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8日到21日，由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主办，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承办的“俄罗斯发展道路：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召开。来自全国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数十位学者就苏东剧变后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与历史研究，苏联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材料，俄国史研究，以及当代俄罗斯东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许多学者切合本届年会的主题，从当前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现实出发，探讨了苏联史、俄国史和东欧国家历史的研究状况。有学者指出，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对待苏联历史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特别是2009年5月俄总统签 署命令，成立直属总统的“反对损害俄罗斯利益的伪造历史企图委员会”，值得我们的重视。对历史的重新解读不是俄罗斯独有的现象，要弄清其时代背景和政治需求。俄罗斯对其历史的评价反映出它回归大国地位的意识。

　　与之类似的是，剧变之后东欧国家也纷纷重新撰写了历史教科书。更有学者提出，在当前东欧学术界，对1989年东欧剧变原因的争论已经淡去，人们更关注的是东欧国家转型20年来的成果与问题，以及东欧社会未来发展的政治走向。有学者指出，东欧剧变的原因远非清楚了然，还有许多因素值得我们去思考。例如，在东欧国家中，匈牙利是最早进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改革的，卡达尔执政时期被认为是就业有保障、社会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时至今日该国仍旧有不少国民在怀念该时期。但是也有匈牙利学者指出，由于大量向西方举债，到80年代，外债负担加剧了经济形势的紧张。另外，该时期的政治不民主导致了社会精英阶层的不满，是东欧变化的重要因素。在匈牙利，即使是那些最激进的左派学者，尽管批评东欧的转型，但也认为该时期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

　　对于俄国历史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与会者还从文化、经济和政治危机多个角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俄国史的争论焦点之 一，是彼得大帝改革的历史意义。有学者认为，彼得在全面学习西方的同时，却强化了国内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其结果又拉大了俄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差距。也有学者提出，俄国的现代化具有外源性，直到19世纪中期克里木战争中俄国惨败，俄国上下痛定思痛，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才步入现代化之路。还有学者介绍了东正教灵修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冲突，指出彼得大帝所接受的文化是折中的大杂烩文化，他所建立的普遍机制都具有非有机的形式。这种非有机的文化无法自我再生产，不是创造性的文化传统。因此到了19世纪，静修主义又开始在俄国复兴。

　　俄国史中另一个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地方自治的传统。有学者提出，俄罗斯存在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如古罗斯的市民大会和莫斯科国家的农村公社组织。但是在俄国的地方自治传统中原本没有西方近代自治的含义，国家原则在其中占了统治地位。而随着西方影响的加强，俄罗斯逐渐形成了各等级代表及其联合活动与政府权力互相接近的趋势。

　　本届年会还有学者对文化领域和民族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有学者认为苏维埃文化是一个复杂、矛盾的现象，既创造了辉煌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同时，“阶级观点、单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标准、教条化和意识操纵”等，也是苏维埃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些特征在苏维埃文化早期即已基本存在。而苏联的艺术家们即使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法则的“单调背景下，依然表现出极大的艺术创造力”，创造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辉煌”。同时有学者提出，对“苏维埃早期文化”概念要进行界定和分期，认为“早期”应严格限定在1929年之前。

　　还有的学者，运用西方政治学、文化学理论，具体、实证地探讨了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创造活动和社会政治活动、知识分子与苏维埃政权关系的变化等。随着新经济政策取得成就，苏维埃政权对知识分子的约束加强，知识分子无法独立参与国家政治进程，先后完成了政治转型，成为苏维埃知识分子。而对于苏联知识分子中为什么鲜有自然科学界的人士，特别是来自生物学和物理学领域的科学家，有学者认为原因就在于，苏联领导人的好大喜功、教条主义等对于生物学、物理学的冲击和迫害最为严重。

　　在苏联民族关系研究中，有学者提出，过去经常强调的是少数民族利益受到“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侵害；实际上，在苏联民族关系中也存在严重忽视俄罗斯人权益的问题。他认为，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为了克服少数民族对新生政权的不信任，提出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事实上的不平等。俄罗斯人向少数民族提供了大量援助，促进了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这在当时有其合理性。但这种政策人为地制造了新的不平等。俄罗斯联邦缺少表达和捍卫自己民族利益的民族组织形式，如科学院、共产党组织、工会、共青团等；也没有自己的电台和电视台。还有，在一些民族地区，俄罗斯族人成了“少数民族”，利益受到损害。在各民族共和国，职务晋升不取决于业务素质，而取决于其民族属性。俄罗斯人择业受到歧视和排挤，苏联长期忽视俄罗斯人利益导致恶果。1917年俄罗斯帝国的垮台和1991年苏联解体的原因都在于国家和俄罗斯人之间的脱节，俄罗斯人未把苏联看成是自己的民族国家。另有学者认为，苏联政府从其意识形态出发，为少数民族做出巨大努力，帮助其实现历史进步，事实上是推行了一种民族优待、优惠的政策；而少数民族对俄罗斯族的“逆歧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存在的。

　　对俄罗斯新解密档案的利用和研究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有学者介绍了共产国际的解密档案，谈到共产国际在20世纪上半叶推动和支持世界革命的努力和活动。也有的介绍了俄罗斯学界关于中苏关系史的新史料和新观点。2009年正值二战爆发70周年，有学者提到俄罗斯政要在参加二战纪念活动时的言论，特别是有关波苏关系中的几个敏感问题，引起了学者间的热议。

　　谈到战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发展，有学者提出苏联与东欧国家政治危机的联动问题。从东欧战后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看，其政治危机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首先，由于战后苏联、东欧所要努力建立的是一个规避资本主义体系弊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因此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形态。不是说这个区域的发展与世隔绝， 而是强调影响其社会发展的刺激因素主要来自内部。其次，东欧国家发生的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危机(如1956年波匈事件，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1970年，1980年波兰的两次危机，1989年的剧变)具有周期性，这个周期平均在十年左右的时间。最后，这种周期性危机与苏联领导人更替相关联。苏联领导人的每一次变动不仅影响苏联本国的政治生活，而且也波及东欧国家，产生联动效应。

　　2009年也是东欧国家剧变20周年，就东欧国家二十年来社会政治经济的转轨进程，会议上有学者作了专题发言，提出东欧国家转轨的三个特点。1．社会政治转轨好于经济转轨；2．经济转轨导致地区差别拉大和发展不平衡，引起社会普遍不满；3．外交政策转轨较快，但受制于美、欧、俄三角关系。东欧政治体制经过20年发展，基本形成了以中左和中右两大势力为中心轮流坐庄的局面，同时中间派力量的崛起和联合政府的建立，成为东欧多党制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频繁更迭，又反映出东欧国家转轨的诸多问题。1．经济转轨中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道德滑坡使得选民对执政党和政府不满，参选积极性越来越低。2．政党繁多，没有形成稳定的、强有力的议会党，中间派成为政坛的制衡力量。3．没有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在这些国家有不少人怀有“留恋过去”的社会心态。但是，学者认为，即使出现类似2008年以来的严重金融危机，未来东欧国家的政治走向很难再次发生逆转；因东欧国家，乃至西方会做出调整，不断适应形势变化。

　　［本文作者侯艾君、李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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