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经济全球化模式，一种是20世纪以来西方大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另一种是2013年以来中国倡导的以“一带一路” 为载体的新型经济全球化。两种经济全球化都是通过国际分工进行的，却存在着本质区别。从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视角来看，两种模式在增长方式、参与方式、合作方式以及利益分享方式等方面存在区别。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通过国际分工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分工协作的生产力效应异化为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成果，利益分配不平衡。而在新型经济全球化模式中，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创造的生产力成果由各参与国共同分享，构建起以全人类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 国际分工 “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朱燕(1985一 )，山东师范大学讲师，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培养计向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250014)。

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经济全球化模式，一种是指20世纪以来西方大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另一种是指2013年以来中国倡导的以“一带一路”为载体的合作共赢式新型经济全球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对外输出资本，不断开拓世界市场，逐渐建立起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和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摆脱国内的“滞胀”局面，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输出资本并进行产业转移，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在信息化浪潮中加速发展。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发展分化，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本国资产阶级利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经济全球化倾向出现。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以分工协作为手段、以普惠共赢为目标的新型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国倡导的合作共赢式新型经济全球化和20世纪以来西方大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都是通过国际分工的形式进行的，但却存在着本质区别。

一、马克思主义分工思想的二重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劳动分工作为一种生产组织方式，是连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马克思借鉴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继承并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对分工进行抽象性和现实性、肯定性和批判性的二重逻辑分析，建立起完整的劳动分工理论体系。

在马克思的分工思想中，劳动分工表现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重属性，发挥双重效应。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劳动分工作为生产组织方式，充分发挥协作优势，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力发展的成果被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劳动产生异化，分工成为资本增殖、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手段，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之间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

1．分工的生产力效应源于“协作一般”

一方面，马克思在其哲学及经济学经典著作中，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肯定合理分工的积极作用，认为分工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之一。分工带来的生产力效应是由分工的本质形式即协作产生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摆脱了个人的局限性，提高了整体社会的生产效率。“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2] “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3] “这种分工是特殊种类的协作，它的许多优越性都是由协作的一般性质产生的，而不是由协作的这种特殊形式产生的。”[4]

分工协作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无数单个人的协作形成结合的工作日，摆脱了空间的局限，提高了劳动效率，值。第二，通过协作集结劳动者、集聚生产资料，降低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从而降低了劳动力的非生产性消耗，节约了非生产性费用。第三，协作的形式带来了不同劳动者的社会接触，激发了劳动者的竞争力和创造力，提高了劳动者个人的工作效率。因此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是由协作的一般形式产生的，通过这种劳动形式，扩大了劳动力作用的空间范围，节约了生产资料，降低了生产成本，扩大了使用价值的生产。

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也会促进分工的动态演化和发展。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以通过劳动分工的程度表现出来，即生产力水平越高，劳动分工越发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分工的阶段。新的生产力发展促进分工进一步发展，劳动分工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5] 此外，生产工具的发展对分工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生产工具的改善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直接表现，而生产工具的革新是技术进步的表现，因此技术的不断创新促进了分工的动态发展。“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 “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这一点无须再来提醒。”“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6] 机器的发明和改进，生产工具的革新是以技术为重要支撑的，因此技术的进步是分工不断发展、动态演变的决定性条件。

马克思对分工理论的又一重要贡献是明确划分了社会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这是对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分工理论的创新发展。马克思把农业、工业等大类的分工称为一般的分工，即社会分工；把工场内部的分工称为个别的分工，即企业内部的分工。马克思认为，生产工具的大发展将促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前文的论述主要是指生产力和企业内部(马克思所指的工场手工业)分工动态发展的辩证关系，同时马克思也指出，生产力的发展也会促使社会分工更加广泛。“机器生产用相对少的工人人数所提供的原料、半成品、劳动工具等等的数量不断增加，与此相适应，对这些原料和半成品的加工也就分成无数的部门，因而社会生产部门的多样性也就增加。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长。”[7]

