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要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就必须打通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理论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的壁垒，构建起既能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又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掌握和运用的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在大众话语领域中争夺主导权日趋激烈的当下，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面临西方主流话语强势渗透的“挤压”、在国内大众话语领域中“失语”和国际主流话语领域中“失声”的困境。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需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话语的新概念新范畴，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表述，建设集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和人民性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话语;大众话语;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 曾令辉( 1966－ ) ，广西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广西南宁530001) ; 陈敏( 1977－ ) ，广西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基地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广西南宁530001) 。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微信、微博等新的传播形式使得每个人都能自由地、方便快捷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朋友圈、粉丝团容易受到影响，特别是容易被西方自由主义和敌对势力利用，以致出现一些错误思潮，有的甚至肆意抹黑党和国家领导人、抹黑英模人物、抹黑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要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面临挑战，也就是说，在大众话语领域存在激烈的斗争，大众话语的阵地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一些错误思潮，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敌对势力就会去占领。面对争夺大众话语主导权的新情况和新形势，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和有觉悟的人民群众必须坚定地站出来捍卫马克思主义，澄清种种模糊和错误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 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现象的目的，就是要求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担负起改变这些状况的责任， 做到结合实际，构建起既能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理和方法，又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所掌握和所运用的具有广大民众言语特色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牢牢掌握大众话语主导权，凸显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人民性和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所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首先，根本的是理论的创新和彻底，在这一点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有优势; 其次，必须对各种错误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不批判错误思潮、不澄清糊涂认识，就不能真正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 再次，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不仅是话语系统的融合和创造，也是理论上的再创造; 等等。在这里，不打算对上述问题展开全面论述，仅从话语表达和大众接受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问题谈点认识，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的理论及其实质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其话语可以划分为文本话语、理论话语和大众话语。文本话语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文稿中所呈现的经典论述的话语，是马克思主义融合为理论话语和大众话语的基础。理论话语指在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的基础上，通过运用概念、判断、推理所凝练而成的由学术概念、范畴和语言组成的理性话语，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的全面深入阐释而形成的理性话语。大众话语是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话语和理论话语，结合不同历史时代特点和人民大众的语言风格而形成的既反映马克思主义文本和理论话语内容，又符合人民大众言语特点、风格和习惯的通俗性话语。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和理论话语，否则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就会失去“根基”，就会对马克思主义认识和理解产生偏离或偏差。这三种话语各有其特点，但又内在地存在着本质联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2] 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必须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理论话语和大众话语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打通其间的壁垒，使之融为一体。

　　1．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在加强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和理论话语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及其主导权建设

　　马克思指出: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 马克思在这里的理论说服人，其实质就是通过运用大众话语来阐释事物的本质，理论才能被人民群众掌握和运用，并变成物质力量。列宁也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的建设，提出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的理论、观点和方式方法。他指出: “不把我们的学说变成干巴巴的教条，不是光靠书本来教这种学说，而是还靠无产阶级的这些最不开化和最不开展的阶层参加日常生活中的斗争。再重复一遍，在这种日常活动中是有某种教育因素的。”[4] 他还指出: “这种思想，连文化水平很低的工人也能理解，当然，这是要有条件的，就是要鼓动员或宣传员善于做他们的工作，能够把这种思想告诉他们，在传达这种思想时，要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且能够借助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5] 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和自觉运用，需要将理论融入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之中，融入大众话语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历史时期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也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的创新发展，形成一系列带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大众话语。例如，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状况与欧洲相比，存在巨大差别，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等话语显然需要中国化、具体化。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出政权”等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话语。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翻两番”“三步走”“小康社会”“三个有利于”等大众性话语，广为人知。尤其是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伟大实践中创新发展了赋予中国元素的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如“中国梦” “中国道路” “中国精神” “治国理政”“中国方案”和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等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话语。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风格、叙述方式和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核心思想内容始终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立场和方法的运用和体现。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全面社会变革，面对各种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大众话语领域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化发展的态势，各种话语争夺大众话语主导权日趋激烈。这里所谓的大众话语主导权是指在大众话语领域因其自身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而具有引领、引导、指引的话语支配权。

