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突”滋生蔓延的成因探析

　　“东突”作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 在90 年代以来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暴力事件。他们的恐怖主义活动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探析“东突”势力产生的根源, 不仅有助于认识和把握这一恐怖组织的本质和危害,而且还有利于制定正确的政策, 预防和打击“东突”势力。

一、理论根源: “双泛”思想与民族自决原则

　　历史上产生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以及源于西方的民族自决原则为“东突”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理论依据。

　　( 一) 泛伊斯兰主义是由阿富汗人提出的。他主张全世界的穆斯林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 在哈里发的领导下, 反对欧洲的殖民者, 直到取得独立。泛突厥主义源于沙俄统治下的克里米亚半岛。其主张通过教育和语言改革, 复兴突厥民族, 建立统一的突厥帝国。“双泛”思想产生后很快被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行将灭亡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所利用。为了维护巩固其独裁统治, 他们接受并篡改了“双泛”思想。鼓吹泛伊斯兰主义为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 都应该并入统一的政体, 结成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 其中新疆地区也包括在这个范围内。把泛突厥主义篡改为操突厥语的诸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文化, 因此, 这些民族应该组成统一的国家。中国的新疆地区以及生活在这个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均被圈入臆造的这个国家中。“双泛”思想被其篡改后, 它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 只讲宗教和民族, 引起了强烈的宗教狂热和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变成为一种超阶级、超国家、超民族的极端宗教观和民族观, 从而背离了原有的反抗殖民统治压迫、寻求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初衷, 成为帝国主义在中亚和中国新疆搞分裂颠覆活动的工具。“一战”前后, “双泛”思想传入新疆, 传入之后成为新疆分裂主义的旗帜。

　　( 二) 民族自决原则是17—19 世纪西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 反对封建专制制度, 追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的产物, 在历史上许多被压迫民族曾以此为旗帜进行民族革命, 取得独立。因此在当时具有巨大的进步作用。但这一原则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目前世界上有接近200 多个主权国家, 但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如果不顾历史条件的变化, 极端追求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决”的权利, 实行民族自决, 建立单纯民族国家, 必然会引起世界上各种族、民族和国家之间规模空前的混乱, 甚至会导致世界范围内的战争。20 世纪90 年代波黑内战就是最好的例证。

　　“双泛”思想和不讲条件的民族自决原则的结合成为我国“东突”分裂分子的理论武器。20 世纪90 年代, 随着苏联的解体, 以民族分离主义为内容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几乎席卷全球, 他们以民族自决权为依据, 坚持每个民族都有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权利。在一些地区, 这种民族分离主义进而发展为恐怖主义, 对所在地区造成极大的危害。在这次民族主义浪潮中, “双泛”思想在新疆周边地区又沉渣泛起, 在此情况下, 境内外“东突”势力乘机打起了“双泛”和民族自决的旗帜,做起了独立的美梦。

　　二、宗教根源:“政教合一”、“两世兼重”

　　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 而且是一种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

　　( 一) 伊斯兰教的核心教义称: “万物非主,惟有真主,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在穆斯林群众心目中, 政治权力的基础来源于神, 只有得到神的证明, 政治权力才能取得合法性, 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在新疆穆斯林群众中本来就有很深的影响。近年来, 伊斯兰极端宗教思想的传入对新疆部分穆斯 林群众的思想认识产生了较深的不良影响, 使他们对国家法律与宗教法典, 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与宗教利益等形成了模糊的, 甚至是错误的认识。这就为“东突”分子利用宗教攻击中国政府, 进行分裂活动奠定了基础。

