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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研究综述— —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级分析理论
张若云 余卉 来源:

【内容提要】阶级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形式, 当前,阶级存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之中。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在为世界提供经济助力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范围内“再无产阶级化” 的现象。从国内来看,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在资本的冲击下正在发生剧变,传统社会阶级形成新的身份,新社会阶层不断涌现。国内外历史条件的变化促使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逐渐回归社会研究的解释中心,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中国化历程已经表明,其理论范式本身具备强大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它能够在与阶层分析的相互建构中自我优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 阶层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张若云(1989),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四川成都 611756);余(1982),西南交通大学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讲师,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四川成都610031)

 

作为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阶级分析理论一直都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社会关系、阶级结构图式的方法论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范式逻辑、研究议题、价值立场、方法论导向经历了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形变。2O世纪80年代以来,阶级分析理论逐渐式微,被以布劳一邓肯模型为基础的阶层分析理论所主导。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副作用” 日益显现,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呼吁重新关注阶级分析,这一转向获得了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2006年以后,以产业工人阶级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调查在中国积累了一定热度,国内学者针对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世界范围“再无产阶级化”现象,不约而同地进行了一场“重返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 的集体反思。这些研究蕴含着三层逻辑维度:一是社会历史现实变化倒逼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与时俱进地发展,以彰显其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二是阶级分析理论在与阶层分析理论的相互建构中,淡化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强调的“阶级斗争学说”,而更具兼容性、时代性和创新性;三是向我们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一阶层分析理论范式,以适应新形势下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发展的迫切需求。

一、重返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历史选择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社会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时重返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研究综述至今日,“互联网+”模式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引擎。伴随经济发展与话语场域的变化,中国社会关系矛盾呈现出日益多元分裂的趋势,社会阶级一阶层结构正在被不断解构与重塑。一方面,理论发展须以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为切入点,学术界开始普遍呼吁“重返阶级分析”来解释社会历史的现实变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研究的范式在与时俱进地发展过程中彰显出丰富的内涵与强大的逻辑解释力,理论的规范化过程反过来又给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方法论指导。

1.社会历史变化的现实需求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危机是全球化问题所带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关系也受到资本全球化扩张的巨大冲击。沈原指出,与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消失的产业工人阶级相反,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意味着“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在中国形成”[1]。中国正处于“两次转变交汇点”上,整个社会的生计模式、基本的社会安排和社会框架以及阶级、阶层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和重构。以“农民工”为主力的产业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剥削过程更加隐蔽,因此,“从抽象工人到具体工人” 和“返回生产中心性”就成为深入研究“新工人”群体的必然维度和要求。吴玉敏认为,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延伸以及中国利益群体矛盾的尖锐化表明,阶级分析的回归是现实召唤。“针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推进和融人全球化的现实背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目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矛盾加以认识尤为迫切”[2]。刘保国提出,当今世界仍然是阶级社会,经济上的垄断资本主义、政治上的霸权主义及强权政治,以及建筑其上的扭曲的社会阶级结构形态,需借助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加以解释。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意味着仍然存在阶级差别,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还有新出现的与非公有制经济密切相关的阶层和阶级,国内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深刻影响着意识形态的形塑,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以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是科学认识现实挑战的必然选择[3]。姜辉分析了阶级问题在西方面IJ缶诸多“主义”的挑战,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在经历了激烈对抗(20世纪30年代)、协调合作(20世纪30-70年代),到今天的温和对立(20世纪70年代至今)。经济全球化背后的运行逻辑是资本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通过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基本组织形式,在全球范围内自由畅行、恶性竞争,全球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关系遭遇重构,跨国阶级与阶级关系无限扩张。就全球范围来看,先发国家的资本、金融寡头处在将资本集中起来的一端,而这些国家的产业工人、中间阶级与后发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处在全球无产阶级一端,“中产阶级”神话破灭,出现“再无产阶级化”现象[4]。刘剑不仅叙述了阶级分析在中国式微与回归的基本历史过程,还提出了值得深入思考与研究的“整合阶级分析和公民权分析”[5],在复杂的转型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下,如何打破“身份” 限制,将精英阶级和底层阶级的辩证关系升华到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层面来讨论,以寻求更多地默契与共识。唐辉、张俭松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过时论” 的批判性思考认为,经济全球化催生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全球化,尤其是全球化贫富差距拉大,产生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阶级矛盾和斗争变换了新的形式,穿着“颜色革命” “某某主义” 的外衣在世界范围滋生。阶级矛盾尽管不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社会矛盾,但在一定范围内、某些条件下仍有可能激化,因此,阶级分析理论仍将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理论范式[6]

