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创造并发展了阶级心理理论。他将心理问题立足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的界域之中，特别强调心理现象的社会现实性和实践生成性，从而构筑了从历史文化系统中理解社会心理问题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提供了现实、开放、包容的研究方法。随着当代西方群体心理研究的发展，阶级心理理论开始不断细化和丰富，但也存在着一些理解偏差，如强调阶级构成的复杂表现而弱化阶级心理的本质特性，曲解劳动异化的真实原因而遗忘工人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根本价值等，所以既要深入分析阶级心理发展新趋势，又要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和研究信念。

　　【关键词】阶级心理；马克思主义；社会关系

　　作者简介: 李厚羿( 1983－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 北京100070) 。

　　阶级心理是( 大) 群体心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阶级这一概念而言，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性范畴，同时也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思考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将阶级视作特定的社会集团或社会共同体，把它作为研究整个社会历史演变的逻辑起点，并且通过阶级划分的方式，社会被划出不同的群体。人们根据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地位，归属于各个阶级。不同的阶级受制于不同的社会条件，形成了特有的阶级经验，产生了各阶级特有的群体心理。阶级心理就是不同群体立足于自身相应的物流和文化生活条件之上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特征的总和。马克思所开创的阶级理论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左翼理论界，其阶级心理分析也受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定影响，甚至有所发挥。著名学者简·帕库尔斯基( Jan Pakulski) 在对当今西方影响最大的阶级理论研究学者埃里克·赖特( Eric Wright) 的著作《阶级分析方法》(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评价中提到: “当代阶级理论均为马克思主义的后裔。”[1]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作为标杆接受着后世理论的审视与探究。事实上，随着当代社会发展和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社会阶级群体发生了改变，阶级关系也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阶级心理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传统理论研究面临着重大的挑战，需要积极地予以回应。

　　一、回顾: 当代西方阶级心理研究的发展特征

　　阶级心理研究大致与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同步。在现代社会心理学作为学科确立之前，作为其直接来源的德国民族心理学和法国群众心理学，都是以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前者属于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强调民族群体的研究，认为在个体心理层面之上存在着“集合心理( collective mind) ”; 后者主要属于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强调集体意识大于个体意识之和，并且决定个体意识，指出群体存在共有的社会生活体验，即“集体表征(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这些探索虽然被后世学者称之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思辨时期”，但是他们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在社会群体中有高于个体心理的“众数人格( modal personality) ”现象存在。但是，至于这种群体性心理现象如何存在，如何发挥作用，他们并不能给出很好的解答。以上研究出现不久，马克思主义理论便提供了一种新的( 大) 群体心理研究的模式( 即阶级分析方法) ，从而带来了一场新的社会心理研究方式的变革，也在西方左翼的群体心理研究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关于同阶级意识相关的这种特殊的群体心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社会阶级是研究群体心理的现实基础。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阶级是马克思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础范畴，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社会历史变革发展的动力源泉。马克思首先强调了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划分不同阶级的根本依据，这样的做法避免了由于各种次要因素的干扰而产生的错误判断。马克思提出: “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2] 而所谓的经济关系最主要的就是所有权，也就是“对生产资料的无条件占有”。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语境下，生产资料所有权是指对生产过程中生产性资源的占有、处置以及使用等各种权利。在早期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马克思重点认定了两个主要的阶级，一个是资产阶级，即占有生产资料以及资本的所有者; 另一个是无产阶级，即几乎不占有生产资料，没有财产，因而必须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计的人。马克思承认存在其他较小的社会阶级，但是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主要是围绕着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运行的社会形态。所以，群体心理正是在这样的客观性的差异性群体中发生和运行的。

　　第二，劳动异化是产生心理问题的直接原因。在这对立的两大阶级中，资本家是所有权群体，他们的生活脱离了生产性劳动，享受着资本的回报，整个人变成了贪婪、逐利、好逸恶劳，心理欲望膨胀，追求着金钱带来的各种感官刺激与享受，感觉系统从而变得单一。对此，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使得资本家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私有财产使人的丰富的感觉沦为“直接、片面的享受”，沦为简单的“占有、拥有”的感觉，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伤害了人的精神素质，歪曲了原本健康丰富的心理感受。在这种情况下，人丧失了美感。例如， “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缺少应有的“矿物学的感觉”[3]。工人阶级是实际使用生产工具的人，从事着具体的劳动。从本质上看，工人阶级因为参与劳动，所以他们的人格是健全的，地位是先进的，但是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们所有权缺失所带来的劳动异化。马克思特别强调工人的这种状态，自己越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越多，而获得越少，越来越不自由， “忧心忡忡、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4]，工人对于劳动对象和劳动过程越来越陌生，产生了强烈的对于自己在劳动中沦为动物或非人的压抑感等。由此可见，马克思提出了关于早期资本主义这种两极对立的群体性的社会心理模式。在他看来，这两种群体的心理在不同程度上的扭曲，都是由私有制造成的。在这样的阶段，两个阶级的人们都处于不自由、感官受制约、心理受压抑的状况。