马克思辩证分析了分工与生产力发展的动态演化关系：以技术进步为代表的生产工具革新，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广泛以及企业内部分工的细化；同时，分工充分发挥协作的优越性，产生一种突破个人局限的巨大生产力，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

2．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分工特殊” 导致劳动异化

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分工是自然形成的，最终导致“劳动异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分工是资本主导的，是在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尽管分工产生了巨大的集体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从属于资本，并由“形式从属”演变为“绝对从属”，工人的劳动受资本家和管理者的控制，劳动分工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成果被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产生“劳动异化”。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8]。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分工形式下，劳动者成为固化在资本主义分工链条中的局部工人，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资本无限增殖之间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局部工人身上被打上了私有财产的烙印，变成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私有财产，分工的优越性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实际上提高的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这种提高生产力的分工方式成为资本无限增殖的方式，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被长期固定在专门的单一的生产工序和环节上，成为一个工作有机体的一部分，服从资本的指挥，工人畸形片面发展，限制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由许多单个的局部工人组成的社会生产机构是属于资本家的。因此，由各种劳动的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也就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9]。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就了大量的片面发展的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这两类工人的学习教育费用非常低，劳动力价值相应降低，劳动力相对贬值，资本家降低了对可变资本的支出，从而引起资本更大的增殖和剩余价值的进一步增长。

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分工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提高剩余价值的手段，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产生的生产力成果被资本所有者占有，而参与分工协作的劳动者却不能分享劳动成果，造就了特殊生产关系下的“劳动异化”，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性导致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型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区别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视角来看，以“一带一路” 为载体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和西方大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在增长方式、参与方式、合作方式以及利益分享模式等方面都存在区别。

1．增长方式不同：排他性增长和包容性增长

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大国主导的排他性增长模式。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率先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对外输出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获取原材料并组织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国际市场上不断复制。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主导的世界分工体系是以实现资本积累、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在这种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是排他性的，是以牺牲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为代价的。

马克思总结了国际分工形成的原因：以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和机器的使用为基础的大工业发展成熟后，迫切需要廉价的原料和销售市场；同时，机器生产促进交通运输业的变革，为原料的流通提供了条件。以机器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一方面会促进社会分工的国际化发展，另一方面会促进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从工厂内部向外扩展，企业内部的技术分工转向全球。市场扩大到世界范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本性，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最终目标是增加剩余价值生产。在世界体系下，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配置资源，以满足国内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在资本主义对外扩张过程中，因为不平等交换，第三世界国家受到西方大国的剥削和控制，世界经济增长不平衡，从而出现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并存的世界格局。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分工成为西方大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通过持续的资本积累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是以牺牲其他国家经济利益为代价的排他性增长。

以“一带一路”为载体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是以各国经济共同发展为目标的包容性增长模式。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提出要和沿线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各国实现共同发展，而不是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中国通过“一带一路” 向世界各国分享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成果，特别强调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建立文明共存、开放包容、和谐发展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这种新型经济全球化模式中，能更好地发挥分工协作的生产力效应，实现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共同设计合作方案，共同开发资源，共享发展成果，从而实现包容性增长。

“一带一路”倡导的是综合性、全方位、复合型的合作方案，通过国际合作，促进沿线各国在经济、社会、人文、生态等领域的自主、协同、可持续发展，并着力解决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通过优势互补，实现经济均衡发展、社会公平分配以及环境综合治理，建立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着力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分配差距等问题，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10]

参与国通过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创造出巨大的集体力，提高整体运作效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相辅相成，形成高效集成的“五位一体”协同模式。良好的政策沟通发挥先导作用，实现1+1>2的效应。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区域合作的基础，尤其是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成为“一带一路”高效运作的保障。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成为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全球化的关键因素。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的制胜法宝，只有在科学技术、文化交往、教育人才等方面实现互利共赢，才能实现新型经济全球化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2． 参与方式不同：被迫纳入和主动参与

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中，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居于主导地位，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中被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1] 传统的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主导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资本主义历史扩展为世界历史。

