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院直属机关党委印发文件，要求认真学习王伟光院长推荐俄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著作《苏联的最后一年》。俄欧亚所党委积极响应伟光院长批示，组织全所干部职工、离退休人员开展《苏联的最后一年》读书研讨活动。6月15日所党委召开离退休专家座谈会，交流学习体会。

　　座谈会以探讨苏联解体原因为线索，剖析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执政理念及其影响，围绕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社会主义国家稳定、领袖的作用与危机处理、党内腐败与党的建设三大主题进行了讨论。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是，苏联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历史错误地选择了戈尔巴乔夫和苏共高层领导的腐败是造成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张森研究员将苏联的解体归结为六大节点。一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搞乱了苏联社会意识形态；二是非马克思主义者窃取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三是取消宪法第六条，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四是俄罗斯共和国发表主权宣言，由此开始苏联解体的进程；五是“8.19”事件被反对派利用，叶利钦实际获得了军权；六是别洛韦日条约的签订彻底结束了苏联的存在。

　　赵常庆研究员认为，苏共二十八大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造成苏联社会无领导核心、政治思想极其混乱。苏联社会上民族主义与分离主义思想抬头更是为苏联解体推波助澜。实践证明，党的领导、统一的意志是社会主义国家稳定的前提条件。

　　周恒云研究员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社会出现的种种试图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杂音，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面对自由化思潮的蔓延之风，邓小平同志更是果断地采取措施，保证了改革开放的成功。

　　关于领袖的作用，马维先研究员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在“8.19”事件中不是考虑自己如何不惜任何代价挽救自己的总统和总书记位置；不是考虑如何在西方保持自己“和平使者”和“民主派”的形象；而是考虑国家的未来和两亿八千万公民，那么苏联的命运，乃至他本人的命运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结局。张颖研究员由此感叹，“庆幸的是，中国的改革中，我们有邓小平。”

　　肖桂森研究员则认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看待领袖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主要区别，使中国社会没有陷入思想的混乱之中。贾连义同志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去斯大林化，全盘否定了苏共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分裂了苏共的社会基础。

　　苏联共产党的腐败问题是老专家们关注的又一个重大问题。刘庚岑研究员认为，苏共一些领导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贪污腐败使人民丧失对苏共的信任，最终抛弃了苏共。1990年6月苏联《西伯利亚报》做过题为“苏共究竟代表谁的利益”的民意调查，其结果是：认为苏共代表工人阶级的仅占4%，代表人民的只占7%,而认为代表官僚和干部的竟占85%。

　　党委书记李进峰同志在听取了各位老专家的发言后指出，苏联解体已经24年，但是学术界对苏联解体的原因研究并没有停止，探究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教训，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推动“四个全面”战略有现实意义。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复杂的，但是苏共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放弃统一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原因。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试图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从“公开性”到“私有化”，到“总统制”，理论上的混乱动摇了苏共的执政基础。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评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所说，“戈尔巴乔夫一头扎进了游泳池的深水区，却突然发现自己不会游泳。”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改革没有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没有体现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李进峰指出，欧亚所党委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这次座谈会就是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和院党组关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总结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坚定中国特色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高科研人员的马列主义理论素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以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为主攻方向，推动创新工程出成果出人才，进一步发挥智库功能，这次座谈会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座谈会由离退休党支部书记肖桂森研究员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