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国时期俄属中亚难民迁入新疆事件

一、俄属中亚难民迁入新疆原因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作为协约国参战。为了补充战消耗费,缓和由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沙皇政府加重了对包括中亚各民族在内的国内各民族的剥削,这势必引起俄属中亚各民族的强烈不满。

　　1916年7月8日(俄历六月二十五日) ,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敕令对库班、外高加索、中亚、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19～43岁的男子进行“动员”,征召他们开赴欧洲前线各战区担负修筑防御工事和其他军用建筑的工作[ 1 ]134。就中亚地区来说,动员对象包括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乌孜别克人、塔吉克人以及维吾尔人、东干人等[ 2 ]573。

　　根据敕令,俄国政府计划在草原总督区征召24. 3万人,在突厥斯坦征召25万人[ 3 ]95。敕令下达仅5天,草原区总督苏霍姆林诺夫将军就下达了征召哈萨克居民入伍的命令。

　　依据传统,中亚穆斯林向来认为自己没有为俄国政府从军服役的义务,沙皇政府以往也一直尊重他们的这一习俗。这次当局以为战争非常时期,采用的又是较为温和的动员措施,只修工事不打仗,相信不会引起什么麻烦。何况,就是在一个月以前,突厥斯坦总督府还给俄国政府呈递过一个报告,内称中亚的局势“绝对平静”。不过,中亚统治当局过去十分警惕的贾迪德运动成员以及伊斯兰主义者、泛突厥主义者,还有哈萨克民族主义者确实没有做出激烈的反映。但是,沙皇政府没有料到,中亚广大普通民众会采取猛烈的反抗。

　　中亚穆斯林群众最初反抗行为是销毁户籍册。当时,登记居民身份重要资料的户籍册一般是由乡公所编纂并保管的,可以说它是官方征募壮丁的惟一文字依据。如果失掉了户籍册,也就无法确定到底谁是征召对象。正因为如此,所以各地纷纷发生抢夺并烧毁户籍册的事件。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杀死官吏和户籍管理人员的事件。

　　时任突厥斯坦总督在上呈给沙皇的一份奏折中称:“天亮前,大约50名吉尔吉斯人(即哈萨克人———作者注)冲进马斯洛夫乡乡长家中,杀死了乡长和他的秘书。”[ 2 ]575此外,还有许多农牧民逃进草原深处逃避兵役,甚至已经在工厂就业的穆斯林也有不少逃走了。这些零星、分散的骚动,没过多久就汇合成为一场遍及中亚各地的民族大起义。

　　暴动从突厥斯坦开始。乌孜别克人首先发难,他们在塔什干和撒马尔罕摧毁了当地政府机关,暴动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费尔干纳。暴动群众切断电源,扒毁铁路,并用缴获的军火与前来镇压的俄军作战。这次暴动直到同年7月才被沙俄政府镇压下去。

　　草原地区的暴动要稍迟一些。7月下旬,乌拉尔克斯省的哈萨克人举起反抗大旗,很快波及全省。但是由于队伍分散,各自为战,到10月被当局平定。阿克莫拉斯克省和塞米巴拉金斯克省的情形与乌拉尔克斯省的情况差不多,那里的哈萨克暴动者坚持到了11月。尽管暴动遭到了镇压,但是多数应征者仍拒绝到指定的地点去集合。

　　草原区的图尔盖省的暴动在中亚各省中规模最大,坚持时间也最长,因而成了1916年中亚大起义的中心。这支暴动军由哈萨克人阿曼格尔得·伊马诺夫领导,他们最初在基孜尔—库尔湖畔进行了一整天的激烈战斗,打败了前来镇压的俄国军队。10 月底,暴动军攻打图尔盖城,但未能得手,后撤往巴特巴尔村。暴动军以该村为根据地,设置工厂,制造武器,进行军事训练。当地群众也积极支持起义军,供给粮食、马料等。次年2月,沙俄军队攻陷巴特巴尔村,暴动失败,暴动军被迫向草原退却。随后,沙俄当局对暴动人员和平民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许多村庄被夷为平地,被杀者估计有20万之多。1917 年2 月,突厥斯坦总督库罗帕特金任命的特别法庭对七河省的暴动骨干进行审判,结果347人被判处死刑, 168人被送去服苦役,还有129 人被送进了监狱[ 2 ]579。

　　此外,全省有30多万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逃往他乡,其中约有20万人远走中国新疆[ 4 ]298。

