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8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欧研究中心(CCEES， PKU)”成立暨“中东欧研究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行。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国际合作部部长李岩松教授，国际合作部副部长郑如青博士、波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霍姆斯基先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关贵海教授、唐士其教授，以及来自波兰、斯洛伐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联部、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山东大学、山西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部分学生共40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围绕“中东欧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东欧研究的困难与出路”、“中东欧社会转型与中国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肯定了国际关系学院成立中东欧研究中心的意义，对中心今后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等方面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一、中东欧研究中心成立的意义

　　与会者对中东欧研究中心的成立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它是国内高校成立的第一个专门从事中东欧研究的机构，借助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这个平台，一定能推动东欧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李岩松校长助理代表学校祝贺中东欧研究中心的成立，希望中心能够培养更 多专门研究人才，推动中东欧研究，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

　　霍姆斯基大使从中国和波兰两国外交的战略高度肯定研究中心成立的意义。他简要地回顾了中国与社会主义波兰的友好交往，例如，中国和波兰在1956年波兰事件问题上举行的155次密谈， 1957年周恩来访问波兰等。接着，他介绍了剧变后波兰在欧盟和北约中的重要地位，并赞扬了中波两国近年来在外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最后表示，中东欧研究中心对于促进两国学术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它成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重要桥梁，波兰驻华使馆将为中东欧研究开展活动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在祝辞中指出，中东欧地区在国际政治、中国政治与外交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对中东欧问题的观察和研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他希望中东欧研究中心能够长期深入地调查研究中东欧地区的历史、现状，学习它们的语言、文化，促进中东欧研究及比较政治学科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发展。

　　中联部俞邃研究员指出，中东欧研究中心的成立是战略思维的体现，是一项具有远见的学术之举。中东欧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大国的必争之地；同时，中东欧地区的历史和现状问题也与我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行动上，中东欧研究中心的成立都是突破性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苗华寿研究员指出，中东欧研究中心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中东欧问题的学术机构，它不仅给从事中东欧问题的科研和教学人员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也会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交流的一座桥梁，有助于促进双方的相互了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马细谱研究员从中东欧研究与中国改革关系的角度指出了研究中心成立的意义。他指出，中东欧转轨已经20年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要继续深入，不研究东欧、不思考东欧的问题是不合适的。东欧的政治趋势难以逆转，政治转轨早已结束。相反，它的经济转轨却不太成功。这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中东欧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例如，私有化没有底线。我们必须研究这些问题，不能把注意力仅仅停留在对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惋惜层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孔田平研究员从中东欧研究的价值指出了中心成立的重要性。他认为，中东欧地区背负着不同帝国的遗产，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和苏联的遗产，同时，这些国家又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的交汇区，因此，中东欧地区提供了研究国际关系的较好范例。中东欧研究中心的成立有助于促进相关研究深化。

二、中东欧研究面临的困难

　　与会者一致认为，中东欧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存在着巨大的反差。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研究东欧的高潮，出现了一批专门东欧问题的研究机构和刊载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当时为了借鉴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家的改革经验，中国曾经培养了一大批东欧研究的专门人才，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当时，中国还邀请了东欧著名的经济学家如亚诺什·科尔内、布鲁斯、奥塔·锡克等访华，他们对当时中国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欧剧变后，这一地区的研究开始走下坡路甚至逐渐被边缘化。与会者多亲身经历，他们之前所在的研究机构多半撤销、合并，研究人员也大多更改研究方向，如今余下的相关研究人员也相当零散，没有一个专门、集中的中东欧研究阵地。

　　此外，就中东欧研究本身来说，也存在着不小的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朱晓中研究员谈到：第一，现在的中东欧研究是在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进行的，必须要和欧盟、俄罗斯研究相关，必须面对是研究共性还是研究个性的问题。第二，研究的范围不断在扩大，研究资料也不断增多，必须把握好多样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第三，学习东欧语言的人少了，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更少，这就使得中东欧问题研究门槛高、难度大。这一点也是许多与会者的共识。俞邃研究员也指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我们一直把这一地区作为俄罗斯与欧盟的夹缝地带，作为研究俄罗斯问题、欧盟问题，以及俄、美、欧关系问题的一个环节加以研究，而没有形成中东欧研究的独立性，这与中东欧问题的重要性是不相符的。

　　基于这一现实，与会者希望，中东欧研究中心能够面对困难，立足现实，办出特色，为中东欧的深入研究构建新的平台。

三、中东欧研究的出路

　　与会者表示，当前中国中东欧研究与该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及其历史现实不相符合，要使这一现状加以改变，必须找准自身定位，才能够办出特色。

　　与会者强调要创办一个有特色的中东欧研究中心，准确定位至关重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黄宗良教授为中心提出了两个定位：一是学术定位，这是最为重要的定位。中心的研究要用同行认可和经得起时间考验这两个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二是研究方向的定位，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围绕国家发展而服务，更需要了解中国、熟悉中国。近年来“中国模式”成为国内外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国模式”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不是苏联社会主义，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它需要摒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其中，与中东欧的关系就是如何看待去斯大林模式的问题。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非斯大林化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就是非马克思主义。东欧国家几十年去斯大林模式化的实践、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也是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研究人员必须对此有着深刻、准确的认识与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社会发展寻找一条让工农大众最少痛苦的道路，这样看来，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剧变后所走的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马细谱研究员认为，以下三个问题应当认真思考：一是在时间上如何把握中心的研究范围和跨度；二是课题重点，如何根据有限的人力、物力重点突破；三是人才培养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有很多掌握小语种的人才，北京大学有很多分析型人才，二者需要结合，切忌单干，应该以中心为主广泛吸收社会上的力量。

　　山西大学王志连教授提出了中东欧研究应该重点关注的六个领域：一是转型后中东欧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其优势和不足，以及社会的满意度；二是中东欧国家现在的社会阶级阶层构成状况；三是剧变后中东欧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四是中东欧国家的政党政治发展演变的影响因素；五是中东欧国家共产党的后继党的发展情况；六是中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发展态势。

　　有与会者认为应该加强中东欧国家的转型研究，如转型的推动力、经济转型与政治体制的相关性、转型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等等。也有学者强调从中东欧小国视角研究国际关系的价值。在研究方法与学术交流上，有学者指出，要分别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战略，前者强调对国外研究动态的把握、研究成果的利用和研究方法的学习，最终形成中国立场的研究视角；后者注重加强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不仅出去看世界，而且要把研究成果带出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欧研究中心成立的宗旨，是在学院领导和监督下从事有关中东欧地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促进与国内外从事中东欧教学与研究的学术机构进行交流与合作，中心工作由孔凡君教授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