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拓展生态文明研究新领域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改革，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公共产品思想的研究与应用，推进形成生态公共产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公共产品思想概念是一种整体性的生产端的概念。作为公共产品的良好生态环境的生产，已成为考察社会现实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出发点。进一步说，生态公共产品构成第一经济条件和基础生产力，具有多样化功能的特点，依靠共同体力量联合生产。提供量足质优的生态公共产品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优越性的重要体现。研究解决生态公共产品问题，要在历史分析和现实反思、理论研究与实践案例、系统研究和结构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把生态公共产品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条件作为关键节点，实现供给与需求协同管理。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生态文明 公共产品

     作者简介：蔺雪春(1977一)，山东工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山东烟台 264005)。

 

当前生态文明研究的一个新动向是从公共产品角度思考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改革．但对当下公共产品尤其是生态公共产品问题的探讨，不论从学理上还是实践上说，都不能仅仅局限于已经占据全球高地的西方经济学的公共产品诸概念、理论和方法。这是因为，尽管表现出明显的技术色彩，他们的研究也并非是价值中立的。对我们来说，仍然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此问题上的指导启发作用。

一、解决环境难题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公共产品思想的研究与应用

把公共产品概念引入环境治理尤其是全球环境治理时，许多研究者言必引用哈丁的“公地悲剧”论，更喜欢用萨缪尔森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技术性特征来分析生态环境资源、环境保护的公共产品属性。但无论如何。这些分析都是立足于“市场失灵”这一大的前提背景，把公共产品、负外部性等问题仅仅看成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可以说，他们研究公共产品问题的目的仍在于如何有效地维持市场无法及时提供的个体消费，从而修补市场缺陷。要注意到，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概念本身就是从消费端人手的。他们解决问题的基本手段还是依靠私有化的资本与产权，最终还是立足于维护资本所有者的私人利益。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试图用市场的方法克服市场的缺陷，但问题可能会以另外的形式转移．以我们尚未觉察到的形式越积越多，因此实际上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那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无公共产品思想呢?尤其是能够用以分析生态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问题的公共产品思想呢?国内已经有许多研究者对马克思环境思想、马克思生态文明观等进行了细致的挖掘和探讨．国际上早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还有部分研究者专门探讨了马克思公共产品思想，并将之与西方经济学的公共产品范畴进行了初步比较。但总的感觉是，这些探讨还没有为马克思公共产品思想抽象出一种比如“非竞争性” “非排他性”等那样的可操作性概念，更没有论及在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研究领域的拓展应用。因此，不论从立足中国和世界发展境况，分析和解决我国与全球环境治理难题，建设生态文明的实际需要出发，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部交叉融合发展的理论需要出发，都已经到了需要明确表达马克思公共产品思想，推进形成生态公共产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时候。

当然，重视梳理马克思公共产品思想，表明生态公共产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一项非常繁重和艰巨的工作。不仅要明确公共产品外化的自然表现或技术特征，更要明确公共产品赖以运转并受其制约的社会关系、社会性质、社会尺度，明确公共产品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等总体关系中的地位、功能、机制，明确公共产品的优点、重点和发展取向。这项工作一开始可能并不完整，却是必要的。它一旦能够完成，或对目前已经成为主流范式的西方经济学公共产品理论与应用形成一种有力的替代，克服西方经济学公共产品理论在认识和解决生态环境治理难题上的内在缺陷，进一步为我们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和话语逻辑。

二、马克思公共产品思想的内在规定性

国内学者在论述马克思公共产品思想时，往往是从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对社会总产品的六项扣除进行的，即社会总产品在分配之前，首先应当扣除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应付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其次是扣除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1]。这是马克思较早地提出的有关公共产品的想法。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其细分成生产类、安全类、管理类、共同需要类、条件保障类等不同类型，这将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公共产品问题的认识。不过，笔者认为，这里的公共产品无法完全涵盖和满足迄今为止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和需求，仍需要我们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更多论断，对公共产品进行概念提炼，对许多表述和现象作更深入的研究。

