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产条件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和逻辑主线，也是分析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马克思的生产条件节约论是其生产条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循环经济思想是由其生产条件及节约理论衍生出来的。这对于当前理解和发展循环经济具有重要的启示：不能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把循环经济拔高到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步；社会经济循环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宏观条件；科技进步、资本集中、企业协作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微观条件；生态危机如同经济危机一样是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固有缺陷；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更好的条件。

[关键词]生产过程劳动过程 生产条件节约理论循环经济

 [作者简介]柴艳萍，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河北经贸大学社会管理德治与法治协同创新中心平台主任；王晓路，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河北石家庄 050061）。

任何一种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都根源于人类社会生产条件的改变。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兴起的西方“循环经济”，是基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的客观事实，以生态学理论为依据，构建起的一种有利于生态良性循环的新经济理念。这种思想把人类生产条件尤其是自然生态条件自觉、明确地揭示出来，主张经济活动要遵循自然的自我生产、修复和新陈代谢过程，突出了自然生态条件对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如何正确地理解生产条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尤其是生产条件与商品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立的焦点，也是当前构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语境下的循环经济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必须深入挖掘马克思生产条件及节约理论的丰富内涵，探索循环经济从蓝图到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马克思“生产条件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系统性表述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提出广义的生产条件应包括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一切环节中的社会历史条件，明确提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它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济变化的材料”。恩格斯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时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1]

首先，自然生态循环和人类经济循环相统一，构成人类生产活动的基本内容。“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是劳动的前提条件。而劳动是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施加“调整”和“控制”，起“中介性”作用。自然生产过程是大自然自身系统中的物理、化学反应和生态循环，表现为一种“自然生产力”，根源于自然界原有的物质、能量的生产和循环过程。而人类劳动产品是人化自然，或自然物的人工“复合”及“衍生”，劳动产品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构成一种社会经济循环。这种由劳动产品带来的整个经济循环，不仅参与了自然物之间的循环，并进行了有目的的干预和控制，或者起加速作用或者起延缓和破坏作用。自然生态循环和人类经济循环不断变化，又共同构成后代人社会生产的条件。生产条件既包括劳动对象，也包括劳动资料。劳动资料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工具，作为重要生产条件之一，成为生产力的重要内容。而劳动对象、自然环境和气候并非都是劳动的产物，不与劳动者结合的工具也不等于劳动本身。生产条件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遵循不同规律，两者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会产生对立和冲突。

其次，把生产条件与劳动相区分，是正确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关键。马克思从生产商品劳动二重性入手，明确指出生产过程与劳动过程、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区别，科学解决了商品价值的本质及形成条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1]马克思指出抽象劳动的本质不是“生产过程”而是“劳动过程”。抽象劳动是撇开一切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凝结在商品中人的体力与脑力的耗费。虽然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工具系统作为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都参与了生产过程，都对商品使用价值有贡献。但只有“制造”环节才与动物活动相区别。无论是自然因素构成的生产条件，还是由社会技术条件构成的生产条件，都属于社会生产条件范畴。与生产条件相联系的因素属于具体劳动范畴，体现了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在私有制条件下，构成商品生产者竞争的客观基础，是人与人对立的根源。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在微观上表现为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在社会运行机制上表现为竞争规律与价值规律的对立统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对立统一。与自然规律不同，商品价值规律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反映，社会经济规律的基础是劳动而不是生产条件本身，把“社会正常生产条件”及“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作为一个抽象和理想性假定，其合理性和科学性就在于生产条件与劳动有本质的区别。

再次，人类生产条件的改变时时都在发生，造成变化的原因或是自然因素或是社会因素。其中，土壤沙化、气候变化、资源枯竭就属于自然因素引起的生产条件改变。但人类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工具变化起决定性作用，是生产条件变化的最重要方面。所有制作为“社会生产条件”的社会制度因素，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下，会导致“异化”，走向自己的对立面。马克思说，“以商品生产和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为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1]这样丧失生产条件的工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凸显了生产条件的对抗性本质。

