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民族视角下新疆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高汝东：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新疆 阿拉尔 843300)

(宋德志：山东省沂水三中，山东 沂水 276400)

　　摘要: 适逢加快跨越式发展良机的新疆，在祖国这个大家庭内，继承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传统，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保障下，具备了处理跨界民族公民意识与族别认同微妙关系的能力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各种有利条件。但重要战略地位刺激下某些国家不可告人的目的、“三股势力”的活跃、周边主权国家较为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对新疆跨界民族公民意识与族别认同产生的不良影响以及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滞后等因素又使新疆非传统安全形势异常严峻，还需要我们去积极 应对。

　　关键词: 新疆; 跨界民族; 非传统安全

　　中图分类号: G127． 4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 3969/j． issn． 1009 －0568． 2011． 01． 0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08ASH008)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 09XMZ011)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8XYY005) 。

　　作者简介: 高汝东( 1974 － ) ，男，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非传统安全研究。 E － mail: gaord@126．com

The Favorable Conditions and Unfavorable Factors in Xinjiang in Dealing with Non － 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in View of Trans － boundary Nationalities

Gao Rudong1 Song Dezhi2

(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Arts，Tarim University，Alar，Xinjiang 843300)

( 2 No． 3 Middle School of Yishui Shandong，Yishui，Shandong 843300)

　　Abstract Facing with the good opportunities of leap － forward development，in the big family of motherland，with the heritage of the tradition of "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Xinjiang is now equipped with the abilities of handling with the subtle relationships of citizenship awareness and nationality identity and various favorable conditions of dealing with non － 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On the other hand，the situation of non － traditional security in Xinjiang is extremely severe due to “the Three Vices”，nationalism of the surrounding sovereignties，weak environment and the lag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Xinjiang; Trans － boundary Nationalities; Non － traditional Security

　　近些年来，在恐怖主义、金融危机和重大自然灾害的挑战下，非传统安全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在除传统的政治、军事、外交冲突之外的对主权国家和人类整体生存、发展构成威胁的诸要素中，各个国家应对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就总体上而言，民族分裂势力无疑是我国当前最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而“三股势力”活跃、经济发展滞后、生态环境恶化、跨界民族( 本文将“跨界民族”定位于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三个民族) 问题复杂的新疆，因其战略地位的极端重要性而一直为某些国家所觊觎，特别是它们善于利用跨界民族在公民意识与族别认同上的敏感性大做文章，“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必须审慎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既不能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又要看到形势的严峻，实事求是地从跨界民族角度分析新疆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1 有利条件

　　1． 1 新疆跨越式发展的良好态势增强了各跨界民族的国家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就高度重视新疆工作，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新疆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使天山南北发生了沧桑巨变。今年五月中央召开的新疆工作专题会议，对支持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优惠政策和措施，新疆迎来了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这次会议把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看作是做好新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各族群众会更多地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从今年开始，新疆的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既要支撑经济增长，更要让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新疆 2009 年财政用于民生支出的就达946 亿元，年增长 30． 4% ，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七成之多。而 2000 年民生方面财政支出仅 70 亿元，才占当年财政支出的三成多。新疆财政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持续大幅度增长，在新疆经济发展史上并不 多见［1］。

　　众所周知，跨界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以自己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发展形势的对比。新疆跨越式发展的大好形势，形成对周边国家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相对优势，增强哈萨克、柯尔克孜和塔吉克等跨界民族的中华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而内地众多省市的对口大力支援，也使他们真正感受到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增强其对祖国的认同和忠诚，从而为维护民族团结和抵御民族分裂主义牢牢地奠定根基，为应对各种形式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提供可靠保障。

