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发展需要，整体性把握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对“三大规律”整体性认识的基础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实现了对全面从严治党新实践的全方位谋划，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突出问题的整体性回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性创新，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性设计，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整体性布局与系统性展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整体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局面，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三大规律；治国理政

　　作者简介:刘焕明 (1962－)，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江苏无锡 214122);陈绪新 ( 1970－)，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江苏无锡 214122)。

　　伟大的思想孕育于伟大的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时代发展趋势，顺应人民期待，紧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整体性把握，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推进，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篇章。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时代背景

　　1．党的建设迈入新阶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抓住“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根本，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同时发力，全面落实党的“八项规定”，集中整饬党风，系统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依法依纪推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逐渐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党风廉政建设新局面，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呈现新气象。但不容回避的是，一方面，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政治动荡持续挑战党的执政能力、智慧与勇气;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但继续深化改革也面临着多年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和困难。我们党还将面临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这“四大考验”;与此同时也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这“四大危险”。这些考验和危险，“主观上说，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1]。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大危险”、胜利跨越“塔西佗陷阱”，是党的建设迈入新阶段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2．思想文化建设呈现新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思想文化建设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认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持续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但是，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的一些呼应者大肆宣扬的“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断向我国渗透，甚嚣尘上。他们以不同方式、不同途径挑战和冲击我们的精神防线和心理底线，给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明显的挑战和潜在的威胁，严重地影响着以意识形态领域安全为核心的我国整体安全。这些思潮借经济增速放缓之际唱衰中国，炒作所谓的中国经济崩溃论、政治崩溃论、社会崩溃论;借所谓反思“文化大革命”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借国企改革挑拨民众对立情绪，扰乱人心;借中国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之际，推销贩卖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借助新媒体和自媒体技术，将当下中国经济社会领域出现的个别问题或现象歪曲放大;借民生领域问题的复杂性质疑国家的具体方针政策，否定改革。所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仍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紧迫任务。

　　3．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绩，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良好。但目前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以及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问题。 “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特别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发挥受到诸多制约，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2]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及其走向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起草的有关情况向全会作说明，他指出 : “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增长速度会相应慢下来，这是一个基本规律。”[3]面对产业转型升级，低端产业需要淘汰、中端产业需要转型、高端产业需要扶植，而这几档产业之间还有一个衔接整合的问题;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平稳长久发展的根本之计;面对已有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改变对经济增长的固有认识和思维方式是适应经济发展状态转换的重要出路。此外，我们还需要对经济新常态本身形成正确认识。经济新常态是对经济发展客观情况的客观描述，既不是筐子，也不是避风港。

　　4．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向新高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当前，进一步改革开放就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此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深化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加强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仍有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的空间。公共权力不仅需要承担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引导经济健康发展、保持政治体系相对稳定等传统职能，而且还需涉及公民的各项福利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国际交往合作和推动科技进步等大量新兴事务。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转型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行政体制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公共服务的供求矛盾凸显，利益分化和利益冲突明显增加，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所以，要全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回应时代发展要求，使国家如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5．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创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大国外交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和“一带一路”外交战略，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外交关系，强调对外工作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就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的目标、路径、原则、手段等问题作出整体性考量，形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为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指明了前进方向。但是，新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正在深度调整和加速重构，国际合作与单边主义矛盾日益突出。所以，中国要以坚定的民族自信，不断采取新举措，推出外交新理念，化解国际矛盾，拓展外交空间，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现中国形象，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发展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进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积极影响和示范效应。

　　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三大规律”的整体性认识

　　对“三大规律”的尊重和认识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向前推进。习近平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推进了对 “三大规律”的整体性认识，奠定了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科学基础。

　　1．共产党执政规律是

　　“三大规律”的灵魂和核心共产党执政规律，简单地说，就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的活动和建设的规律。在当前形势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从严治党，这是由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根本宗旨决定的。共产党执政规律是“三大规律”的灵魂和核心，为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提供了指导。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之所以赢得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支持，是因为它制定并倡导的一系列政策符合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党中央强调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强调全面依法治国，这就为实现更高水平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提供了可能，大大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全面从严治党既是这一规律的具体体现，又是对这一规律认识的深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不仅要发展生产，深化改革，而且还要依法治国、从严治党，这说明我们党既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又注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不仅科学把握中国的现实国情，而且始终把握时代潮流和世界变革的大趋势，始终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上前进。

　　2．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三大规律”的当代形态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关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早在 1980年，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强调指出 : “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4]搞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要求就是要认清中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相互配合，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要求。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揭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的思路和方向，从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5]五大发展理念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集合体，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全部贯彻。无论哪一个理念缺位，发展的质量都会受到影响。其中，创新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动力。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和国内发展动力转换的形势下，坚持创新发展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根本途径。协调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并重。绿色是永续发展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目前，资源环境问题在我国日益突出，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因此，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实现可持续发展。开放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当今世界，尽管保护主义思潮抬头，但实践表明，经济全球化仍然是世界发展的潮流。这要求我们，必须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大趋势，实施互利共赢的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共享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应当使社会主义本质逐步体现出来，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3．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三大规律”的未来趋向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历史是在对现实的超越当中完成的，更是在社会形态的转化当中实现的。在遵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大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需要不断深化改革。