西方经济学是从消费端指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主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则注重从生产端及其产品交换、分配、消费的整体性上，从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总体联系和制约关系上把握公共产品特征。马克思说： “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做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2] 对于这种社会产品的生产过程或劳动过程，作为一种物质变换过程，《资本论》第三卷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 而对于这种社会产品的分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4]。分配的标准即“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5]。对于社会产品的占有或拥有，则“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6]，不能说“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7]，而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对“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的占有[8]，“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 ⋯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9]。这里的“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10]，因为感觉和精神的器官除了直接的肉体的器官以外，“还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11]．例如把同他人的直接交往等活动作为“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12]。总之，它不应当是私有制下某种资本化的占有。

因此，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我们或许可以说，公共产品不仅仅是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产品，更表现为需要真正进行联合生产、合理调节、共同控制、社会分配和社会占有的产品。它应当具有以下内在规定性。一是它的社会性质、社会关系、社会尺度。所谓社会性质，主要表明这种产品的整体的社会属性、社会条件和社会过程。因而， “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13]。所谓社会关系，主要表明它是一种具有真正的共同体意义的产物或联合体的产物，因而受到整个共同体或联合体的发展程度的制约。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对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论述，表明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必须依靠联合体或共同体的宗旨，甚至都可以理解成公共产品范畴的一种表述。所谓社会尺度，则是要把劳动的投入作为公共产品价值的重要评价标准，注意劳动作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双重性，以及协调好劳动对社会和个人的双重作用。

二是它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功能和机制。在定位上，公共产品是维系人一自然一社会关系生生不息和永续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既是自然的重要产品，更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产品、重要产品。因为越是追溯历史，就越会发现人类首先面对的和生产出来的是公共品而非私人消费品。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4] 在功能上，公共产品首先是对维持整个自然存在进而是社会共同体存在的生产资料的补偿，以及扩大再生产的追加，即生产的功能，包括自然的生产也包括社会的生产。其次是对整体安全、运营和正义的保障，即分配的功能。在这两个功能前提之下才是消费的功能——满足人的生活需要。在机制上，必须注意区分现代市场条件对人一自然一社会关系的多重作用，区分社会大众对公共产品的现实有效需求和无效需求的差别；注意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中合理价格因素的调节作用；注意公共产品提供模式的整体性——联合生产的重要性；注意资本的“社会力量” 和“集体产物”特性，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15]；注意作为生产关系或所有制问题的一种法律表现形式，公共产品所依赖的产权关系应当是建立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 “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16]，它决定了公共产品的劳动组织形式。

三是它的倾向性即优点、重点和发展取向。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相对，其优点是它能在某种程度上克服劳动异化现象，恢复生产的联合基础和内在优越性，使生产品“由生产者支配”[17]，更大范围保持生产者“对自己生产过程的社会效果的控制”[18]；其重点在产品而不是商品，体现为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不是仅仅满足个人消费，而是满足作为类存在物的人共同生活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需要[19]：其发展取向，不是要完全取消私人产品，而是在探索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公正和谐关系的方式方法基础上，更大程度提升和实现人对自然及所谓财富应有的智慧。因此，公共产品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目的和意义，针对公共产品生产而不断革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助于推动生产方式转型升级．进一步壮大共同体发展的经济基础，为不同社会群体共同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更好的基本条件。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公共产品思想和概念是一种重视整体性的生产端的思想和概念。公共产品在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功能、机制以及发展倾向等方面的诸多规定性，构成我们进一步明确生态公共产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一个重要基础。

三、生态公共产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把马克思公共产品思想应用于思考生态环境问题，借鉴融合马克思环境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等理论成果，加快确立我们自己的生态公共产品话语权，第一要务是明确自身立场和出发点。

首先，要站稳唯物史观的立场。就是说，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命题不能仅从生态环境本身出发来思考，在进入社会和生活的人类视野后．这一命题及其一系列附属问题的形成、变迁同样是由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经济条件来决定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 “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0”[20] 因此，生态环境问题变迁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内在根源，就存在于这个时代的相应的经济当中。恩格斯还指出：“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21] 生态环境问题的大量和集中发生或也说明，适合早先的经济条件的有关生态环境的制度安排已经不再同当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不断变化相适应了。当然，这种早先的经济条件更多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扩张的一种结果，它榨取自然而不反育自然。

就变化发展形势来看，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良好生态环境的生产与交换，已经成为考察社会现实、社会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出发点，环境也是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交往形式与社会结构，同样应当被看成是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22]，同样是包含生态产品生产在内的生态生活的生产方式。从社会存在的角度说，生态环境条件应当是经济条件最根本的层面。