　　( 二) 伊斯兰教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政教合一”、“两世兼重”等。“政教合一”即宗教与政治的相互作用。伊斯兰教与其它宗教相比而言, 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古兰经》中说: ‘你是全世界的主, 宇宙万物都归于你。’” [1] 因此, 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原则在其宗教经典上都是可以找到根源的。在伊斯兰世界中, “政教合一除表现在某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外, 也指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经常利用宗教来达到某些政治目的、政治利益。而“东突”正是有着自己特殊的政治目的———分裂祖国, 利用宗教, 欺骗信教群众, 追求特殊的政治利益。伊斯兰教又主张“两世兼重”, 但更加看重“后世”。同时, 伊斯兰教又是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宗教, 追求现实的幸福生活是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 伊斯兰教本身就在社会之中。我国新疆地区经济社会落后, 南疆则为新疆最为落后的地区,这就为“东突”寻找借口, 提供了条件。

　　( 三) 宗教活动场所剧增。今年来, 在国外某些势力的资助下, 伊斯兰极端分子创办的非法清真寺以及经文学校的发展已经威胁到新疆地区的长治久安。“据不完全统计, 截止1993 年, 境外捐款达300 万元, 新建和修缮清真寺2493 座, 开办地下经文学校( 班、点) 近千个。” [2] 另一项统计,“新疆地区共有清真寺3000 所, 平均每430 名穆斯林就有一所清真寺, 维吾尔族穆斯林则平均每340人就有一所清真寺。” [3] “东突”分裂分子还开办了各式各样的地下经文学校, 向青少年灌输伊斯兰的宗教思想, 散布分裂言论, 培养继承人。从而为“东突”利用宗教从事分裂活动提供便利。在伊斯兰复兴这种国际大背景的影响下, 蛰伏在新疆的“东突”分子与境外极端势力相勾结, 以宗教为手段, 重新做起了独立的美梦。

　　三、政治因素: 部分领导干部形象不佳; 民族、宗教问题管理的失误; 少数干部立场不坚定

　　(一) 部分领导干部形象不佳。

　　党政领导干部应该成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 打击“东突”的中坚力量。新疆各族党政领导干部, 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面对“东突”的破坏活动, 必须站在维护祖国统一, 反对民族分裂, 打击“东突”的最前沿。“政治路线确定后, 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4] 而我们的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素质不高, 形象不好; 因循守旧, 不思进取; 照抄照搬, 本本主义; 脱离群众, 形式主义; 独断专行, 官僚主义; 软弱涣散, 自由主义; 以权谋私,享乐主义以及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5] 致使一部分群众对党组织信任度下降, 严重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 损害了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近些年来“东突”势力的宣传之所以在部分群众中有一定的市场, 除了群众自己思想上的模糊外, 还与党员干部的形象不佳有关。

　　(二) 民族、宗教问题管理的失误。

　　改革开放以来一段时期内, 我国的宗教事务管理施之过宽, 一些政策界限把握不准。

　　只注意了改革开放后宗教文化的交流, 忽视了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 甚至一些人将宗教信仰自由理解为宗教自由。我国在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 对信教群众遵守国家法律的公民意识教育重视不够, 有关法规滞后, 非法宗教活动长期得不到有效制止。另一方面, 民族政策某些方面执行上存在偏差, 对生活在民族自治地方非主体民族的利益照 顾不够, 损害了民族自治地方非主体民族的利益,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造成非主体干部和群众有失落感或缺乏安全感。这种事实上不平等的民族政策造成负面效果, 一些分裂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有恃无恐, 也给民族意识恶性膨胀的倾向火上浇油; 而出台的一些试行法规对某些问题的界定不清和管理缺乏可操作性, 从根本上没有扭转宗教事务管理的混乱局面。

　　(三) 少数干部立场不坚定。

　　改革开放以来, 新疆的绝大多数各族干部在维护国家统一, 反对民族分裂, 打击“东突”的斗争中, 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 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各族人民群众, 不断地同各种形式的“东突”破坏活动进行斗争, 但也有少数新疆高层干部, 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处处表露出“以自我为中心”甚至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 这就致使在反对民族分裂势力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他们认识含混, 态度暧昧, 旗帜不鲜明, 立场不坚定, 行动不坚决。