　　第三，人的解放特别是工人阶级的解放是解决心理问题的根本途径。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解放其实就包括了心理感官系统在内的解放，是人自由自觉、全面发展的生活状态。马克思精准地找到了心理问题的现实根源，将心理问题与人、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和问题的解决紧密联系在一起。阶级心理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心理学问题的起点，阶级心理问题是人的社会性问题。有了阶级心理的研究视野，就有了正确分析群体心理差异性，找到克服心理问题根本性方案的可能。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的真正的群体心理学将不再是阶级心理学，而应是人的自由的心理学，是感觉解放的心理学。群体不再表现为阶级，而是要表现为各种伦理群体、工作群体，以及各种自发组织的群体等等，每个人的心理感受与群体、家庭、社会、自然相关联。总之，马克思强调了现实的阶级对立与冲突，强调了心理感受的受压制状态，强调了其根本原因是私有制，只有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只有使劳动阶级不再受私有资本的支配，才能创造出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

　　自马克思所在的时代至今，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显著的变化是在传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间，数量众多的新兴社会阶层快速地成长起来，而且这些社会阶层错综复杂很难被精确地定义或简单分类。因此，对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中定义这些社会阶层变得十分困难，因为在他们眼中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仅仅是将阶级概念围绕着财产所有权的差异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大多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修改并更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断挖掘社会阶级构成的复杂特性，将阶级心理替换为职业心理。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阶级不仅仅要围绕着财产的所有权差异，还应当根植于所有权之外的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和控制方式，体现在生产过程中的指挥权，社会资源的占有权，社会交往的话语权等不同方面。对于这种理解范围的延伸，赖特( Wright) 特别强调了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成员在经济生产的社会关系中所占据的各种地位。这些关系涉及不同的财产所有权，也涉及支配和控制的不同水平，而地位则是在复杂关系网络中的具体化定点。为此，赖特用“基本阶级地位( basic class location) ”和“交错性阶级地位( contradictory class location) ”进行区分，前者描述的是理想状态中的与财产所有、支配和控制有关的基础性地位，而后者则是指现实社会中的多元关系交错的复杂阶级关系。事实上很多社会个体都处于交错性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体现为不同的职业差异，例如经理、主管、小雇主、专业工人等，他们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间，这些人既需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又能够支配生产资料和工人，还能够有较多的个人主导权和决策权。在西方学者看来，当代资本主义语境中的阶级概念已经等同于职业概念，比较的标准是收入的差异和支配权的大小。纵使像赖特等学者后期将阶级分析更加精细化和技术化，但是本质上却偏离了马克思的理论初衷。阶级心理从根本上来说是由财产( 生产资料) 所有权所决定的集体情感和意向，处于社会某个阶层的职业心理只是阶级心理的外在表现形式，将两者等同起来不仅会以偏概全，而且最终会丧失揭示阶级心理本质内涵及其相关因素的可能性。

　　第二，不断弱化劳动异化问题的真实原因，将阶级心理解释为剥削感受。马克思认为剥削导致了异化现象的产生，而异化又引发了人的系列心理问题。剥削意味着资本对劳动力的占有，构成了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包含着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地位差别和相互竞争，并且产生持续的互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将阶级心理看作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或意图，在他们看来，劳动者是有意识的行动者，他们能够较为自由地控制自己的劳动付出，所以形成了一种挑战剥削者利益的权利。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就是在支配与被支配、监督与被监督、监视与被监视、惩治与反惩治的制度框架中寻求平衡。阶级心理本应有的革命潜质和批判精神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关于剥削过程中逆向相互依赖程度、排他性大小以及是否占有等问题的探讨[5]。虽然后世学者的这类研究在不同程度上违背了马克思理论的实践宗旨和价值目标，但是关于剥削感受的研究无疑是对资本主义多元性和交互性的特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总之，西方学者对阶级心理的研究有着越来越脱离生产关系基础的趋向。一方面，他们认为这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环境的真实描绘，很多新兴的社会阶层现象无法直接找到生产关系上的初始原因; 另一方面，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从马克思主义转向韦伯主义的思路能够更好地解释问题。韦伯主义强调那些并非根植于财产关系的分层维度的重要性，有些群体试图对资源进行垄断，以便获取高水平的特权和声望。所以，西方学者通过对不同地位群体和政党的特权、声望等方面的研究，来消解阶级心理的基础来源和真实根基，这样做的后果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且将自己的理论变得虚无缥缈起来。

