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恐合作与新疆稳定

（龚洪烈：南京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木拉提·黑那亚提：新疆社会科学院 宗教研究所，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 要：随着 9·11 事件以后国际反恐大势的形成，通过国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成为中国维护新疆稳定的重要战略措施。文章总结了中国采取的三项国际合作战略措施。首先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为打击“东突”恐怖势力确立了国际合作的制度框架，推进了与中亚国家的反恐合作。其次，通过与邻国的军事演习协调彼此立场，促进互信与合作。此外，中国还在更为广阔的国际空间发展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反恐合作。最后认为国际反恐合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空间特别是国际活动空间被大幅挤压，“东突”恐怖势力得到有效遏制。

　　关键词：国际反恐合作；“东突”恐怖主义；新疆稳定；上海合作组织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20（2010）04-0090-05

　　作者简介：龚洪烈（1968-），男，南京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从事国际关系研究。

　　新疆自治区地处欧亚大陆腹地，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及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有着漫长的边界线，而上 述国家特别是阿富汗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以来伊斯兰极端主义泛滥，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大本营。“东突”恐怖主义利用新疆独特的地缘条件，通过与境外极端势力、恐怖组织的联系发动一系列旨在进行民族分裂的凶杀、爆炸、抢劫、纵火等暴力恐怖案件，严重威胁着新疆的安全、稳定与社会发展，特别是 2009 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7·5”暴力事件更是一起典型的境外指挥、境内行动，有预谋、有组织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因此，通过国际合作，切断“东突”恐怖主义组织与境外“三股势力”的联系是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实现新疆稳定的有效战略手段。

一“、东突”恐怖运动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

　　20 世纪 80 年代，新疆一些地方经历了宗教反弹和宗教狂热，从乡村到城镇营造出一个极不正常的浓厚的宗教氛围。“东突”分子依仗浓厚的宗教氛围为掩护，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制造动乱，到 80年代末，“东突”势力发展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化的分裂组织。随着苏联解体，中亚战略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亚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宗教极端组织为“东突”恐怖势力提供避难所，“东突”恐怖势力也有意将中亚作为其在新疆甚至整个中国国内发动恐怖袭击的基地。“东突”恐怖势力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

　　1998 年世界头号恐怖主义分子奥萨马·本·拉登等人建立了“旨在进行圣战的国际战线”，标示着当代恐怖主义已经向跨越国界的广度发展。本·拉登主要采取向各国恐怖势力提供资金援助和组织“圣战者”培训基地的形式来加强自己的影响力。辅助“东突”恐怖势力也是本·拉登的资金流向之一。1997 年 12 月，受本·拉登资助的沙特阿拉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将 26 万美元转交给新疆境内及其周边国家的“东突”恐怖势力组织作为活动经费①。1999 年底奥萨马·本·拉登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主持召开了伊斯兰“舒洛依”委员会会议。他明确表示给新疆境内外的“东突”恐怖势力提供资金。在他的赞助之下，滞留中亚和西亚等地的“东突”恐怖势力的新生代被招募在阿富汗的坎大哈、卡尔嘎、马扎里沙里夫、木艾斯卡尔帕如克、霍斯特、阿尔巴德尔、萨尔曼、法尔西格洪德等“圣战者”培训基地接受训练，学习对空高射武器和火箭装置等最新军事装备技术，为这些人利用高科技军事现代化手段进行恐怖活动，介入国际事务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些掌握了高科技军事装备的恐怖分子被挑选前往热点地区参加实战。

　　逃往巴基斯坦的流亡分子阿布杜拉·拉苏勒于1998 年在巴基斯坦组建了“亚洲穆斯林人权局”，旨在支持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的“解放事业”。拉苏勒在阿富汗见到了国际头号恐怖分子本·拉登，本·拉登允诺支持中国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拉苏勒还在德黑兰会见了黎巴嫩真主党办事处高级官员阿里·穆扎以及阿富汗的塔利班的高级领导人。在塔利班的指使下，一批数目未得到证实的新疆籍武装分子加入了来自车臣、克什米尔、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武装分子队伍，以输出伊斯兰极端主义为使命。坎大哈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训练境外的新疆 分裂分子，并企图把费尔干纳盆地变为支持新疆分裂分子的基地。叶城已故阿·买合苏木的弟子艾山·买合苏木利用奥萨马·本·拉登的训练基地培训了 1 000 多名新疆籍恐怖分子，受训后直接被遣送回新疆从事恐怖活动。

