随后, 是议员们和睦地、组织良好地拒绝参加国会会议, 结果是: 要求的法定人数不足、会期转为代表大会, 以及政府“辞职”。在某种程度上, 这种现象涉及几乎所有前苏联范围内新出现的国家, 但是, 每个个案尖锐程度又有所不同, 也各有特色。某些前苏联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类似 变化( 如吉尔吉斯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主要目的在于: 利用社会实验作为已经活跃起来的和有惯性的苏联解体后的改革机制之一。仿造改革( 特指1980 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改革---译者注) 和改革后时期里俄罗斯的现实、或局部复制这些现实( 在吉尔吉斯共和国) , 乃是当代吉尔吉斯斯坦社会经济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许多政治决定( 实行民族货币、拆散国家政权、通过土地私有化立法, 等等) 在吉尔吉斯共和国首先得到核准, 后来在前苏联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起了决定命运的作用。吉尔吉斯共和国推行的! 先进.社会实验被当做一个活跃的范例, 证明苏联解体后改革的必要性和不可逆性。吉尔吉斯共和国前总统阿斯卡尔 阿卡耶夫的顾问安德尔斯 阿斯伦是权威的、最持久的决策者, 苏联改革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 邦、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改革的协调人。他在乌克兰发表文章, 常常举吉尔吉斯共和国作为成功的范例。

　　简单来说, 这些“权威”文章的实质, 大致是: 瞧瞧, 吉尔吉斯共和国已经走在你们前边, 已经有结果了, 而你们已经落后了。但是, 乌克兰“橙色革命”爆发一段时间之后, 在2005 年5 月18 日, 此人( 安德尔斯 阿斯伦) 在%华盛顿邮报&写到: 以尤 季莫申科为首的乌克兰新政府领导人背叛了革命。用他的话说, 乌克兰“试图将大型企业和工业设施再国有化。前政权将退休金翻倍, 现在乌克兰的退休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在将预算人的工资提高了整整57% 之后, 乌克兰新政府只是加重了这个财政包袱。”从各方面来看, 在这种情况下, 乌克兰的问题的实质在于: 不论这个安德尔斯 阿斯伦是否喜欢, 乌克兰新政府哪怕只是为了保住政权, 都不得不推行再私有化或者更有效的社会政策, 换句话说, 必须考虑大多数乌克兰人的利益, 而不仅仅是那些寡头们的利益---.这些寡头多半被一些外部势力支使, 而安德尔斯 阿斯伦就是以这些外部力量的名义说话的。

　　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最初都与类似理论标准不一致。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改革是在缓慢自由化的权威体制框架内推行的。按照某些中国专家的预测,这些国家可能会早于其周边国家实现经济和谐, 因为那里没有解散宏观经济监督和管理结构。 支持这种发展方式的人认为, 通过其他途径难以实现经济向市场结构转型。后苏联国家的许多政治学家和社会问题专家都持这种观点。他们断定, 从极权主义向民主过渡只能经由权威体制。例如, 哈萨克斯坦的一位学者认为, 要接受当代的民主标准, 必须建立权威体制并使其在哈萨克斯坦长期发挥功能, 因为社会还不成熟; 此外, 还有一个原因是由于“某种心理素质”。前苏联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的改革遭到明显失败之后, 类似立场在某些西方专家的著作中也可以见到。比如, 甚至连布热津斯基也曾写到: 应该将韩国、中国的经验运用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他认为,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缺乏强大的市场传统和企业制度结构的国家, 而在中亚国家, 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说法, 这一问题就更加复杂和参差不齐。布热津斯基还引用奥基塔的著作加以说明。

　　奥基塔的著作证明, 在那些自由市场机制不能依赖传统、经验和相应的社会文化的国家里, 政府必须干预经济。不过, 如果这种推断符合实际, 那么, 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就已经丧失了转型进程的所谓民主实 质。过渡进程越快, 它也就在越大的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实际上变成了基本的经济现代化---. 而且, 也仅限于经济现代化--- 进程。

　　这种悖论, 一方面, 是社会现代化和文化转型理论与实践互相冲突的结果, 另一方面, 也是退化主义历史观的结果。按照这种历史观, 自由主义思想的胜利, 在全世界都同样地注定了“历史的终结”。但是, 这些悖论同时也是改革家们失败的原因。用诺贝尔奖获得者乔治 斯蒂格利茨的话说, 其失败的深刻根源在于: 改革者们不理解市场经济和制度改革进程的基础本身。