　　这种局面直接干扰了我们与“东突”分子的斗争,这是我们必须予以认真对待的。

　　四、经济根源: 发展不平衡

　　(一) 东中西发展不平衡。

　　由于历史、自然和社会原因, 我国的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是难以避免的。虽然在20 世纪末, 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 国家与东部地区向西部提供资金、技术等对口支援, 西部经济有较大的发展, 但是就地区人均GDP 之比而言,“1987 年东中西地区人均GDP 之比为1.7: 1.2:1, 2000 年扩大为2.3: 1.3: 1, 2002 年继续扩大为2.6: 1.3: 1。东部收入最高的城市和西部收入最低的城市收入之比在5: 1 左右” [6]。新疆与自己比较是不断发展的, 但我们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到, 横向比较起来, 新疆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并没有缩小, 而是逐渐加大。

　　( 二) 南北疆发展也不平衡。

　　多年来, 由于历史等各方面的原因, 南疆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北疆。从新疆统计年鉴的数据来看, 2003 年, 北疆地区完成生产总值占到全疆的65.23%, 南疆地区仅为27.08%, 另外东疆地区为7.58%, 与上年相比变化不大。从对新疆经济的贡献看, 北疆地区64.82%, 南疆地区为27.22%, 东疆地区为7.96%。由此可见, 2003 年, 北疆地区无论在经济总量上还是对全疆经济的贡献方面均居主导地位,对全区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而南疆 在发展的速度上也落后于北疆。经济差距的不断拉大, 淡化国内的不同民族之间的认同感、亲和感和对我们祖国的归属感, 削弱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这就为“东突”滋生和蔓延提供了温床。

　　( 三) 城乡发展不平衡。

　　近年来, 中央政府为新疆的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投入了巨额资金。自治区为发展经济制定了“一黑( 石油) 二白( 棉花) ”战略。新疆经济有较大的发展, 然而相关调查表明, 扣除物价因素, 南疆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当于50 年代末,北疆农牧民的生活从1985 年以来尚没明显改善。

　　反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 从1995 年到2002 年,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8:1 扩大到3.1: 1; 如果加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 城乡居民收入可能达到四五倍甚至六七倍, 是世界上差距最大的国家。” [7] 这为揭露“东突”分子的本质造成困难, 相反却使“东突”势力“独立就能改变一切”的政治口号在群众中容易产生共鸣, 正如《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所指出的“必须懂得, 贫困和绝望才能使招募恐怖分子成为可能。” [8] “南疆的叶城和和田等地是新疆贫困地方, 又是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猖獗地方。

　　因此, ‘东突’ 分子视这一地区为其‘风水宝地’。” [9] 这是“东突”分子得以借口存在, 滋生和蔓延的温床。

　　五、社会因素: 社会问题的存在; 遏制因素过弱

　　( 一) 社会问题的存在。

　　1978 年,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社会处于转型期,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 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在不断涌现,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现实问题: 下岗失业人员的增多、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 农民和城镇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有些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 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 贫富悬殊; 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易忽视的缺陷; 基层干部有些腐败现象还比较突出, 造成丧失部分民心。而极端分子往往都是利用这些问题, 搞欺骗宣传, 传播极端思想, 甚至拨弄是非, 煽动群众的反政府情绪, 以达到险恶的目的。尤其是在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这些问题常常成为民族极端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煽动民族情绪、宗教狂热, 借机滋事, 甚至引发骚乱和冲突的借口。

　　( 二) 遏制“东突”蔓延的因素过弱。

　　由于历史、现实的原因, 新疆地区教育、科技整体落后, 尤其是南疆偏远地区则更为落后, 在中小学“双语教学”、民汉同校还没有完全实行; 在高等教育中,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教育只为应付考试, 流于形式, 唯物主义的无神论不能有效占领青少年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阵地。中国的历史教育、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认同教育还不到位。