　　大众话语主导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体现为一种说服力和影响力。不同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有着不同的话语，但能否拥有大众话语主导权，则主要取决于在大众话语领域的说服力和影响力，而这种说服力和影响力来源于满足大众需要的程度，是否得到广大人民大众认同，能否指导人民大众开展社会实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二是体现为一种引导力。大众话语领域中拥有各种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话语形态，这些话语在大众话语领域处在不同的地位，有的居于主导地位，有的处于次要地位或边缘地位。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与非主导地位的话语的显著差异在于是否具有引导力，即具有引导其他非主导性的话语传播和发展的能力。这种引导力，一方面来源于这种话语本身是否反映人民大众话语发展的规律以及发展的趋势，是否体现话语的科学性和价值性; 另一方面能够得到其他非主导性的话语的认同，能在大众话语领域形成价值共识。三是体现为一种控制力。所谓控制力是指处于主导地位的话语在大众话语领域能够掌控话语发展的方向，具有导向和调控能力。任何一种话语要上升为主导权话语，都要解决在大众话语中的导向和调控话语能力的问题。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的合法性和本阶级的利益，就需要确立本阶级话语在大众话语领域的主导地位，有限度地调控或引导其他各种非主导性话语的发展，进而达到巩固本阶级话语在大众话语领域的主导权。

　　2． 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不是自发形成的，也不是自动获得的，而是在大众话语领域中经过不断斗争、反复博弈而确立的

　　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既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主体自觉选择和建构的结果，又是广大民众选择和认同的结果。大众话语主导权通常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认同性。大众话语主导权的生成不是单向度在大众话语领域的占领，而是依靠广大民众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自觉认同。只有在大众话语领域经过无数次的博弈后被多数人认同才能拥有主导权。说到底，大众话语主导权的实现是以广大民众对话语认同为基础的。“认同是主体对他者的自觉自愿的认可、接受、赞同、同意乃至尊崇，而人们总是认同那些与自己的利益、情感和信仰相一致或者相近似的东西。”[6] 二是非强制性。大众话语主导权的确定通常来说不是通过“占领” “挤压” “强迫”等强制性的方式和手段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熏陶”“教育”“交流”“实践”等非强制性的方式来实现话语主导权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的实现不仅要依靠理论灌输，更要靠说服、教育、引导、吸引和感召等启发性的方式方法实现其主导权。三是过程性。大众话语主导权的确定具有过程性，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大众话语领域中同各种话语交流、碰撞过程中逐渐确定其主导地位的。在话语进入大众话语领域之前，往往要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和手段向广大民众传播其承载的理论、主张和价值观念，为获得大众话语主导权奠定基础。

　　在获得大众话语主导权之后，同样面临着巩固大众话语主导权的问题，为继续保持和巩固大众话语主导权，并引领和指引其他大众话语的发展，仍然需要不断融合和创新其大众话语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增强说服力、影响力、引导力和控制力，因而具有过程性。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就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讲好马克思主义故事，传播好马克思主义声音，让人民大众在听好马克思主义故事和声音中自觉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立场和方法，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在大众话语领域的主导权。所以，在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善于打造独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元素的马克思主义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扩大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影响力、感召力、引导力和控制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7]

　　值得指出的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需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误把庸俗话语等同于大众话语。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绝不是要以庸俗言语去“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和理论话语。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和理论话语融合成通俗易懂生动的大众话语，并在大众话语领域中掌控主导权，引领其他话语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既要汲取人民大众感性生活世界的积极元素，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价值性，防止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的“低俗化”和“媚俗化”倾向。二是误把西式外来话语“包装”成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而是要用中国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话语来阐释马克思主义文本和理论话语，形成具有中国大众语言风格和习惯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众话语主导权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但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却落后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话语面临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和国际大众话语领域中的主导权弱化和边缘化的风险和困境，诸如面临西方主流话语强势渗透“挤压”、国内大众话语领域中的“失语”、国际大众话语领域中的“失声”等多重现实困境。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有责任为改变这种状况，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1． 马克思主义话语在西方主流话语强势渗透下面临被“挤压”的困境