最后，马克思“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范畴是生产条件与劳动区别这一分析方法的“延续”和“扩展”。在劳动价值论中生产条件是以高度抽象的形式出现的，但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生产条件通过不变资本范畴表现出具体的丰富内容。在地租理论中，马克思考虑到农业生产条件与工业生产条件不同，集中讨论了自然因素的影响，并通过不同的地租形式表现出来。这样，以劳动价值为依据，生产条件的自然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通过地租理论得以“补充”，并得到了最终“说明”。在劳动价值论中抽象的因素，由于自然条件造成的垄断，如建筑地段的地租、矿山地租等通过逻辑演进得以具体化呈现。在地租理论的基础上，自然资源价格才得到科学解释。但在垄断条件下，由于资本积累和集中形成的生产条件差异，就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这样，劳动价值论中抽象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分析”，以“忽略生产条件差异性”为前提平均利润率计量，在垄断条件下就不够了，价值规律被垄断规律所取代，商品交换者之间抽象的平等关系被现实不平等的垄断组织之间竞争关系所取代。

无论是生产的自然条件，还是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资本论》都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通过“不变资本”这个约束性条件，作出了科学、逻辑一致的论证。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地租理论、垄断理论，资本再生产理论层层递进，围绕生产条件历史和复杂性，作了抽丝剥茧的分析。所以，生产条件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和逻辑主线。

二、马克思社会生产条件节约及发挥作用原理的启示

西方循环经济从生态学的角度，指责以往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造成了对生产条件的破坏，指出了只有符合生态学原理的经济才是合理的、可持续的经济形态，尤其是不能忽视自然生态系统循环的客观性。这种循环经济学理论虽然指出了这一事实，却没有从私有制角度科学地解释生产条件中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对抗性根源。把生产条件与人类劳动混为一谈，在“社会正常生产条件”理解上坚持形而上学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否定生产条件的历史性及人类劳动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各种质疑、曲解、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科学性论断的共有特征。仅仅从生产条件本身或单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而不是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就不能揭示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梳理马克思生产条件理论对于理解循环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生产条件的历史性和具体性出发，是分析一切人类经济活动基本原则。因为，一切商品都是具体劳动创造的，与生产条件密不可分，商品经济体系不能游离于自然循环系统之外。所以，循环经济不仅要遵循商品价值的形成规律，也要研究人类生产条件的变化。坚持生产条件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相结合，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从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对立出发，揭示了资本循环、周转与自然界物质循环周期的不同，导致自然生产过程与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尖锐矛盾。“漫长的生产时间（只包括比较短的劳动时间），从而漫长的周转期间，使造林不适合私人经营，因而也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资本主义经营本质上就是私人经营，即使由联合的资本家代替单个资本家，也是如此。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3] 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条件的破坏作用，说明剩余价值规律本身就存在对自然规律的违背倾向。破坏自然界物质循环系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不可持续的，最终都要退出历史舞台。以生态学为依据的西方循环经济理论也看到了生产条件在经济活动中的前提性、约束性作用。当前循环经济学着眼点还停留在生产条件本身尤其是自然界自身的物质循环上，围绕着如何对生产条件更加充分和有效地利用，以及如何降低资源浪费和减少无效排放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或探索生产条件的局部优化配置方式。有些西方生态经济学者甚至抛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把循环经济拔高到否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地步，借用西方的生产要素决定论篡改和修正劳动价值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循环经济不可能是不同于商品经济的另一种经济模式，生产条件与劳动的区分仍然是无法超越的分析框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是生产条件决定论，只有把生产条件论与劳动价值论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全面、准确把握一切商品经济现象的本质

其次，在人类社会生产条件理解上，坚持历史与辩证思维，才能正确认识循环经济产生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4]在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过程中，一方面必然带来生产条件的不断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对生产条件产生巨大破坏。生产力及科学技术进步的二重性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5]这种矛盾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无法克服的。

最后，马克思“生产条件节约理论”集中反映了“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的循环经济基本理念，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结果，体现社会化大生产要求，与生态经济学主张的技术进步“灾难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一，马克思分析了生产资料集中和大规模应用与资源高效利用的问题。他认为，可变资本在量上的扩张必然会带来生产效率的巨大提升，并且会带来生产条件的社会节约。他详细论证了生产资料节约的各种形式和必然性。一方面，他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可以节省各种建筑物如工场、仓库，以及燃料、照明等支出；另一方面，他考察了由于流通时间缩短而导致的在不变资本上的节约：1.在交通工具上，马克思从四个方面讨论因机器改良所引起的节约；2. “产业的向前发展所造成的不变资本的这种节约”；3.“不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对用于不变资本生产的社会劳动的生产率的利用，而是不变资本本身使用上的节约”。[4]马克思认为，不变资本的节约也就是生产条件的社会节约，但这种节约不能归结于“生产条件”或“不变资本”的自然属性，而是由劳动的社会性质决定。他说：“这种生产资料的集中及其大规模应用而产生的全部节约，是以工人的聚集和协作，即劳动的社会结合这一重要条件为前提的。因此，如果说剩余价值来源于单独地考察的每一个工人的剩余劳动，那么，这种节约来源于劳动的社会性质。”[4]由于劳动社会性带来的生产资料的节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这种节约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从而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4]所以，生产条件的节约就是全社会所有资本家“不变资本”的节约，劳动的社会化带来的“利益”变成了资本家享有的“特权”。所以，节约不仅是一个道德觉悟，其前提是生产方式变化提供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这才是其客观基础。