　　改革使吉尔吉斯斯坦处于灾难边缘

　　从吉尔吉斯斯坦的改革尝试可以判断出, 社会转型的目标是形成这样一种形势: 在这种形势下, 一定的“发展主体”或“消极阶级”( 黑格尔) 可以实现发展功能。比如, 苏联解体后, 知识分子阶层认为企业家阶层是繁荣的保障, 其积极活动要求建立特殊的公共法律空间, 在该空间内, 必须合理调节税收政策和该阶层与其他社会群体、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

　　1. 在上述概念中, 转型理论是一个对建立公共法律空间问题明确宣示观点的方案, 在这个空间内, 市场经济是手段, 而法制国家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条件。

　　2. 对此问题的另一派观点是: 国家对社会经济的集权化管理乃是手段, 而其条件是要具备所谓的“国民思想”( 实质上即国家意识形态) , 形式上具有官方性质, 而内容上则具有动员性质。

　　吉尔吉斯斯坦的自由主义改革直观地表明, 如果社会按照第一种转型理论方案发展, 其信息交流空间充斥着普遍性的新思想的话, 就会导致总体非稳定化的危险。但是, 这些思想没能及时从社会文化( 形而上) 状态转变为工具性( 形而下) 状态。 也就是说, 吉尔吉斯斯坦人( 特别是年轻一代) 关于“像西方一样的美好生活”的理想与现实生活不相一致。该事实在很多方面都导致了人们对当权者态度消极, 特别是在当权者被指责参与了腐败行为的时候。由后共产主义改革特性本身所引起的大众不满, 被各种政治术士、非政府组织和亲西方媒体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橙色革命”中充分利用。

　　此外, 由于吉尔吉斯斯坦传统的社会体制和社会群体的组织原则被摧毁, 也使得形势更加严峻。当然,摧毁传统社会关系的进程, 在国内各个族群和主体民族中所引起的后果是完全不同的。在重建社会的时期里, 吉尔吉斯斯坦一些民族群体严酷的传统社会体制不但得以保留, 而且还得到巩固。在传统的社会体制中, 人是民族、氏族、家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个人因其心理依赖感而与自己的社会群体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行动上则被周围人们的意见推动。个人不可能独自计划自己的活动、独立地选择住所和职业。家庭- 氏族的生产方式造成了稳固的、多层次的等级, 在这些等级中, 不论年龄和地位,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活动内容和行为方式。在这种组织形式下, 社会群体没必要特意去拟定其政治体制的原则, 制订法律并创立机制,监督执法。全社会通过互相期待而监督每一个个体的 行动。人们的行为服从的不是形式上的规则, 而是稳定的关系和传统习俗, 这些习俗在心理机制的潜意识层次上发挥着作用。

　　道德法律规范的形式又是另一种情景, 它不以主体( 无论是社会金字塔的上层, 还是下层) 的内部状况为转移, 在15 年中, 人们试图将其贯彻到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社会体制中。法制权力对公民的内心世界不感兴趣。但是, 其支持者们则认为, 这种冷漠、这种法律上的“冷酷无情”, 绝不是法律原则的缺点。 正好相反,一位作者写到: “法律的人道主义在这方面表现出自己的无差别性, 这正是对每个社会成员无条件的、起码信任”法律人道主义是对个人的基本维度--意志--的信任, 而意志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控和自律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 保持按照法律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体制, 就得到了新的心理机制的保障。人在心理上并未失去与社会的联系, 但是, 这种联系的水平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在不违反规则和文化公式、并将文化转换为人的内心世界之后, 个人活动自由就成为可能。

　　文化从社会依赖性和相互调节的体系变成了内心方式和立场的体系。个人在与人们的交往中, 否定或接受文化, 就形成了个人的自我调节机制。信念和责任感占据了童稚式的恐惧心和羞耻感。物质化了的生硬关系结构被生硬的理想规则所取代。

　　这样, 支持民主制的人们认为, 民主体制要求有自治、而不是被监护的主体。其主要原则是: 主权、独立活动和责任感, 而不是放任和庇护。

　　批评苏联体制的人认为, 与民主不同, 极权主义体制是一种伪宗教结构, 其许多价值都被视为先验的。准确点说, 是一种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的大众信念,即: 社会发展规律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被参透, 我们只能做出自己正确的和惟一的选择, 坚定地走向历史发展进程。生活方式则被一些意识形态神话所笼罩, 这些神话很容易被接受, 因为它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信念:除了解决我们的共同问题和每一个个人的问题以外,历史并无其他目的。换句话说, 生活遵循着一些共同的规则、共同的规律, 这些规律被当作先验的社会、文化、道德存在的基础。每个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是历史进程的体现者, 是共同价值的拥有者。从而人成为新的、目标明确的社会力量的组成部分, 成为其体现者。集体行动作为先验的、有益的事情, 解除了个体的个人责任, 使个人选择变得不再必要, 不再是最佳选择。在集体保障的遮掩下, 任何对个人评价和个人选 择的追求都不再合理, 对其个人不再必要。前苏联人民被动的、决定论的历史意识就是这样形成的。在摧毁了苏联体制之后, 这种从具体的日常生活向抽象的先验论象征和思想的意识形态世界的顺利过渡的可能性也就不复存在。新出现的社会运动和新矛盾越来越难以被业已建立的传统、规则、规范所控制, 而是更多地服从于一些直接的、有活力的冲动。