　　西方主流话语凭借网络新媒体技术的优势强势挤压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空间，大肆向我国大众话语领域输出西方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试图将我国大众话语体系纳入“西方主流话语体系”中加以改造，甚至企图挤压或颠覆我国业已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主导权。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的，每个新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8]。西方主流话语凭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科技的优势，隐匿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本质，以西方社会价值观念审视、评判和重构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企图达到强化自我、消解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把持着大众话语领域的主导权。

　　西方主流话语以其所谓的价值“普世性”和“中立性”外衣遮蔽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科学性和价值性。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西方主流话语以其“价值中立”的观点解释中国现象，回答中国问题。如将“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归因于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将“中国腐败现象”解释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种话语的回答和解释很容易蒙蔽广大民众，消解马克思主义在大众话语领域的主导权。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源于马克思主义话语未能理直气壮地回应新时代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导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受到质疑; 另一方面，西方话语以活泼形式和生动语言在社会广泛传播，似是而非地解释和回应时代的现实问题，混淆广大民众思想观念，进一步削弱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公信力。

　　西方主流话语的叙述方式挑战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感召力。叙述方式是“话语”的外在表达形式。毋庸置疑，西方主流话语的叙述方式强调所谓的“价值中立”，突出所谓的“普遍原则”“超阶级”，有效地遮蔽其阶级属性和价值诉求，容易让人们对西方主流话语产生亲和力和认同感。其叙述方式有着鲜明的柔性特点，常常借助电影、电视、小说、演讲、辩论等大众形式和开展各种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等，使民众在潜移默化之中认同西方主流价值观。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由于其叙述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仍然有以“标语式”“口号式”“号召性”的叙述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而这种叙述方式往往忽视人民大众话语意识，缺乏生活气息，远离生动现实，无形中拉大了民众与理论的距离，降低了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感召力。尤其在新媒体社会中，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广泛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当下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话语在新媒体社会中遭到前所未有的“失语” “失声”的困境，因为在新媒体社会中西方媒体在国际上掌握着90%以上的信息资源，近70%的国外受众是通过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报道“了解中国”。

　　2． 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国内大众话语领域中面临“失语”的困境

　　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滞后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社会发展现实需要，未能很好地用马克思主义话语解答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民众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在社会改革发展的各个领域中不同程度上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失语”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话语在经济领域面临“失语”的困境。20 世纪90 年代和21 世纪初，曾一度在经济领域出现大量移植西方新自由主义等市场经济思想和理论，试图移植西方经济学思想和理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挤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盘和话语权，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深化经济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呈现“失语”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回答“公有制与私有制”“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上，致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改革领域中被边缘化，在经济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现象，由此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了，《资本论》已经过时了，其理论已不再适应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并试图用西方经济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妄图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话语主导权。

　　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也面临“失语”的困境。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期间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政治思潮曾一度在中国国家治理领域中兴起、流行和蔓延，错误地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对立起来，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对立起来，从而否定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导致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国家治理领域中曾一度出现“失语”，集中体现在用西方宪政民主思想来割裂“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大肆鼓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等西方国家治理思想，其根本目的就是以西方宪政民主思想和理论来推进所谓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从而根本上达到动摇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治理领域的大众话语主导权。

　　马克思主义话语在文艺领域中同样面临“失语”的困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以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文艺被资本所绑架，功利化倾向明显，用物质标准裁剪艺术标准等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 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 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 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 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 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等等现象[9]。这些现象的出现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所致。

