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俄罗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危机和动荡的过程。尽管在普京2000年出任总统后，俄罗斯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逐渐稳定，并且借助有利的世界石油市场行情实现了较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但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5年经济危机暴露了俄罗斯在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路径方面的问题，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是资源依赖和去工业化，从深层次上看，则是物质生产部门产出能力的下降和国民经济技术基础的损坏。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顽固性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俄罗斯经济转型引发的危机和经济增长中的这些问题从经济学逻辑看好像是经济性的，但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无论是叶利钦意识形态导向的转型目标设定和转型策略选择，还是普京的强国战略和在社会经济模式上向福利社会的转向，都是一种政治性决策。俄罗斯转型路径和增长模式中的政治性因素是造成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关键词】  俄罗斯  经济转型  经济增长  教训  政治经济学  批判

【作  者】徐坡岭，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邮箱：xupoling@163.com

 

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经验教训，以及俄罗斯长期经济增长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是我们在思考和判断俄罗斯未来走向和中俄关系始终无法回避的基础性问题。已有的研究在分析这些经验教训，挖掘其原因的时候，认识论基础主要是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和概念体系。一些扩展的研究会运用到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但这些理论的基本内核也仍然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仍然是效率导向的成本收益分析，只不过是扩展的、增加了制度和利益集团变量的效率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由于俄罗斯的市场化经济转型的理论内核是新古典经济学，而基于同一种理论方法进行的事后分析不可避免的存在认识论缺陷，因此，寻找一种扩展的、突破原有认识论框架的理论视角，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本质，甚至对于正确判断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动，都十分必要。从经济转型过程的性质来看，由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涉及到经济制度的变化，产权、所有制、生产关系等都是合适的概念。另外，经济制度是嵌入[1]在社会中的，经济决定论者忽略了政治、宗教文化和既有社会关系结构对经济的影响。因此，把政治因素纳入进来，是深刻理解经济转型发展规律所必需的。另外，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在描述经济发展的运行过程时，往往把经济活动看做是经济主体在商品市场、要素市场或金融市场的讨价还价和交易过程，把经济过程看做是产品市场、金融市场、要素市场的运动和相互作用过程，用价格、工资、利息的变动描述市场供求的变化。这种以市场均衡机制为内核的理论框架在解释资源配置方面的确具有比较好的解释力，但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物质生产与价值生产、商品生产与价值实现之间的区别。特别是现代统计体系把全部经济活动都看做是以货币衡量的GDP增长过程，这对于理解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矛盾和相对地位，对于理解物质生产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关系，工业化和后工业社会的关系等，都不能提供一种很好的解释。因此，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俄罗斯经济增长中的问题和教训也十分必要。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来剖析俄罗斯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中的经验教训。

一、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与分析逻辑

在我国存在着两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即制度-政策话语和学术-理论话语[2]。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搞起来的，制度-政策话语先于学术-理论话语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理论话语体系明显滞后于制度-政策话语体系的发展，而且学术-理论话语体系大多时候还只是扮演着对制度-政策进行注释或解释的角色[3]在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也有很大的区别，前者继续扮演着批判的角色，后者则是一个关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笼统框架。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中，西方经济学仍然居于支配或垄断地位，政治经济学还基本上处被于边缘化的状态。因此，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俄罗斯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经验教训，首先需要确定所要运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话语体系和基本逻辑。

1.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任务：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重视经济活动的政治背景，重视政治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政治决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活动的分析，包括商品生产、经济效率、财富分配、分工演进等，都是在政治-经济二维框架下进行的。经济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和政治在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支配性角色，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要特征。

以《资本论》为蓝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分析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范畴，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商品、劳动、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价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这些范畴用来揭示社会经济活动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第二部分是对劳动二重性、价值、剩余价值、资本、社会再生产等的分析，是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论。第三部分是社会再生产理论，运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划分，揭示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资本论》通过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以严密的逻辑体系，揭示了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证明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从分析社会经济运动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使用价值和价值增值的源泉的分析，对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分析，社会扩大再生产条件的分析，等等，无论在什么社会条件下都是适用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最主要的内容来源于关于生产关系的分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指出，生产关系包括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方面的关系。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则把生产关系概括为：“（1）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2）由此产生的各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及他们的相互关系：（3）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4]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四环节”的表述中，重点还是在讨论社会经济的运动规律以及其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在斯大林的生产关系“三分法”中，则基本转向了分配和占有问题。斯大林的生产关系“三分法”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批判，毫无疑问更加有力，但政治经济学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开始逐渐忽视了对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率的研究。

