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师范大学首届中亚研究论坛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摘 要: 中亚在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交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中亚局势动荡不安。深入探讨中亚局势动荡的原因、现状、走势，以及对我国的影响，提出我国应对中亚局势的对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关键词： 中亚；中国；影响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245（2011）01-0051-06

　　作者简介：马凤强，新疆师范大学科研处处长，中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郭卫东，新疆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办公室主任，中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惠慧，新疆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 办公室工作人员。

　　2010年11月13日至14日，由新疆师范大学主办、新疆师范大学中亚研究中心承办的“新疆师范大学首届中亚研究论坛”在乌鲁木齐市召开。来自北京、上海两地的著名科研机构、高校的专家和新疆师范大学的部分师生等近百余人参加了此届论坛。会议采取主题报告、讨论交流等形式，围绕“中亚热点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一、关于中亚地区宏观问题的探讨

　　论坛上，部分专家从中亚地区各国发展现状的“共性”和“个性”出发，就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等方面对当前中亚地区的形势和未来走势进行了深度探讨，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问题：

　　（一）中亚地区形势走向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中亚室徐晓天副研究员认为，中亚地区当前总体形势的特点表现为：区域内发展的差异性；多元格局的开放性；大国争夺的长期性和中亚对中国的重要性。由此，在中亚研究方向上，我们应考虑将国别研究与区域研究相结合；动态研究与基础研究相结合；中亚研究与中国新疆研究相结合；依托于我国发展大战略下的研究。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邓浩研究员认为，吉尔吉斯斯坦剧变是“中亚形势进入一个新演变阶段的标志”，中亚地区形势变化的基本轨迹表现为：（1）政治体制改革日显迫切，中亚政局变幻莫测。从吉国剧变来看，中亚现行的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体制再次面临严峻挑战。尽管各国当局都在吸取历史教训，加紧内部整治，但很难从根本上扭转危机。中亚五国各有自身发展特点，未来中亚各国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将会呈现不同速度的多样化态势；（2）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加大，中亚走上振兴尚需时日。中亚各国的经济状况普遍存在对外依赖程度过高、技术和人才缺短、市场经济体制不够成熟、基础设施陈旧等现象，加之中亚各国之间相互关系不和睦，导致中亚经济振兴困难重重；（3）外部势力竞相施加影响，中亚竞争格局更趋多元。从吉国情势来看，俄美等外部势力在中亚已形成共存局面，各方均有优劣，竞争格局多元化已是客观存在，也是大势所趋。大国平衡外交对中亚国家来说是符合本国利益的现实选择，但吉国的变局也致使中亚各国更加认识到，平衡外交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需谨慎对待。

　　（二）中亚地区安全状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孙力研究员认为，当前中亚的安全形势受到来自吉国政局动荡、国际金融危机、阿富汗政局及国际大环境的多重影响，今后中亚安全形势将更多受到“三 股”势力、阿富汗政局和中亚周边国家的“辐射”。

　　（三）中亚地区宏观思考

　　复旦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赵华胜教授认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剧变，折射出中亚地区当前所反映的三点问题：（1）中亚地区的国家建设失败；（2）中亚地区是否进入动荡期还需要观察；（3）中国及上海合作组合的中亚外交政策受到影响。对俄美大国的态度，赵华胜教授认为，应充分考虑当今中亚地区的大背景。现中亚地区与中亚周边国家连为一体，如阿富汗、南亚、伊朗、高加索等地，仅用中亚五国来定位中亚地区局势已显得不够充足。面对俄美大国对中亚的政策，我们应冷静分析，诸如和大国在某些领域的融合，加强地区合作，这符合中亚利益，也是发展的必然所需。从政治上看，加强与中亚周边国家的联系，使得上海合作组合的范围扩大，冲破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同时，中亚地区合作日趋扩大，经济输出日渐扩大，应将中亚外延扩大到更大的地区。另外，不可因某一局部突发事件就下结论，我们在考察中亚地区问题时，应考虑到“动态中的平衡”。