　　境外“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其恐怖暴力活动以 1997 年 3 月对中国驻土耳其使领馆的袭击开始，东突武装分子开枪袭击中国驻土耳其使馆，并冲击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焚烧总领馆悬挂的中国国旗，2000 年达到高峰，当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发生多起东突分子针对中国目标的武装袭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亡。据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局报告，在独联体各国活动的“东突”恐怖势力的成员参与了第二次车臣战争。2000 年 8 月“东突”恐怖势力参与国际恐怖势力入侵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袭击当地政府军的恐怖活动。“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美国发动了“全球反恐战争”，“东突”恐怖势力成员又作为塔利班的雇佣军参加了阿富汗战争。在奥萨马·本·拉登的支持下，“东突”恐怖势力与各国恐怖主义组织的跨国合作日益密切，介入国际事务的活动日益频繁，其中包括军事恐怖主义行动的策划、部署和装备技术的 联合协作。9·11 事件后，作为美国反恐盟友的土耳其政府开始限制“东突”组织在土耳其的活动，此外也由于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军事行动，“东突”恐怖组织出现了从土耳其、阿富汗向费尔干纳谷地、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和克什米尔地区转移的趋势，中亚、南亚的“东突”恐怖活动也随之突显。2002 年 6月 29 日，“东突”恐怖分子在吉尔吉斯斯坦枪杀了中国驻吉领事王建平。“东突”恐怖分子还积极参与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武装活动，据估计有几十人乃至于上百人仍然在阿富汗参与战斗，他们参战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帮塔利班夺回政权，也是在取得实战经验。北约联军 2010 年 1 月 19 日在阿富汗发起的一次空袭中炸死 15 名恐怖分子，其中 13 个是中国人维吾尔族的，另外 2 个人是土耳其人。因此“东突”恐怖势力超越国界，与国际恐怖势力日益融合，已由原来的意向发展到具体步骤的落实，并向更广泛、更高层次扩大和深化。

二、国际反恐合作的主要措施

　　由于国内对“东突”恐怖势力的严厉打击，“东突”恐怖势力在中亚、南亚地区建立其后勤基地、避难所和训练营。因此，通过国际合作打击作为国际恐怖主义一部分的“东突”势力是必然选择。21 世纪之初特别是“9·11”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加强了国际反恐合作以打击“东突”恐怖势力，主要包括下面几方面的政策措施。

　　第一，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确立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反恐合作的制度框架。在苏联解体后，中亚新独立国家与新疆自治区彼此之间一些民族跨界而居，语言文字相通，风俗习惯相近，宗教信仰相同。周边一些国家虽然对新疆民族分裂组织进行—些限制，但他们处于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或作为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容忍、默许甚至暗中支持其境内的“东突”分裂势力，向新疆渗透。并为其培训骨干，提供合法场所、经费和武器弹药，选送人员到伊 斯兰极端势力的训练地进行培训，助长了民族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这无疑为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势力制造了许多障碍。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是由中国与地处中亚地区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组成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2001 年 6 月，乌兹别克斯坦以平等身份加入“上海五国”，6 月 15 日，6 国元首在上海举行首次峰会，并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立。上合组织的成立是苏联解体后中国执行与俄罗斯及中亚新独立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的结果，在苏联解体后的十年中，同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得到不断发展。1991 年，苏联解体，政治制度发生根本变化。中国政府本着尊重前苏联人民的选择的原则，宣布承认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各国政府，并先后同它们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中俄关系方面，1994 年双方签署关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将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之后，1996 年 4 月，双方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而为两国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明确的方向。双方都认为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两国致力于营造和平友好边界，历史遗留下来的绝大多数边界问题已得到解决。双方对涉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有广泛的共识。中国还与俄罗斯及中亚诸国致力于维护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先后于 1996 年和 1997 年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在1998 年 7 月 3 日签署了《中哈国界补充协定》，划定了以前悬而未决的两段长达 120 公里的哈中共同边界，彻底解决了 1 700 多公里的中哈边界问题。所有上述努力使冷战时期给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北部、西部边境变成了和平、稳定、合作的边境。此后数年中，中国与俄、吉、塔等国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精神，尊重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公正合理为出发点，彻底解决了边界争端，为中国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全面合作奠定了基础。

　　中国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在反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势力”上有着共同利益，上合组织的成立为各方在该问题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框架。上合组织成立伊始，就以反恐、安全作为首要议题，在上合组织成立之初就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9.11”事件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加强了以打击本地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三股势力”为中心的反恐合作。2004 年 6 月，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正式成立，从而与设在北京的上合组织秘书处成为上合组织的两个常设机构。该机构的成立大大提高了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分子的效率。在 2006 年 6 月上合组织上海峰会所签订的 10 份文件中，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方面的文件就有三份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批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 2007 年至2009 年合作纲要》的决议、《关于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境内组织和举行联合反恐行动的程序协定》、《关于查明和切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境内参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人员渗透渠道的协定》等，并且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威胁和非法贩运毒品，仍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优先工作。2007 年 8 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七次会议 16 日在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国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进一步深化了上合组织各国的合作，成员国元首还共同签署了《比什凯克宣言》，宣言中特别指出：元首们高度评价本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工作，认为该机构拥有进一步完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合作的巨大潜力。