　　第三，不断远离实现工人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根本价值，将心理冲突归因于地位变换。对于阶级心理问题的复杂性，西方学者延续着韦伯主义的观点，最显著的就是使用了“社会封闭”概念，该理论表征的是能够把特定外来者区分开来的一整套标准，这些标准包括性别、种族、文化背景( 民族) 、教育水平和共同职业等因素所导致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共识。事实上，之所以产生这种群体心理归宿感和拒斥感，是因为社会群体成员认为只有通过垄断资源来获取能带来他们经济成功和社会尊重的机会。对封闭概念的挖掘是对阶级心理问题研究的拓展，是对马克思在19 世纪中期提出的现代社会结构的分层体系和财产所有权的深化和补充。纵观理论的发展可见，阶级理论有着一条清晰的从经济到文化转向，从物质到精神转变的线索。诸如特权、声望、生活方式、知识品位等等因素会成为阶级构成的重要方面，以至于在某些时候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对教育资源的控制、对符号文化的操纵以及对政治组织的发展( 即韦伯所说的党派) [6] 等都成为维护阶级稳定和利益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西方学者一直强调阶级体系的开放性，但是事实上这种开放具有明显的虚假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彼特·布劳( Peter Blau) 和奥蒂斯·邓肯( Otis Duncan) 对欧美多个工业化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大规模全职业的社会流动调查[7]，结果发现看似开放型的阶级成员流动，实际上大多数向上流动都是近距离的，极少能够实现底层到顶层的跨越，而其阶级地位的家庭直接遗传占据着社会生活的基础地位，也有不少阶级成员流动是因为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变革而发生的职业调整和地位变换，或者是阶级人数的自然增减，本身与社会公平正义无关。阶级成员流动性小，即阶级结构固化程度高，阶级之间的封闭程度就越高，阶级心理冲突就越大。心理冲突与阶级分层之间的关系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整体而言，这种研究仍旧停留在实证性的分析之上，缺少对心理冲突提供基础性的解释和反思。例如有效说明劳动的本质、剥削的根源、实现解放的途径，超越不平等的方法等，西方社会学是不能提供实质性的理论解释的，所以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提供解决冲突的可行性方案。

　　二、返本: 马克思关于阶级心理研究的价值深挖

　　关于阶级心理，由于理论研究主题的不同和个人精力所限，马克思虽然没有专篇系统的心理著作，但是马克思在19 世纪中期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已经奠定了关于人的心理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理论前提、方法和目标等诸多方面，学界普遍的共识认定它有着当今无法超越的理解高度、理论地位和时代意义。要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准确把握阶级心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需要进一步对马克思所开创的理论进行价值重估，只有不断溯本清源，才能厘清心理研究中的各种思想偏差，解释多种疑惑，把握发展规律，才能够确保在新时期的理论研究中找准方向，避免各种理解偏差。具体分析，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阶级心理现象源于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并通过不同的阶级关系体现出来。从本质上来说，阶级心理就是由生产关系所规定的有着共同利益的群体对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感受和体会，以及为谋求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意向。这种意向不仅是对现实客观社会的表征，也是人们思想的主观建构。这些建构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组成的，其本质也是社会的，因为它发生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中，而且由那些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话语实践所建构。马克思特别强调“把语言看作单个人的产物，这是荒谬绝伦的……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8]。我们用于理解社会和思想自身的那些语言都是人为的社会建构物，根植于社会人际交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不仅是社会关系的体现者，也是社会意向积极主动的建构者，每种心理活动的生成、保持和发展，都是人在社会交往中，通过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并且结合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和理论观点积极建构的结果，语言为思维内容提供了文化符号的形式结构。阶级和阶级关系不仅体现为现实利益的分野，也通过生活方式和话语实践而进行了加深确认，阶级关系是阶级心理内容的来源，而现在阶级心理又反过来强化了这种关系，马克思揭明了心理与社会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

