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泛亚桥头堡群建设的战略研究

(杨玉珍、杨洋：河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河南新乡 454003；任贯中：河南科技学院数学系，河南新乡 453003)

　　摘要：建设中国泛亚桥头堡群，促进亚洲次区域合作是全球化、市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趋势，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深入推进、改革开放重心由沿海向沿边扩展的必然要求。为此，应综合分析区位、资源等优势，以“威海”为中心，依托山东半岛，打造东亚东北亚区域合作桥头堡；以“北部湾、昆明”为两核，形成东南亚、南亚合作桥头堡；以“喀什”为中心，依托新疆腹地，打造中亚桥头堡。使泛亚桥头堡群承载作为国际物流与商贸中心，推进产业互补与合作，实施多元融合与交流，尝试创新国际新规则等功能；通过产业创新平台构筑、合作模式磋商、货币双边互换、文化创意共享等路径推进其建设。

　　关键词：泛亚桥头堡群；次区域合作；区域战略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363(2011)02-0012-04

　　当今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仅依靠一国内部资源已很难保障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一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接受其他国家资源要素的空间扩散或者向其他国家拓展市场。建设泛亚桥头堡群，积极参与并推动次区域合作是中国新周边外交和新区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中国自身区域发展战略，也为亚洲整体发展提供了机遇。

　　1 问题提出的理论依据和现实背景

　　建设泛亚桥头堡，进行次区域合作有相关理论支撑。一体化理论认为广泛的次区域合作产生的累积和扩散效应可以渐进地抬升区域一体化的程度，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1］。产业区位理论认为次区域合作可以实现产业的分工与协作，充分发挥各国比较优势及互补优势［2］。新经济地理学认为，跨边界次区域合作可以改善边境地带由于政治属性而被扭曲的边境市场，降低运输成本，提高集聚度，使边界效应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缩小边境地带经济与中心地带经济的差距［3－6］。全球化理论认为国际上的竞争从国与国之间转为区域板块间、城市群间的竞争。 中国等亚洲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及亚洲板块的崛起也必须以区域合作理论为指导，建设泛亚桥头堡，加强区域合作，形成区域内经济循环机制。

　　建设泛亚桥头堡，进行次区域合作有其现实诉求。从国际环境看，近年来，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双重推力下，区域一体化加速，国际协调与合作成为一种大趋势，欧盟、北美、阿盟、东盟等各种国际区域协调此起彼伏，国际性产业协作、国际贸易规则协调与创新、甚至国际区域安全提上日程，为我国区域外向化、泛亚区域合作及多种国际选择提供了机遇。建设泛亚桥头堡群，寻求 “高密度、短距离、低分割”下地理空间一体化，发挥市场力促进产业集聚、人口迁徙和专业化分工成为亚洲区域经济地理的关键点。从中国国内发展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中国开放的战略重点也由沿海向近海、沿江、沿边及内陆城市延伸［7］，开展联系密切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格局是必然趋势。

　　泛亚桥头堡群指以威海为中心，依托山东半岛，面向东亚东北亚区域合作桥头堡；以北部湾、昆明为两核，形成东南亚、南亚合作桥头堡；以“喀什”为中心，依托新疆腹地，打造中亚桥头堡。交通及节点优势，实现产业互补，联动国际国内市场，推进亚洲区域共同发展。