2.阶级分析理论范式本身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学者们已经普遍意识到,阶层分析无法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平衡发难,其逻辑起点首先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平衡、不平等的合理性,单纯依靠阶层分析只能是一种无法触及根源、失去现实语境的自说自话。尽管阶级分析理论并非完美的范式体系,但在全球资本垄断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阶级分析理论更能将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工人阶级罢工、社会运动等现象引向本质层面的批判和讨论,也更能认识结构性(所有制关系)问题的重要性。

仇立平通过分析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三种范式(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利益群体),认为社会分层研究在关系型研究方面尚欠解释力,在马克思关于“占有生产资料多少”的原则基础上,对稀缺性生产要素占有关系作了简要说明,由此划分出当代中国四大阶级类型:管理者阶级、资本所有者阶级、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和劳动阶级。他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视阈下,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解释逻辑将由传统阶级冲突和斗争学说转向阶级协调合作[7]。冯仕政对马克思所创立的以“所有权关系” 为核心的阶级分析理论,与始白马克斯·韦伯以“市场能力”为核心的阶层分析理论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他指出,阶级分析与分层研究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关于社会不平等的假设不同,阶级分析认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制度结构性矛盾,而分层研究则将这种不平等视为“市场能力”配置下的理所应当,二者朝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8]。徐行、薛琳指出,“社会实践的需求推动了理论范式的转变”;从国际角度来看,还存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从国内来看,“农民阶级的分化及其与工人阶级的整合”[9] 形成新的身份群体,这些问题构成了阶级分析理论范式存在的合理性,也为其逻辑解释力提供了实践平台。李路路、陈建伟、秦广强从社会学视角提出了阶级分析是从一种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社会不平等性,是一种系统的结构性视角,这是阶级理论的“硬核”,在此基础上延伸出以赖特、格伦斯基、戈德索普为代表的三种研究范式[10]。以上可见,阶级分析的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研究者们都将阶级分析的内在逻辑(“硬核”)指向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而阶层分析理论始终没有触及这一层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时至今日,东西方学者开始积极重返阶级分析理论。

二、阶级分析理论与阶层分析理论的相互建构

以陆学艺、李春玲、周晓丽、李培林、张翼、朱光磊为代表的社会学者最早将马克斯·韦伯建构的社会分层理论用于解释中国社会阶级分层,尤其是对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特征、身份认同的深入分析。然而,随着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阶级、阶层结构越来越呈现出民族特殊性,新社会阶层层出不穷,极具中国特色的阶级一阶层结构图式为阶级分析理论与阶层分析理论的相互建构提供了现实土壤,中国的现代性议程在传统阶级分析理论范式与新近引入的阶层分析理论相互交织、重叠的过程中,拥有了新的理论视阈。

彭恒军指出,所有权权益在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核心动力机制,赖特试图在所有权关系中运用实证方法对社会结构进行细分,开创性地将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融合到一起。通过这一视角,他认为,“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来看,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核心,是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框架内再造了生产资料所有权[11]。阶层研究的最大弊端是忽视生产资料所有关系对社会行动主体的影响,这一点须引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来作必要补充。郭春生通过分析《共产党宣言》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分析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冲突论” 方法,它同时还具有解释社会各阶级阶层相互协作的功能。在他看来,冲突论和功能论之间并非绝对对立,当社会整体处于均衡和稳定状态,每个阶层都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发挥着各自的作用。20世纪的新科技革命在更深层次上改变了社会的阶级结构,必须全方位考察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相互关系。在理论解释方面, “应该以阶层分析方法补充阶级分析方法,以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补充冲突论的分析路径”[12]。徐行、薛琳在廓清“阶级” 与“阶层”概念的基础上指出,“在政治学领域,无论是阶层分析还是阶级分析,其共同思想渊源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即社会决定政治”[13],二者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对社会总体结构和宏观层次进行探讨的阶级分析,应当与专注于社会结构中观层次的阶层分析相互作用,综合运用二者有利于解决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的社会矛盾,以协调社会整体功能及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地平稳过渡。孙立平提出,社会结构已经定型为“断裂社会”。断层社会的最大特征则是阶层之间流动板结,阶层之间的界限和阶层内部认同都很清晰。尽管他认为回到阶级分析是一种必然选择,但对于目前国内学界尚未能将阶级分析独立运用于解释现实社会结构矛盾感到十分担忧。陈跃、熊洁、何玲玲在论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与现实问题时指出,一方面,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基本内容,认识到阶级存在的客观性和历史性,阶级的存在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要把阶级放到社会经济发展环节中去考察,从而才能得出“阶级不是永恒的,是必然要消亡的,但阶级的消亡是有条件的”结论。因此,我们不能否认现代社会中阶级存在的合理性,正是因为新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取代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阶级还没有走向消亡,而是在随着资本流通继续分化。由此,就要谈到另一方面,即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是正确认识当前我国阶级阶层关系的钥匙。阶级,既包含异质性又包含着同质性,所以同一阶级内部可以划分为不同阶层,其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矛盾统一。处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多极化、“资”“社”共存竞争环境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要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为生产力发展而调整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以及社会再分配过程中强调公平正义,都是这种矛盾统一在现实层面的表现。阶级矛盾必将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一直持续到人的自由全面解放的尽头[14]