　　1． 2 “和而不同”的优良传统为包括跨界民族在内的多民族交往提供了宽松的文化环境

　　“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际上就是这种文化精神在制度上的体现，它不仅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政治上当家作主的地位，而且也尊重了其文化选择权利。新疆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以及其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广阔大舞台的地位，使这里自古就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多样性的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也是人类能够应付各种复杂情况、迎接各种挑战的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因此必须全力保存这种文化多样性［2］。”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政策充分尊重了新疆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没有因为跨界民族与周边某些国家的民族同源性而有意去改造其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事实上，尽管周边有着以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族为主体的主权国家，但把我国的跨界民族看成是“文化群体”而尽量减少“政治群体”色彩的理念和实践，既有利于减少不同民族文化的摩擦和冲突，又能在政治上增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从而为实现边疆的安全提供和谐的文化氛围。我国治理新疆的这一宝贵经验已为西方人士高度赞叹: “在一个不断爆发文明冲突、宗教摩擦不断的世界里，新疆却成了一个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共存以及彼此促进之地。……如果相互间得到正确理解的话，文化之间的差异还将是和谐之源［3］。”

　　1． 3 “优态共存”的社会共识和时代潮流对国际环境的积极影响

　　非传统安全是一种以人为中心、以认同为基础、以非军事对抗的生存场域为背景的和谐状态。这种和谐状态以个人的“安全认知”与社会的“安全认同”为前提，以生存的“安全场域”为标志［4］。而传统安全是指“主权国家如何抵御外来军事干涉和入侵，防止核战争以及维护民族独立领土完整方面的问题［5］”。在战争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和非军事威胁不断上升的事实面前，人们开始强调安全的多样性以及安全行为主体的非国家性。在严峻的具有明显跨国性特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面前，人们认识到必须共同来应对，以追求人类共同体的“优态共存”，使地球成为文化多样性的“和而不同”的安全村落。传统那种“你安全我就不安全”或“你不安全我才安全”的损人利己的思维模式和“你不安全我也不安全”的害人害己的混蛋逻辑越来越受到挑战，而“你安全我才安全”的思想逐渐成为非传统安全语境下全人类的伦理追求。

　　虽然“9·11”事件后美国成为咄咄逼人的中亚“新贵”，俄罗斯也不甘心其没落的传统势力，日本 也在积极展开自己的“中亚攻略”，但大国博弈的疲劳感也已初见端倪。同时，身处“大博奕”舞台中心的中亚国家，必然要实行务实的多元外交，同各大国进行巧妙周旋，以为自身谋取最大的利益。不论中亚局势如何变化，某一个国家不可能单独主宰中亚，即使强势的美国都无法在中亚呼风唤雨。中亚局势的变化将由多种“合力”来决定，中国无疑是这种“合力”中的重要力量。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中亚各国建立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良好关系使其在中亚的影响稳步提升。中国海纳百川的胸怀和 “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赢得了周边国家的信任，使它们在大国的博弈中更借重中国，各跨界民族也从周边国家和民族对中国的青睐中获得更为强烈的大国自豪感和自身安全体验。在非传统安全的合作领域中，对“优态共存”的追求正切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这一道德“黄金法则”的诉求。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生存优态只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共同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才能实现，而中国在反恐、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等方面的积极合作就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非传统安全的“优态共存”战略的主动实践，而某些国家也 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和人类诉求，对“优态共存”做出无可奈何的认同。

　　2 不利因素

　　2． 1 “三股势力”活跃

　　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三股恶势力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极易在跨界民族问题上大做文章，成为影响新疆乃至整个中国稳定的最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9·11”事件后，“东突”组织将其骨干分子隐蔽起来，宣称以后只进行非暴力的政治斗争。新疆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是“所谓‘三股恶势力’，它既反映出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条件下思考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走向，也间接表达了中亚一带国家类似麻烦的定位［6］。”“7·5”事件再次证明三股恶势力已构成新疆最紧迫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三股势力”通过各种手段与具体国家、民族、宗教挂钩，积极扩大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跨界民族问题有时和“三股势力”密不可分，如“与我伊犁地区接壤的阿拉木图州、与我南疆接壤的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州、纳伦州和奥什州( 费尔干纳盆地) 、塔吉克斯坦的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等边境地带，正是近年极端势力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7］。”