二、关于中亚地区微观问题的讨论

　　部分与会专家从微观角度对相关中亚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于“突厥语诸民族”与“突厥语族诸语言”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室吴宏伟研究员从历时角度出发，提出“突厥语诸民族”与“突厥语族诸语言”概念。就“突厥语诸民族”包括的民族及其分布、“突厥”与“土耳其”概念的界定和突厥各民族的来源等问题做了较为详细全面的阐述。吴宏伟研究员认为，按突厥语言学家的一般说法，全突厥语族包括了30余种语言，主要有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吉尔吉斯语）、维吾尔语、乌孜别克语（乌兹别克语）、塔塔尔语（鞑靼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图瓦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楚瓦什语、巴什基尔语、雅库特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库梅克语、嘎嘎乌孜语、哈卡斯语、阿尔泰语、卡拉依姆语、巴尔卡尔语、诺盖语、土耳其语、托发拉尔语等。与此相适应，现在正在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都应该算作突厥民族。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伊朗、阿富汗、蒙古等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人口超过一亿。中国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裕固、撒拉、塔塔尔以及新疆蒙古族中的一部分，人口一千余万。现在出现的“突厥语国家”这个概念则是指主体民族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国家，这样的国家现在有五个，即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5个国家中，土耳其建国时间较长。

　　吴宏伟研究员强调指出，“突厥”和“土耳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使用混乱的原因是由于“土耳其”和“突厥”这两个词在一些语言形式上相同或相近造成的。关于突厥各民族是否有共同来源这一问题，吴宏伟研究员指出，在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中，除了一些民族之间的亲属关系已经得到肯定和证明外，整个突厥诸民族都有共同起源的说法并没 有得到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种学的充分证明和检验。吴宏伟研究员认为，不同民族在语言、风俗等方面相似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历史上长期的游牧生活和连年不断的战争以及由此而出现的部落、部落联盟和民族不断的分化、迁徙、重新组合的结果。

　　（二）关于《玛纳斯》对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关系的影响问题

　　新疆师范大学地木拉提·奥迈尔教授以史诗《玛纳斯》问题为着眼点，从微观角度考察中吉两国的关系及其对策。他指出，史诗《玛纳斯》的归属问题现已成为吉国和中国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吉国对中国在文化领域的陌生和误解。具体表现在：第一，从苏联时期到吉尔吉斯斯坦独立，由于长期隔离政策的执行和相互了解的缺少，吉国民众目前还不了解中国柯尔克孜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现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柯尔克孜族大部分是在十月革命前夕从吉国逃往到中国的小部分移民；第二，吉国民众基本上不了解中国柯尔克孜族60年来在教育、文化、文学艺术、出版和语言文字方面取得的巨大发展和成绩，更不了解民间文学财富的丰富性和悠久性；第三，另一个内在的、吉国社会普遍认可的错误观点是：他们把史诗《玛纳斯》中的各种人物和故事情节视为真人真事，其中英雄玛纳斯的宿敌是契丹人空吾尔拜。契丹人在古代时被突厥语民族叫做 ”Kara Ketay”，史诗《玛纳斯》中描写的战争场面都是柯尔克孜人和Ketay人之间进行的残酷斗争。吉国民众认为史诗中的Ketay是当今的中国人，更确切的说是汉族人。同时，由于受西方反华势力大力渲染的“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人在中亚、在吉国被视为很富有的，但有历史恩怨的族群。平时在吉国大多数人不在乎谁是谁，但很可惜的是当个别人提出关于中国的任何一个不合逻辑的猜疑时，很多人不谋而合。

　　地木拉提·奥迈尔教授在会上提出了两个值得 倍加关注的问题，一是中国对“Китай”的解释应给予高度重视；二是中国在向中亚出口商品的同时，对文化和教育应有所展示。如果对这两个问题忽视，势必会对中国的中亚战略产生不利影响。他认为，我们注重经济合作的同时，要实际运行文化交流机制。与吉国加强友好关系的基础和机会是在《玛纳斯》史诗工作上的合作和信任，激化两国关系的障碍也是《玛纳斯》史诗工作方面的猜疑和忽视。