机器的生产和革新，形成以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12] “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13] “大工业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关系也引起产品的精致和多样化。不仅有更多的外国消费品同本国的产品相交换，而且还有更多的外国原料、材料、半成品等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本国工业。”[14] 在世界市场的产品交换中，资本主义中心国家控制原材料的价格，利用工业制成品和原材料的“剪刀差”，为本国的工业化服务。在这种国际分工和国际关系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国家和地区依附于从事工业生产的国家和地区，被迫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生产提供服务。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参与分工的角色不是由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的。

“一带一路”引领的新型经济全球化价值链上的各个国家都是根据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主动参与分工合作，通过优势互补实现协同发展。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跃居世界前列。在中国渐进改革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一条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对外开放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现代化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当前，中国经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的增长点。而中亚、西亚、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正处于工业化建设和城镇化发展时期，需要资金、技术等的支持与援助。因此中国的部分产业可以向沿线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国家和地区转移，不仅可以向当地提供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可以带动当地就业，维护社会稳定。中国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根据各自发展阶段和发展需要实现上下游产业对接，分工协作、优势互补，从而实现各自发展的目的。

借助“一带一路”信息化平台，各国共享各类信息资源，实现上下游产业的无缝对接和分工合作，推进各国产业优势互补，兼容协同发展，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一中亚一西亚、中国一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例如，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产能合作计划，成功将中国的优质产能和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的缺口结合起来，既助力哈萨克斯坦工业化进程，又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实现中哈双方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也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优势互补，是实现上下游产业对接的成功案例。中方发挥高端装备和建设优势，帮助巴基斯坦建设基础设施，例如萨希瓦尔燃煤电站，成为迄今为止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速度最快、装机容量最大、技术领先、节能环保的高效清洁燃煤电站。在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的保障下，巴基斯坦经济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巴基斯坦《商业记录报》报道称，巴基斯坦2016-2017财年GDP增长5．3％ ，创10年来最高。

3．合作方式不同：依附型合作和平等型合作

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中，落后的外围国家依附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马克思的分工思想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分工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变成资本的生产力，劳动产生了异化，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世界分工体系中，随着资本的对外扩张，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 变成世界市场上“以国家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很多发展中国家被固化在国际分工链中，只能片面发展，丧失技术创新和积累的能力。西方大国因为掌握资本和技术优势，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高附加值环节，而外围发展中国家只能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在世界市场上以各国的要素禀赋为基础进行分工并组织生产。发展中国家利用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充分发挥本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优势促进经济总量的暂时增长，但是“只要外围社会在一切现有条件上都从属于为出口部门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这个新职能，那么它的劳动力报酬还会更低”[15]，因此外围发展中国家不能为本国经济的发展获取更多的积累。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对外输出资本，但是不输出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外围发展中国家因

为丧失技术创新能力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底端。

“一带一路”是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协同发展的综合性合作方案。中国是“一带一路” 的倡导者，但不是主导者和领导者，其他参与国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附属物，而是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不同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单向资本输出模式，“一带一路”倡导参与国在资金、技术、人才等领域进行双向沟通与互动。中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丝绸之路专项奖学金，培训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进行科技文化交流，通过向参与国进行技术转移，培育可持续的内生增长动力，提高利益分享能力。习近平指出：“我们将在未来5年内安排2500人次青年科学家来华从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训5000人次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投入运行50家联合实验室。”[16] 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快在有条件的地方建设“一带一路”环境技术创新和转移中心以及环保技术和产业合作示范基地，建设面向东盟、中亚、南亚、中东欧、阿拉伯、非洲等国家的环保技术和产业合作示范基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各个参与国在技术上协同攻关，推动科学研究的双向交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各个国家的自主型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和源泉。

各参与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响应并主动参与“一带一路”，从而建立起平等参与、各取所需、协同发展的国际分工体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各个参与国通过协商共同制定合作方案以及贸易规则，增强世界话语权。“一带一路” 的平等参与、协同发展的理念得到沿线国家和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已吸引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参与。为了促进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满足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要求，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得到广泛支持。截至2017年5月13日，亚投行已经有77个正式成员国。2017年5月在北京成功举办“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来自29个国家的领导人和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负责人，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的1600多名代表参加。可见，中国倡导的新型经济全球化解决方案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4．利益分享模式不同：利益不均和普惠共赢

