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区域经济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探讨

　　《十一五规划建议》中专门阐述了区域协调发展,显示了国家对统筹城乡与区域,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重视。在这一明朗的国家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中,新疆经济的未来发展既要参与国内分工,也要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换言之,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新疆必须寻求自主参与全球化竞争的目标与途径,并在城乡经济关系和城市化空间导向方面做出应对。

　　现有文献与规划一般认为,分布不均衡、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大城市发展不足是新疆城镇体系的主要问题,并在政策上提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建设都市圈的方向。本文基于区域人口与自然资源条件,对新疆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布局之间的关系进行问题诊断;在更为广阔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探讨新疆区域经济与城市化空间发展的可取空间指向。

　　并对新疆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适宜空间格局进行论证,以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 　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布问题

　　1. 1 　人口与劳动力的分布极不均衡

　　新疆位于亚欧大陆腹地,我国西北边陲,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P6。“三山夹二盆”地形特点形成了新疆与区外交流联系的天然屏障,对外陆路通道少而且距离长,距离最近的经济中心城市兰州也有1 700 多km。除了这种不利的经济区位条 件,新疆又是中国降水量最少、相对湿度最低、蒸发量最大的地区。其中,50 %以上的土地面积是沙漠和戈壁沙漠,周边山脉融雪形成河流与绿洲,但绿洲之间的距离跨度大、不相连续,仅占全疆面积的5 %左右。这样,在自然地理约束条件下,新疆的人口空间分布表现为极度的不均衡特征。

　　1. 1. 1 　人口分布的疏密程度悬殊很大。

　　根据2004 年的统计,新疆总人口1 963. 11 万人,平均人口密度只有11. 8 人Pkm2 。但在新疆约8. 6 万km2 绿洲区域,却居住着95 %以上的人口,如果按实际的居住区域计算,绿洲人口密度在200 人Pkm2 以上。

　　1. 1. 2 　城镇人口主要集中在天山北坡地带。

　　按“五普”统计口径,新疆有60 %以上的城镇人口分布在乌鲁木齐、昌吉、伊犁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城镇区域,仅乌鲁木齐市域的城镇人口就占了全区总城镇人口的27. 9 %。

　　1. 1. 3 　民族区域分布呈集中趋势。尤其是在南疆,和田、喀什、克孜勒苏、阿克苏四地州的少数民族农牧民占农牧民人口总数的95 %以上。在北疆居住的汉族较南疆为多,从建国初期开始,中央政府就多次大规模调集技术人员和专业干部开发新疆的工业项目,所以汉族人口大都集中在城市区和城郊。

　　1. 1. 4 　农业劳动力空间配置不合理。近年来新疆“三农”问题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迅速增加。相关统计显示②,新疆全区至少有1P3 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农村富余劳动力已达到180 余万。但每年却有100 多万内地农民工涌入新疆区创收。其中,昌吉州、塔城地区以及若干兵团地区为新疆重要的农业区,劳动力供给突出表现为季节性不足,每年夏秋季节都要从内地招入大量民工,2004 年甚至出现了短缺30 万的大规模“采棉工荒”。

　　1. 2 　水资源的空间分布极不均衡新疆水资源总量约1 100 亿m3 左右,在全国排第12 位,约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4 % ,而新疆的国土面积却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7. 34 % ,地均水资源量非常少。由于新疆的人口相对较少,人均水资源量达5 300m3 以上,是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两倍多,耕地亩均水量也较丰富。

　　新疆的主要水资源问题是资源的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利用效率低、利用量不充分[9 ] 。横亘在新疆中部的天山山脉是新疆的主要产水区,天山南北坡的地表水资源量为416 亿m3 ,占全疆地表水资源总量的52. 4 %。以北疆地区来看,伊 犁州和阿勒泰地区的水资源较为丰沛,分别占到了全疆水资源总量的17. 18 %和14. 10 % ,而乌鲁木齐、昌吉州、石河子、克拉玛依作为天山北坡经济带的核心区,四地水资源总量只有52. 64 亿m3 ,仅占全疆水资源总量的4. 7 % ,但该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均占全疆的1P3 左右。

