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 世纪沙俄对哈萨克人的思想控制

　　沙皇俄国原先是一个欧洲国家，离哈萨克草原相当远。16 世纪末，沙俄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扩张。17 世纪初，沙俄吞并西伯利亚西部后，便开始侵入哈萨克草原。到18 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时，沙俄已经侵吞了哈萨克的部分土地。以后，沙俄更加快了吞并哈萨克草原的步伐，一方面出动大批军队镇压哈萨克各部的反抗，一方面又诱使哈萨克上层首领向自己臣服。道光二年（1822），沙俄政府授权西西伯利亚总督颁布《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这里的吉尔吉斯即指哈萨克。在18－19 世纪时欧洲人普遍把哈萨克人称为吉尔吉斯，而把今天的吉尔吉斯人称为吉科卡门吉尔吉斯），宣布废除哈萨克汗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可汗制，把哈萨克汗国划分为若干行政区，一切按照俄罗斯的政治制度，由沙俄政府派遣的官员统治。到1860年，沙俄已经完全征服了哈萨克汗国各部并实现了对哈萨克草原地区的军政统治和经济控制。哈萨克汗国从1456 年建立到1860 年灭亡，共存在404 年。［1］（P92）

　　在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的过程中，哈萨克人民掀起了剧烈的抗俄斗争，对俄国的殖民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同时，哈萨克族信仰伊斯兰教，而俄国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督教文化，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使俄国当局认识到，仅用军政手段维持其在哈萨克地区的统治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在思想上控制哈萨克人民。为此，沙俄一方面在哈萨克地区开展俄罗斯式的教育，一方面推行有利于自身统治的宗教政策。

一、沙俄对哈萨克人的教育措施

　　为了向哈萨克人民灌输忠诚于沙皇和俄国政府的意识，俄国当局在哈萨克地区开展俄罗斯式的教育，以此培养当地居民对俄国的忠诚，并为俄国殖民政权基层机关培养人员，达到其边区俄罗斯化的政治目的。为了消除哈萨克人对俄国政权的不信任感，1867 年，俄国的草原特别委员会在其报告中谈到草原上的教育时说：“一般来说，教育的目标 不仅仅是为了教育，而且也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

　　“在吉尔吉斯人中教授俄语，传授有益的知识，通过它一方面可以达到使这个民族与我们亲近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可以消除毛拉们的影响..显然，关于草原上的民族教育问题，具有重要的无可置疑的意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会促使我国政府首先采取措施对吉尔吉斯人进行教育”。“应当对毛拉们的影响范围加以限定，不让他们来教育吉尔吉斯的年轻人，因而凭借此点不仅可以削弱草原上的伊斯兰教势力，而且多多少少也可以使吉尔吉斯人更亲近俄罗斯人。” [2](P274，276)沙皇政策的忠实执行者、19 世纪60－90 年代曾在西伯利亚任职的沙俄军官巴布科夫说：“吉尔吉斯人的真正俄罗斯化只能通过道德和智力上发展这个民族的途径来实现。

　　为了达到这一点，首要的任务是应当提高地方教育水平和广泛发展学校事业”。建立学校的“目的是培养吉尔吉斯乡村学校的师资，这就是使俄国居民与草原居民接近的真正途径” [3](P348-349)。

　　《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还规定由俄国当局在哈萨克地区建立一些学校，哈萨克的苏丹和族长可以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这些学校中读书。“这些孩子在学习识字和算术之后，可以向自己的父母和亲戚提出请求，或根据他们自己的愿望，给他们委任职务。”［2］（P105）这就为俄国在哈萨克地区的基层政权培养了人才，拉拢了哈萨克的一些封建首领和宗教上层人士，从而协助俄国当局进行统治。

　　沙俄创办的学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俄式普通教育，一是俄罗斯—当地民族混合教育。此外，还创办了一批其他类型的学校，如寄宿中学、师范学校、教会学校、农业学校、武备学堂、园艺学校、葡萄种植学校和酿酒学校等等。俄国文化通过各种类型的学校而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当然，为了适应当地的环境，俄国创办的学校也吸取了当地宗教学校的一些特点，尤其是在俄罗斯－当地民族混合学校中，讲授伊斯兰教知识和伊斯兰教法律，而哈 萨克本地的学校也开设了俄语课及其他世俗科目。