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框架下各国的利益分配不平衡。西方大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终极目标是利用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产品，获取剩余价值，促进本国的资本积累。劳尔·普雷维什认为： “技术进步产生于中心，并倾向于把由此带来的愈来愈高的生产率的成果集中于中心。”[17]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世界体系理论，他认为当今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前的单一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它利用不平等的交换机制将经济剩余从外围国家转移到资本主义中心国家。

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凭借资本和技术优势，把通过国际分工获取的经济剩余转移回本国。原本应该用于外围国家生产性投资的经济剩余被主导全球价值链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有，这对外围国家的资本积累造成严重的阻碍，延缓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主导的跨国公司在创造剩余和转移剩余方面日益活跃，成为外部榨取收入的代理人。例如，美国美泰公司的芭比娃娃就是发达资本主导的通过国际分工生产的典型产品，中国的代工企业处于芭比娃娃国际分工的生产制造环节的低端。芭比娃娃市场零售价为10美元，而中国仅仅只得到35美分的加工费。电子产品的生产亦是如此，从笔记本到手机，外围国家利用富裕的劳动力占据电子产品非核心零件的生产及整机组装生产环节，产品附加值及利润非常低。因此，在世界分工体系下，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发展是以牺牲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分化源于世界剩余产品的不平等分配。

新型经济全球化目标是实现共享发展。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将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经济发展的成果由各个参与国共享，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新型经济全球化模式的优势在于充分发挥“协作一般”的生产力效应，世界各国平等地参与分工合作，并共享生产力发展成果。“一带一路” 以“共商、共建、共享” 为原则，力争通过国际分工和合作，优化配置资源，重构全球价值链，实现普惠型发展。平等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成果共享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参与国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习近平指出：“ ‘一带一路’建设将由大家共同商量，‘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将由大家共同分享。”[18] 通过“五通”，紧抓信息化发展机遇，充分释放新兴业态的增长动力，促进参与国经济和社会协同发展，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

在“一带一路” 的建设和发展中，中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量的国有企业承担起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培训、提供就业、环境保护等增加人民福祉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民生项目，实现共享发展。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接手希腊最大港V1比雷埃夫斯港二、三号集装箱码头建设，中铁六局担任越南首条城铁线路吉灵——河东线城铁项目的总承包商，为当地带来更多的社会效益。2014年_2016年中国企业为有关国家创造了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此外，习近平还提出：“中国将在未来3年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建设更多民生项目。”[19]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经济发展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人民共享发展。因此，中国在倡导“一带一路”发展中，向世界分享我们的发展理念，坚持以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为核心，将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作为分工合作的目标，推动建立人类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总之，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通过国际分工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将分工协作的生产力效应异化为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成果，利益分配极不平衡。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利用技术优势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将经济剩余转移回本国，从而阻碍外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被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从长期来看丧失技术创新的能力，未能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 引领的是“普惠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合作模式，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产生巨大生产力效应，生产力发展的成果由参与分工的各个国家共同分享，实现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协同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各个参与国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分工合作，通过优势互补实现均衡发展。

注释: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8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2页。

[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6页。

[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12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5页。

[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7页。

[10]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5月15日。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19—52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6页。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12页。

[15] [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高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61页。

[16]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5月15 日。

[17] [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苏振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8页。

[18]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在“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5月15 日。

[19]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5月15 日。

参考文献：

[1]钱书法：《分工演进、组织创新与经济进步—— 马克思社会分工制度理论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

[2]董金明：《关于经济全球化两种代表性理论范式的比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5期。

[3]范锡文、宋周：《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思考》，《人民论坛》2016年第14期。

[4]汪信砚、周可：《从全球资本主义到世界社会主义——萨米尔·阿明思想评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3期。

[5]谢鲁江：《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新的推动者——从“一带一路”建设看中国开放新格局》， 《桂海论丛》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