　　1. 3 　人工绿洲多,土地资源开发存在地区差异由于干旱、土壤盐碱化、风沙侵蚀等不利因素,新疆的农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天然绿洲的局限。但新疆的农业开发不仅仅是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同时更是稳固边疆与国家领土安全的问题,因此需要通过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在荒漠中拓展新的人工绿洲。新疆的经济发展从西汉以来便与“屯垦戍边”联系在一起,从清代开始,屯田开始由单纯的边防军需转向与战后发展兼顾,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8] 。建国后,这样的双重目标被延续下来,并进一步实行了生产建设兵团和地方的双重管理,兵团与地方在区划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种双重的农业开发目标下,很多并不适宜农业种植的荒漠被人工开发出来,这形成了可利用土地丰裕的地区利用效率不高、而可利用土地不足的地区又高度开发的格局。例如,塔城地区的耕地仅占可开发利用地面积的不足6 %,但其耕地的产出效率① 却只有0. 68 ,而石河子(兵团) 尽管耕地产出效率达到1. 28 ,但其全部可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中已经有99. 25 %被开发。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新疆天然绿洲中的人工绿洲面积不断增加,人工绿洲面积已由1950 年的1. 3 万km2 扩大到2003 年的6. 2 万km2 ,增加了近5 倍[13] 。在这个过程中,若干不适宜的农业大开发已经造成了很严重的生态环境后果。

　　2 　区域经济与城市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2. 1 　区域经济具有双重“二元”特征二元经济通常指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传统农业和现代工商业并存的状态,其基本特征有三个方面:一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工商业并存,市场化的工商业从传统农业部门不断吸收剩余劳动力而得以发展;二是同等质量的非熟练劳动力在现代部门要比传统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三是可供现代工商业发展的初级劳动力供给过于充裕。这种二元阶段是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发展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因此,二元经济本身不是问题,但如果这种二元特征改善缓慢甚至是停滞就是非常不好的现象,这意味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陷入了落后锁定。

　　新疆大部分地区的传统农牧业经济比重还很高,具有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例如塔城地区2003 年三次产业结构为33. 4∶25. 4∶41. 2。由于人口的空间分布松散以及特殊的重工 业主导体系,新疆的区域二元经济表现出双重特征。

　　2. 1. 1 　传统农业和城市工商业的关系不够紧密,优势农业未能充分形成本地工商业发展的基础,城市工商业也未能有效将本地农村和农业中的人口转化出来。一方面,轻工业欠发展,本地的优势农副产品形不成充分的加工制造能力,而是运往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深加工和制造。例如,新疆1993 年棉花种植的各项指标已跃居全国之冠②,2005 年新疆植棉面积已扩大到1 733 万亩,连续多年保持着国家棉花总产量1P3 左右的份额。可是,新疆每年出产的棉花有八成以上是销往沿海纺织业发达地区的。尽管新疆1986 年便提出“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策略,更兼1995 年国家的“东锭西移”政策,但新疆棉纺产业并没有发展起来。2004 年全国纺织行业赢利443 亿元,新疆却亏损了4. 8 亿元。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度有限,因而难以形成小城市、小城镇发展所必须的规模经济,工商业吸收初级劳动力的容量有限。

　　2. 1. 2 　地方工业和中央工业的发展脱节,产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被割裂成了不同的体系。新疆第二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 油气资源产品的迅速增长。根据开采和储运成本,只要国际石油价格不降到20 美元以下,新疆石油就具有生产效益。而2002 年以来,国际油价已从25 美元左右上升到超过50 美元每桶。但是,石油、天然气、矿藏资源的开发利用属于天然垄断产业,新疆石油石化主导的重工业主要由中央企业控制,由于中央企业决策权集中于北京总部,条条控制使中央企业目标往往与地方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相割裂。例如,2005 年围绕哈萨克斯坦输油管道的大石化项目,地方提出了“一区五园”③ 的产业规划,试图发展下游精细化工,但在石化资源主要由中央企业控制的情况下,地方的实现前景并不乐观。