近些年来，政治经济学在国际学界有不少发展。比如，在研究对象方面倾向于把对利益集团的研究，制度和产权与分配的关系的研究，以及经济决策背后的动机的研究等作为主要内容，在研究方法上则引入西方经济学的变量函数分析法，确定利益集团的基本利益和影响这些利益实现的主要因素，通过这种方式来分析利益分配问题。这样，就把《资本论》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转化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差异和相互博弈。新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是按照这种逻辑，运用产权、制度、交易成本、公共选择、利益集团等概念来展开研究的。虽然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属性，但它的确抓住了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利益分配问题的内在规定性。如果说价格机制和生产的技术效率、组织效率、制度效率分析关注的是产出问题，那么，政治经济学正是要通过确定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来解决产出的分配和归属问题。因此，产权和所有制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解释制度变迁、产权改革、经济决策背后的动机和引起的分配结构的变化，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

2.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本理论工具评判俄罗斯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经验教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工具运用于理解和批判俄罗斯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经验教训，主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1）俄罗斯选择经济转型方案和转型策略的政治背景和基本动机。市场化经济转型在两个方向上对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对劳动者阶层将产生什么影响？同时，生产资料的重新划分会产生什么样的资本所有者？另一方面，对基本经济制度进行激进变革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

（2）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出的扩大是把人从生产中解放出来的前提。一国财富增长的主要途径是物质生产部门产出能力的扩张和与之相适应的服务部门的扩张。这种扩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扩大要素的投入规模，二是提高物质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和资本有机构成，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此相对应的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包括为物质生产活动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和其他服务业部门的扩张，必须以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基础。

（3）社会总消费的增长要以产出增长为基础，与产出供给能力相适应。社会总消费的异常扩张可能损害社会的积累，进而影响社会再生产的扩张。同时，政府支出方向的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目的，以及支出的经济后果需要综合考察。

基于以上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是思考俄罗斯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经验教训的合适的理论工具。

二、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教训：界定、事实与原因

1.关于俄罗斯经济转型基本教训的界定

国际和国内学术界，特别是俄罗斯学者和我国学术界对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教训，对于俄罗斯经济增长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有许多研究，取得了很多富有见解的成果，而且在一些问题上也达成了某种共识。对于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教训，国内学者如徐坡岭[5]、李新[6]、唐朱昌[7]等都有相应的总结。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陆兼教授综述了西方学者对俄罗斯经济转型教训的看法，根据他的概括，西方学者也大多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转型是一场经济灾难，教训深刻[8]。对俄罗斯经济转型教训感触最深，言辞最激烈的当属俄罗斯学者谢•格拉济耶夫。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指出，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1998年8月17日俄罗斯金融崩溃，这一段时间在俄罗斯发生的革命性变革是一场灾难，1998年8月17日的金融崩溃标志着这项激进改革的破产[9]。他在另一部著作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并对这些教训进行了更深刻的分析。他明确指出1992年开始的经济转型“不是改革而是一场灾难”，经济转型的结果是“自由主义乌托邦幻想的破产”。俄罗斯走上经济奇迹之路的关键，首先是引导俄罗斯走上   一条符合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之路，并重振俄罗斯经济的技术基础[10]。

概括起来，不论是俄罗斯学者还是中国学者，也包括西方学者，大家对于俄罗斯经济转型经验教训的认识大致是一致的。那就是，一方面，大家认同俄罗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学界也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转型进程有着许多深刻的教训，包括：（1）以“休克疗法”启动转型的巨大破坏性；（2）以自由市场经济为转型目标，与俄罗斯的经济传统相背离；（3）在转型过程中放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失去对转型进程的掌控，导致寡头和利益集团对国家财富的掠夺；（4）不恰当的转型策略造成俄罗斯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长时间的经济危机，导致国家财富和技术基础的重大损失，等等。