　　少数民族同汉族在文化上、心理上和社会上处于隔阂状态, 向心力弱,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 还有很强的排外倾向, 特别对于汉族群众, 地方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还存在。但我国促进不同民族群众之间的交流、合作还不畅通。新疆建设兵团是“东突”势力的克星, 世界上发达国家, 多数是通过“屯垦拓荒”的大规模移民而把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带入现代化的。而我国对建设兵团和长期在边疆的拓荒者, 政策倾斜太少, 不利于他们尽快带动全疆人民的现代化。反之“东突”分子就没有因封闭而经济贫困落后、思想观念陈旧的群众可以利用了。

　　六、地缘因素: 与多国相邻; 地缘环境复杂

　　( 一) 与多国相邻。

　　新疆地处我国西部, 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蒙古八个国家相邻。其中, 哈、吉、塔与中国新疆有3206 公里共同边界线。这里地形复杂,雪线以上占相当部分。哨所最近的10 公里一个( 在阿拉山口两侧) , 公开通道多, 水陆空秘密通道更多。而近些年来, 由于“三个主义”横行, 形成了阿富汗、费尔干纳、克什米尔和车臣这四个“火药桶”。这四个“火药桶”都有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组织的参与, 都主张恐怖主义, 并且其中的前三个与新疆相邻, 这种地缘环境便利了“东突”恐怖分子, 非法出境到阿富汗恐怖训练基地等接受训练, 寻求武器、资金和技术等别的支持。然后他们秘密潜回新疆, 从事恐怖主义等各种破坏活动。目前, 中国警方已抓获了100 多名在阿富汗及其它国家恐怖训练营地接受训练后秘密潜回新疆的恐怖分子, 有关国家也向中方引渡移交了10 多名被抓获的“东突”分子。这便是明证。

　　( 二) 多个跨国民族。

　　由于新疆地处西北与八国相邻, 它不仅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而且还有许多跨国民族。其中居住在中亚与中国新疆的跨国民族有9 个, 在这些跨国民族中, 与中国关系密切, 而且有可能影响中亚与中国关系的主要是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维吾尔族和东干人等6 个民族。而闹独立, 搞分裂的主要是由境外跨国民族中的维吾尔族的极少数极端分子领头。“目前在中亚的维吾尔族人约近40 万, 占境外维吾尔人的2/3。境外共约60 万左右。” [10]而其跨国民族身份方便了“东突”分子从事恐怖主义活动。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在中亚的宗教势力和中国的“东突”的猖獗活动就是明证。

　　( 三) 与中亚关系密切。

　　新疆独特的地理位置—孤悬塞外, 其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北疆, 与内地有长长的戈壁滩, 也是一条经济弱化带。并且由于少数民族群众与内地在宗教、语言、风俗和习惯上的不同, 与内地沟通交流的比较少。很多少数民族群众终生未出疆, 更没有到过内地。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汉族之间在文化上、心理上和社会上处于隔阂状态。而在文化、语言、宗教信仰和族源方面与中亚各国共性较多, 与中亚国家联系密切, 从而易受境外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及境外敌对势力的操纵利用。我国的“东突”就是受境外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 被境外敌对势力操纵利用的。当然, “东突”势力的产生有相当复杂的原因, 但从地缘关系来说, 中国新疆与中亚之间的地缘关系, 为其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

　　[ 作者简介] 庞朕, 男, 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6 级国际政治研究生。新疆乌鲁木齐, 830047。

　　参考文献:
[1] 中央统战部编: 《宗教知识讲座》[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137 页。
[2] 马大正: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和思考》[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79 页。
[3] 朱听昌主编: 《中国周遍安全环境战略》[M]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2, 457 页。
[4] 《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4, 492 页。
[5]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作风的决定》, 2001 年9 月26日。
[6] [7] 张平、杨丽萍: 《当前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成因与对策》《商场现代化》[ J] . 第463 期( 上旬刊) ,2006, 4。
[8] 《参考消息》[J] .2001 年12 月27 日, 第16 版。
[9] 刘汉太、都幸福: 《中国打击“东突”报告》[M] .新疆: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93 页。
[10] 马曼丽、张树青: 《跨国民族理论问题》[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 9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