三、关于吉尔吉斯斯坦变局的因素解析

　　2010年，中亚地区最热点的政治问题聚焦于吉尔吉斯斯坦“4·7”事件，这也成为本届论坛所关注和 探讨的最核心的问题。

　　新疆师范大学雷琳教授认为，吉尔吉斯斯坦变局主要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双重影响。其中，内部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不断被边缘化的困境。由于吉国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吉国需在一体化经济中实现现代化，但中亚各国在基本经济利益上的对抗性矛盾与各国的多种重大差别，致使中亚一体化进程缺乏内在动力，同时，中亚各国在经济上存在疏离关系，因此，吉国在融入区域一体化或全球化道路上受阻，那么就只有不断处于被边缘化的困境。

　　第二，私有化进程中贪腐盛行引发政府合法化 危机。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化造成的严重的两极分化是导致巴基耶夫垮台的重要原因。极端的贫富分化严重地削弱了政权的合法化基础，这种存在极少数极端富裕的社会政权必然走向垮台。而巴基耶夫严重破坏社会公正的原则是吉国变局的另一原因。巴基耶夫试图建立的“家族王朝”，贪腐盛行，国家政府合法性随之消失，社会政治文化日趋堕落，这些都势必导致失去民众的支持，催化吉国民众转而求助街头政治。值得注意的是，雷琳教授认为，暴力政治文化的盛行对吉未来的稳定和发展将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

　　第三，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决策失误。2008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严重冲击到吉国经济，在证明华盛顿共识破产的同时，吉国却仍使之大行其道，高涨的物价引发人民的恐慌和不安，巴基耶夫政府面对经济危机所作出的失误决策加剧了人民同政府之间的对立。

　　吉尔吉斯斯坦变局的外部因素主要根源于大国博弈。与会专家们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大家一致认为，美国、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均有重大的全球、地缘政治利益，他们都对吉政局产生重大的影响。

四、关于世界外围因素对中亚地区局势影响的探讨

　　对中亚地区产生较大影响的世界外围因素，与会专家主要视俄美大国间的博弈和阿富汗问题为最 重要的影响因素。

　　（一）俄美中亚“大博弈”的攻守逆转及地缘政治走向

　　大国角逐，即“大博弈”是中亚地缘政治的主题之一。潘志平研究员认为，吉尔吉斯斯坦“四月政变”和“俄哈白关税联盟”这两件事情表明：俄美两国在中亚“大博弈”的攻守态势呈逆转趋势。

　　第一“，美攻俄守”局面的形成。中亚地区，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历来就是大国“博弈”的重地。从1991- 2001年的十年间，美国主要以经济方式向中亚展示力量，而在苏联解体之初，迅速衰败的俄罗斯无力顾及中亚。直至“9·11”的发生，美军借此机会进驻中亚，在吉尔吉斯斯坦等地建立了空军基地，这无疑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和社会产生了深厚的影响。2003- 2005年的“颜色革命”直逼俄罗斯，2008年格鲁吉亚公开挑战俄罗斯，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之攻势达到顶点。此时，俄罗斯深感危机所在，将中亚地区在内的独联体地区视为“特殊利益区”，这表明俄罗斯已明确将中亚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

　　第二“，俄攻美守”态势的逆转。潘志平研究员认为，近年来，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态势逐步走向逆转“防守”的局面，如乌克兰亲美政权易帜、格鲁吉亚萨卡什维利“08”的“五天战事”的打击、吉尔吉斯斯坦政变，这一系列的事件无不表明俄罗斯在中亚地缘的影响力逐步升高。而现今美军基地在吉国出现关闭问题，从另一方面说明俄罗斯在中亚的“博弈”已占明显的上风。目前，俄罗斯着力于强化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2007年10月，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宣布在欧亚经济共同体框架内建立关税同盟，三国于2009年11月签署关税同盟海关法，2010年7月，关税同盟海关法正式在三国生效。由此可见，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呈“反攻”态势。

　　第三，未来中亚走势。潘志平研究员认为，从吉尔吉斯斯坦四月政变到七月俄哈白关税同盟的构建 生效，生动地体现俄罗斯在“反攻”中亚。但美国是否对此听之任之，今后将采取怎样的战略，这对未来中亚地缘政治的走向带来不可预见性，中亚局势将“扑朔迷离”。

　　（二）阿富汗重建对于中亚地区的地缘意义

　　与会专家们普遍认为，对中亚地区的认识与考察，应将阿富汗、伊朗，包括南亚在内等周边国家地区加以联系，其中，阿富汗问题首当其冲，它对中亚的外交政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何明副教授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了阿富汗重建对中亚地区的地缘意义。