　　必须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基础之上。”[6]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开启了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认知，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得以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行。首先，需要我们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7]其次，始终坚持为民谋利。“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才能无往而不胜。”[8]最后，不断寻求和开发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系统性动力。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不是某种单一动力，而是由诸多动力组成的动力系统，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和全面发展。

　　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推进

　　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形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的辩证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1．对全面从严治党新实践的全方位谋划

　　全面从严治党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贯彻和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按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基本思路，把全面从严治党提到战略布局的高度，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使命担当谋划全面从严治党，使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开启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新局面。首先，丰富了党的建设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致力于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理念融入党的建设，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相结合，构建全面从严治党新的理论体系:强化思想建党，筑牢“从严治党”信仰根基;严格选人用人，夯实“从严治党”组织保障;严肃党的作风，净化政治生态;严明党规党纪，对腐败行为零容忍;严格监督机制，扎紧制度笼子。其次，注重全面从严治党的顶层设计以统摄全局，实现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五位一体。思想建设旨在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防得住金钱美色享乐腐化的致命诱惑;组织建设或队伍建设重在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作风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切入点，要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制度建设旨在用铁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纪在法前，纪法协同[9]。再次，以“从严治吏”为抓手重点突破，“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零容忍”态度，构筑起惩防腐败的“高压线”与“防火墙”，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最后，着重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反腐倡廉永远没有休止符”;聚焦“四风”问题，出台“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系统开展“三严三实 ”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增强全党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和宗旨意识。

　　2．对当前我国面临的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整体性回应

　　以坚定的“四个自信”整体回应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首先，坚持世界眼光与中国国情的统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表明，意识形态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至关重要，它关系着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世界眼光与中国国情的统一，积极回应时代变化，全面把握实践特点，正确认识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形势，强调我们一定要坚守自己的信仰、坚持自己的信念、坚定自己的信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整体性回应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其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创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有力推动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把意识形态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作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再次，着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创新，使意识形态建设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注重逻辑性、立足战略性。创新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思维和方法，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明确互联网已成为主战场。

　　3．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性创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经济新常态”概念，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在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强调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足感作为经济建设的目标，发展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首先，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坚持了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并且通过供给侧改革、政治经济学“新范式”等理论创新，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拓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空间。“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10]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起点。对当前的中国来讲，“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11]。其次，在应对经济新常态的过程中，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提出了发展经济的整体性思路，并通过整体性发展来实现协调发展等重要思想。用整体性思维统筹产业布局和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发挥整体功能效益，增强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最后，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指向，“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2]。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推进，其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民利益的整体性实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民本情怀，集中体现为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把人民的希望变成生活的现实，让人民群众有幸福感、获得感。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致力于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和根本目的所在。”[13]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生态环境需求以及自身发展需求。

　　4．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性设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了鲜明的整体性。在国家治理的理念上，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一方面，继续强调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更有质量、更有效率的发展，生产出更多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的产品;另一方面，突出公平正义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让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价值目标。

　　在国家治理的主体上，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和多元主体参与的统一。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治理格局下，“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14]，从而形成治理合力。在这里，治理的主体涵盖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

　　在国家治理的方式上，体现了法治与德治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道德和法律不可分离，两者在国家治理中都扮演不可缺少的角色。一方面，法律要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没有道德正当性的法律就成了 “恶法”。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立法、执法、司法都需要符合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法律也是道德的保障。道德领域的某些突出问题可以通过法治手段来解决。通过加大立法和执法力度，遏制道德败坏的行为，形成道德良好的社会风尚。

　　5．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整体性布局的系统性展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外交工作实际出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长远发展。

　　习近平一系列外交新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说的新发展。首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理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代品格，赋予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时代精神与内涵。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在当前国际条件下的运用和体现。其次，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正义理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大国外交方略吸收“和而不同”“义利并举”“天下为公”等中国传统思想精华，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建立在健全、丰富、一以贯之的诸如国际正义、国际责任等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再次，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外交理论。积极运用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引领和运筹大国关系，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力求跨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对抗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在政治外交方面，着力构建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实质内涵的新型大国关系，着力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外交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在军事外交方面，阐述了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在文化外交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把优秀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贡献中国智慧，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总之，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准确把握了当前我国发展的新特点新问题，是科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这一新成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哲学基础;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话语体系，进一步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局面。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 “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 (16JZD0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再访西柏坡侧记》，《人民日报》2013年7月14日。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95页。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78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2页。

　　[5]《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7页。

　　[6]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2日。

　　[7]《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

　　142－143页。

　　[8]《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

　　128页。

　　[9]参见刘焕明:《坚持纪在法前推动纪法衔接》，《红旗文稿》2016年第24期。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11]《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9页。

　　[1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13]韩庆祥:《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说》，《人民论坛》2016年第1期。

　　[14]《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5页。

　　参考文献:

　　［1］顾海良总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2］王伟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

　　［3］陈先达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

　　［4］丰子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5］张雷声等主编:《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编辑:黄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