第二，马克思从质与量两个方面分析了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及实现问题。他说，“关于生产条件节约的另一个大类，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指的是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我们以后还要比较详细地探讨的这一类节约，也是大规模社会劳动的结果。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废料数量很大，这一废料，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贸易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这种废料，只有作为共同生产的废料，因而只有作为大规模生产的废料，才对生产过程有这样重要的意义，才仍然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这种废料——撇开它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会按照它可以重新出售的程度降低原料的费用，因为正常范围内的废料，即原料加工时平均必然损失的数量，总是要算在原料的费用中。”[4](P94)马克思认为，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把废料变成新的生产要素，只有“数量很大”才能“重新成为商业对象”，废料只所以被重新利用，必须是共同的、大规模生产的结果。马克思直接而清晰地表达的资源再利用的思想，并提出了只有规模化生产才是废料作为资源再利用的前提，比抽象的资源再利用观念更深刻、更具体。

第三，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进步是节约生产资料的重要途径。他说：“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机器零件加工得越精确，抛光越好，机油、肥皂等物就越节省。这是就辅助材料而言的……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最后，这还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部分地取决于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4]但是，生产条件节约还会导致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恶化。马克思认为，生产条件节约对于资本家与工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资本家而言是节约了成本，但是对于工人而言就意味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甚至更加恶化。实际上资本家为了节约成本总是在变相恶化工人的生存条件，马克思对此种种恶行进行了深刻揭露。

总之，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并非生态意识觉醒的产物，而是与其政治经济学观点有着内在一致性。他在论述生产时，要求对生产排泄物要尽可能发现其用途，重新利用，做到“物尽其用”；并减少废料，避免浪费，将原材料使用最高效；还要求清洁生产，不对工人和环境造成危害。这些论述与现代循环经济思想核心，即资源再利用、废物减量化、清洁生产等已经高度吻合。然而西方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环境被破坏的“事实”出发，是对政策“主张”的经验性描述和“利弊”的抽象比较。而马克思生产条件节约论是其生产条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逻辑展开，从生产条件理论再到生产条件节约理论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马克思有关循环经济的命题是其政治经济学生产条件理论衍生出来的命题，同不变资本的节约是同一命题。这些命题与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手段是一致的，与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相一致。同时，马克思在研究不变资本节约意义上提出的生产条件节约理论，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共同性质。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1]

三、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是建构循环经济的

宏观条件

从社会总产品实现的角度，把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结合起来研究生产条件，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点，也是其劳动价值论中生产条件与抽象劳动相统一范式的逻辑衍生。

第一，如果全社会的“经济循环”被打乱或中断，作为局部的“循环经济”也就不可能实现。从社会整体来看，马克思认为，两大部类内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和两大部类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既是社会正常生产条件的基本保证，也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他认为，在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下，生产具有严重的盲目性，两大部类之间无论是总量还是结构都必然存在比例失衡，经济循环被周期性中断或停顿就不可避免。如果马克思经济危机更多地揭示的是从价值补偿受阻导致实物补偿中断这一种情境，也并不排除由于自然物质循环对于实物补偿的限制。因为与以往相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更多地消耗了自然资源，又将大量的排泄物排放出来，以致于使自然界不能得以恢复和休养，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一系列环境问题突现，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变换过程断裂，生态危机增加，进而影响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从社会总产品如何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相统一的角度，讨论了生产要素只有在社会范围内按比例配置，社会再生产才可能持续。这个比例性、计划性也是循环经济内在的和现实的要求。

第二，从自然生态循环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矛盾来看，马克思明确提出了自然生态循环被破坏的必然性。破坏的力量恰恰来自技术进步，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5]“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4]因此，资本主义大工业化和城市化一方面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对现有生产条件的破坏。马克思认为，真正造成浪费不是人们的生活方式，而在生产方式本身。