三、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一阶层分析范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多层次的两极三分法”[15] 抓住了“两头小,中间大” 的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特征,进而能够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中“分清敌我”,建立起层面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它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二元对立的社会关系格局,呈现出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复杂化与尖锐化的交错分布状态”,在特殊历史条件背景下,阶级之间的对立性被相互之间的协商妥协所代替,出现了“革命范式” 向“合作范式”[16] 的转化,从而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创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中国化发展的第一步。当前,处在全球化浪潮之中的中国,受到国内外资本流动的双重压力,社会经济转型进入了关键阶段,新社会阶层层出不穷,他们的规模、特征、身份认同以及发展动向,关系着我们是否能够顺利实现“以重塑社会来再造经济”[17]。这意味着重返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并非纯粹从概念出发,而是既要与时俱进地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发展置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整体中考察,又要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基本方法与中国现实嫁接起来,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特殊性,尤其是在以阶级矛盾与斗争为核心的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基础上,挖掘出各阶级阶层之间相互协调与融合的“功能性”内涵,从而构建起一整套用以解释当下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图式的理论范式体系,这一过程应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确立一种“硬核” 式的研究方法和立场

首先,必须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从“阶级” 的概念、阶级划分标准和目标出发,通过掌握阶级分析理论的基本内容和解释逻辑,确立一种以“所有权关系” 为核心的“硬核”式研究方法和立场。围绕这一逻辑支点,阶级分析理论可以在诸多方面借鉴阶层分析方法,以便建立较为细致的阶级阶层图式。其次,在确立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逻辑“硬核”的基础上理清其中国化发展路径。新民主主义阶级分析理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后者历经中国革命实践的淬炼获得了中国化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级分析理论顺应中国国情,尤其是对国内社会矛盾关系以及阶级阶层结构特殊性的把握,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最后,两种研究范式的交互融合。中国社会总体上呈现出和谐发展的趋势,但发展过程伴随着诸多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因此,社会研究范式不仅仅是由阶层分析回归到阶级分析,而应当是在承认“社会不平等”[18] 的基本前提下,去寻找“行政权力”与“自由竞争”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在哪些领域中实现了对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改造,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这两大范式必然要共同承担起在这一过程中的理论解释功能,二者的相互建构与借鉴,对于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级分

析理论范式提供了新的可能。

2.突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特殊性

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社会学关于阶层分析理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自由竞争社会的描述并非普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研究应避免跟在西方社会学研究的后面亦步亦趋,而应努力探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议程[19],否则就只能如隔靴搔痒,既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又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放眼全球,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现状与分层变化与许多国家有共同之处,比如:阶级矛盾、冲突与阶级协商、妥协并存,认同与抵抗并存,利益共识与利益多元分化并存,与此同时,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特殊性并未淹没在一般性特征中。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形成的复杂联盟正日益与大众割裂,这种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从而显现出‘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危险;中国目前虽有数量很大的产业工人,但这些产业工人中大多数都是农村户籍身份,他们构成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底层群体;农村中出现大量的新型农民,他们较快地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规则,但农村中的环境问题、基层政府治理等问题也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了顾虑;伴随着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成长起来的新社会阶层,尽管对社会制度具有较高认同度,但其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始终不相符;目前中国社会的两大主体—— 中间群体与底层群体,都表现出对社会现实存在不公平的不满,但这种不满并没有达成共识,中间群体视不合理的制度设计为问题根源,而底层群体则呈现出反对一切的思维模式,且缺乏对其他社会力量的信任感[20]。因此,中国社会结构关系的复杂性、特殊性,决定了要把握当下社会各阶级阶层的规模、结构、身份认同、政治立场和发展态势,从而构建新的理论学说难度巨大。

3.避免二元对立式的阶级斗争思想。同时要实现概念脱敏化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逐渐滑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政治轨道,脱离了一般学术理论语境。改革开放以后,阶级分析理论不再成为分析社会的主要理论工具,在“谈阶级色变”的防“左”情绪中,其自身的范式逻辑还没有彰显出来,在阶层分析登场以后隐去了其理论价值和功能,成为令学术界十分敏感、避讳的议题。因此,改革开放30多年,既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外资”等概念在意识形态上实现去魅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立场与方法逐渐失语与被边缘化的过程。