2.上述判断所基于的“灾难”事实

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灾难”事实，我们借用格拉济耶夫在2011年出版的著作中的总结和结论：

第一，经济转型带来人口灾难。因为激进改革，俄罗斯人平均预期寿命从1986-1987年的70周岁（男子65周岁，女子74.5周岁）下降到1994年的64周岁（男子57.6周岁，女子71周岁）。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在1991年出现十字交叉，出生率从1987年的17.5‰下滑到1994年的9.8‰，死亡率从1987年的10.3‰上升到1994年的16‰。战后第一次死亡率超过出生率，并且两者的缺口在1994年达到最大值，一直持续到2006年才开始收窄。1992年开始的人口负增长趋势一直持续到2009年才得到扭转。

人口形势恶化背后的原因是居民生活条件的恶化。1999年俄罗斯居民的平均实际货币收入只相当于1992年的27%，考虑兼职和灰色经济，这一数字也仅相当于1992年的47%。激进改革导致的财富再分配使得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1991年俄罗斯社会最富有和最贫穷的20%人口，在新增财富中的所得占比分别为30.7%和11.9%，到1999年，这一比重则分别为47.9%和6.1%。到2008年，最穷的20%在社会新增财富中得到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为5.1%。尽管转型后俄罗斯商店的货架上不再空空如也，但有限的收入能够提供的生活保障非常有限。在不考虑贫富分化的条件下，俄罗斯居民肉和肉制品消费由1989年的69公斤减少为1997年的46公斤，奶和奶制品由396公斤减少为229公斤，鸡蛋有309枚减少为210枚，糖由45.2公斤减少为33公斤，鱼和鱼肉制品由21.3公斤减少为9.3公斤。与此同时，面包制品由115公斤增加到118公斤，土豆由106公斤增加到130公斤[11]。居民生活条件恶化的背后，实际上是俄罗斯的物质生产和供给能力遭到破坏。

第二，激进转型对俄罗斯生产潜力的破坏。俄罗斯转型方案的设计和执行者，也包括后来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经济衰退和产出下滑是生产关系重构和社会结构变革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根据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的研究，1991-1993年间，那些没有被激进转型政策波及的领域，企业产出下跌不超过2%，那些通过科学规划和组织实现了生产市场化的企业或部门，甚至实现了不低于3%的增长[12]。从整体上看，激进转型对俄罗斯生产潜力的破坏是巨大的：（1）俄罗斯在全球GDP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5.5%减少到1999年的2.5%[13]。这是相对地位的变化。（2）经济持续衰退，1991-1998年间，只有1997年实现了0.9%的微弱增长，其余年份GDP增长率均为负值。到1998年，俄罗斯的GDP总量只相当于1990年的58%。（3）固定资产投资逐年下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991年为-11.1%，1992年为-40%，1993年-12%，1994年-24%，1995年-10%，1996年-18%，1997年-5%，1998年-12%。到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只相当于1990年的21%。（4）劳动生产率逐年下滑，1998年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1990年的60%。国民经济产出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直到2007年才实现。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直到2015年又一次经济危机爆发时也没有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14]

经济转型对俄罗斯生产潜力的破坏为俄罗斯的长期经济增长埋下了隐患，而俄罗斯在经济恢复时期的增长路径则强化了这个隐患，并最终成为制约俄罗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问题。