　　第一，阿富汗之于中亚的地缘意义，不在于阿富 汗重建的进程，而在于其重建后的最终模式和结果。对于中亚而言，在阿富汗内战和塔利班统治期间，受到阿富汗的消极地缘影响最为显著。在阿富汗重建历程中，中亚各国更多体会到的是阿富汗反恐怖战中的红利，曾经肆虐的极端宗教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等三股势力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气焰低落了许多。除此之外，中亚各国既对阿富汗重建进程影响力有限，受到这一进程的逆向驱动也不多。然而，随着美军可能的撤军，阿富汗重建最终的结果所带来的影响将是中亚各国不得不面对的。

　　第二，阿富汗重建可能的结果。从目前情况看，阿富汗重建最终可能出现的结果包括三种局面：第一种局面是塔利班重新掌权。不过，这种局面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首先，塔利班自身变革的可能空间很小；其次，塔利班能否击败所有的其他的阿富汗政治势力，也未可期。最后，塔利班不成功的执政经历，让其能够获得多大程度的国内支持，也是值得怀疑的；第二种局面是塔利班和地方军阀达成妥协，共同推翻卡尔扎伊政权，暂时分享政权的局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局面将不是所谓阿富汗重建的终点，而是阿富汗迈向混乱、内战的新轮回的开始。因为分赃者们本身就是貌合神离，稳定的局面仅是暂时的；第三种局面是一个民主、法制的新阿富汗诞生。然而，新阿富汗要得以成功，除了持续压制塔利班，逐步消除军阀势力之外，恐怕还要完成下面的任务：其一，如何把西方式，或者美国式的民主和阿富汗的政治文化传统相结合，尤其是与阿富汗传统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部落会议制度进行嫁接，这决定了阿富汗的民主必然不可能是纯美式的民主；其二，如何处理国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其三，如何处理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也即完成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认同；其四，如何保持几个强权力量国家的平衡外交。可见，这种最理想的重建模式，也将是任重道远。不管上述哪一个模式将是阿富汗重建的选择，都将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将对阿富汗周边的地区和国家产生持续的地缘影响力，中亚地区势必将将置身其中。

　　第三，中亚地区所承受的阿富汗重建地缘辐射压力。何明副教授认为，面对阿富汗重建可能的三种结果，中亚地区实际上可能要承受的是两类不同的压力。第一类，无论是塔利班重掌政权，还是塔利班和其他军阀短暂共享政权，中亚地区将不得不重新面对极端宗教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分裂主义势力的威胁；第二类，理想状态的“新阿富汗”，对于中亚各国而言，也将承受巨大的压力。如果阿富汗的重建最终产生了一个理想的新阿富汗，那么将产生很多值得关注的成果，这些成果都将是中亚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其表现如下：（1）“新阿富汗”意味着自土耳其之后，又一个政教分离的西方式民主国家诞生了。作为它的邻居，中亚各国的政治体制将受到这种“民主化”的剧烈冲击。（2）“新阿富汗”意味着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尤其是民族成分异常复杂、地区差异明显的多民族小国，是有可能实现在民主政体下的统一与和谐。中亚各国同样存在多民族和跨界民族的问题，“新阿富汗模式”能否也将会成为他们的选择道路是值得探讨的问题。（3） 如何处理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如果“新阿富汗模式”解决了阿富汗国家长期的宗教、教派困境，中亚国家将面对如何处理各自国内日益加强的宗教力量的问题。（4） 中亚国家如何在大国力量中寻求平衡。“新阿富汗模式”是否会带给中亚各国内部政治力量某种启示，转而又成为各国政府对外关系决策的一种压力。何明副教授认为，无论哪一种阿富汗重建的模式和结果，目前都仅是一种设想，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过阿富汗重建的进程已经逐步把这几种假设推演到眼前，我们必须予以关注和研究，尤其是，中国自身以及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中亚地区可能都要面对这种重建过程的地缘影响力。

五、关于中国及上海合作组合的中亚外交政策选择的思考

　　中亚形势的变化对中国及上海合作组合在中亚外交政策方面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由此，与会专家们提出了各自的认识和思考。