　　3． 马克思主义话语在“西强中弱”国际话语中面临“失声”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在国际话语领域的主导权建设，实质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被世界各国人们所认知和认同的国际表达，凸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就是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国际话语的影响力。近年来，随着我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快速推进、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正式启动和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展示了中国印象，传播了中国声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和中国声音在国际话语领域得到了加强。然而，在国际话语领域争夺主导权异常尖锐复杂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话语和中国声音在“西强中弱”的国际话语体系格局中仍然面临“失声”的困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 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0]。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国际社会中，马克思主义话语和中国声音在国际话语领域不同程度地面临“失声”的主要原因: 一是西方强势话语牢固地占据着国际舆论中的话语的主导地位。西方主流话语凭借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强势而成为世界“流行话语”，获得“话语霸权”。西方国家运用他们的话语体系来审视一切，衡量一切，并以所谓的“中性话语”来宣传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二是在国际社会交往中，多元社会思潮强势削弱马克思主义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如果马克思主义话语不能主动回应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等重大现实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方案和马克思主义回答，那么， 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就会对国际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给予“西方解答”，这势必会影响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国际话语领域的地位，进而影响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大众话语领域的主导权建设。因此，只有加强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国际化，才能与世界各种社会思潮对话、交流、碰撞和交锋，才能展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和实践自信。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不能局限于国内大众话语领域，还应该拓展马克思主义国际话语主导权建设。

　　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建设，凭借其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等优势，结合其社会的特点，形成了一条包含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概念、范畴和范式。如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两大社会思潮。新自由主义鼓吹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经济上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 政治上鼓吹西方民主，主张多党制和议会制; 思想上推崇抽象的普世价值观、资产阶级的人性观。民主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制和多种所有制并存; 在政治上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议会民主和多党制; 在思想上提倡抽象的“民主” “自由”“公平”等，这些被美其名曰为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给予“西方解答”。而实际上，是要推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其他国家进行渗透和颠覆，其目的是要实行西方的霸权统治，对外推销“颜色革命”。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的策略

　　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的主要策略，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点，即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和理论话语必须同大众话语相融合，马克思主义话语必须同中国文化话语相融合，用马克思主义话语发展中国文化，同时借鉴和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

　　1． 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和理论话语同大众话语的对接和融合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

　　建设的基础在话语内容建设上，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增强马克思主义话语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马克思主义话语来源于现实社会，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实践，生动的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根基，但同时马克思主义话语只有回归社会实践，指导破解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才能彰显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价值和生命力。列宁曾说: “离开工作，离开斗争，那么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11] 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既要强调传承文本话语和理论话语，但也要注重文本话语和理论话语同实践话语的对接和融合。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绝非是“造词”运动，不是求“新”追“奇”。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背后是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和理论话语的支撑。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和理论话语的支撑，而且还需要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在实践中展示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生命力。当然，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也绝非将文本话语和理论话语照单全收，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吸收、融合，否则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的现实感召力和吸引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和理论话语同大众话语融合的过程中，曾片面地把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个别话语生搬硬套到社会实践之中，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融合，其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要做到打通这些话语之间的壁垒，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从马克思文本话语方面说，不能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具体结论，而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整体性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和理论话语，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正如列宁所说: “只有当概念成为在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的时候，人的概念才能‘最终地’抓住、把握、通晓认识的这个客观真理。”[12] 改革开放30 多年的伟大实践，创新发展了反映马克思主义新理念、新理论和新思想的大众话语，诸如“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小康社会” “和谐社会” “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 “中国梦”等具有中国元素的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话语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相结合，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话语方式，来宣传群众，掌握群众，才能真正为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接受，从而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大众话语领域的主导权。正如恩格斯所说: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3]

　　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要避免两个方面认识上的误区: 一是防止以纯学理话语来阐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要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和运用，就必须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与人民群众大众话语对接和融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不需要晦涩难懂的、高度抽象的话语表达，反对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的刻板化说教，而是需要立足大众生活实际，以生活化的朴实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于这一点，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大有用武之地，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用通俗的语言诠释理论，实际上也是一种再创造。毛泽东对于将理论用通俗的言语进行宣传很重视，李达用通俗的语言解说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并且给毛泽东写信说明解说情况。毛泽东复信李达时对此作出了充分肯定，他认为: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写些文章。”[14] 二是防止以庸俗话语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生活话语绝非庸俗话语，庸俗言语只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力。以民众习以为常的语言风格，让民众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亲和力，从而拉近理论与民众心理和思想的距离。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表达越通俗易懂，越贴近日常生活，就越容易生根发芽，就越能够做到真正入脑入心。