　　第二，推进与邻国的军事合作，从根本上打击恐怖主义。由于“东突”恐怖势力的狭隘性、复仇性、狂热性、残酷性和攻击性等特征，因此军事手段是最为有效的打击措施。同时，由于“东突”恐怖势力的跨国特征，与邻国的军事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军事合作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建立各国军方在反恐军事行动中的互信与合作。中国与邻国的反恐军事演习主要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进行，上合组织成立以来共举行了五次大型军事演习，包括 2002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在两国边境地区举行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2003 年 8 月 6 日至 12 日，上海合作组织除乌兹别克斯坦外的 5 个成员国武装力量举行代号为“联合－2003”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演习分两阶段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新疆举行，参演反恐部队进行了包围国际恐怖主义分子营地、并解救受困人质、反劫机等科目，这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首次举 行的多边联合反恐军事演习。2005 年 8 月 18 日到25 日，中俄两国举行了“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事演习。2006 年 9 月，中国与塔吉克斯坦举行了“协作－2006”联合反恐军事演习，通过演习，中塔两国探索了联合反恐的指挥模式和作战方式，演练了两军作战的协同问题，并为进一步强化两国反恐合作机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07 年 8 月 9 日至 17 日“和平使命-2007”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在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举行。这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反恐军演，也是第一次所有六个成员国都参加的联合反控军演，此次军演是在该地区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三股势力”活动仍然猖獗的背景下举行的。17 日，在军演的最后一天，六个成员国元首在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全体前往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现场观摩长达两小时的实兵演练。这也是成员国元首首次现场观摩联合反恐军演。根据以往惯例，观摩军演的最高级别一般是国防部长，而这次提升到了国家元首的最高级别，充分显示了六国共同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决心与能力。“和平使命-2007”在上海合作组织反恐合作中无论就合作的规模和深度来说都是空前的，具有里程碑意义。

　　除此之外，中国反恐军事合作的另一重要对象是巴基斯坦。自 2004 年开始，中国与巴基斯坦每年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其中代号为“友谊－2004”和“友谊－2006”的反恐军事演习分别在中国新疆帕米尔高原中巴边境地区和邻近中国边境的巴基斯坦东北部山区阿伯塔巴德举行，这两次针对性极强的反恐军演加强了双方在跨境反恐军事行动中统一指挥、密切协同、快速反应、准确打击的能力。

　　第三，推进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反恐合作。“9·11”事件后，国际反恐怖形势大大挤压了“东突”势力的外部生存空间，使之内外交困。与此同时也使西方在反恐行动方面的双重标准面临着极大的挑 战，不得不对“东突”势力的支持有所“收敛”。“9·11”事件前，“东突信息中心”、“东突民族代表大会”等数十个组织得到欧洲一些国家和组织的支持。“9·1l”事件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东突”的态度也出现了变化。如美主动表示愿向我提供新疆恐怖活动的情报，并称可宣布不支持“东突”独立。此外，我国政府有关“东突”恐怖势力的罪行揭露，也使一些国家对“东突组织”活动有所警惕，在签证上采取严格措施。例如，原计划参加“东突三大”的中亚十多名代表，因不能得到比利时政府的签证，而未到会，“东突三大”实际效果大打折扣。2002 年 1 月，海外民运在美国召开的年会，特意邀请“东突组织”代表，也由于签证问题，而不能参会。美出于寻求中国对其反恐斗争的支持，也取消了布什总统参加 2002年 APEC 会议前拟接见新疆民族分裂分子并向中国提出“东突问题”的安排。2002 年 9 月 11 日，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将“‘东突’伊斯兰运动”列入安理会颁布的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名单。而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就已经正式公开宣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为恐怖主义组织，并决定对其资产实施冻结[1]。盘踞在阿富汗的以艾山·买合苏木为首的“东突伊斯兰党”的武装力量，其组织人员有的被打死、有的被俘、有的潜逃，赖以生存的基础被毁，多年经营的武装力量瓦解。