尽管官方始终强调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同时仍然存在着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的阶级矛盾和斗争,邓小平领导的历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实践都反复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21],但正如李风华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路径出发所提出的问题一样,不仅仅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可以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在整体上都呈现出“回避阶级分析”的重大缺陷。

要从更高层面回归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就必须首先明确阶级分析理论并非以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学说为理论根基,前者是一种研究范式,后者是有意识的集体行动,带有鲜明的阶级意识形态色彩。阶级分析也不意味着阶级斗争扩大化,要避免对阶级分析立场与方法出现“贴标签式”的误读。“把具有和不具有阶级性的社会现象、社会矛盾区分开来,这本身就是阶级分析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22],因此又要反对忽视阶级斗争的倾向。阶级分析的研究路径反映了社会意识形态、执政合法性以及国家软实力的内在要求,我们应当“回到阶级分析”,让阶级分析在中国社会现实语境中实现脱敏,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用以研究阶级分化的新格局[23]。当前,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各种群体性事件、劳资矛盾、官民矛盾等社会冲突问题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坚持阶级分析立场和方法对于政府和学术界来说都显得尤为重要。据此,习近平在2014217日的讲话中强调,“看待政治制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24]

4. 实现对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强有力整合

201712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32[25]。显然,“微时代”为中国社会舆论空间的拓展提供了广阔舞台。李艳艳认为,2016年度网络思想领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网络思想论争趋于理性化、网络社会思潮走向多样化、网络意识形态争端开始法律化以及“意见领袖” 的不当言行日益被边缘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社会思潮作为对现实社会思潮的反映,“一方面体现着当前中国社会各领域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和思想认识格局的多样性”[26]。互联网的虚拟交往特征使网络舆论与社会思潮极易产生共振效应,裹挟着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民粹主义” 的网络社会思潮瞬息万变,这对寄居于网络社会中多元复杂的意见群体极易产生影响,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能在网络场域实现引领社会思潮、凝聚共识提出了巨大挑战。

重返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为主导的研究范式,有利于通过把握网络社会思潮动态,认清现实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使主流意识形态不至于随着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趋势而失守。阶级分析理论的魅力也在于其所具备的强大包容性和自信力,能够在客观分析和观察社会阶级阶层关系格局动态变化的基础上,以其强大的范式逻辑和高度的理论自信承认多元分化,通过解决人民群众的现实问题,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来实现人民大众对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

 

注释:

[1]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2] 吴玉敏:《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辨析》,《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3] 参见刘保国:《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8期。

[4] 参见姜辉:《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5] 刘剑:《阶级分析在中国的式微与回归》,《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6] 参见唐辉、张俭松:《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过时论” 的批判性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4期。

[7] 参见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社会》2006年第4期。

[8] 参见冯仕政:《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9] 徐行、薛琳:《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中的阶层分析与阶级分析》,《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10] 参见李路路、陈建伟、秦广强:《当代社会学中的阶级分析: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社会》2012年第5期。

[11] 参见彭恒军:《一种将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结合起来的努力—— 赖特的阶级理论及其价值》,《学术论坛》2007年第2期。

[12] 郭春生:《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共产党宣言)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13] 徐行、薛琳:《阶级与阶层两种分析方法的比较研究》,《甘肃理论学刊》2009年第3期。

[14] 参见陈跃、熊洁、何玲玲:《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理论与现实的研究报告》,(-q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9期。

[15] 萧诗美、蒋贤明:《论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东岳论丛》2012年第8期。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l1

[16] 王丹:《毛泽东阶级分析法与阶层分析法的思考》,《求索》2013年第12期。

[17] 孙立平:《以重塑社会来再造经济》,《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

[18] 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基本假设是冲突论的,认为社会不平等是统治阶级的需要和权力强制的结果;而后者是功能论的,认为社会不平等是社会整体的需要和自由竞争的结果。参见冯仕政:《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19] 参见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8页。

[20] 参见桂勇、李经纬、唐鑫:《如何认识中国中间群体与底层群体——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桂勇教授访谈》,《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5期。

[21] 参见《必须坚持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崇富》,《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

[22] 《“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 理论座谈会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l2期。

[23] 参见李风华:《阶级分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进路》,《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

[24] 转引自刘世军:《中国政治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文汇报》2014630日。

[25] 参见《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信息安全》2017年第2期。

[26] 李艳艳:((2016年度网络思想状况分析》,《红旗文稿》2017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5]李强:《现代化对中国分层结构之影响》,《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

[6]周新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3期。

[7]商孝才:《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与依法治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2期。

[8]关晓丽:《从阶级分析到阶层分析是历史与现实的选择》,《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6期。

[9]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