　　在话语表述方式上，要突出时代性、群众性和通俗性。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时代性和生活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既源于科学性，又来自于生活实践性。马克思主义要为人民大众所认知和认同，就需要以通俗语言来阐述其科学性。过于理论化、学术化的书斋式话语远离民众的日常言语和认知水平，一般说来无法激起民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叙述方式凝练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概念新观点，形成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不仅要有理论深度，也要有通俗的表述。把理论的深刻性和表述的通俗性有机结合起来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的着力点。在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的进程中，不仅要重视文本话语和理论话语的现代解读，还要注重思想理论和生活言语的有效衔接，形成一系列通俗易懂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正如列宁所说: “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坚决抛弃难懂的术语，外来语，背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还不熟悉的口号。”[15]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话语要做到表述方式的生活化和大众化，以通俗易懂语言、喜闻乐见形式，贴近人民大众生活言语风格和习惯来阐释马克思主义话语，用人民大众言语风格和习惯的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新范畴、新概念、新思想。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涵括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每个词的内涵相当丰富，不同的民众、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有可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如普通民众对“民主” “公平”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的掌握，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对其给予具体化、生活化、通俗化的解读和阐释。否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难以为民众所认同和践行。正如列宁所说: “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深入地思考、深入地研究，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16]

　　关注不同利益群体的合理诉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的关键因素。中国30 多年的改革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和阶层。这些利益群体和阶层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利益诉求、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和认知水平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同一话语在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的理解和认同未必完全是一致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必须正视不同利益群体的合理诉求，注重大众话语的层次性和针对性。马克思曾深刻指出: “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17] 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在确保其内容一致性的基础上，话语表述方式要做到有的放矢。毛泽东曾说: “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18] 如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有着较高文化和理论素养，对于社会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可以采用学术性话语来讲深、讲透; 对于普通群众而言，他们主要关注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民生问题，就不能运用学术话语，而应运用通俗性、生活性的大众话语来说明社会民生问题。唯有这样，普通民众才愿意聆听，才听得懂、说得明、讲得透。

　　2． 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话语、理论话语要接地气、要中国化就必须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表达方式上，用中国式的话语表述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对接与融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融合与共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源自于西方话语，其言说方式和内容与中国文化话语具有较大的差异。中华民族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文化话语体系，体现中国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大众话语主导权的沃土。离开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和理论话语就难以融合为中国民众的大众话语。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地用“中国语言”“中国思维”“中国故事”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实事求是”“小康社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等表述无一不是古为今用的范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19]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与中国传统文化话语不是简单地嫁接和移植，而是要从内容和形式上真正实现二者的内在衔接和有机融合。即用马克思主义话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同时用马克思主义话语融合民族性和人民性元素。

　　汲取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文化元素，推进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同马克思主义改革发展话语的对接和融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的主导权建设的内在逻辑。多元和多样文化相互交流、碰撞、交锋和交融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境遇。在多元和多样化文化生态中巩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地位，以此引领、凝聚其他文化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巩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地位，要增强现代话语元素，以提升现代话语元素为切入点，推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同改革发展话语的融合。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点，中国社会建设由封闭环境走向开放环境，后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各领域正处于深刻变革之中，新情况新问题新思想层出不穷，时势变化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对革命话语要辩证地看，革命性话语的风格具有革命性、命令性、说教性的特点，传播方式具有单向性、强制性的特点，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种大众话语体系能有效地扼制其他话语体系的传播，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并能激发人民大众积极参与经济建设。然而很显然，这些社会主义革命性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已明显不能满足改革开放时期的人民大众话语的诉求，要实现革命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与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的有效衔接和融合，避免出现以后者否定前者或者前者否定后者的误解。为此，科学对待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需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突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内容的承上启下，逐步引导人民大众以改革开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来回答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如以改革开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来解读当下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等社会现象，引导人民大众以发展眼光看待贫富差距的合理性，用发展生产力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方法解决贫富差距，就会起到积极正面的价值导向作用。