　　张大军先生曾对中亚地区哈萨克等民族逃越俄中边界进入中国避难的情形作过精辟的论述。

　　他说:“至于哈、布(吉尔吉斯或柯尔克孜人)等民族之逃新起因,因为哈柯民族以游牧为主,天性酷爱自由,均信奉伊斯兰教,且政治欲望极低,只要不干涉其生活方式,宁愿以黄米、奶茶、畜肉度过一生,不愿在政治生活中讨生活。过去为中国藩属时代,清廷概取宽大政策不干涉其生活方式,但俄国并吞中亚后则不然,俄人为统治剽悍无羁之民族,处处予以干涉,因之龌龊日生,怨恨日深。

　　更因俄积极移民中亚,强占哈萨克族牧地,哈萨克族为羡慕中国之自由生活,开始向塔城、阿山、伊犁一带迁徙。”[ 5 ]330逃入中国境内的中亚各民族难民就多达20多万,占俄属中亚人口总数的2% ～3%。其中哈萨克族难民迁入新疆人数最多。

　　二、俄属中亚难民逃入新疆的经过与惨状

　　成千上万的俄属中亚难民逃入新疆境内,伊犁首当其冲。1916年9月,伊犁镇守使急电省政府:俄国哈萨克逃来甚多,请添兵队以资震慑。此时,俄驻伊犁领事也不断与地方当局交涉,要求中方出兵封锁边界,配合俄军镇压逃难的哈萨克人。照会称:“近日俄属哈萨克反抗官军,现以调兵征剿。第恐大队至日,该逆等势必窜扰中境,妨害治安。请密达镇守使速派军队严防噶尔达什、那林郭勒及特克斯川一带为要。”[ 6 ]2同时声明中方有自由“处治”逃来哈萨克人之权,俄国“决不袒护”。

　　随着俄军镇压的不断强化,俄属哈萨克人不断涌入伊犁边界,每起常有数千人之多。对此,新疆省政府拟定的初步方案是以堵防为主:“查光绪七年(1881年)通商条约第二款,其无执照之人民过界者仍应送还附近俄官或领事馆管束等语。

　　此刻办法应以阻止俄民不准入境为上策;其潜行入境者应照约照会领事收回。事关外交与军务不同,只可阻止入境,不宜办理操切,更不得开枪轰击,致生枝节。”[ 6 ]12新疆与俄国的边境线长达数千里,难民在沙俄军队的猛烈追击下拼命涌来,堵不胜堵。俄难民“来势凶猛,动结大队,每起常有数千人,我驻卡伦军队难以阻止,非举枪示威不可。”[ 6 ]8 1916年10月19日清晨,特克斯河附近卡外聚集了无数哈萨克牧民,要求进入中国,正与中国边防军交涉之际,沙俄军队500余人追至,用大炮向这些哈萨克人轰击,许多人当场炸死。幸存者则向中国境内狂奔,守卡边防军无法阻拦。当时,中国边卡指挥官郭义标派人与俄方交涉,禁止俄军越境追击。俄军则要求中方迅速将这些哈萨克人消灭,或是引渡给俄军,但遭到中方的拒绝。

　　南疆中俄边境一带,山路崎岖险峻,从那里逃入中国境内的多为柯尔克孜族。为夺路逃生,他们在遇到无法通行的险要山岭河谷时,只得将成群的牲畜推下任其摔死,堆积成路,人再从上踏过。当时正值冬季,冰雪覆盖,人马难以通行,难民就用毡席皮衣铺于冰上通过。在艰难的跋涉中,冻饿而死者尸体枕籍,填塞道路,惨不忍睹。中国守卡官兵受命拦阻,但在柯尔克孜难民“与其返回,死于俄军之手,不如死在中国”的号哭与哀告面前,万难拒之,出于人道主义,只得任其进入中国境内避难。北路塔城自7月始陆续逃来俄属哈萨克也有几千户、数万人。参赞大臣汪布端与俄驻塔城领事多方交涉无效,遂电呈省政府。省政府复电称:“俄哈逃窜塔城,为数钜万,诚为剿抚两难。

　　抚之是容纳帝国叛逆,剿之又孔酿成交涉,惟有未来者严加截堵,已来者急行驱逐。不知高明以为然否。”[ 6 ]1 4至9月,先后逃入塔城境内的俄属哈萨克已有一万多帐、三万多众。塔城当局驱之不去,又不堪扰累,遂提出武力解决。

　　至10月底,新疆沿边逃来之俄属哈萨克已达20多万人,他们先请求拨地安插,不能如愿便潜行四外。加之其中不少人携带枪支武装,对地方危害甚大。这些俄国难民涌入中国后强占了大片牧场,因此不断与当地中国牧民发生冲突,斗殴抢劫时有发生。还有大量的难民四处流散,深入新 疆腹地。当时北疆的乌苏、精河、沙湾、奇台、孚远、阜康诸县,南疆的阿克苏、喀什西道所属各县都有俄国难民。他们毫无组织,四处流窜,给新疆各地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三、新疆地方当局处置难民办法