　　2. 2 　区域经济的市场化、本地化发展不足新疆的资源优势转换战略从1980 年代就开始酝酿,1993年正式提出“一黑一白”的经济战略(石油和棉花、羊毛) 。但由于资源要素的市场化推进不足,近10 多年来的实施未能将“资源优势”充分转换为“竞争优势”,这一点在农牧业资源上尤为薄弱。因此,未来区域经济的发展主题是,如何将资源优势通过市场转换为产品竞争优势。这里的资源既包括石油等自然矿藏资源、农牧产品资源,也包括水、土地空间资源和旅游资源。

　　本地化意味着地方产业链的延伸较长,形成众多分工协作的企业集群,向区域外部输出更多的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而不是初级产品。而就目前来说,区域经济的双重“二元”结构特征正是产业本地化不足的表现。从区域经济的发展来说,新疆有必要加快推进产业发展的本地化,这就意味着区域经济必须努力克服点与点之间各自为政的状况,将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兵团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努力向品牌加工型、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发展,走城市化发展的道路。尽管整体上地广人稀,但考虑到现代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交通成本的相对降低,这样的产业本地化道路将越来越具有前景。

　　2. 3 　现状空间经济模式制约了城市化发展 新疆的城镇基本上都分布在大大小小的绿洲之中。在经济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城市的经济活动深受绿洲范围大小的制约,绿洲边界构成城市经济腹地扩张的天然屏障,而且制约着城镇的数量和人口规模,造成了城镇的不均衡分布和分散。另一方面,为了建设和保卫边疆,在过去的50 多年中,国家组织了大批干部、转业军人、知识青年和科技人员进入新疆①。大规模的人口迁入提高了新疆的城市化水平,使城镇人口数量大增。但这些城镇人口在空间上并非是高度集聚的,很多都是分散在若干的小城镇,以服务于广袤土地上的农业开发。较多的城镇是依靠外部行政力量发展起来的,特别是那些团场城镇,而非在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基础上的一般城市化过程[19 ] 。如石河子、奎屯、五家渠、北屯、阿拉尔等兵团军垦新城,克拉玛依、独山子、准东、库尔勒等石油城市。

　　尽管新疆水资源紧张,城市发展会受到水资源不足的制约,但整体来看,真正使得新疆水资源紧张的并不是城市用水,而是不断增长的农业用水。自1986 年棉花成为政策扶持产业后,新疆就开始了持续的拓荒高潮,10 年间开垦了830 万亩土地,其中生产建设兵团便开垦200 万亩。大规模开荒的资金主要来自国家棉花基地项目、自治区农业综合开发、世界银行贷款等项目基金资助。但到目前为止,新疆的主要水利工程还是河道引水枢纽、渠系和平原水库,主要河道的控制性工程缺乏,很多地区的农业灌溉还是漫灌,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14 ,15 ] 。因此,制约新疆城市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并不是自然资源,而是现状的空间经济模式。

　　2. 4 　城镇体系的空间布局不利于分工协作有研究[10 ] 依照经济类型区的划分原则,通过数据的聚类分析,将全疆86 个县市划分为10 个经济类型,这一划分在经济地理上具有较好的描述作用。不过,这种经济区类型划分在“地州(市) ”空间层面上并不具有典型意义。例如,即便是在中心工业区域,乌苏这样的市域依然是农业主导的经济模式。再如,克拉玛依是一个典型的工矿城市,但其中的乌尔禾区却是一个农牧业区。如果单从城镇看,新疆的城镇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 ①综合性城镇,城市主要职能是为周边的农牧业区服务,三产比例比较高,同时兼有部分纺织、机械、农产品加工这样的地方性产业; ②职能较为单一的城市,依赖于石油、自然矿藏资源的开采加工,以克拉玛依为代表; ③单一的服务型城镇,规模普遍比较小,更多是因为行政驻地而存在。