　　（一）中国战略政策的选择

　　第一，外交政策的选择。就中国在中亚外交政策的转变问题，赵华胜教授认为：首先，中国在中亚地区外交政策的身份定位应从原先的“旁观者”，逐渐、适度地转变为“参与者”。例如，中国尚未有处理中亚政局动荡问题的有效机制，仅作为种种事件爆发的“旁观者”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次，中国在中亚地区外交所发挥的作用应从原先的“外在帮助”，逐渐、适度地转变为对中亚国家内部职能提出建议，能够对中亚国家的国家建设能力、国家功能等方面有所帮助。再次，在外交对话途径上，应加强双边机制。如果过分依赖上海合作组织，就会导致效率及能力的局限。最后，在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问题上，从宏观角度出发，与俄罗斯、美国等大国可采取协作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邢广程研究员也同样认为，中国在中亚地区应起到“引领者”的作用，将中亚地区纳入到亚太经济圈中，让中亚地区感受到其经济利益的存在。针对俄罗斯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中国应考虑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中亚地区，中国要有战略思考。同时，中国在制定中亚各国外交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中亚五国“脾气”、“秉性”各不相同这一重要因素。

　　第二，经济政策的选择。邢广程研究员在会强调指出，中国对中亚地区经济影响的潜力尚未完全开发，新疆跨越式发展应跟西部地区联系起来。他认为，中国要在中亚建立区域经济合作体制，需要具备三方面的条件，可概括为：标准、桥梁、援助。“标准”是指中国需向中亚各国提供经济发展的标准样式，例如，在中亚各国通过“市政工程”这一途径来为当地提供经济发展的参考模式标准“；桥梁”是指中国应在中亚地区建立自身支撑性的产业基地，以此逐步纳入亚太经济圈中。目前，中国在中亚地区尚无支撑性的产业基地，有些由于不规范从而产生了不少问题，没有真正起到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援助”是指应对中亚地区进行各方面的经济“援助”。目前，中国对中亚地区的援助方式过于单调，没有把战略意图贯彻下去。

　　部分与会专家认为，中亚地区政局的变动势必会引起中国外贸经济的波动。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潘志平研究员就这一问题谈及“俄哈白关税联盟”对中国外贸特别是通过新疆的中哈贸易将产生较大影响。具体表现在：（1）俄哈白关税同盟最直观的表现是提高关税，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方对哈萨克斯坦的出口；（2）三国关税同盟的实施，会使我国商品失去原有的价格优势，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必然下降。由于关税同盟的建立具有一定的排他性，能否对我国带来利益持保留态度；（3）俄哈白三国关税同盟后，将原先一对一的贸易转变为一对三的贸易，今后新疆出口哈国的产品，就进入三个国家的市场，这对中国新疆企业是挑战也是机遇。

　　（二）上海合作组合的政策选择

　　赵华胜研究员认为，吉国所发生的事件深刻反映出上海合作组织已处在被边缘化的困境。大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上海合作组合的机制存在问题，尤其表现在应对像吉国“4·7”这种局部突发事件上的“低效”；（2）上海合作组织缺乏支持准备采取行动的“资源”；（3）有些国家动用多边机制，将上海合作组织搁置一旁，由此可见，上海合作组合实际上仅充当了政治角色。我们必须认识到，上海合作组织今后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挑战，对上海合作组织的设置及机构功能需要有新的思考和定位。

　　此届论坛，围绕中亚热点问题，以吉尔吉斯斯坦“4·7”事件为投石，激起层层对中亚地区及中国问题的深度思考和讨论，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中亚地区的形势走向呈不可预见性，世界外围因素将继续影响中亚地区，中国及上海合作组织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战略的转变。

　　[责任编辑：周普元]

Hot Issues on Central Asia and Its Effect on China——Overview in the First Central-Asian Study in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MA Feng-qiang GUO Wei-dong HUI Hui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54)

　　Abstract: Central Asia plays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These years, central Asian situation is at chaos. It is an important project for us to make a profound probe into the reas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movement as well as effect of central -Asia unrest on China and measures taken to correspond with central-Asian situation.

　　Key Words: Central Asia; China;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