　　于是，俄罗斯文化与具有伊斯兰教色彩的哈萨克文化发生了碰撞，尽管俄罗斯文化在此时往往是以殖民文化的面目出现，有时甚至与当地的文化发生尖锐的冲突，但是，它毕竟在客观上传播了文明与知识，促进了俄罗斯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哈萨克本地的许多知识分子正是通过俄国创办的学校而更多地接触到了俄罗斯和欧洲的文明，他们拥有更多的优势，既精通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又熟悉俄罗斯及欧洲的现代文化。俄式教育的创办和俄罗斯文化的传播，给当地传统文化以极大的冲击。如 哈萨克汗王的后代瓦里汉诺夫说：“一些苏丹和富有的吉尔吉斯人将自己的妻子关在如同闺房般的帐篷里..吉尔吉斯人有时甚至在自己孩子尚处于摇篮之时就已为他们订了婚。在我看来，这种习俗是可以改变的..现在大量的关于婚姻案的诉讼说明伊斯兰教法已完全无力对抗日益发展的新的习俗，利用宗教法庭出现的问题，可以对我们草原上的宗教机构进行彻底的改革。”[4]（P71-74）这说明俄罗斯教育的确起到了对哈萨克民族移风易俗的作用，而受过俄罗斯教育的瓦里汉诺夫本人也认识到了本民族的一些不足之处，并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

二、沙俄对哈萨克人的宗教政策

　　早在哈萨克汗国时期，伊斯兰教已传入哈萨克人中，但是在普遍接受伊斯兰教之前，哈萨克民族中还保留着浓厚的萨满教色彩。巴布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引用了东方学家格里果里耶夫教授的话说：“在上一个世纪几乎所有的吉尔吉斯人都是萨满教徒，而且直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还有很大的一部分仍旧是这种教徒。” [3](P53) 伯希和也指出：“18世纪的哈萨克人虽然名义上是伊斯兰教徒，但却对伊斯兰教一窍不通，甚至连穆罕默德先知本人的名字也闻所未闻。”［5］（P163）那么，伊斯兰教为什么于19世纪在哈萨克人中广泛传播并且排斥了萨满教而占据了主导地位呢？原因之一就是俄国对伊斯兰教的扶植政策。他们为了控制化外之民，极力宣扬伊斯兰教更能起到道德感化的作用。

　　同时，哈萨克人毕竟已经开始信仰伊斯兰教，作为征服者的俄罗斯人毕竟是“外来人”和“异教徒”。

　　沙皇政府通过在哈萨克人中提倡伊斯兰教，甚至拨款给哈萨克人建造清真寺，自然能够博取哈萨克人的好感乃至“信任”，从而实现其殖民统治的真正目的。的确，由于沙皇政府的这一政策，伊斯兰教在哈萨克人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瓦里汉诺夫说：“从1822年建立一批州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 由于政府的关心，伊斯兰教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在每一个阿乌勒都有毛拉和流动的高级宗教学校。如果谁不坚持三十天的把斋，并且不一天做五次乃玛孜，他就再也没有发言权，也不会得到同族人的尊重。”［6］（P303）当然，沙皇政府一方面在哈萨克人中提倡伊斯兰教，另一方面则加强对伊斯兰教的监督与管理。

　　1868年的《草原地区临时管理条例》中规定：“毛拉们有权教授当地居民识字，有权建立隶属于清真寺的学校，但均应由县长来决定；清真寺和附属于清真寺的学校的维持费以及毛拉们的生活费均由吉尔吉斯公社来负担，但公社无权强迫向不愿参与此事的人征收费用。”[2](P340)看来，俄国政府对隶属于清真寺的学校的事务规定是非常严格的，对毛拉们也进行比较严格的监督。

　　俄国统治者在宗教方面对哈萨克族采取的积极提倡而又加强控制的政策，使伊斯兰教在该民族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无论俄国统治者对伊斯兰教是提倡还是控制，是极力拉拢还是不干涉，目的只有一个：使当地居民臣服俄国的统治，效忠沙皇。

