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科学社会观，突破了黑格尔市民社会观的局限。马克思主义社会观指出，资本主义之前的人类历史仅仅是地域史、民族史，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才真正开创了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是人类一体化进程。他们提出了人类社会思想，认为人类社会是资本主义消亡的方向，也是世界历史的终极形式和真实共同体，并批判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两个思想— —世界历史开始于国家的出现、君主立宪制国家是世界历史的终极实体。信息技术革命以来，中国参与了经济全球化，深度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由此，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观为指导，以推进世界历史转型升级为使命的历史科学成果。

【关键词】人类社会世界历史市民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钟晓宏(1973一)，重庆医科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讲师(重庆400016)。

 

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的批判，集中表现为批判黑格尔晚期关于市民社会的重要思想——法哲学。他们经过之前的一系列批判性思考和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较为深入的研究，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全面地突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形成他们自己的科学社会观——人类社会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将伦理实体的结构划分为三个层次：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其实，作为差别的阶段，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地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前面。此外，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1]

关于市民社会的结构，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的劳动组织，按照它特殊性的本性，得分为各种不同的部门。特殊性的这种自在的相等，在组合中作为共同物而达到实存；因此，指向它的特殊利益的自私目的，同时也就相信自己并表明自己为普遍物，而市民社会的成员则依据他的特殊技能成为同业公会的成员。所以同业公会的普遍目的是完全具体的，其所具有的范围不超过产业和它独特的业务和利益所含有的目的。”[2] 黑格尔立足于德国近代社会——这个封建社会遗产来分析近代国家的市民社会结构，这使得他的法哲学思想带有德国近代社会的历史特点。“城市是市民工商业的所在地，在那里，反思沉浸在自身中并进行细分。乡村是以自然为基础的伦理的所在地。[3]” 所以，他认为市民社会支撑着城市的存在，而乡村则由以家庭为劳动组织形式的农业劳动来支撑。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仅仅局限于城市工商业的社会组织，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观将社会的内涵推广到乡村，通过对城市和乡村之间对立关系的历史探究，形成了关于人类历史真正基础——社会的科学认识。同时，也正是基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结构的这种剖析，马克思恩格斯从市民社会的结构性特点：工商业、同业公会、城市——这几个要素出发，探索它们的历史起源，揭开了社会的起源与国

家的起源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

一、社会形态与市民社会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指出： “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4] 在古典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诞生过程中，城市的产生与国家的产生是同步的，城市的产生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进而导致出现了两种类型的国家：工商业为基础的国家和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城乡对立源于人类历史早期的社会分工，它的形成和国家的起源几乎同步，也就是说，城乡对立的形成最早要上溯到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在它最终被资本主义大工业消灭之前，绵延了几个社会形态。

城乡之间对立在封建社会的持续其实是小私有制的结果，归根结底是由于手工业、农业生产不发达限制了人的充分自由的流动所造成的，这种城乡对立的持续也是同业公会得以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城乡之问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局限在城市，把另一部分人局限在乡村，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5] 城乡对立的格局在封建社会的延续，催生了城乡劳动组织中封建宗法式的人身依附关系，构成封建等级所有制对生产规模扩张的阻碍作用。

黑格尔误把同业公会当作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劳动组织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则指出：同业公会所有制不是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组织形式，而是手工业组织形式作为封建社会遗产的标记。“在城市中与这种土地占有的封建结构相适应的是同业公会所有制，即手工业的封建组织。在这里财产主要在于个人的劳动。联合起来反对成群搭伙的掠夺成性的贵族的必要性，在实业家同时又是商人的时期对公共商场的需要，流人当时繁华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的加剧，全国的封建结构，——所有这一切产生了行会⋯⋯这种制度在城市里产生了一种和农村等级制相似的等级制。”[6] 私有制特别是以手工业行会这种劳动组织形式的小私有制，限制了城市生产的集中程度和水平，也限制了人口集中的水平，从而延续着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只有突破封建等级所有制的小私有制性质的限制，才能真正终结城乡二元对立、真正释放社会发展的潜能。“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产生了大资产阶级，而集中在行会里的是小资产阶级，现在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城市里占统治地位了，而是必须屈从于大商人和工场手工业主的统治。由此可见，行会一跟工场手工业接触，就衰落下去了。”[7] 工场手工业还不是真正的大工业，它是大工业的准备形式，它是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形式的雏形，行会在这种社会化的生产形式面前的衰落，表明封建等级制的劳动形式在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面前的脆弱性。