　　“9·11”事件后，虽然美国高举反恐旗帜，但是美国出于自身战略考虑，仅仅把与阿富汗恐怖主义基地有密切联系的“‘东突’伊斯兰运动”列入了名单，而并没有承认其他几十个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东突”组织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在“东突”问题上，美国明显执行双重标准。美国政要明确提出反恐问题不要与少数民族问题挂钩，美国国会内部文件提出中国应将新疆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及少数民族争取合法社会地位的要求区分开来，美国可 以公开声明支持中国打击新疆恐怖分子，但这不包括新疆分离分子和少数民族的人权问题，仍主张新疆充分自治。美国在打击阿富汗恐怖分子的战争中，所俘获的敌方战斗人员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美军基地，其中的 10 余名“东突”分子并没有以恐怖分子论处，并拒绝将其遣返中国，美国于 2006 年将其中 5 名中国籍维吾尔族“东突”分子安置到阿尔巴尼亚。

　　与变动的国际环境相适应，境外新疆民族分裂势力也加紧调整其活动策略，力图使其行动更加符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意图与要求。首先，他们洗刷恐怖罪名，争取同情与支持。境外“东突”组织纷纷表示与本·拉登和塔利班没有往来，声称塔利班中只有个别为数不多的维吾尔，不代表组织，这些人是由于受到迫害而被迫逃往阿富汗。2001 年 9月 13 日，“东突信息中心”发言人迪里夏提·热西提称，“东突组织”只是争取民族独立，与恐怖活动无关，他们愿意配合国际上任何反恐怖活动，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哈萨克斯坦“维吾尔解放组织”领导人吾买尔江表示，该组织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与美有关人士和团体的联系，继续争取美国的同情与支持”。

　　其次，“东突”西亚、中亚组织头目要求各组织 “保持高度克制，杜绝任何暴力事件发生，坚定不移地走政治斗争道路”，呼吁少数“东突”分子不要头脑发热，以免被我“抓住把柄”。个别组织还明确提出要效仿达赖“非暴力斗争方式”，加速新疆问题国际化进程。与此同时，“东突”势力还对“9·11”事件影响未来“东突活动”问题进行了评估，并对今后活动进行调整。他们认为，虽然在阿富汗的以艾山·买合苏木为首的“东突伊斯兰党”在军事打击中瓦解，但在欧洲的“东突组织”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负面影响。“东突”势力的头目认为，“9·11”事件从长远看，有利于“东突运动”，美国借机进入中亚，有利于 抵御中国的影响。2001 年 10 月 18 日至 19 日，“第三次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按期召开，并决定：所有“东突组织”必须放弃暴力，把活动主张和方式统一到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的原则上，采取和平方式开展独立运动，否则，“东突运动”在任何时候都很难被国际社会看作是正义的斗争。2002 年 1 月 24 日至 26 日“，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召开常委会，会议代表一致认为，为实现其目标，必须把跟随美国制约中国作为今后一项重要的活动方针。并决定，一要尽快起草一封呼吁书，说明“东突运动”的正义性。二要制定今后的活动安排和措施，确定以“和平方式”开展“东突运动”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

　　因此，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恐合作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但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立场，“东突”分裂势力在西方依然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三、国际反恐合作的成效与东突恐怖组织的现状

　　自“9·11”事件以来，中国通过国际反恐合作打击“东突”恐怖势力的战略取得了很大成效。首先，其最大的亮点是与俄罗斯及其他中亚国家的反恐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始终将整个中亚地区的稳定作为其重要使命，这一新型的区域性合作机制有效地 遏制了“三股势力”在中亚地区的蔓延，从而避免了中亚地区成为恐怖分子的天堂。中国也收获了巨大的安全利益，20 世纪 90 年代“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最为猖獗，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境外“东突”分子的同情者甚至是某些中亚国家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但 21 世纪以来，随着上合组织反恐国际合作的发展，极端暴力倾向的“东突”恐怖势力在中亚地区已无立锥之地，新疆的安全与稳定得到有力的保证。虽然自 2004 年以来“东突”势力的活动又有回升的趋势，但是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等“东突”恐怖组织最近几年已处于休眠状态，新疆的恐怖暴力事件也得到有效遏止：从 2002 年以后的数年中，恐怖活动以及反恐活动导致的死亡人数最多的年份都没有超过一百人，而 2005 年的死亡人数为零[2]。在 2007 年初新疆帕米尔高原的一次反恐搜捕行动捣毁了一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训练营，击毙恐怖分子 18 名，捕获 17 名，是近年来最大的一次境内反恐行动。这表明反恐行动已经从以前的被动反应到现在的主动出击、预防，而东突恐怖势力已经很难发动有效的恐怖袭击，即使在偏远的山区也很难逃避打击。新疆“7·5”暴力事件发生后，中亚各国都纷纷表示新疆发生的事件是中国内政，对中国政府的稳定政策表示支持。