　　这些进程导致了传统的父道主义-- 社区模式和民族联合体-- 在中亚国家占据主导地位。换句话说, 新的复古趋势-- 新的、后现代文化--- 变得活跃, 综合了传统的家族形式与后传统观念( 这些观念甚至与近代社会的价值理性提法也有很大区别) 。

　　但是, 吉尔吉斯前总统阿卡耶夫当局采取的步骤绝对没有使形式法学原则占主导地位, 相反, 却最大程度地暴露了其缺陷, 这在官僚腐败上层、黑社会、官僚主义政权的努力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1990 年代到2005 年期间, 吉尔吉斯官僚制度自我批准的办法之一,就是将所有的社会功能政治化。

　　在批评官僚制的时候, 必须特别注意其对立宪原则、法制国家的态度。吉尔吉斯的官僚主义是由于当局的政治霸权而产生的, 当局绝不喜欢用规矩束缚自己。规矩是为别人定的, 是为了规范公民社会的各种活动。因此, 阿卡耶夫当局可以违反立宪制原则, 实施官僚主义统治, 竭力缩小宪制原则的适用范围, 或借全民公决之机修改宪法-- 至今都在修改宪法。阿卡耶夫当局的政治霸权最终导致行政体制与政治体制合流, 以及对司法独立的侵犯。显然, 如果诉讼体制没有真正从行政权中独立出来, 宪制原则就不会发挥作用。在吉尔吉斯国家里, 按照国际标准建立起了看似最人道的法律, 而当局却一点都不羞于行其权威体制之实。但是, 前政权官僚体制的主观意志论与真正的国家意志相似之处很少: 国家意志有自身的界限, 并且不让步, 在法律需要的时候非常坚决、强硬。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体制的权威主义官僚希望用不间断的、自上而下的法令, 取代原来对社会生活的自然调节, 来解决所有问题, 无法照料一切事情, 丧失了优先地位, 只顾追逐次要的东西, 却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命令和决议不断增加, 但是, 与此同时, 执行的法令的分量下降却如此之快, 重复性决议、那些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停留在纸上的决议却越来越多。

　　由于丧失国家权力而产生了政权危机, 政权危机又导致了社会不稳定, 但没有引起财政不稳定, 因为吉尔吉斯斯坦财政体制的稳定多半是由对其感兴趣的外 部势力人为支持的, 但是, 在日常生活中, 各种挫折、偏离、变故显著增加。因为从前的社会自我调节机制被割断, 无能的上层国务活动家们的官僚主义监护又不能完全取代这些机制。于是, “熵”进程最终加剧, 阿卡耶夫当局面临完全崩溃的危险。国家无所不能的责任导致纸面上预算不断膨胀, 但是, 大多数预算至今都无法得到保障, 从而产生了预算赤字。同时, 国家的社会服务职能在严重退化, 许多部门日益形同虚设并不断腐化。这种政策在经济方面导致的后果也非常明显: 从1993 年到1996 年间, 吉尔吉斯国民人均获得的美元贷款, 是独联体国家中最多的。仅仅为了稳定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货币---索姆, 每年就要拨出大约一亿美金。1996 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吉尔吉斯提供最大程度的优惠, 并增加了援助额度。尽管如此, 国内的经济形势还是不断恶化。流入吉尔吉斯的资金主要被用于开发国内资源、为运出原料而建立交通运输体系、以及地方精英中饱私囊。低支付能力的需求, 生产联系的削弱, 个别制成品缺乏竞争力, 物质和财政资源匮乏, 贷款以及借款债务的增长, 这一切都割裂了本已十分疲软的国内经济的基础。1992 年, 工业生产下降速度为26. 4% , 1993 年为24. 6%, 1994 年为27. 9%( 也有资料说是将近50%) , 1995 年为50%。到2000年初, 国家的非工业化进程已经结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财产分化, 富人( 3%的国民) 和穷人( 97% 的国民)的对立。吉尔吉斯推行的社会实验导致国家完全依赖西方的资金注入。没有外来补贴, 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已经不能生存。跨国公司、西方国家、俄罗斯联邦、甚至哈萨克斯坦都将吉尔吉斯斯坦地上和地下的资源( 金、银、锑、汞等) 作为放贷的押金。到2005 年3 月25日“橙色革命”之前, 吉尔吉斯共和国最可能的前景就是: 重蹈非洲和拉丁美洲最贫穷国家的覆辙。