　　总体看,由于空间广度和人口密度的约束,以及现状城镇本身的产业能级和产业类型的约束,城镇之间的联系比较薄弱。

　　在一般的发展经济学和城市化理论中,二元经济结构将最终走向收敛,成为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经济。在此过程中,经济社会活动在空间上将形成大中小呈等级规模结构的城镇体系。因此,在相关区域规划中,往往试图在既有城镇分布的基础上,通过“金字塔”式的城镇规模布局引导,形成一体化的城镇体系。但是,这只是理论所预见的一般现象,具体到特定的经济空间中不尽如此,就新疆区域来说,如果也强调这样的一般路径就很不现实。

　　2. 4. 1 　新疆是典型的干旱地区,人口承载能力远比湿润、半湿润区小得多,所以农业开发将主要是季节性的大田农业,在水资源以及气候条件的约束下,农业土地上不可能容纳更高密度的人口,这样就使得小城镇的运营成本非常高。2. 4. 2 　新疆的城市建设发展几乎可以把用地的成本忽略掉,但由于缺少必要的人口规模,经济社会活动的多样性和活力不足,既有的城镇也就难以规模扩张,城市经济难以实现良性的自我积累②:一方面难以吸引产业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也难以通过专业化分工提升产业的能级。现有的很多城市工业原来就是通过外部的行政方式建立的,发展情况并不乐观。

　　此外,由于城镇之间的距离普遍比较远,就使得在不同城镇之间进行产业经济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基本不具备条件,这与东部的城镇密集地区有根本的区别。

　　3 　区域经济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宏观空间战略

　　3. 1 　弱化国内经济对流的“核心—边缘”模式新疆的特殊性在于经济区位偏远、少数民族比例多、边疆地缘政治复杂,新疆在过去的发展中得到了很多来自国家的支持: ①通过农产品价格补贴和基础设施投资方式的转移支付,扶助新疆的经济农业; ②提供长途运费补贴,通过国内市场形成东西部经济对流,使其在国内分工中作为能源、矿产资源以及农牧产品的储备供应基地,进而与纳入国际分工的东部地区形成次级分工。但东西部由于市场规模、人口数量比例悬殊,发展程度差异较大,这种经济政策努力虽然可以制造出资源品生产的规模优势,却难以形成地方经济自主参与全 球化竞争的实力。

　　在产业经济的微观层面上,企业选址主要有两种指向: ①生产要素指向,需要邻近原材料、人力资源等要素丰裕的区位; ②市场指向,需要邻近主要的销售市场,以适应市场的消费信息变化,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进而获得生产的灵活性与企业的竞争优势。一般来说,消费性产品的生产更依赖于市场指向的选址战略,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性产品的生产更依赖于初级生产资料和人力要素指向的选址战略。由于西部地区目前的发展程度较低,内部的市场规模不大,距离东部市场又较远,因此,在近期试图通过西部交通基础设施的改 善来促进东部产业经济向西部扩展是有难度的。对于新疆来说,大交通条件的改善降低了资源的输出成本,但并不能迅速改善地方人力资本状况,也不能迅速增加本地市场规模。因此,在短时期内还不能预见到大量的产业经济向西部迁移,交通条件的改善更多是为西部资源向东部输出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使东部的商品可以更多地进入西部地区,但这种经济对流是一种典型的“核心—边缘”模式。由此,未来的区域发展政策应聚焦于如何弱化这“核心—边缘”式的国内经济对流。