其次，要从辩证的自然观的立场思考生态公共产品问题。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 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3]。自然与人之间存在一个物质变换和联系的过程，劳动实践则是物质变换的中介手段。“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24] 特别是对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来说，社会应当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5]。就是说，人和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人与自然存在双向互动、相互建构的关系。既要看到自然界对人类的客观性、优先性、制约性，承认人类不适当地改造

干预自然、私有制下劳动异化是自然异化的重要根源，从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善待自然；也要看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善待自然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自然环境的优化也是促进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人应该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26]。因此，生态环境问题必须通过破除各种妨碍人与自然统一关系的重大障碍，促进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来解决。

可以说，生态公共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活动。由此引致的新型生产力、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就是破除人与自然统一障碍、促进人与自然统一关系的一个重要过程，就是实现马克思所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 的过程，应当被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7]。

四、生态公共产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由上述马克思主义思想概念和基本立场出发，可进一步提出以下观点，将之作为充实生态文明研究、完善生态文明政策和制度的重要内容。

第一，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是第一经济条件。“人靠自然界生活。”[28] 公共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活动，构成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基底和根本。或许可以说，生态环境构成最基本的生产力。作为物质变换的第一层次—— 自然界的物质变换的产物，空气、阳光、水、土地、动物、植物等天然的自然产品，是人的首要的生态公共产品；作为物质变换的第二层次—— 自然与人之间物质变换的产物，生态公共产品更是自然界进人人类生活视野后因作为劳动对象、材料、工具，或因附加了人类的改造创造、探索欣赏等活动的人类意义的自然产品，比如人工景观、林场、湿地、山地、草场、动植物园，或所谓公园、保护区、自然遗产等；作为物质变换的第三层次——人与社会之间物质变换的结果，生态公共产品也可以延伸到社会的生态环境制度、生态环境服务中；作为物质变换的第四层次——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产物．生态公共产品还可以是辅助人类废弃物分解、还原、净化以及反哺、保护自然的生态环境设施。这些产品不仅具有具体的物的有用性或使用价值，而且“从理论领域来说⋯⋯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

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29]。生态公共产品因含有人的劳动而能够产生特定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甚至说这是一种基础价值或元价值。

总之，生态公共产品为人的生产与生活创造了第一位的生产条件，其生产能力和生产关系在整个社会生产方式中都具有优先性。生态公共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等活动应当被视为影响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甚至政治变革的最基本因素。这种因素的影响，在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或极端环境事件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物质变换断裂的情况下最为明显。

第二，生态公共产品的功能是多样性的。生态公共产品结构层次的复合性．以及人类实践活动的丰富性，决定了生态公共产品在应用功能上的多样性。(1)它有生产功能。它不仅直接为人生产出生活资料，还生产出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等生产资料。更要为生产资料的不断消耗进行补偿．为生产规模的扩大进行追加。(2)它有安全功能。它给人类和非人类生命提供重要的优良的栖息地。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循环平衡、物种多样性和可持续性，从而为人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态与环境安全基础。(3)它有管理功能。比如生态环境管理制度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生态公共产品在社会内的分配、使用及其生产和再生产等环节进行协调、规制，保障生态公共产品本身的品质，维持社会正义和公序良俗。(4)它有保障功能。为生态环境弱势群体提供福利救济，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提供紧急援助，使这些脆弱的人群和地区获得基本的生态和社会条件保障。当然，安全、正义、保障等功能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一种生产基础上的分配或再分配功能。(5)它有消费功能。或者是一种直接使用的功能。生态公共产品为人提供旅游观光、游泳、垂钓、休憩、自然体验等休闲效用．使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各项机能得到合理调节与改善。

在更宏观层次上，生态公共产品的功能还可以按不同领域归结为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等功能。但无论如何，各种功能在社会中的先后排序情况，从主观上说，受到我们社会各阶层、各区域对人与自然之间辩证统一关系或交互作用的理解程度及其一致性的影响。客观来看，更受到自然对人类反作用结果以及这种结果在社会各阶层、各区域传递出的威胁性紧迫性等外在形势的推动。