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物质生产性是社会实体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恩格斯以此为基础展开对黑格尔国家观的精神实体性的批判。“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8] 他们用生产方式对社会的凝聚作用扬弃了意识形态作为精神形式的国家统一性。“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9] 这就在根本上否定了黑格尔的精神运动的历史本质思想，否定了其国家观的精神基础的独立性、实体性。

关于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他们批判了黑格尔把暴力的征服上升为世界历史绝对动力的思想。“到目前为止，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蛮人占领了罗马帝国，这种占领的事实通常被用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制度的过渡⋯⋯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共同体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共同体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来改变。这也就说明了民族大迁徙后的时期到处可见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教育和风俗。”[10] 马克思认为罗马帝国对蛮族征服者的主奴关系的翻转表明，蛮族征服者未必是人类历史的推动者，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真正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不但蛮族的征服活动不能推动人类历史前行，文明国家的扩张也不能真正代替被征服国家、地区的发展。“罗马始终只不过是一个城市，它与各行省之间的联系几乎仅仅是政治上的联系，因而这种联系自然也就可能为政治事件所破坏。”[11] 罗马帝国虽然通过武力将欧亚非广大地区纳入它的版图，但是，由于帝国落后的生产力及其交往方式没有能将这些地区融合成一个真正的共同体，这些仅仅凭借武力整合起来的行省，由于罗马帝国的衰落纷纷独立出去。所以，即使是强大的帝国，它只要不能和被占领地区形成统一、稳定的社会生产结构，最终，一旦政权本身发生蜕变，国家的版图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二、世界历史与大工业

马克思恩格斯是立足于英国大工业形成的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考察真正的近代工业化社会的历史特点。大工业率先出现在英国，由于英国在近代海上贸易中取得了霸主地位，为它的大工业的产生开辟了新的道路。“在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 英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12] 大工业方式是资本主义近代国家不断发展的秘密，它所释放的生产力不仅改变了英国自身，并且把这种影响力扩散到全世界，为英国建立世界秩序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还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13]。黑格尔把以往人类文明史的进程都看作世界历史的进程，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以往的人类文明史只有地域性、民族性，没有世界性。大工业的出现改变了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交往关系，人类历史开始形成一个围绕大工业生产一体化的总体结构。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一种成熟的生产方式，它把人类纳入一个共同体之中，在这个共同体中，任何地域性利益的东西都难以孤立地存在。

在大工业向全世界扩散的过程中，它摧枯拉朽地破坏了人类以往的社会形态的独立性，将它的一切历史阶段吞没，变成大工业的从属物。那些因无力发展大工业而落后于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丧失了自然发展的趋势，大工业的扩张使这些落后民族的命运从属于资本的世界性运动，它们被投入难以摆脱的贫困厄运，从而被工业发达的国家所支配。“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14] 正是通过考察大工业对人类历史产生的影响，马克思断言： “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5]

大工业不仅改造着国家之间、社会之间的交往关系，也改造着社会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16] 正是大工业的扩张把以往封建等级秩序打碎了，将各个等级的人都抛入社会阶级体系，要么成为资产阶级、要么成为无产阶级。大工业庞大的规模催生了一个数量巨大的社会阶层——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数量之所以特别巨大，这完全是大工业的特点造成的：它为整个世界生产。蒸汽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后，由于它的生产活动的世界性，催生了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大工业对不同社会进行工业化改造的趋势，直到今天仍然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现象。