　　俄国政府还建立了许多隶属于清真寺的宗教学校。随着伊斯兰教在哈萨克地区的广泛传播，伊斯兰教最终在哈萨克民族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传统的萨满教已融入到了伊斯兰教之中，成为人们生活习俗的一部分。

　　俄国统治者把自己装扮成“穆罕默德教义的热烈的宣传者”，希望借助于宗教学校向当地居民灌输忠诚俄国的思想，但是俄国当局采取的对当地宗教学校加以种种限制、干预的措施并未奏效。这就迫使沙皇政府对哈萨克人的伊斯兰教事务进行严格监督和管理的同时，也采取了另外一些措施来加强对哈萨克人的控制与管理。他们一方面在哈萨克草原地区开办学校，进行俄罗斯化的教育，另一方面则极力在哈萨克人中宣传基督教教义，以促使更多的哈萨克人皈依东正教。因为他们认为伊斯兰教传教士敌视基督教，也敌视欧洲文明，这种“狂热的伊斯兰教无论是对基督教传教士，还是在那里公开传播基督教，以及对于社会秩序来说，都是很危险的”［7］（P501-502）。

　　为了使哈萨克人皈依东正教，俄国统治者想尽了一切办法。如1854年加斯弗尔德总督向沙皇尼古拉一世建议：“要在吉尔吉斯人中推行一种形式稍有变更的伊斯兰教，作为向基督教过渡的宗教”，加斯弗尔德将其称为“中间宗教”［3］（P52－53）。还有一些官员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如果我们传播基督 教应当非常谨慎的话，至少开始必须采取准备性的行政措施，以便吉尔吉斯人皈依基督教。这些措施包括：给吉尔吉斯人土地上或其它方面的优惠，给予那些新接受基督教的教徒们以金钱上的帮助。后一种办法在我们看来，会带来非常重要的益处，它无论对在吉尔吉斯人中传播基督教也好，还是对保证社会秩序，以及消灭上层集团的对抗行为，都是极为有益的。”［7］（P501-502）俄国当局的想法实现情况如何呢？的确，在俄国政府的努力下，一部分哈萨克人信仰了基督教，如19世纪60年代初期，瓦里汉诺夫谈到：“在一些哥萨克村镇，几乎一半的居民都是受过洗礼的吉尔吉斯人。例如在亚梅舍夫和奇斯达亚及其它一些地区都是如此。”[4]（P73）但是，从总的情况看，俄国在哈萨克草原地区推广基督教的成效并不明显，毕竟，对于已经接受伊斯兰教并保持着自己固有文化传统的哈萨克民族来说，仅凭行政手段或强迫的办法使之改奉东正教，是不可能立即奏效的。因此，在哈萨克草原地区信仰基督教的绝大部分仍是哥萨克人、俄国军政官员和俄罗斯移民。沙皇政府花费了巨资在哈萨克人中宣传基督教，但哈萨克人皈依东正教者仍寥寥无几。哈萨克民族与基督教关系的情况正如巴布科夫所承认的：“根据现有的材料，吉尔吉斯人近来几乎没有加入东正教，例如1900年只有58人领洗，而教会却花费了27260卢布。” [3](P348)

　　作者简介：高汝东（1974—），男，山东沂水人，历史学硕士，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西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白照兰（1976—），女，山东沂水人，山东省沂水县第三中学教师，从事高中历史教学与研究。

　　参考文献：
[1]姜崇仑.哈萨克族历史与文化[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2]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哈萨克斯坦政治制度史资料集：第1卷[M].阿拉木图：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1960.
[3]巴布科夫.我在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下册[M].王之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4]瓦里汉诺夫.关于草原上的伊斯兰教[A].瓦里汉诺夫文集：第4卷[M]. 阿拉木图：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1985.
[5]伯希和.卡尔梅克史评注[M].耿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4.
[6]瓦里汉诺夫.南西伯利亚各部落历史札记[A].瓦里汉诺夫文集：第1卷[M].阿拉木图：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1984.
[7]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18－19世纪哈萨克与俄国的关系：文书与资料集[M].阿拉木图：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