　　其次，相比较而言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成效不大。虽然美国及北约依然在阿富汗驻军，但由于地缘上的原因，西方及美国对中亚地区施加直接影响力的能力有限。同时，应该看到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反恐大局上毕竟有着共同利益，与美国及西方的合作有利于从政治上打击“东突”分裂势力，压缩其国际生存空间。此外，通过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恐合作，中国掌握了打击东突、反对分裂主义和恐怖暴力活动的话语主动权。因此，推 进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国际合作是维护新疆稳定的重要保证，与美国等其他大国的合作则是以国际反恐合作战略维护新疆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从东突组织近年的发展动向与国际反应来看，国际反恐合作的成效也十分显著。国际反恐合作的发展迫使东突组织改变其活动模式，从依赖恐怖袭击到更多地把资源集中到其他领域。除了上文提到的东突组织改变其活动策略，刻意与国际恐怖势力划清界限外，一些东突组织领导人开始与国内的其他分裂组织如西藏分裂势力取得联系，并模仿西藏分裂组织的活动模式，比如利用互联网等手 段试图获得国际人权集团的支持[3]。但是，东突分裂组织仍然将恐怖活动作为其重要手段，例如 2008年北京奥运前，东突势力急于利用奥运扩大其影响力，先后策划了几次恐怖活动，但无论是造成的伤亡和影响都比较有限。从结果来看也表明中国政府反东突恐怖活动的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东突势力在中国境内只是隐蔽的团伙，并无所谓的组织纲领，很难发动较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在境外的东突武装组织是新疆目前主要的防范对象，但由于上海合作组织反恐合作的积极后果之一，这些主要以中亚国家为基地的组织主要活动在巴基斯 坦北部、阿富汗北部和塔吉克斯坦交界的三不管地带。

　　“7·5”事件是近年来东突恐怖分裂势力活动的高潮。“7·5”事件的发生、发展的方式也突出表现了东突组织策略的变化，从以前以武装分子发动的有目标指向的凶杀、爆炸、纵火等小范围的恐怖活动转向通过煽动民族仇恨、面向普通民众的大规模打砸抢烧暴力活动。“7·5”事件的另一特征是境内外分裂势力协同行动，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即“世维会”) 为首的具有强烈暴力色彩和恐怖主义性质的各种“东突”组织从境外指挥、煽动境内组织利用突发性事件发起有预谋、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同时，“7·5”事件发生后，在德国的“东突”组织迅速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在德国第三大城市慕尼黑，攻击了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滋扰在市中心广场参观的中国旅游团。此外“东突”分子还在中国驻土耳其、挪威、荷兰大使馆外举行示威抗议活动。他们还隔三差五地游行、集会、开记者招待会、沿街散发传单，大造谣言，混淆视听。东突组织在“7·5”事件中，通过境内外协同、配合，制造尽量能多的普通民众伤亡和尽可能大的民众恐慌并产生尽可能大的国际关注，试图将其分裂主张的国际影响最大化。但是，血腥的打砸抢烧暴力活动将东突分裂势力的残暴本质暴露无遗，这使一些一直偏袒东突分裂势力的西方媒体也无法否认。一些外国媒体的报道大量引述了中国媒体的报道。有的甚至整条新闻都是援引新华社的最新消息。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也表示新疆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表达了对中国政府政策的支持。东突势力试图借机扩大国际影响的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这也凸显了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坚持国际反恐合作的成效。

　　参考文献：

　　[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s. Patterns of Global Terrorism 2002[EB/OL] （.2003-04-09）[2003-07-15].www.stat-es.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0177.pdf.

　　[2]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 Armed Conflict Database [EB/OL]（.2008-07-08）[2009- 05-15].http://www.iiss.org/publications/armed-conflict-database/

　　[3] JOSHUA K. The Unsettled West[J]. Foreign Affairs，2004，83（4）：142.

　　[责任编辑：孟 楠]

International Anti-Terrorist Cooperations and Stability in Xinjiang

GONG Hong-lie1, Mulati Henayati2

（1.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njing University, Najing, 210093；
2.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Xin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Urumqi, 830000）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nti-terrorism cooperations between SCO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role it played in cracking down on terrorist forces. Besides, it discusses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stability in Xinjiang and measures that international anti-terrorist cooperations must take and their effect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Anti-Terrorist Cooperations,“Eastern Turkistan”Terrorism, Stability in Xinjiang，SCO

　　注释：

　　①本文未注明出处的数据均源自本文两位作者完成的2003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东突”势力与国际恐怖主义（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