　　第二，阶级心理本质需要从社会系统的总体性发展中予以认识和理解。关于阶级心理问题，马克思将其置于历史的、多元的总体中予以考察，从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揭示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内在逻辑，以及它们的生成、展开和转化对心理的影响。他反对单纯注重线性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强调社会历史的局部和整体、表层和深层的关系，希冀从部分构成总体的相互关系上把握社会的整体结构，并从社会的整体结构出发来分析和解释具体的心理现象。所以，在马克思的构想中，阶级心理是一种社会现象，其本质上更是一个历史问题。心理的社会性强调心理问题的界限不会超出社会生活的现实，不会延展到漫无边际的虚妄之中，任何心理问题都能够在社会中找到线索，但是与此同时又保留了生物演进和种系发生的内在空间。心理的历史性强调心理问题是有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的，人类心理在历史的各个阶段所表现的样态是不一样的。马克思将人的社会形式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及自由个性阶段[9]。在第一个阶段，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阶级心理的特征往往被遮蔽，因为在古代，劳动者“都不是把自己当作劳动者，而是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和同时也进行劳动的共同体成员”[10]。在第二个阶段，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发生分裂，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并且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阶级分化日趋明显，阶级心理不断加深固化，“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11]，阶级体现为一系列的物化关系，阶级成员的“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12]，人本真的心理被这些物化关系所异化，剩下的只是阶级社会的分化、扭曲和由经济必然性所限定的不自由状态。在第三个阶段，随着阶级社会所固有的劳动和所有权之间的分离的消灭，人的个性充分发展的全面性得以完全释放，这时的社会心理是社会生产能力和人全面发展的真实体现，反映的是人类自己“全面的本质”的回归和占有。

　　第三，主张从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中找出影响心理的社会秩序和机制，为自觉地研究深层的意识结构提供研究空间。心理结构虽然不能从现实社会中直接观察到，但是它们可以通过阶级关系的外在模式予以认知，社会关系与社会心理之间有着异质同构性。在社会心理学家看来，影响心理的社会文化现象只是诸多社会文化要素所能组合的各种可能性之一，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认识，只能依靠结构分析，因为结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找出社会文化要素得以组合的可能规则，而这些规则就是社会文化的结构。事实上，当代社会心理学家逐渐重视意识结构的问题，虽然人们无法实证这种结构，但是普遍认同心理活动所服从的内在逻辑，如同说话时的语法规则， “其最初形式是二元对立的规则，然后根据第三种理念来调和这种对立的倾向”[13]。这种思维逻辑形式成为当代社会心理研究的一个热点。马克思的社会意识分析扬弃了黑格尔所提出的“正—反—合”的思辨形式，并以否定之否定的历史性的逻辑结构，而成为当前这种研究热点的理论先声，马克思关于意识中的这种结构理论既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也是思维内在的主观活动方式，这为进一步自觉地研究心智轨迹、刻板印象、认知图式以及潜意识模型等诸多前沿心理问题提供了基础性的指导。

　　第四，反对任何超验的心理现象和非实践性的心理学理论。在心理学知识的获得层面上，传统争论焦点集中在人们是否能够通过客观的观察来获得心理的认识。肯定者认为心理学现象如同自然现象一样，可以寻找到内在的必然逻辑，从而形成客观的心理知识; 而否定者则认为任何一种观察都受制于观察者的主体情感、文化传统、知识结构以及社会背景，所谓的客观心理学知识，不过是观察者的想当然的主观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看来，心理学知识是由社会过程保持的，又是与社会发展一起前进的。心理现象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人的经验世界中的内容，又可以通过人的经验予以把握，人们的心理活动主要是通过与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互动而得以保持的，只有通过研究这种过程中的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才能最终获得真正的心理学知识。心理学知识具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背景，它们既是可以描述或可解释的，也是能够被规范和被制约的。从操作层面上来看，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行为和集体意向，研究者既可以将其归入心理的网络结构，用自助形式、咨询形式或医疗形式进行干预，也可以归入社会的研究体系，用社会支持形式、政策规定形式或法律规制形式进行控制。马克思将实践作为认识心理的基础，也提示后人心理本身及其对心理的认识都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这成为马克思主义心理理论最鲜明的特点。