　　时任新疆最高行政长官杨增新,其祖籍江苏,本人出生于云南蒙自,清朝光绪年间举人,后又考取进士,起初在京城担任小官吏,后到甘肃就任知县、知府、道员等职。1908年进京朝见慈禧太后,“慨陈”其戍边大志,深得慈禧赏识,被委任为新疆阿克苏道尹。1911年赴新就职,得到新疆巡抚袁大化器重,将他调到省城并委以重任。辛亥革命后,被袁世凯任命为新疆都督。面对俄属中亚难民大量涌入新疆的复杂形势,杨增新采取了正确的对策,争取到中国自由处理入境俄国难民的主动权,迫使俄方赦免参与暴动的难民,为难民回国创造条件,妥善处理了俄属难民窜扰新疆事件。

　　杨增新深知,在沙俄政府没有赦免难民之“罪”的时候,驱逐难民出境是很难奏效的。即使把其逐出境外,难民还会旋出又入。所以,杨增新一面劝说难民回国,一面指派地方官员与俄领事交涉,设法使俄领转呈政府免罪。杨增新还多次电呈中央政府,禀报边疆形势维艰:“查俄国逃民仅布鲁特(柯尔克孜—引者)一种约计二十余万,哈萨克逃亡者亦不下十数万,而回、缠两种之逃者尚不在内,俄国秩序紊乱可想而知,此项俄民固未必全数逃入中国,然既来者已难驱逐,方来者络绎不绝,现在纷纷调队堵截,防不胜防。又深冬严寒,粮料柴草运转不便,兵丁苦不堪言,而一切临时军用各品在需费为数不赀,从何筹措,财政大受影响,虽经地方文武晓谕俄民劝其回国,而伊等均以畏俄 苛政,良莠不分,肆行屠戮,既来逃命未敢回国再入死地为词,若长此迁延,该俄国逃民垂涎我国水草,势必风拥而来,窜入腹地游牧,防务更万分吃紧。添兵既苦于务饷,收回又恐其无期,万一日久变生,将数年苦心维持只秩序坏于一旦,岂不可惜? 惟有仰恳由部与俄使严重交涉,并由驻俄公使向俄政府婉为劝告,将逃来中国之哈萨、布鲁特、回、缠各种俄民,宽其逃亡之罪,凡归回俄国之后,概于免究,并饬在新领事设法收回。该逃民知罪可原,自必仍回旧居,收回较易。釜底抽薪计无逾此,须将此层由驻俄公使向俄政府作为关切俄国,迎机劝告俄政府,如肯听信,再由中国地方官切实帮助,自必办理有效。”[ 6 ]26 - 27

　　在新疆地方当局的多次交涉下,俄突厥斯坦总督1916 年11 月颁布了《哈民遵守条例》,规定:“乱哈等速将安集延人民交出;应所有的军械交出;应速交出乱匪首领;永久遵守悔罪条例,并供应国家应用苦工、马匹;将侵占未经官的村落、草场,伤害俄民之点应交付官府查收;各首领应各回远牧,决定草场;该乱哈等承认永遵以上所定条例,俄国军队人民绝无欺压伊等之理。”[ 6 ]35以上条文,在执行中虽有碍难之处(如“交出乱匪首领”等) ,但毕竟是俄方的正式免罪照文。杨增新即令沿边各地将上述七条宣谕难民,并令各地方官与俄领事交涉收回难民。

　　当时,身为新疆都督的杨增新手中只掌握1万军队,如何应对蜂拥而来、携有枪械的30多万难民,无疑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因此,他又采取了三个方面的处置措施:

　　一是对未来者严加堵截,已来者和平驱逐。杨增新认为难民窜扰新疆,无非是死中求生,“并非有扰害中国之意。”[ 6 ]4基于这种认识,杨增新下令在沿边关口歧路严加设防,以堵难民于境外;对已潜行入境者,则以和平手段,收缴其军械,然后劝其和平离境。杨增新在《电令伊犁道尹阻止俄哈入境,其已入境者一面劝导安分,一面交涉俄领设法收回之》中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政策:“现在伊塔阿各道沿边八九千里,防不胜防,应持稳健主义,一面严加防范,于入口卡伦阻止,使其不得入境最为上策;若已潜行入境者,一面善为劝导,使其安分守法,不致扰乱我国治安,仍与俄领交涉,令其设法收回,不宜办理操切,或致俄国难民铤而走险,致生枝节。”[ 6 ]4当塔城参赞汪步端称拟对难民实行武力解决时,杨增新去电多方劝导:“查此俄哈逃来中境,是畏俄人剿办逃难而来,我若以兵力从事,实行攻击,使其进退维谷,势必铤而走险,破坏地方;况俄国在哈拉湖等处枪毙中国人四、五千名,正在由部交涉,若我将逃来之俄哈枪毙,俄人反得籍词抵制,兼之俄哈多而塔兵少,若实行攻击,未必能占优胜,损失国威,以后更不可收拾。