　　2． 2 周边主权国家较为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

　　冷战结束后，周边国家较为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对新疆跨界民族的公民意识和国家认同产生了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如哈萨克斯坦曾经号召世界范围内的哈萨克人“回归祖国”，这可能助长中国境内哈萨克族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民族主义复兴，普遍强调主体民族的地位和民族自豪感，号召国外同族“回归祖国”，并为从别国“回归”的主体民族提供优惠政策，使得新疆的跨界民族问题更加复杂化。新疆有的哈萨克人还把哈萨克斯坦看成是自己的“祖国”，比如有时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大学生打架，这本来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不涉及民族问题的事情，但前者却因为在中亚有一个以自己民族为主体的主权国家而“骄傲”，并以此“贬低”没有以自己民族为主体建立起主权国家的维吾尔族大学生。当然这是少数情况，但跨界民族在公民意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上的复杂性决定了周边国家民族主义思潮对其消极影响的可能性还是长期存在的。

　　2． 3 生态环境脆弱

　　新疆气候干旱，自然条件差，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生态环境尤为恶劣，缺水现象极为严重。即使在北疆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使伊犁大草原面积减小，不少优质牧场退化。与此同时，因牧场、绿洲土地和矿产资源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引发的民族之间或民族内部争夺有限资源的纠纷增多，而因生态环境恶化所导致的贫困更容易使跨界民族与其他民族形成对比。近些年来，生态移民、牧民定居等大大改变了原来各跨界民族的人口流布和资源分配格局，生产生活方式和利益追求形式的转变对原先的民族心理形成一定的冲击，甚至诱发民族心理的失衡，造成民族关系的紧张，构成非传统安全问题。同时，有些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将非传统安全问题与跨界民族问题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如伊犁河水资源的利用，伊犁河不仅是新疆众多民族的母亲河，也是哈萨克斯坦境内各族人民的故乡河，在新疆境内的上游河水污染直接影响到哈萨克斯坦的利益。从传统安全角度来看，双方只要不越国界使用，两国就算实现了河界与国界的安全。

　　但是近些年来随着上游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局部地区的水污染严重，因此影响到哈萨克斯坦人民生产生活用水的质量，此类问题已经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了。

　　2． 4 经济发展仍然相对滞后

　　由于历史的和自然的原因，新疆跨界民族居住地区经济发展与内地还有较大差距。跨界民族在看待自身发展上有更多的参照物，它不仅善于同本国的其他民族特别是主体民族做比较，还容易与国界另一面的同族形成对比，与任何一方的差距都可能触发民族情绪。有幸的是，新疆的跨界民族在祖国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还基本能对邻国形成相对优势。但是，在内地一般的社会问题对新疆跨界民族而言可能形成较为严重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困等问题，极易为“东突”分子宣扬为“民族问题”并将其国际化和政治化，成为他们诬蔑党和政府、宣扬民族分裂、赢得异国政府和同族“同情”与支持的口实。况且，近些年来，中亚经济发展也不平衡，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的发展形势相对较好，并能给“回归”其国的哈萨克族提供各种优惠条件，一些思维定势地认为异国的同族理当为自己做点什么的民族同志可能对其在中国的处境产生“动摇”。

　　3 跨界民族视角下新疆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对策

　　3． 1 加快跨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只有加快跨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才能形成对周边国家的比较优势，增强跨界民族的国家优越感，这是在跨界民族问题上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最根本的一条。苏联解体后，许多哈萨克族同志前往哈萨克斯坦，这固然是民族主义倾向导致的，但是也与哈萨克斯坦在中亚的相对发展优势有关。相比较而言，我国的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迁往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人数就大大减少。在大力支持跨界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同时，要根据这里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大力发展具有民族特色和区域特色的各种产业，加大边贸事业的开发力度，充分利用跨界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利用跨界民族与邻国的民族感情和文化联系积极拓宽交往渠道，以“利国、富民、睦邻、安邦”。