　　第五，倡导理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鼓励心理研究方法上的吸收和借鉴。西方社会心理学中最为基础的方法是计量实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该方法成为西方社会心理学和阶级心理学的重要分野，实验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复杂的社会现象还原为一系列的量表数据，人的课题用自然科学思路来研究，能够起到直接明显的效果，也更加“科学”。但是问题随之出现，心理现象远不同于自然现象，很多社会动因根本无法用控制变量或者数据还原的方法操作。这时，历史或文化分析方法成为实验方法的补充，从而使心理问题回到了社会历史的视阈之中，使社会心理的知识建立在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础之上，变得丰富而特殊。这种西方心理学的研究转变或多或少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一种自发的接纳或某种程度的趋同。马克思倡导的包括阶级分析在内的社会历史的分析方法，社会心理的分析要将其放在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考察，实证的方法固然不可少，但是简单的取点式的数量关系分析是无法有效把握社会现象的，必须通过人的“抽象力”进行把握，历史的特殊性嵌套在总体的发展逻辑之中。所以，马克思理论对实证研究的理论具有将这些实证结果来证明自己理解的人的心理发展历程。心理现象是社会现象，现象的背后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具有客观的必然性。所以，马克思的社会心理研究方法鼓励多元的研究方法作为它自身客观性的佐证，并内化为自身发展的其中一个环节，从而能够拓展新出现的、有益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思路。

　　三、展望: 阶级心理理论的未来趋势

　　阶级心理与群体心理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与分野，但在21 世纪的心理学视野中开始了互相借鉴与融合的趋势。阶级心理研究作出的最大的调整就是从20 世纪中期关注“主体阶级意识”的“生成”与“重获”等宏大叙事方法转变为当前特别强调“多样”与“个性”的微观细分的致思路径，并且运用了很多西方社会心理学小群体研究的理论成果，形成了包容未来更细致理论分析的新趋势。

　　第一，不断挖掘阶级构成的多样性。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决定了阶级的构成日趋复杂，西方左翼学者新的阶级研究视野不再关心、甚至回避“革命” “解放”等传统主题，而是微观地切入到阶级和阶层数量和类型之中，分析不同的群体的社会行为，通过阶级成员的生活状态考察他们的能力、观点以及人格来研究其不同的人格特征。在研究方法上，用平均数、比例等集中趋势和变异量等来进行阶级群体特征的具体分布，用阶级和阶层构成的变化数据来考察分析社会心理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并将阶级构成视作其他心理现象的背景，并考察阶级构成对其他群体现象的影响[14]。从内部成员的关系方面来看，阶级群体通常在一定的时间内会形成一定的结构，并且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这样，阶级问题被转化为诸如身份系统、心理规范以及行为角色等小群体心理研究的主题[15]。当前西方左翼学者的阶级研究不再执着于不可调和的差异与矛盾，而是用身份系统的分析来探索阶级成员权力的分布和威望，原先关于阶级矛盾与如何革命等“大话语”，被诸如研究阶级地位与阶层的关系、与身体目光接触之间的频率、与干预他人的容易程度等“小目标”所替代。心理规范对阶级群体的社会环境而言十分重要，它由阶级领导者授权或者掌握，在与阶级历史相呼应的重大事件中得到创造和发展。在西方左翼学者当前的研究中，阶级划分和阶级使命等传统视角还被一系列的关于阶级非正式角色和正式角色的测量、任务角色和社会情感角色的关系、经济角色和文化角色的替换等新的主题所取代。

　　第二，逐步重视阶级冲突的复杂性。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斗争是社会运动的重要体现方式，当前西方盛行的则是用群体冲突概念来研究这种阶级心理的差异和对抗行为。当代西方左翼学者研究认为，阶级冲突产生于目标不同的阶级群体成员所具有的不同信念，阶级冲突是阶级斗争的心理前提和思想基础，从而强调阶级成员具有的不同观点、目标或价值观，以此为基础，产生了包括社会困境、谈判、结盟、权力等不同领域的研究。社会困境是在分配稀缺资源时产生的个体短期利益与群体长期利益之间的冲突，并将其划分为个体特征、个体动机、期望行为、社会控制、交往程度、群体规模、决策单位等不同的参数指标[16]，从而进行可行性的定量研究。谈判关注的是不同目标的个体如何解决差异。结盟研究的是个体通过说服其他成员作为自己盟友之后如何共同征服其他个体。联盟不再是建立在所有权相似的基础之上，而是假定博弈者是理性的，对联盟情境的种种客观特征具有充分的知识，强调内部联盟的自发性动机和力量，忽略了博弈者的经济条件以及历史联系，忽略了内部联盟的权力斗争以及联盟的自身不稳定性。权力是指影响他人的能力，权力差异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权力大的一方往往用压迫的方式对待权力小的一方。当代西方左翼学者研究还细致分析了社会权力如何影响成员的相互交往，使得阶级冲突的复杂性研究有了更加清晰的切入点，并且能够量化研究，但是仍旧不可避免地忽略了权力的经济社会根源以及限制权力的真正原因，从而并未能很好地解决冲突复杂性的问题。