　　3． 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必须借鉴和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

　　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既要立足马克思主义话语本身的特点，又要借鉴吸收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者要积极借鉴、吸收西方话语的文明成果，以积极姿态吸取有益的元素为我所用。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20] 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国际传播包括“说什么”和“如何说”两个问题。

　　立足马克思主义话语本身的特点，积极借鉴、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益成果。马克思主义“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1]，“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22]。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绝不能在“自说自话”中生成，既要立足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理论话语和大众话语的特点，又要面向世界回应和解答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人类重大现实问题，关注当今时代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如《资本论》就吸收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研究成果，其影响十分深远，在其发表140 年之后的今天仍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和社会影响。西方经济学主要倡导的以物为本的思想，认为经济发展必须以物质收入的增长为核心，人力只是经济增长的手段。而马克思则反对以物为本，并提出“以人民为中心”，未来社会的目标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认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尤其自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引起学者的反思。《资本论》又重新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要走向世界，拥有国际大众话语主导权，需要在国际各个领域发出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声音”。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方话语权是在反对封建专制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在其上升时期体现和蕴含着人类文明的思想成果。从那时至今，它包含着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人类文明思想的结晶，也在其后转化为资产阶级以剥削和掠夺为特征、并开始走向衰落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西方社会一些流行理论中的某些概念、范畴、分析框架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问题的借鉴。但由于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在借鉴西方话语理论观点时，要避免简单套用和移植，以西方话语观点裁剪各个国家的社会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如何吸收借鉴西方话语时提出: “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23] 例如，对反映现代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的“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概念，既要大胆借鉴吸收其合理内核，又要剔除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并加以社会主义的改造，即结合我国国情、文化传统和人民的思维特点、社会实践，使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和政治元素。简言之，马克思主义话语要在国际大众话语领域赢得主导权，需要在借鉴西方话语言说方式的基础上，发挥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将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优势和特色转化为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认同的国际大众话语。推动马克思主义话语走向世界，提升马克思主义国际话语质量和传播力，正如我国学者侯惠勤教授所指出的: “作为弱势话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要顺势应变，但其变革既不能完全脱离西方主导的‘流行话语’，又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特话语。”[24]

　　本文系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整体性研究” ( 13XKS026) 和广西高校“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专项课题立项课题“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整体性研究”( DSBD13ZD012) 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5 月19 日。

　　[2]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5 月19 日。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207 页。

　　[4]《列宁全集》第10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336 页。

　　[5] 《列宁全集》第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277 页。

　　[6]聂立清: 《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58 页。

　　[7]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5 月19 日。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80 页。

　　[9]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10 月15 日。

　　[10]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5 月19 日。

　　[11]《列宁选集》第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283 页。

　　[12]《列宁全集》第55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181 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873 页。

　　[14]《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1 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318 页。

　　[15]《列宁全集》第1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89 页。

　　[16]《列宁全集》第5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22 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695 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836 页。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161 页。

　　[20]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5 月19 日。

　　[21]《列宁选集》第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299 页。

　　[22]《列宁选集》第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284 页。

　　[23]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5 月19 日。

　　[24]侯惠勤: 《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再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话语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 年第1 期。

　　参考文献:

　　［1］ 杨昕: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

　　［2］ 李军林: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北京: 学习出版社，2013 年。

　　［3］ 王永贵: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 年。

　　［4］ 侯惠勤: 《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再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话语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 年第1 期。

　　［5］ 双传学: 《把发展优势转化为理论优势和话语优势》，《红旗文稿》2015 年第4 期。

　　( 编辑: 汪世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