第三，生态公共产品的提供机制是一个囊括需求、供给、生产、消费、成本、价格、利润、资本、产权以及科技、管理等众多要素的系统体系，但由于社会各阶层各地区生产生活的历史境域不同，它们对生态公共产品的价值评价与需求偏好会有很大差异，这就要求政府作为完成生态公共产品提供任务的整体组织者，必须重点做好生态公共产品供需管理工作，在甄别有效需求的基础上科学安排各种生产要素、手段与过程，实现供给与需求协同管理。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总体生产观，充分联合政府机关、企业、基金会、专业服务机构、群众自治组织、志愿者等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形成各种形式的联合体，充分发挥资本和产权的“社会力量”，以及它们“共同活动”的作用，构建主体多元、分类分层、功能互补的生态公共产品整体供给制度。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消费观，加强生态公共产品消费引导体系、权责和保障体系建设，培养和保护公民的生态消费能力，避免异化消费，形成自觉理性、定责赋能的生态公共产品消费制度。三是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统一，注重生产的决定性及其他要素的反作用和相互作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或大数据优势建立生态公共产品供需数据库，形成反应灵活、系统调节的生态公共产品供需调控体制。

第四，提供量足质优的生态公共产品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优越性的重要体现。生态公共产品以人为本。着力实现“人和自然的统一”[30]，最大程度恢复和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的物质变换，通过联合生产、共同控制和社会共享，消除私有制造成的人的异化，进而消除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生态公共产品具有促进人和自然双向互动建构，满足经济、社会、环境当代需要和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有用属性．能更平衡更充分地满足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中各地区各阶层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维护环境公平正义。生态公共产品作为人与自然的共同财富，是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智慧产物，可以促使社会在更高的基础上从“商品共识” 回归“产品共识”，回归“共同体”。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难题，要把紧密结合社会实际需求提供量足质优的生态公共产品当作自己的立足点和现实基础。改善生态环境即发展生产力，创新生态文明体制即变革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国家提供的生态公共产品，由于不是建立在狭隘的资本增殖和异化的私有财产基础上．就天然具备成为人、自然与社会共同福祉的优势条件。就是说，它不仅是有益于本民族的，同样是有益于世界的。

五、生态公共产品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公共产品研究方法，既应注重对传统方法的继承，也要注重当下进展基础上的不断创新。

其一．历史分析与现实反思相结合。这是生态公共产品研究首要坚持的方法。纵观我国现代化历程。应当说，过去环境危机事件、环境污染问题同样存在，但生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问题并未凸显。这就需要对国家生态环境管理思想和政策的历史发展、治理成效与现实需要统一起来思考，方能找到问题症结。

其二，理论研究与实践案例相结合。对西方适用的理论和制度安排并不一定适合中国，这就需要通过文献解读，搞清楚马克思公共产品思想、马克思环境思想、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分析方法等能否有机融合，形成适合中国语境的研究视角。然后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或实践案例经验进行比较分析，形成可以遵循的生态公共产品与服务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思路。

其三。系统研究和结构分析相结合。生态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具体制度建设需要对多层次多方面要素集成研究。围绕其资源配置展开的互动过程，有国家的、地方的也有社区层面，有政府的、企业的也有阶层群体行为，有解决环境污染等现实需求也有权利责任意识的觉醒，有自利动机也有公共利益诉求。因此需要把宏观系统角度和具体对象角度充分结合起来，把性质概说与结构分析结合起来研究。

在上述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应用马克思主义重大思想理论研究成果，从社会生存发展的共同需要而不是市场失灵出发思考公共产品问题，从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多整体生产系统而非单纯的个人消费思考公共产品服务运作机制，从而将生态公共产品的元价值、弱者的环境权益、不同政府和行动者的职责体系，进一步说，是把生态公共产品的生产方式和相应社会条件作为关键节点，把协同供需管理制度作为突破口．改革完善政府生态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理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政策、生产要素政策、市场政策、财政政策等配套条件。这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实现顶层设计有序落地具有重要现实指导作用。

 

注释: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2—43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8—929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7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7页。

[22] 《马克思思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7—208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

[26] 参见方世南：《马克思环境思想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99—106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29] (-S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9页。

 

参考文献：

[1]臧旭恒、贺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消费经济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5期。

[2]叶海涛：《生态环境问题何以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基于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5期。

[3]张云飞：《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4]樊继达：《提供生态型公共产品：政府转型的新旨向》，《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5]胡均、贾凯君：《马克思公共产品理论与西方公共产品理论比较研究》，《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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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学明：《生态文明论》，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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