　　第三，持续关注阶级系统的动态性。当前西方左翼学者研究更加重视系统性原则，普遍将阶级群体视为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并且聚焦于自变量( 如阶级规模、阶级任务类型) 引起因变量( 如阶级选择、阶级群体决策) 的因果关系。研究者用设定参数、控制变量的方法来模拟社会环境，从而进行阶级心理和阶级行为复杂性问题的研究。实验室进行社会系统还原的研究方法也受到了社会研究者的质疑，实验室群体不能模拟出社会生活中的活生生的阶级群体，实验室有限时空无法创造出产生阶级行为的种种条件，阶级群体都是扎根于社会生活、经济政治氛围乃至自然环境之中，这个大背景影响着阶级群体成员彼此作用的行为方式。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电信交往已经成为阶级群体重要的分享信息、交流情感的方式，当前甚至出现了虚拟现实分析群体交往、计算机头脑风

　　暴等技术，这样对阶级群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减少群体的交往水平、促使阶级成员多方位参与、弱化身份系统等方面。系统的动态性还强调阶级群体的文化环境价值，不同的阶级群体中存在着相应的文化规范与价值，当前有些研究者注重将文化分为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体主义文化，前者认为阶级群体之间更多的是相互依赖，而后者则更加强调阶级群体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和对抗性。不论是何种主导型的文化，当前有些研究者都认为阶级成员从出生开始就被自身所处的文化氛围感染、渗透和熏陶，成为阶级文化的载体。随着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个体仅仅固化于一个阶级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阶级界定和归属更加多元复杂，在动态的变化中个体的经验能对自己有关的阶级成员产生正面影响，促进同阶级的成员之间彼此同情和相互依赖。

　　从总体上而言，当前西方左翼学者阶级心理研究仍旧没有解决阶级的本质内涵和最终价值导向问题，在研究阶级个体成员自身、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处境以及一些重要的阶级群体( 如蓝领或白领工人、中间阶层等) 发展前途等问题时显得立场不明和倾向模糊。但是，与此同时，当前西方左翼学界还积极地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寻求阶级心理问题研究的突破口，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复杂性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找到新的平衡点和理论生长点。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引起关注。

　　第一，通过关系问题来寻求阶级心理的生成方式，但是应该更加注重前提。当前西方左翼学界研究阶级关系纷纷注重以阶级行为作为切入点，将阶级关系表示为阶级成员之间的地位、价值等各种要素的实际程度，而阶级行为就是作为阶级成员而行动的人的非个体行为，通过对成员的阶级行为理解阶级关系。马克思提供了一种用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济利益来正确理解阶级关系的理论范式，并且他将这种关系作为考察人的现实本质的重要根据，从而成为唯物史观的基础性理论。当前阶级关系问题研究理应遵循马克思的这种思路并将其不断细化和具体化，并在各个阶级的共同心理表现，阶级之间人们在知觉、态度或行为上是否存在可变性，一个阶级的成员在对另一个阶级的成员的知觉是否存在可变性等问题上寻找新答案。所以，阶级认同、偏见以及阶层中心主义批判等都成为新的热点。但与此同时，在进行阶级心理研究时要特别注重阶级形成的经济根源和物质前提，对制约范畴运用和控制变量设计时不能只停留在表象上的差异和满足于理想的实验人数，而是要结合历史动态的生成可能性空间以及全社会的阶级、阶层等社会结构变化的全貌来进行综合性思考。