3.俄罗斯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种充满破坏力的经济转型方式：政治经济学视角

在已有的许多研究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文献中，对俄罗斯以“休克疗法”启动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进程的原因有许多分析。比如徐坡岭总结认为[15]，俄罗斯之所以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方案选择“休克疗法”开始转型，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之前多年渐进改革的逻辑发展；二是一种不得已的危机应对措施；三是多种政治力量通过公共选择机制博弈的结果；四是激进民主派巩固到手的政治权力的一种手段。格拉济耶夫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认为俄罗斯以“休克疗法”启动转型是因为苏联时期渐进改革的失败。但“休克疗法”无论是理论基础还是与俄罗斯的经济文化的适应性都存在严重的问题[16]。弗拉基米尔•柯伦泰则认为，1992年俄罗斯经济转型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镜像。1917年俄国革命首先是一场意识形态革命，政权合法性在革命之初不存在问题。随着激进革命导致经济灾难，政权基础开始受到威胁，随之而来的是激进的社会经济转型被迫推迟，代之以新经济政策。在政权基本稳定之后，才开始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1992年的情况则相反，改革者们虽然为俄罗斯民众描绘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好前景，但苏联解体后新获得政权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一开始就缺少政权合法性的社会经济和民众基础，此时，以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为权力当局打造这种政权基础提供了政策工具[17]。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发现，俄罗斯市场化经济转型之所以选择“休克疗法”，政治性考虑是最根本的出发点。尽管可以列出无数的理由，比如缺少一个像邓小平那样的有影响且可以稳定政权的政治家，缺少成熟的理论，苏联时期的渐进改革失败剥夺了继续渐进改革的空间等等，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以叶利钦为领袖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在获得政权后，通过迅速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消除旧政权的经济基础，是选择“休克疗法”改革方案的根本原因。

根据“休克疗法”的基本逻辑，自由化和放松管制是核心内容，私有化和建立私有产权体系是未来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过程和经济自由化过程最大限度地排除了政府对经济过程和转型过程的干预。政府缺位导致私有化变成一种野蛮的原始资本积累和严重的国家财富流失，也导致剧烈的经济动荡和对穷人的剥夺。弗拉基米尔•柯伦泰在谈到俄罗斯国家的特征时指出，由于俄罗斯土地辽阔，人口分散，除了少数几个人口中心外，俄罗斯社会缺乏遵纪守法、协商和政治妥协的传统，精英政治，赢者通吃，政治管理严重依赖于不断扩张的官僚系统[18]。俄罗斯的这种政治特性在“休克疗法”的实施过程中被显著放大了。

因此，正是俄罗斯选择“休克疗法”背后的政治原因和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对“休克疗法”中政府缺位这一缺陷的无限放大，造成了激进经济转型对俄罗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经济决策的政治条件和政治动机，是俄罗斯经济转型教训中非常值得回味的。

三、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及深层次问题：认知与批判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俄罗斯政府，在回顾和展望俄罗斯经济增长前景时，大多认为能源和原材料依赖是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摆脱能源依赖和推动俄罗斯的技术进步[19]。但如果进一步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能源依赖只是俄罗斯经济深层次问题的表现，俄罗斯经济增长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实质上是物质生产部门的规模萎缩、劳动生产率低下和产出能力下降问题。

俄罗斯经济增长有两个重要的属性。首先，从增长动力来看，俄罗斯经济是能源依赖型经济，经济增长动力是能源原材料出口，属于“输入型增长”。库德林研究发现，能源出口的“超额油气收入”（нефтегазовые сверхдоходы）是俄罗斯2000年之后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在2000-2008年俄罗斯年均6.9%的GDP增长率中，有3到3.5个百分点是由油气开采和出口贡献的，也就是说油气部门贡献了50%的经济增长。根据他的测算，2000-2008年GDP增长与石油价格的相关性为0.57，2009-2013年两者的相关性则达到了0.93[20]。其次，由国内消费主导的经济是俄罗斯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属性。1998-2008年的经济增长阶段，支出法计算的GDP构成中，最终消费占66.3%，投资（总积累）占20.8%，净出口12.8%，统计误差0.1%[21]。能源依赖和消费型经济这两个属性之间构成了一个逻辑循环，即油气出口收入通过政府再分配，成为社会消费支出的主要来源。油气行业的优势地位吸引有限的资本投入流向油气部门，缺少投资使制造业部门萎缩，导致进口品在社会消费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同时，石油美元流入，外汇占款扩张，货币超发，通货膨胀高位运行，加上美元流入引起的卢布名义汇率升值效应，通货膨胀和名义汇率升值两者共同作用，导致卢布实际汇率大幅升值，打击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制造业进一步萎缩。最终表现为俄罗斯经济中的去工业化趋势。