　　2 泛亚桥头堡群建设意义及区位分析

　　2．1 以威海为中心建设东亚经济合作桥头堡

　　山东半岛地处中国东北、华北、华东的交界地带，拥有广阔的腹地，资源丰富；位于黄、渤海的交汇点上，靠近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处于国际和国内两个交通辐射面的集散点位；与中国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北京紧密相连，能够形成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相互依托和优势互补关系，区位优势突出。在山东半岛中，威海占据着最佳的地理位置，地处山东半岛的最南端，是环渤海“C”形经济带的断点之一，扼守着中国北方的门户。威海是中国大陆距离韩国最近的城市，最近处距离仅为93海里，便于打入国际市场，在山东乃至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占据重要位置，是山东半岛与东亚经济合作的“桥头堡”。因此，打通威海和韩国西海岸之间的海底隧道和大连到烟台间的烟大海底隧道，构建跨国综合物流体系，率先在威海设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以威海桥头堡建设为核心，以青岛、烟台为两翼，开启中、日、韩三国之间环黄海区域经济合作，带动胶东半岛城市群发展，将山东半岛由离岛经济跃升为枢纽经济，辐射京津冀地区，成为联系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与东亚经济圈等各经济板块的纽带，对中国未来发展，参与东亚及亚太地区发展总体战略，增加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

　　2．2 建设北部湾、昆明为“ 双核” 的东南亚、南亚桥头堡

　　北部湾经济区地处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是我国西部大开发中唯一的沿海区域，也是我国与东盟国家既有海上通道、又有陆地接壤的区域，区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突出［8］，具有打造东南亚区域合作桥头堡的区位优势和时代机遇，着力建设面向东盟的区域性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信息交流中心、交通枢纽中心、金融中心是必然趋势。而云南昆明位于中南半岛、南亚和中国大陆经济板块的联节点，又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腹地，更是第三亚欧大陆桥重要枢纽所在，是向南亚开放，连接东南亚、南亚的桥头堡。依托“北部湾经济区“和“昆明”为双核，实现拥有 10 个国家、约 5．6 亿多人口、充满活力的东南亚市场，拥有7 个国家、约13 亿人口的南亚市场，拥有广阔腹地、约 13 亿人口的中国市场等 3 个巨大市场的联动，培育新的国际经济增长极，加速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产业融合、文化交流。

　　2．3 围绕喀什经济特区形成中亚桥头堡

　　新疆是东亚通往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必经之地，在中国向西开放战略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战略中枢，是我国拓展国际空间的重要节点和战略突围点，把新疆建设成辐射中亚的经济政治桥头堡，对我国在整个中亚乃至在全球经济博弈中获取最大利益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喀什是祖国的西大门，是深化向西开放的门户，周边与 5 个国家接壤毗邻，有 6 个国家一类口岸对外开放，是中亚南亚各国加强与中国经济合作，及中国内陆企业进入中亚、南亚市场的有利枢纽。随着“新疆喀什·南亚中亚 商品交易会“的成功举办和中吉乌铁路和中巴铁路项目的提出和实施，喀什的区位优势凸显，可利用其独特的地缘区位条件，抓住中国喀什经济特区建设的战略机遇，把喀什建设成向西出口加工基地和商品中转集散地，进口能源和稀缺矿产资源的国际大通道，走出去开发能源资源和开拓国际市场的新欧亚大陆桥，全力将喀什打造成中亚南亚经济圈的国际性中心城市，使其成为中国向中亚、南亚、西亚开放的桥头堡。

　　3 泛亚桥头堡群建设的功能定位

　　桥头堡群不仅是物流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也应是要素交流融合、产业分工协作、经济合作开放的平 台，更应是规则与区域合作制度创新的衍生地，承载多元功能。

　　3．1 建成国际物流与商贸中心

　　桥头堡融国际物流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国际商贸中心为一体，泛亚桥头堡群的定位应立足亚洲各国多方合作与发展，提升信息服务功能，打造世界级新闻、政务、经济、文化、旅游、生活、商务、互动资讯中心，打造高效率、大容量的信息服务平台，营造亚洲及中国发展环境和社会氛围，吸引各国投资、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服务官、产、学、研、创( 创业中心、创业机构) 、金( 金融中心) 等多元大众。搞好国际对接与联系，建设电网、通信 网、互联网以及物联网的“网港”和煤、石油、天然气运输和贸易的“管港“，形成通畅、便捷的能源贸易、交通运输和信息网络。依托信息化、网络化，构筑 21 世纪国际新经济合作平台，逐步实现次区域合作的信息通、市场通、法规通、配套通、物流通、资金通、人才通、技术通、服务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区域跨越式发展。