　　第二，通过标签问题来反思阶级共识的形成障碍，但是应该更加突出本因。所谓标签问题在当前西方左翼的阶级心理研究中是指人们在对被标签者的怀疑程度，是一种人们心理的刻板印象，往往被标签者被视为社会价值低、行为败坏或者性格有缺陷的人。现在阶级标签指的是对一个群体所有成员的整体印象，它会直接影响人们如何对待和判断他们。“标签”概念是想用以回答阶级关系中很多无法直接用经济利益来作出有效解释的问题，并试图用于对阶级成员保持自我的整合，让有共同属性的成员获得巨大的暗示作用和联动可能，认为对标签的欲望和对被标签者的反应可使阶级成员借以达到道德适应、控制和竞争。认为对阶级标签的效用性和可控性特征的分析，来研究标签者和被标签者之间的共同关系，以此成为实现标签者自我提高、本阶级意识提升的重要方法，以及成为被标签者实现社会认同和进行情绪管理的主要途径。标签研究虽然企图开启阶级心理问题的微观考察视阈，但是阶级共识的形成不能简单地用标签问题来进行分解和替换，标签拥有了太多主观色彩，例如交互记忆、共享心智[17]等。事实上，共识并非简单地由于标签的威胁力和压迫感而推动形成的，它的背后是更加本源性的人的经济动机和历史传统，标签研究不能落入虚无主义的窠臼，而是要更加积极挖掘隐藏在人群背后的真实存在的社会属性和文化价值。

　　第三，通过绩效问题来探索阶级行动的实现程度，但是应该更加强调信念。绩效是指阶级成员努力达成与所有成员都有利害关系的合作过程和结果。阶级的发展不论是在“自在”还是在“自为”的发展阶段，绩效问题都一直存在，绩效理论用以描述和探讨阶级成员一起实现目标时所产生的过程损失和动机损失，以及过程增益和动机增益。绩效研究可以深入到阶级内部考察阶级群体氛围以及凝聚力的实现情况，还可以表征阶级最优成员对阶级群体绩效的促进作用。绩效研究指向设定阶级群体，并建立多种可能性模型，阶级群体中的更小群体之间的变量控制成为最重要的关注焦点，传统的宏大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阶级行动使命被特定情境下的群体闭合需求、社会补偿、集体鼓励效应、科勒效应等小微群体行为特征所取代。虽然在方法论上，以“小”能否知“大”，知“微”是否见“著”，这仍旧是理论难题，需要商榷，但更重要的是这实际上涉及研究者的信念基础问题，对阶级的研究不仅需要科学的严谨态度和求真精神，还需要积极的理论构建和主观信仰。社会真理是无法超越社会现实制约的，或者说凌驾于社会主体价值之上的社会历史研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对阶级心理研究仅仅被降格为小群体心理研究和实验室还原验证，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就会变形走样。反之，如果能够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坚定批判、否定和超越资本主义，才能逐步实现人类更大程度上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信念。只有带着这样情感和立场的研究，才可能是开放和包容的，那么计量的、实证的、微观的各种研究方法和致思路径都将成为重要的内在环节和有机的组成部分，从而能够真正地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并且开启更多更有价值的研究话题和理论空间。

　　本文系2015 年北京市社科基金“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社会心理范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 15ZXC02) 和第57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2015M571220) 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Erik Olin Wright，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18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401 页。

　　[3]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87 页。

　　[4]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87 页。

　　[5]Erik Olin Wright: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p．27．

　　[6]Stephen K． Sanderson，Macro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Societies，4th Edition，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Inc．Longman，Copyright． 1999． p．121．

　　[7]Vanfossen Beth，The Structure of Social inequality，Boston: Little，Brown．1979． p．28．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482 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107 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466 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107 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43 页。

　　[13] 李维: 《社会心理学新发展》，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68 页。

　　[14]D． T． Gilbert，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 4th ed． Vol．2) ，New York: McGraw－Hill，1998，pp．419．

　　[15]Stephen K． Sanderson，Macro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Societies，4th Edition，London: Pearson Education，Inc． Longman，Copyright，1999，p．122．

　　[16]D． T． Gilbert，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4th ed． Vol．2) ，New York: McGraw－Hill，1998，pp．473－479．

　　[17] 俞国良等: 《社会心理学前沿》，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276 页。

　　参考文献:

　　［1］ 王俊秀: 《社会心态理论: 一种宏观社会心理学范式》，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

　　［2］ 本刊记者: 《必须坚持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崇富》，《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 年第1 期。

　　［3］ 李厚羿: 《社会心理: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维度》，《理论探讨》2013 年第6 期。

　　［4］ 李厚羿: 《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心理研究及其当代趋向》，《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 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