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资本这种私有制的最高形式具有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少数资本主义强国也成为它的助产士。在世界历史形成的过程中，大工业的发展表明，它不仅扬弃以往的旧的社会形式以及相应的民族国家，而且它必然扬弃市民社会、扬弃资本主义本身。以英国为例，英国百多年的殖民地征服过程，虽然客观上推动了大工业在全世界的扩散，有利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但是，由于殖民征服本身日益阻碍资本的再生产、阻碍世界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当其他强国出现更有利于资本扩张的霸权体系以后，英国代表的世界秩序很快土崩瓦解，英国也被迫交出了世界秩序之控制权。

三、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

经济全球化是当下热门的概念，被西方当代学术界认同为最能反映当下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概念。信息技术革命深化了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历史进程，特别是跨国公司主导的技术资本通过将生产活动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迁移，形成了所谓全球供应链的生产组织化趋势。有趣的是，人们常常将经济全球化概念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进行对接，这种对接一方面激活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的当代意义，另一方面又模糊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与经济全球化概念的本质区别。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与当下的经济全球化概念既有重合的地方也有差别的地方。

托马斯·弗里德曼将经济全球化的起点设定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时代，而马克思认为资本真正形成世界历史是蒸汽革命开始的时代，这相当于弗里德曼的经济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弗里德曼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界定为三个阶段：全球贸易的形成以及早期资本主义强国的全球扩张阶段，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及其全球供应链的形成阶段，个性化劳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以及全球各国平等参与经济全球化阶段[17]。而马克思则将世界历史的动力紧扣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对世界分工体系的推动作用以及生产社会化对无产阶级改造世界历史的积极意义。

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恰逢冷战格局的解体，借助于跨国公司的扩张，把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迅速推向全世界，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世界分工体系，跨国公司把发达国家成熟的技术以大工业的形式扩散到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形成了2O世纪后期发达国家工业升级转型带来的中等国家和地区的崛起。信息技术革命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入弗里德曼所说的全球化3．0时代，这个阶段相较于经济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各经济体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空前深化了，特别是随着“外包” “离岸经营”这些将大规模的生产活动转移到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经济体，客观上刺激了发展中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加强了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生产联系，进一步强化了世界产业分工体系。特别是技术资本主导的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其实质是将大工业性质的生产流程分解、扩散到世界范围，这种新型的分工体系被称为垂直分工，以区别于大工业时代的行业分工——即所谓水平分工。垂直分工的显著特点就是发达国家提供技术、资本、市场，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廉价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为发达经济体及其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创造源源不断的利润，同时，也为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谋得一定的机遇。

如果说大工业时代之初，资本将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集中到少数工业化国家进行生产，促使这些国家的资本快速积累并推进其自身的工业化进程；那么，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特别是技术资本深入到发展中经济体内部，利用其自身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的廉价优势，推进发展中经济体的工业化及其社会形态的改变，从而为技术资本的全球扩张营造日益广阔的技术市场。这种“外包”在发展中经济体之间逐利性迁移，加速了发展中经济体融入发达工业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步伐。美元主导的世界秩序逐渐过渡到信息技术主导的世界秩序，形成我们所熟知的当代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主导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创新活动，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牢牢地将大工业创造的剩余价值掌控在技术资本手中。而处于世界分工体系末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为国际技术资本生产剩余价值提供廉价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但是它们在这种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并不能因“外包”而发生根本的改变，往往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的陷阱。