　　3．2 推进产业互补与协作

　　发挥亚洲各国互补性，实现产业的分工与协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加深和经济一体化。总体而言，东亚、东南亚、南亚各国国内市场狭小，其资源和产品需要通过贸易等渠道输送出去寻求经济发展腹地，并获得更 大的发展。中国庞大的市场、充足的劳动力和资本对东亚、东南亚、南亚各国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具体而言，东亚中日韩之间，中国和日本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两国战略资源各有优劣，中国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甚至资本资源方面高于日本。而日本在知识技术资源与国际资源方面要明显强于中国，双边互补性特征突出。中韩工业品则在很大程度上互补，如韩国在电子、机械制造、造船业上具有优势，而中国轻工业品、日用品处于领先地位，中日韩三国间较强的产业结构互补性为贸易奠定了基础。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 国之间，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的农产品丰富，在农业密集型产业方面有竞争优势; 文莱、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矿产品充沛，在矿产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竞争优势; 印度软件业发达; 中国在纺织业、制造业上优势突出。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中亚国家战略地位突出，油气资源丰富，可以成为我国能源后方基地，而我国轻工纺织、食品工业优势可以满足中亚各国对蔬菜、肉制品、机电产品的需求。通过占据产业链不同位置，有效规避中国、东南亚、南亚、中亚各国之间的恶性竞争，通过产业上的互补与协作，实现协同发展。

　　3．3 实现融合与交流

　　通过泛亚桥头堡群的建设使先发带动后发，使区域经济社会在“融合、流动、专业化”过程中得到快速发展，完成极化，进而衍射周边地区，走“非均衡增长、和谐性发展“的道路。加速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各国产业的团聚，形成高密度下的人口、产业集聚区，通过密度的增加实现财富的增加和创富机会的增加。加速流动性，即缩短距离，提高人口等生产要素跨国界的流动，通过海陆空基础设施的强化，衍射周边，连接时空，形成 1 h 经济圈—3 h 经济圈—全天候经济圈，增加活动半径。提高专业性，即不分割建成国际物流中心和贸易 集团基地，形成区域板块间的连接点，区域经济板块隆起的极点。构筑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各国文化融合、产业团聚、人口集中、土地集约的平台，加速泛亚区域性融合、人口等生产要素流动，共享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开放红利，在区域经验和教训的有力结合与碰撞中，引领亚洲区域的共进步、共发展。

　　3．4 尝试国际规则创新

　　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创新成为重中之重，寻求区域合作的新制度、新规则，对区域的共同发展和全球地位的提高，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美国通过制定和适时改变全球规则，获取了全球化进程的巨额红利，并能够成功 的转嫁危机，让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其经济危机埋单。当前，美国等先发国家利用强势货币的霸主地位和科技上的领先优势，试图对全球产业价值链进行立体分工，将中国、东南亚、南亚等国置于价值链的低端，成为其资源、能源供给地和加工制造基地。通过桥头堡群自由贸易区、陆港经济区、经济特区建设，重新制定区域合作规则，促进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与中国全方位交流，实现产业的高端化和区域整体发展。例如，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产业融合示范区，规则上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关税减免或零关税，以政策和制度的设计拓展泛亚区域经 贸、文化、政治合作，率先实现泛亚区域规则的突围，影响和改变当前大国游戏中的不利局面。

　　4 泛亚区域合作推进策略

　　泛亚区域合作离不开制度的创新与政策的设计，只有不断引入新的管理理念和合作模式，不断寻求产业创新与政策协调的路径，才能推进泛亚区域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图 1) 。

　　4．1 构筑产业创新支撑平台

　　次区域合作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初级产品贸易或者易货贸易的低层次上，而应该以制造业的合作为主，并逐步向服务业的合作过渡，加强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发展和培育创新创业资源，在国际合作研发、政府政策支 持、规模化融资服务、开放型的市场关系、信息与知识共享、资本与人才流动等方面构建产业的技术创新平台、技能扩散平台、创意衍生三大平台，围绕 3 个平台提供政策支撑体系、金融创新体系、创新共享系统和信息共享系统，以形成广泛合作、共同进步的良性循环，催生新技术、新技能、新创意，不断形成新产业，产业集聚形成产业集群，实现产业结构更新与升级。