　　3． 2 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并彻底批判关于民族问题的错误主张

　　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这是中国在国际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严正立场。对民族分裂主 义的打击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上，要正确认识和批判西方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三种典型主张: “民族自决权至上论”、“一族一国论”和“新干涉主义”。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而且许多民族跨界而居，无限夸大民族自决权的理论必然会导致相应国家的混乱，而主张国家在民族结构上“纯粹”和“单一”的主张更是无稽之谈，打着“人权、民主、正义”幌子的“新干涉主义”又干了哪些“正义”的事情呢? 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也没让我们看到给当地人民带来什么福祉。对于宗教极端主义，就全世界范围而言，或许有时是宗教领域内的思想分歧或斗争，但在新疆，从建国以来的反分裂斗争的实践来看，不搞民族分裂的宗教极端主义还是没有的，一定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清除宗教极端主义对三个信仰伊斯兰教的跨界民族的不良影响。

　　3． 3 培育公民意识和文化认同

　　我国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但对国家的认同感并非仅仅通过经济发展就能自然地使跨界民族牢固确立的，这就要发挥国家和社会的引导和教育功能，使跨界民族树立起良好的公民意识和正确的文化认同。处理好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系一直是解决跨界民族问题的一个关键要素，“牢固树立 起公民意识不失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黏合剂’［8］”。作为民族标识的文化差异是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发生错位的重要原因，如何使新疆跨界民族牢固树立起公民意识从而实现两种认同的统一是一个很迫切的社会问题。“不分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尊重所有成员平等权利的多民族公民国家，需要一种更高的认同，所有公民共同拥有的认同［9］。”通过培育公民意识，使跨界民族牢固树立起中华文化“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和谐相处的理念。虽然在文化上跨界民族与邻国同源民族有着很多共性，但在政治上要把新疆的跨界民族成员培养成健全的 懂权利和义务的中国公民。

　　同时，文化认同不是被动的，也不是中性的，它也需要去引导和培育。在一个国家里，尊重其他民族文化和认同主流文化是衡量一个公民文化和道德素质的重要标志，而良好的公民意识能为领会其他民族文化和中华主流文化提供自觉的动机。当前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导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把中华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观念传递给他们。

　　“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有立足之地［10］?”亨廷顿其言难免有片面夸大全球化时代世界不同文化类型的分野与冲突之嫌，但也为我们在一个民族成分复杂、宗教氛围浓厚、周边局势微妙的多元文化地区如何从文化认同上处理跨界民族问题从而更好地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提供了宝贵启示。

　　3． 4 保护和改善跨界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

　　鉴于跨界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并有继续恶化趋势的严峻现实，要进一步提高对生态环境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重要性的认识，在实践中切实保护和改善跨界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从而改善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更有力地避免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出现。在跨界民族地区必须广泛树立起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意识，不论对于哪个民族的成员，在生态环境问题上都要坚持原则，奖励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惩罚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同时要更好地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和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以减轻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提高科技含量，科教兴牧; 加强边界勘察工作以防止因草场或边界不清而产生的纠纷等等。

　　参考文献

　　［1］ 本报记者． 中央推进新疆长治久安工作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N］． 瞭望新闻周刊，2010 －05 －10．

　　［2］ 人类进步基金会． 共同创造地球的未来［J］． 国外理论动态，1994( 2) : 19．

　　［3］ ［法］大卫·高斯特． 新疆和丝绸之路复兴“新疆经验”值得全球借鉴［N］． 亚洲时报，2006 －01 －26．

　　［4］ 余潇枫，李佳． 非传统安全: 中国的认知与应对( 1978—2008) ［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11) : 89．

　　［5］ 李东燕． 联合国的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 8) : 54．

　　［6］ 王逸舟． 中国与非传统安全［J］． 国际经济评论． 2004( 6) : 46．

　　［7］ 马曼丽，张树青． 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述［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57．

　　［8］ 李崇林． 边疆治理视野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J］． 新疆社会科学，2010( 4) : 42．

　　［9］［法］菲利克斯·格罗斯著，王建娥等译．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M］．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3:32．

　　［10］［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8: 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