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陕西村听秦腔，乡党两眼泪汪汪！

（陕西村乡党2009年5月欢迎省长袁纯清来访）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孤悬海外一百多年，至今仍顽强保留着中华文化。中亚“陕西村”的人虽然绝大多数都不懂汉字，但无论男女老少都能说一口地道的秦腔。他们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被陕西乡党发现，使得世人了解一段悲壮传奇的历史。

   （陕西村示意图）

    清朝同治年间，中国西北地区发生了反清回民大起义。这次起义被称为鸦片战争之后的一次农民起义的高潮。1877年，起义失败，左宗棠率领的清军对回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杀戮。当年冬天，义军节节败退，被逼至中俄边境。为了求生，他们决定兵分三路，翻越中俄边境的天山，向中亚逃亡。这三支逃亡队伍中最大的一支，由白彦虎率领。1877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天山上暴风雪肆虐，积雪齐腰。这一夜，四分之三的人没能走出雪山。楚河成了东干人的母亲河，幸存下来的三千多人在这里扎下了营，他们把住的地方，叫做“营盘”。营盘靠山面水，土地肥沃，逃亡路上携带的菜籽，成了东干人新生命的开始。这便是“陕西村”的由来。

　                              （陕西村如今已成米粮川）

     一个多世纪以来，东干人一直在只有自己人居住的村庄里生活，保持相对独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东干人玩的游戏有踢毽子、打沙包、打尜、跳房子、丢方、放风筝。吃饭用筷子，储存蔬菜用窖，取暖用火炕、火盆，打井取水用辘轳，枕套里用稻壳充填，被子缝被头。一串串玉米挂在房檐下晾晒。待客在正房的大炕上摆炕桌，喜欢吃饺子、包子、韭菜面条和蒸馍。主要使用的乐器还是我国传统的二胡、板胡、笛、笙等。许多妇女还是中国清代装束，头上打发结，身穿旗袍或长衫，领口和袖口绣着不同颜色的花边。结婚时，新郎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新娘头顶红花高髻，梳燕燕头，脚蹬清代样式的绣花鞋，从上到下，大红大绿，十分耀眼。年轻人虽有权自由恋爱，但最终还要父母定夺。“陕西村”人把中医也带到中亚，会针灸、拔火罐、采草药、制药丸、开药方、诊脉。直到今天，东干族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还使用中国的农历。

（陕西村的普通家庭）

    东干人以自己的传统为荣，保持相对独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他们尽管出门讲俄语，但进村依然说“秦腔”，东干人至今还在讲一个世纪前的陕甘地区回族方言。他们把政府机关称作“衙门”，把政府官员称为“大人”，称店铺老板是“掌柜的”，“写家”则是指舞文弄墨的作家和诗人。对东干人而言，飞机仍旧是“风船”，嫁妆只能叫“陪房”。他们的汉语知识仍旧停顿在晚清年代，而他们对现代汉语几乎一无所知。东干语中的“老话”都是陕西方言，而像“芭蕾舞”、“导弹”一类的“新话”则多从俄语中转借。一般来说，除东干语外，东干族男女老少都会讲俄语。东干人的姓名也可谓“中俄合璧”。他们都有自己的俄文名字，但在东干村内，人们还保持着100多年前中国的习惯称谓。

（被东干人称为“皇帝”的东干人协会主席、陕西村第六任村长安胡赛）

    尽管“陕西村”人远居海外一个多世纪，生活殷实，但他们的根在中国，对祖籍国母亲的思念一刻不曾停息，叶落归根成为他们最为强烈的信念。因此东干人与中国的联系也随着中国的发展逐渐密切起来。被东干族人尊称为“皇上”的哈萨克斯坦东干协会的第六任会长、哈萨克斯坦“陕西村”村长安胡塞十年来，花费20多万元人民币，20多次往返于中哈之间，不仅把家乡先进的农业技术引进到中亚的“陕西村”，更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为中哈友谊牵线搭桥。

（陕西省长袁纯清访问哈萨克斯塔江布尔州和包括东干的各族人合影）

     2009年5月26至28日陕西省长袁纯清访问哈萨克斯塔江布尔州，随后专程“陕西村”探望东干居民，了解其生活和生产情况。“陕西村”东干居民数千人到村口迎接，非常隆重。这是百年后陕西官方造访“陕西村”的最高官员。 

     王国杰，男，1944年生于陕西兴平，祖籍河北新乐。1968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1982年在陕西师范大学获史学硕士学位。现为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访苏学者，东干学专家，中国回族学学会理事，西安-中亚友好协会副秘书长。

                                       （是王国杰“发现”了中亚的东干人）

 （陈琦让老家乡党们更为详细了解了“陕西村”）

 （陕西村留学生在西安市政府前合影）

（ 陕西村的新郎和伴郎）

（待嫁的新娘）

（是不是和关中人一样好客）

（在陕西村听秦腔）

    陕西村的故事好几年前就知道了，作为乡党每次听到他们的故事眼睛都会潮潮的。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陕西村的乡党们，常回家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