表1  俄罗斯2011-2016年的GDP产出构成（2011年不变价格，10亿卢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第一产业	2041	2016.6	2107.9	2139.9	2201.5	2274.8
采矿	4,950.0	5,047.0	5,051.4	5,154.5	5,164.6	5,180.2
除采矿外的工业部门	12687.8	13167.5	13115.6	13044.6	12600.3	12561.6
生产性服务业	23982.4	25130.3	25998.5	26338.9	25254.2	26111.7
其他服务业	8422.9	8642.3	8723	8815	8938.9	8885.7
净产品税	8,198.4	8,482.8	8,609.5	8,576.2	8,006.4	8,008.0
GDP总量	60,282.5	62,486.4	63,602.0	64,071.8	62,259.7	62,119.6
数据来源：作者依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计算得到

表1是俄罗斯2011-2016年的GDP产出结构。包括第一、二产业在内的物质生产部门产出占GDP的比重在33%左右，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高达65%左右。这是俄罗斯宣称的经济结构高级化和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标志。但如果仔细分析，这种后工业化是“伪后工业化”。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把更多劳动力解放出来，从事其他生产和服务的前提。即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需要建立在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但俄罗斯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直到2016年俄罗斯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仍高达47.63%，这还是在该部门就业人口占比逐年减少的情况下的比例，而物质生产部门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却只有33%左右。用将近一半的就业人口生产出三分之一的GDP，考虑物质生产部门更高的资本密度，可以断定，俄罗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是相对较低的。特别地，从内部结构看，俄罗斯2016年GDP产出中制造业部门产出只占13.8%，低于同期发达经济体如德国和法国16%~18%的水平。同时，在俄罗斯第三产业中，非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过高。这都显示出，俄罗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是比较低下的。

用一个低劳动生产率的物质生产部门来支撑俄罗斯的消费型经济，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消费的来源只能是能源原材料部门在国际市场的超收益。这就是上面所说了能源依赖型和“输入型”增长与消费型经济之间的逻辑循环。这个逻辑循环背后隐藏的问题是俄罗斯的去工业化和制造业部门产出能力的下降。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消费型经济的背后是俄罗斯的投资率和积累率长期偏低。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92年以来俄罗斯的总积累率从来没有超过25%，总投资率徘徊在20%左右，固定资产投资率更是经常低于18%。按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积累率和固定资产投资率低于20%意味着维持简单再生产都是很困难的。固定资产投资不足，加上制造业部门萎缩，使得技术进步所依赖的规模经济和设备更新难以保障，这成为俄罗斯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也成为俄罗斯经济长期增长的最主要隐患。没有一定规模的制造业部门，技术进步和创新经济也失去了创新实践和技术扩散的基础。

俄罗斯积累率长期偏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是2000年以来俄罗斯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直到2015年经济危机爆发，上述趋势才得以扭转。以此同时，俄罗斯联邦财政在国防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支出以及在社会政策方面的支出（主要用于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一直在联邦财政支出中占绝对份额。比如，2014年和2015年俄联邦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是19%和19.4%，其中，这两年用于国防和国家安全的支出分别是5.9%和6.7%，社会政策支出分别是4.4%和5.3%。这两项支出之和占分别占当年财政支出总额的54.21%和61.86% [22]。从性质上看，国防安全支出和社会政策支出都是非生产性公共物品支出。如果说社会政策支出对于人力资本生产还有一些积极意义的话（非常间接），那么国防和国家安全支出则完全是社会财富的耗散。那么，这种财政支出结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答案是为了维护普京的强人形象和俄罗斯的强国形象，是为了通过提高居民消费份额来维护俄罗斯中下层选民对普京的政治支持。

以上分析表明，俄罗斯经济增长政策中，投资不足，消费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国防安全支出耗散社会财富，其背后的原因还是政治性的。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支配了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政策。

四、结论

俄罗斯经济转型之所以选择激进“休克疗法”，并造成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的剧烈动荡，带来一系列人口、经济和技术基础等方面的灾难性后果，与转型议程制定和控制者面临的政治约束，以及政策选择背后的政治动机密切相关。政治因素对经济转型的影响是理解俄罗斯经济转型教训的关键。