　　非西方社会的道路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体制的所有这些官僚主义统治特征主要以理论形式表现出来, 在其他中亚国家也很有代表性; 在分析社会演变问题的时候, 可以认为是通过西化影响制度控制的尝试。总体上可以说, 个人-- 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 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是划分现代型社会( 西方社会) 与传统型社会( 东方社会) 范畴的基础。

　　但是, 西方历史发展进程本身已证明, 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两难处境, 即: 要么在宪制原则范围内的集团利益之争, 要么是无法遏制的毁灭性的混沌状态。不过, 当代世界上发生的、被视为后现代现象非世俗化的那些变化、经济人转化为后经济人, 允许我们做这样的预测, 它涉及在社会群体的组织中道德- 宗教和社会文化因素的普遍加强。

　　上述变动使很多人( 特别是--沙波瓦罗夫和“帕那林) 认识到, 在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相互关系的多元主义原则广泛传播之后, 可以建立新的民主形态。但是, 历史已经证明, 当不同文明走向交流的时候, 会有各种潜在的可能性。在个人或集体的层次上利用自己的优势是人类的天性。许多人正是从欧洲中心论中认识到了西方民主的悖论。在适用西方社会内部关系的时候, 他们歧视一元论原则; 而在适用于外部世界的时候, 他们却又信守一元论原则。直到近来,他们仍然竭力放弃多元主义, 排列世界文化的等级, 将西方模式作为全世界的标准、全人类必由之路放到第一位。

　　因此, 近来有许多人推断, 当代西方社会中社会制度模式的有效性,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抛弃了生态消耗和后工业社会的其他劳动消耗, 以及对边缘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断增长的消费和民事法律觊觎; 这并非偶然。亨廷顿对自由民主制度的稳固性的担忧也属于此类观点: 永远有敌人使我们形成了共同性。或许, 这其中起重要作用的, 是心理分析学中著名的! 排除外来暴力.机制。法国人类学家勒内 基拉尔认为, 社会群体的存在取决于解决“受害危机” 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而在采取了所谓的“替代受害”之后, 其出现就取决于全体一致的集体暴力的对象。在这里, 排除外部暴力冲动, 与“将熵抛到外部、西方的边缘地带”属于同一类型。但是, 西方发展的后经济和后现代阶段的标志, 是早于被歧视的东方经验的文化合法化: 早在叔本华时代, 东方文化的个别文化形式就已被一些西方精英积极地借鉴。建立新的、全球 性民主模式, 与世界文化的非等级化认定联系在一起。

　　在多民族社会中, 现代权力文化可能被定义为一种发展对多元主义和共识的自由主义观念的能力, 它不适用于文化垄断空间内展开的集团和党派之间的相互作用, 而适用于文化间的相互作用。

　　从这一立场出发, 必须重新审视建立符合自由主义要求的国家政权体制问题。因为自由主义国家是对国家暴政和极权主义的激进选择, 自由主义要求的条件是存在社会自我调节机制。因此, 自由主义国家的存在显然不可能建立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之上, 而只能依靠国家暴力。而社会自我调控机制只能经由下 层的积极性而产生和运转, 但这种积极性不是混沌无序的, 它是从道德和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依靠道德、文化传统、精神价值, 以及那些以各种方式保持了社会的文明基础的事物; 防止滑向混乱和分裂, 是自由主义国家的无上命令。从其天性来说, 其基础不可能是灌输那些必须执行的国家意识形态这种人为律条。

　　这样一来, 就必须有这样一种社会机制, 借助这种机制, 个体的存在价值就得到确认、保持和认识。这种机制不能归结为国家强制机关的功能( 这种强制本身也需要获得道义许可) 。作为一种客观机制, 它不是由道义训诫形成的, 也不是由于直接的实际需要和实利主义目的。洛克断言, 对利益的追求使人们分道扬镳,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在不危害别人的情况下发财致富”。全人类统一的基础是“自然法”, 按照自然法, 利益乃是道德的结果。因此, 非实利主义价值观的生产和保存机制, 与文化领域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对我们来说, 或许以下推论更符合多元主义精神和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即: 每一种文明都包含着全人类的宽容价值, 但却是用自己的手段、自己的语言去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