　　仍请严饬贵处军队及蒙哈头人仍以和平手段将哈萨驱逐出境,此为上策。以来者设法驱逐,未来者严行阻止, 不得再为松放, 使俄哈陆续入境为要。”[ 6 ]22

　　二是安抚救济入境难民。俄国难民进入新疆后,处境十分悲惨。逃亡北疆的哈萨克人“恐回国治罪,哭诉不归”[ 6 ]44。杨增新认为短期内将俄难民驱逐回国是不可能的,因此,妥善安置强行入境的难民就成了当务之急。难民匆匆逃入新疆,随身并没有携带充足的生活日用品,即使有少许物件,也因长途奔波遗失殆尽。因此,难民久留新疆,首先必须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如果他们用正常手段不能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那么,新疆境内的抢夺偷盗事件随时都会发生。1916年9月,杨增新电呈北京政府,要求抚恤逃亡新疆的俄国难民。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难民都可以受到新疆政府的救济,按照杨增新的本意,“发给食面最穷之户不能行动者”[ 6 ]28 ,况且,大量赈济难民也非新疆财力所能承受。新疆地方当局还灵活处置俄难民的违法行为。1916年12月,逃亡伊犁的俄哈难民“任意占据草场,自由砍伐树木”。杨增新接到报告后,并没有派出军队镇压,而是默许。他认为逃民之所以这样做,“无非因牲畜乏草,吹爨无柴实逼如此,情有可原,比平常恃其国势,扰我地方者有别,只得从宽听之而已。”[ 6 ]45 - 46

　　三是给回国难民提供各种方便,督促其迅速离境。1916年12月,杨增新电令沙湾营县为当地回国难民“采买粮食应准购运,以免饿毙。”[ 6 ]46在俄难民中,不少人因生活所迫向当地人出卖自己的子女,在中方督促其回国之际,他们又要求赎回自己的子女,新疆地方当局也尽可能妥善处理,满足难民的要求。当时有部分难民在杨增新政府的劝导下回到俄国。1917 年5 月20 日,经霍尔果斯、特克斯河卡遣回2. 3万多户、10万多人,各种牲畜26万多头。俄哈回国后,仅在哈拉湖一带就被俄军枪杀700多人,于是其他难民极为恐惧,宁死不回国。逃入新疆塔城的俄哈1 万多户、3万多人,后遣回5 000多户,其余散居各地,只有少数穷苦牧民留在塔城。另外,约千人从阿拉别克一带越山潜入阿尔泰,分向哈巴河、布伦托海等处迁徙。经新疆地方当局的多方努力,到1919年3月,从各关隘强行进入中国境内的难民全部遣送回国,总数达30万人,长达三年之久的俄国难民窜扰新疆事件终于宣告结束。但是,留居于新疆的难民仍然不少,他们不愿再作俄国公民,俄国政府也不再承认他们的俄国国籍。到1927年,杨增新曾派专人对这部分人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分别给予办理了加入中国国籍的手续。

　　总之,民国时期因中亚动乱,俄属哈萨克等民族大举东迁,进入社会相对稳定的中国新疆地区,造成了新疆的难民潮。时任新疆都督杨增新在回顾这一事件时不无感慨地说:“此次俄哈布难民逃入新疆,其在伊犁、阿克苏、喀什、塔城各道者前后以数十万计,若防范稍有疏忽,办理过于操切,国防将有不堪设想之势”[ 6 ]27 ,“新疆地方秩序未因逃来数十万之俄哈稍有破坏,尚是不幸中之万幸。”[ 6 ]51这是对难民事件的高度概括和总结。由于当时杨增新领导的新疆地方当局妥善处理了这一事件,客观上为维护国家主权及新疆境内的和平稳定做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　朱健华　　英文审校　孟俊一

作者简介:加尔肯·哈力汗(1982 - ) ,男,哈萨克族,新疆额敏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研究方向:中国新疆与中亚跨国民族研究。

参考文献:
[ 1 ] E. K. 盖纳扎罗夫. 哈萨克斯坦历史[M ]. 阿拉木图, 1992.
[ 2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第一卷[M ]. 阿拉木图: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 1957.
[ 3 ]杰弗里·惠勒. 苏维埃中亚现代史[M ]. 伦敦, 1964.
[ 4 ]加文·汉布里. 中亚史纲要[M ].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
[ 5 ]张大军. 新疆风暴七十年[M ]. 台北, 台湾兰溪出版公司,1982.

[ 6 ]杨增新. 补过斋文牍:己集上[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