　　3. 2 　构建“中国东、中部”与“中亚”的区域经济对流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意图之一就在于加强西北地区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合作,进而建立一个安全的边境环境,并使中国能在中亚区域安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目前的问题是新疆还不具有这种经贸合作的充分产业基础。不过,如果将视野放宽至“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以及邻近中亚国家”之间,则将又是一种区域经济局面[11 ] 。中亚五国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这些国家与我国西部地区在自然资源和经济地理上具有非常相似的特征。因此,可将含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看成一个经济区域。目前,中亚五国、新疆及西北地区的外贸中进出口商品多属原材料加工制品,因此,中国的东部地区,包括崛起的中部将是吸纳中亚地区原材料的最好市场,同时,中亚地区也将成为中国东部地区的产品市场。此外,为了使东部地区的产品在西亚以及欧洲市场上进一步增强竞争优势,中亚地区可以成为中国沿海地区合作加工出口的跳板。这样,如果能将新疆与中亚整合为一个经济区域,将充分利用中国沿海地区与中亚地区的互补市场规模。并且,东部沿海地区逐步增强的投资能力也将能对中亚地区的发展有所帮助。

　　对于这样一种大的区域经济对流,目前的突出发展困境是: ①新疆与中亚等邻近国家的跨国贸易在运输、关税与文化习惯性等方面的障碍仍很多,尽管拥有亚欧第二大陆桥①,但由于距离长、运输环节的不确定因素多,这条铁路自1990 年代以来虽然运量逐渐增长,但并不如预计的兴旺。至于东西运量也多半发挥在新疆的资源向东部运送上,而东部沿海经中亚至欧洲,以及欧洲或中亚货物向东的运量都不显著; ②中亚各国本身经济发展尚属缓慢,政局不够稳定,体制改革仍在进行中,市场经济仍不成熟; ③中国西部地区自身的加工生产能力较弱,面对中亚市场的新需求与挑战,尚无法满足和应对。基于此,新疆经济发展的宏观区域指向为: ①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要重点强调提升地区的进出口中介能力,更好连通起中国东部、中部和中亚诸国的互补市场,而不仅仅是内部资源的开发; ②在产业空间上需要重点发展大陆桥沿线的产 业经济带,也就是天山北坡经济带以及其西向延伸带,培育起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外向型、加工型产业。

　　3. 3 　培育“都市区空间经济”的成长在经典的城市空间引力模型中,城市、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与它们的距离呈反比,与它们的人口或经济规模成正比。尽管这种模型对现实城市世界,特别是网络化的城镇体系的描述力有限,但对于新疆这样的城镇稀疏、城镇经济联系薄弱区域来说是有很强描述力的。因为新疆尽管拥有丰富的资源优势,但这些资源在空间上较为分散。本地化的产业发展意味着区域经济必须走向更多的联系,并在不同的经济空间之间展开分工协作,但前提是分工的交易费用足够小。为了加强经济空间之间的分工协作和联系,新疆的区域经济和城市化发展需要着重培育形成“都市区”的空间经济模式,但并不在于实体的“大、中、小”城镇体系。

　　3. 3. 1 　近年来持续的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已使主要城镇之间的联系成本大幅度下降。在小城镇建设发展不具备足够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大中城市的人口和建设空间规模必将进一步增长。这样,在“主要城市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趋于增加”以及“主要城市之间的交通成本趋于减少”的情况下,可以在客观上增强区域经济的内部联系和促进分工协作,或者说可增强主要城市之间的“引力”。

　　3. 3. 2 　新疆存在大量的农牧业地区,但干旱区气候决定了农业开发主要是季节性的,如果将较多的人口固定在农业土地上将很容易造成低收入锁定,这正是目前一些少数民族集聚的农牧区的状况。因此,新疆的农牧业开发必须走规模化的现代农场之路,收缩农业人口的空间分布广度,将更多的农牧业用地推向市场,走公司化经营的道路。一方面减少农业土地上的固定人口,甚至使部分本地农业劳动者居住在城镇。

　　在农业务工季节,通过集镇解决务工人员的后勤服务问题,在非农业务工季节,人口收缩至城镇,甚至转向农产品深加工,并由此形成城市运行所必要的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可以更有效率地组织疆内疆外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从事季节性务工。这也就是说,应从生产管理和劳动力组织上促进“都市区经济”的广泛形成,即不断增加经济个体的空间活动范围,尽管这可能是一种季节性质的“通勤”。