　　4．2 进行制度规则磋商

　　制度和规则的不规范已经成为制约次区域合作的主要因素之一。加强制度建设、进行商业规则磋商、探求不同的合作模式是次区域合作的当务之急。各国科 研机构应该加强对次区域合作的综合研究，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更好地开展周边国际区域合作提供咨询。不同的次区域采取不同的合作模式，东亚受国际政治因素影响，特别是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确定性，应循序渐进，以地方政府合作为突破，形成双边或者三边自由贸易区，促进物流、人才流动更加顺畅，提高山东半岛吸引外资的能力; 南亚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应当以多边合作为主，在交通、旅游、能源、贸易、投资和禁毒等方面开展合作; 中亚的合作以双边合作为主，通过能源开发项目，提高经济合作水平，同时扩大边境贸易、旅游等方 面的合作。

　　4．3 推进货币双边互换

　　当前，单一美元为国际货币进行结算及当作储备的缺陷越来越大。实现次区域合作中货币互换，加强国际间的监管，扩大国际货币种类，成为规避美元滥发和贬值的有效措施。东南亚、南亚、中国合作应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提高货币互换的额度，完善货币互换机制，以货币互换的开展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双边乃至多边经贸发展，降低交易时间和成本。加快现代金融业的发展，支持各类金融机构机制、体制、服务创新，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体系。提高 金融服务水平，加强与东亚、东南亚、南亚国家在跨国清算、金融业务、金融监管相互协助机制的合作，进一步完善金融救助机制; 加强在金融监督和预警方面的合作，可设立金融监督与预警机制框架; 加强货币汇率对话机制合作并及时通报汇率政策的重大调整，为本区域经济贸易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鼓励国内外金融机构在三大桥头堡扩展业务，建立区域性货币基金和货币交换机制，共同构筑亚洲金融安全网。

　　4．4 实现文化创意共享

　　实践证明，会议、会展等文化交流活动是达成社会、企业、政府次区域合作共识的有效途径。因此，各成员国要加强协调沟通，开展会议、会展等文化创意层面的筹备工作。应开发建设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与中国民族手工艺品国际博览会; 建设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与中国民族传统歌剧艺术节; 组织东盟、中日韩与中国国际电影艺术节; 设立中日韩、东盟与中国动漫产业合作发展中心，拓展经济文化的产业链，提升东亚、东南亚、南亚及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举办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的高层次论坛，提升论坛质量，整合论坛资源，落实论坛成果，将论坛从文化氛围营造转为推进务实合作的方向，形成全国东亚、东南亚、南亚论坛的聚集地。通过论坛、会展、传媒等促进亚洲各国文化创意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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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务院委托项目(1760900020)

　　作者简介:杨玉珍(1984－)，女，河南新乡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规划研究，(E-mail)yuzhenyang110@126．com。

Yang Yuzhen1，Ren Guanzhong2，Yang Yang1

( 1．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4003，China;

2．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nxiang 453003，China; )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n-Asian bridgehead group of China and the Asian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are necessary requirements under the promotion of globalization，market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and also deepen the opening up strategic of China and the expans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from coastal areas to the border areas．Exerting advantages of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resources，making Weihai as the center，relying on the Shandong Peninsula，to construct regional cooperation bridgehead of Northeast Asia and East Asia; making “North Bay，Kunming，”as the two cores，to form cooperation bridgehead of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making “Kashi”as the center，relying on hinterland of Xinjiang to build the bridgehead in Central Asia．Pan-Asian bridgehead groups carry multiple function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and trade center，promoting the industrial complementarity and cooperation，implementing multiple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and trying to innovate new international rules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building paths include constructing innovation platform，discussing cooperation model，the bilateral currency swaps and sharing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Key words: Pan-Asian bridgehead group;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strate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