俄罗斯长期经济增长中出现的问题，包括俄罗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能源原材料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率不但难以实现基本的厂房基础设施和设备更新，更难以实现扩大再生产和技术更新，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率经常高于GDP增长率，联邦财政支出主要花费在国防国家安全和社会政策领域，等等，最终导致俄罗斯物质生产部门萎缩和去工业化现象。其背后的原因不但与俄罗斯军事立国政策密不可分，也与收买中下层选民的政治支持密不可分。经济增长政策被政治因素干扰，甚至绑架，是俄罗斯长期经济增长的技术基础被破坏的重要原因。

俄罗斯经济转型引发的危机和经济增长中的这些问题从经济学逻辑看好像是经济性的，但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无论是叶利钦意识形态导向的转型目标设定和转型策略选择，还是普京的强国战略和在社会经济模式上向福利社会性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转向[23] ，都是一种政治性决策。俄罗斯转型路径和增长模式中的政治性因素是造成上述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注释:

[1] 嵌入（embedded）脱嵌（disembedded）是卡尔•波兰尼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反复使用的概念，用以说明价格机制和自由市场是社会的一部分。经济本事绝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宣称（假设）的那样是一个自主体，而是必须服膺于政治、宗教以及社会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2] 孟捷，“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策-制度话语和学术-理论话语的相互关系”，《西部论坛》2018年第5期。

[3] 至今理论界还在争论《资本论》的概念和理论能不能用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数学者认可这一点，并致力于发展这一话语体系。洪银兴在“《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经济学家》2016年第1期）一文中系统阐述了这一体系的主要内容。有人则认为，《资本论》的范畴和原理是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能用来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是分配和占有方式的不同，因此只有《哥达纲领批判》可以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4]张卓元，《政治经济学大词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5页。

[5]徐坡岭，“中东欧与俄罗斯经济转型十年：对比与借鉴”，《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1期，第22-29页

[6]李新、刘晓丹，“转型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其中国现代化的启示”，《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4期，第16-21页。

[7]唐朱昌、杨特，“试论政府在经济转型与改革过程中的作用——中、俄、印三国之比较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第73-79页。

[8]陆兼，“未经‘改造’的‘转型’——西方学术界关于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研究”，《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2期第22-30页。

[9]【俄】谢•格拉济耶夫，《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3-4页。

[10] С.Ю. Глазьев., Уроки очеред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крах либеральной утопии и шанс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чудо» ,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азета», 2011. – 576 с. ISBN 978-5-900792-87-3

[11]С.Ю. Глазьев., Уроки очеред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крах либеральной утопии и шанс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чудо» ,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азета», 2011. стр.50-55

[12]转引自С.Ю. Глазьев., Уроки очеред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крах либеральной утопии и шанс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чудо» ,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азета», 2011. стр.61

[13]数据来源：根据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2001 г. 和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atistic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整理获得。

[14]数据来源: Госкомстат России, Росстат

[15]参加徐坡岭著《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研究——论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经济政治过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章第三节的论述。

[16]参见С.Ю. Глазьев., Уроки очеред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крах либеральной утопии и шанс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чудо» ,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азета», 2011. Глава 2 — Методология реформы и Глава 3 — Идеология реформы

[17]弗拉基米尔•柯伦泰（董丽娃编译），“‘新’政治经济学：基于俄罗斯的视角”，《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4期，第9-12页。

[18]弗拉基米尔•柯伦泰（董丽娃编译），“‘新’政治经济学：基于俄罗斯的视角”，《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4期，第8页。

[19]2008年金融危机中断了俄罗斯自2000年之后的经济增长，使得俄罗斯政府对能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性作用产生警惕，2014年油价下跌和卢布汇率贬值相互影响，再次重创俄罗斯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摆脱能源依赖，发展创新经济，在俄罗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其他反危机政策一起成为俄罗斯政府的核心政策。参加徐坡岭在“俄罗斯进口替代的性质、内容与政策逻辑”（《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3期）中的分析。

[20]Кудрин А., Гурвин Е., 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роста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ни //Вопрос Экономини, №12, 2014., стр.11-12.

[21]【日】久保庭真彰，“俄罗斯经济的转折点与‘俄罗斯病’”，《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第81页。

[22]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俄联邦财政部（Минфин России）的数据计算得到。

[23]徐坡岭、贾春梅，“俄罗斯经济转型：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与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探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