当代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仍然是少数资本强国掌控世界经济秩序的形式。发达国家之所以愿意把大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并不是发达国家自觉履行世界历史使命，而是资本再生产的需要、特别是技术资本再生产的需要。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技术资本掌控世界秩序的方式。人类历史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它的大工业的发展就再也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被世界历史日益深化地整合，纳人大工业发展形成的世界分工体系。发达的工业国家甚至进一步发展到后工业阶段，通过技术的深入研发，不断向落后的经济体输出大工业，从而主导着世界历史的进程。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参与世界体系的过程中，首先面对大工业的社会改造，使得本国的社会结构调整适应全球化市场的需要，使全社会各个阶层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和交往形成的全新分工布局。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并为人类社会化进程提供更为激进的生产方式。在信息技术革命以来日益成熟的世界分工体系中，形成所谓“地球村” 的生产、交往格局，把人类一体化的生产性基础更为彻底地展露出来。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种技术资本主导的世界秩序受到根本挑战，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初始红利释放殆尽，整个西方世界分工体系面临发展瓶颈。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方面渴望借助发达经济体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自己的经济，另一方面又担心这种不平等的世界秩序固化自身的不平等地位。经济全球化不仅仅带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从而将广大发展国家带入发展陷阱，同时，经济全球化也迫使发达国家持续推进产业升级而导致社会内部结构性矛盾频发进而引发社会危机。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这两种矛盾，是诱发反全球化浪潮的根本原因。这两对矛盾归根结底是资本的世界性再生产的必然后果，是世界秩序的人类社会化和主导世界秩序的技术资本私有制之问矛盾的深刻对立的表现，因此，经济全球化深化和激化着资本和世界历史之间的矛盾。

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跨国公司推动的技术资本的全球化，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卷入技术资本供应链的世界分工体系，从而迫使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接受在这一体系中处于不同竞争位置的分工。而发达经济体通过掌握的技术资本，牢牢地将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势头掌控在技术资本的麾下，并通过技术资本的阻击，将发展中经济体阻挡在发达经济体的圈子之外。随着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产业链中位置的不断提升，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分工地位不断改变，我们正经历从输人大工业向输出大工业的转型升级过程。而一些发达国家由于过度依赖技术资本的积累，忽视了大工业对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导致社会产业空心化、社会两极化加剧、阶级矛盾激化等内部矛盾凸显。这些问题的凸显本身表明，即使是工业化国家，离开大工业的支撑，它的社会发展也会遭遇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既要直面大工业发展产生的一系列环境问题，也不能盲目拒绝所有的大工业形式，而把经济发展带人世界历史的死胡同。当代发达经济体面I临的社会困境，也从反面证明，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本质上是生产总体性的进程，这个论断是科学的。

世界历史是人类社会的准备期，推进人类社会化进程的不是特殊的民族精神、民族价值而是人类一体化的生产活动、交往活动，人类一体化的生产形式首先是以大工业面目出现。世界历史的本质是生产总体性的进程，能适应这个进程的阶段性使命的国家，会成为世界历史的执牛耳者，而滞后于这个进程的国家将被世界历史所淘汰。在这个世界历史进程中，民族国家相对独立的历史进程，从属于它们也身处其中的人类一体化的世界历史总体，每个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脱颖而出或退场，取决于它是自发或自觉地担当世界历史使命还是背离这个使命。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社会

很多狭隘的社会思想将社会仅仅理解成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这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却表明，人类社会将取代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成为世界历史的完成形式。“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8] 马克思对大工业所代表的世界历史发展方向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局限性之间矛盾的研究得出：世界历史真正的实体不是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形式的市民社会，人类社会才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形式。马克思正确地界定了在世界历史过程中，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地位与作用，指出大工业本身才是创造了世界历史并推动其不断前进的真正动力，而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自身在大工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转变为大工业发展的阻力，从而也日益沦为世界历史扬弃的对象。大工业“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来说，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正如行会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19] 所以，大工业在私有制条件下，是加速社会不平等的途径，它不可能给工人阶级带来真正的发展，而是无情地将他们日益抛人难以自拔的贫困泥淖中。

唯物史观关于世界历史是通向和实现人类社会的路径的思想，从当今世界秩序仍然带有不平等、对立性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来考察，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而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些条件从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20]