第三，生态危机只是社会正常生产条件遭到破坏的表现之一，而比生态危机更普遍的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状态下，价值规律调节作用弱化甚至失灵，社会正常生产条件被根本性全面性破坏。其根源就在于资本的扩张以及资本家对经济利润的无限追求。而现代西方循环经济却是生态学观念与经济学嫁接的产物，是基于生产条件恶化论前提下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没有分析因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带来的生产要素在社会经济循环中的破坏问题。这种模式目标主要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弥合自然生态循环与人类经济循环两者的“裂缝”。马克思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

性根源，为我们思考当代循环经济实现条件指明了努力方向。

四、在认清生产条件多样性与复杂性基础上探索构建循环经济的正确路径

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梳理马克思生产条件理论的复杂性，既要认清构建循环经济的艰巨性，又要积极创造条件，探索构建循环经济的正确路径。

首先，资本高度集中是建立循环经济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这方面的优势。面对产品不同的生产时间，如何才能缩短劳动时间呢？马克思说，“劳动期间的缩短通常和在这一较短时间内预付的资本的增加联系在一起，这样，预付资本的量就随着预付时间的缩短而增加。因此，这里必须注意，撇开现有的社会资本量不说，问题在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或对它们的支配权以怎样的程度分散或集中在单个资本家手中，也就是，资本的积聚已达到什么程度。当信用会引起、加速和扩大资本在个人手中的积聚，就这一点来说，它就促使劳动期间从而周转时间缩短。”[3]可见把不同生产时间的产品按自然循环的路径实现配置，会带来生产时间的延长，相应就必然增加预付资本的数量，这不利于资本周转。因此，其一，建立循环经济需要前期大量的预付资本投入，所以银行信用支撑和政府财政支持，始终是建立经济循环的基本条件。循环经济不可能成为早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升级版。其二，当前循环经济示范区做得早、做得好的，基本上都建在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基础上，同时与政府政策资助也分不开。因此，与中国的产业升级相结合，是建构循环经济不可错失的良机。其三，构成环境友好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循环经济，我国具有的巨大优势就在于以公有制为基础和国家前瞻性规范为引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或资金的集中具有私有企业无法比拟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其次，扩大企业规模、加大企业之间协作力度，加速技术进步，是建构循环经济的三大微观条件。循环经济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本质就是解决互相联系的生产行为更好地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问题。马克思指出的具体办法很有启发性。他说，“有些事情，例如协作、分工、机器的使用，可以增加一个工作日的产品，同时可以在互相联系的生产行为中缩短劳动期间。……另一方面，在某些部门，可以单纯通过协作的扩大而缩短劳动期间；动用庞大的工人大军，从而在许多地点同时施工，就可以缩短一条铁路建成的时间。在这里，周转时间由于预付资本的增加而缩短了。在所有这些场合必须有更多的生产资料和更多的劳动力在资本家的指挥下结合起来。”[3]把马克思的观点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技术因素是动力；二是更大规模的协作是基础；三是更大范围的人与物的有效结合，也就是管理因素是保障。马克思从资本周转的角度论述了在不同生产时间条件下如何缩短劳动时间的方法，完全适用于建构循环经济，这是有效的路径和措施。

再次，循环经济要由多样的、有弹性的就业作为必要保障。因为受自然条件局限，产品生产的周期性循环，可能会导致劳动过程中断，劳动时间与生产时间的不一致。如何实现不同产品之间的生产时间“对接”和劳动时间的有效组织，并最终实现劳动时间节约，是循环经济必须面对的难题。马克思说：“这里要说的是与劳动过程长短无关，而受产品的性质和产品制造本身的性质制约的那种中断。在这个中断期间，劳动对象受时间长短不一的自然过程的支配，要经历物理的、化学的、生理的变化；在这个期间，劳动过程全部停止或者局部停止。”[3]劳动过程的停止是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如何弥补这一损失呢？马克思认为，因气候等自然条件造成的农业劳动时间减少，可以用发展家庭手工业作为补偿，比如在气候寒冷的俄罗斯农民们就是这样做的。克服劳动过程中断带来的劳动者失业，是循环经济必须面对的现实困境。比如在休耕、体渔期间，农民和渔民如何就业的问题就比较突出。所以，多元化作为循环经济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必须以灵活、弹性就业作为保障。

总之 ，由于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科技文化发展水平和传统不同，社会制度、体制、机制不同，导致不同国家对循环经济的认识与实践方面有较大差异。因此，在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经验和模式时，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循环经济理论的指导地位，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