　　3. 3. 3 　新疆很多地区土地平坦,有利于农业集约化和机械化。但这样的优势在很多地区还未能利用,尽管兵团农业也较多是规模农业,但过去通过行政手段而设立起来的兵团体系在经济综合开发上并不很成功[17 ] 。虽然兵团的人口素质相对比较高,但兵团的农业开发以及城镇建设所试图走的正是小城镇之路。在人口密度有限的情况下,若干的兵团城镇长期处于萧条状况,缺少经济活力和居住的吸引力,并由此使得兵团的职工技术人员长期处于流失状态,老龄化趋势严重[18 ] 。而且,为了提高兵团的经济收入,对一些主要流域进行了过度的农业开发。因此,从提高农业效率和改良生态环境的角度,也有必要改组兵团农业的生产组织模式。

　　此外,新疆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但存在着物质资本的稀缺,更是存在着人力资本的匮乏。在国家转移支付支撑起的优良 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下,投资的稀缺在相当程度上又是因为受到人力要素和市场环境的制约。比如,尽管拥有优势的棉麻资源,但东部沿海的轻纺工业并没有向新疆大量转移。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克服人力要素和市场环境约束的关键就在于城市的硬件和软件发展,如果城镇集聚规模小,就不会有好的生活环境和经济环境,很难希望吸引更多高素质的人力在疆内定居。

　　因此,新疆的区域经济发展在自然约束条件下,在空间上应有别于东部沿海城镇密集区的模式,不是联系密切的、“金字塔式”的大、中、小城镇体系,而是应试图以大、中城市为基础,以主要城市之间的交通条件改善为支撑,在更为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形成“都市区经济”联系,在既有的城镇布局下,分区域因势利导,使不同次区域中的首位城市在规模增长过程中,能够保持空间的协调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将使建设投入更有效,而且能够衍生出新的产业,更充分地发挥市场的创造性。此外,主要城市规模的增长可以在其间建立起航空支线网,进而形成更好的旅游接待水平,将新疆众多分散的旅游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可以集中利用两个方面的产业动力: ①本地优势农牧业产品的深加工和品牌塑造; ②矿产资源的开采加工业向下游延伸,在能源工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国防工业。但这要有待于国家对新疆的政策从补贴转向产业发展刺激。政策可聚焦于: ①开放能源工业的下游产品市场; ②开放部分国防基础工业的民营准入; ③对主要城市给予出口加工区政策,与此相应,东部沿海地区的相关优惠政策不应全面地长久延续下去。

　　4 　小结

　　新疆的城镇化发展需要走都市区的道路,在现有城镇数量锁定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发展几个中等规模的城市,向大城市的目标迈进。通过大城市为现代化、专业化的分工协作提供有利的空间环境,获得好的规模经济效果;并且,通过大城市的人口空间集聚,有效折衷水资源“人均值丰富与地均值不足”的矛盾,更为高效地利用水资源,特别是在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方面将更具经济可行性;最后,通过大城市创造多元的社会交流和就业选择,吸引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产业资本,毕竟,政治动员在市场经济下已远不似过去那样有效。

　　因此,需要把握国家能源战略需求给新疆城市发展带来的机遇,积极发展石化产品的下游深加工产业,通过市场环境建设,理顺中央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克拉 玛依、库尔勒、独山子(奎屯、乌苏) 等有条件发展壮大的中等城市,通过产业空间方面的政策聚焦,积极推动它们从工矿型城市经济转向综合型城市经济,从企业管理转向城市管理,树立起经营城市的建设观念,不仅局限于石化企业的经营。

　　在发展大、中城市的同时,努力提高城镇之间、城乡之间的产业经济联系,逐步形成以大、中城市为中心,以骨干交通沿线的城镇为组成部分的“都市区经济”,以充分发挥产业经济的空间聚集效应,塑造新西部边疆。并且在城市规模扩大的过程中,需要持续调整控制都市区核心区的空间结构,形成良好的空间结构绩效[6 ] ,在空间结构上尽可能避免各种“大城市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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