在人类社会实现之前的各种社会中，由于存在着私有制，必然存在阶级统治现象，这种以阶级统治为历史条件出现的共同体无不是虚假的共同体，这种虚假的共同体是出于阶级对立的需要而形成的，而不是为着个人自由的目的形成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有意无意地放大了这种虚假共同体的历史作用。“某一阶级的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的与另一阶级相对立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共同关系，总是这样一种共同体，这些个人只是作为一般化的个人隶属于这种共同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种共同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的⋯⋯过去的联合决不像《社会契约论》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任意的，而只是关于这样一些条件的必然的联合(可以对照例如北美合众国和南美诸共和国形成的情况)，在这些条件下，各个人有可能利用偶然性。这种在一定条件下不受阻碍地利用偶然性的权利，迄今一直称为个人自由。——这些生存条件当然只是各个时代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21] 包括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在内的以往一切社会形式，不仅不是为实现个人自由目的而形成的真正的共同体。由于存在着私有制，因而必然伴随着阶级对立，这种阶级对立的存在，使得这些社会形式不可能为人类历史提供真实的基础。私有制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也必然不是以全人类共同的利益为目的，而只是为这些少数发达经济体的垄断利益服务，利用它们掌握的各种资本手段来攫取世界市场的暴利，强迫人类之间的交往活动屈从于它们所建立的不平等制度。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转型升级离不开世界市场、世界分工的大环境的优化。正是基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的经历，以及与世界各国形成的日益紧密的生产联系、交往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中国自身发展的经验，判断世界历史当下的态势，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这个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总体发展趋势的历史科学结论的继承发展，也是对当代人类整体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它正在成为其他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共识。

从唯物史观角度看，世界历史的成熟必然形成世界性的共同体基础，而这个世界性的共同体不可能以任何民族国家为基础，民族国家无法胜任世界共同体的使命；也不能以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为基础，市民社会只是资产阶级利益的表现形式，它不能代表全人类真正的共同利益；只有当人类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人类社会，才有可能开启世界历史的自觉进程。“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2]

当今世界在总体上仍然是人类的阶级社会。因此，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关系条件之下的，带有强烈的不平等的世界贸易规则完全反映着发达国家及其集团的利益，．而这个世界秩序本身由于经济危机日益暴露出其转嫁危机的实质，是拖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良秩序。只有从根本上改造现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各国交往中的不平等关系，优化各国之间交往活动的世界秩序，才能更有利于各国人民谋求更好生活的普遍需求。所以，目前所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不是指消灭了阶级对立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只是目前世界各国在发展中寻找某种利益共同点、目标共同点的集合。每个国家的个别性的目标，必然从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观对黑格尔市民社会观的批判的总目的，必须服从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进程。只有在考虑本国利益的同时，也考虑他国的和世界全局的利益时，而能够投身于这个进程的国家，才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更好将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协调一致起来。人类社会化的终极推动力是高度发达的现代生产力及其应有的交往方式，使得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在这个统一体内获得平等和自主发展，从而使各国人民都能日益平等地选择改善自身生存发展环境的更好路径。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当今世界历史进程中，只有自觉地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要求之上，提出自身发展的目标，把自身的发展目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方向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发展，并且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向更优化的方向发展；反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一味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目标凌驾于世界历史进程之上，偏执地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最终付出的代价必将是被世界历史进程所淘汰。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观是从扬弃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出发，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中概括出人类社会化的方向为着力点，从关于人类历史的真实基础、真正的共同体的角度，提出自己的人类社会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不是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的社会形式，而是新的社会形式——人类社会。世界历史的发展将形成以人类社会为真正实体的统一体，各民族国家的历史从属于这个人类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在大工业开创的世界历史中，各民族国家日益丧失了以往的独立性，进入彼此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人类发展新阶段，而世界历史则呈现出日益融合各民族国家之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世界历史阶段、世界历史必将通向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的唯物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对信息技术革命以来人类更加紧密联系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刻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与人类社会关系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日益获得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和肯定，表明它是世界历史进入后冷战时代的真正需求，代表着人类一体化正在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注释:

[1]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97页。

[2]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48页。

[3]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5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7-14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4-18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O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0—191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1—15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5—20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6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o12年，第193—194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o12年，第19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o12年，第19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1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5页。

[17]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 —2l世纪简史》，何帆等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8年，第11-1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5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2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o12年，第2Ol一202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o12年，第199页。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2]《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

[3][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

[4][德]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薛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

[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 —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6][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

[7][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

[8][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 l世纪简史》，何帆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