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发展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语境下，文化自信所表征的是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国家综合实力发展中的重要层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所表征的则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应当具有更加突出的地位。意识形态话语权包含文化话语权和政治话语权两个维度，正是通过文化话语权的拓展与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权和领导权才得以巩固与发展。因此，以文化自信为基础的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能够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话语和政治话语体系的思想内涵，并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当代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文化自信；文化领导权

　　作者简介:梅景辉 (1978－)，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江苏南京 210023)。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起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部分。同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宣传思想和文化建设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语境下，文化自信所表征的是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国家综合实力发展中的重要层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所表征的则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应当具有更加突出的地位。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的建设既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宣传工作的重心，也应当与文化建设相互融通，为文化自信提供坚实的理论与思想基础。

　　一、文化自信的历史方位与时代内涵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2014年3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贵州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期间，提出: “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1]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2]而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系列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相提并论，构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思想。

　　文化自信之所以能够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相提并论，并且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就在于当代中国已经处于“中西古今”文化交汇的历史方位之中，面临着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现代文明的诸多冲击与糅合，而且文化产业的发展使中国文化软实力显著提升，已经有能力在国际化的交流中展现自身的文化内涵。

　　首先，从历史方位来看，当代中国的文化的诸样态已经处于最激烈的交流、交锋与交融的态势之中。也就如冯友兰先生所言的“中西古今”的结构可以表述当前的文化状态和历史方位。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文化思想的古今之争，也就是如何看待文化传统的时代转化问题;也发生过文化思想的中西之争，即当佛学东来的时候，如何看待传统儒道之学与佛学思想的相辩相融;但当代 “中西古今”文化交汇的形成，却是当代文化发展的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潮流相伴而生，相随而成。

　　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于西方，也是西方思想传统的自我传承、自我反思和自我否定与转化，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西方文化思想精髓的集大成者与现代性的建构者，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维度中，本身就包含着历史、现实及将来的三维指向，也包含着欧洲的文化主体性与世界文化间性的多元化视阈，是从资本主义文化向无产阶级文化的转变与飞跃。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情相互融合，并刻上了中国化的文化与政治的思想烙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承、运用与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的自信，就表明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融通性，而且中国的现实状况，更适合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发展，这种发展，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断章取义与外在嫁接，而是在存在论意义上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相互融为一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潮流，使“中西古今”的文化格局在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3]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不断深入发展，这三种思想文化资源将更加深层次地相互撞击和融合，从而为中国当代的文化自信提供深厚的思想土壤。

　　其次，从时代语境来看，随着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软实力的全面提升，中国已经从经济强国向文化强国的道路迈进，在此背景下，文化自信已经成为国家综合实力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具体表现在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造就一批名家大师和民族文化代表人物等三个方面。

　　毋庸置疑，中国当前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取得了一系列文化建设成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建设文化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前提;但也必须注意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具有双刃剑的效应;而且，文化产业的发展既为造就名家大师和民族文化代表人物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发展氛围，也因为其商品化与消费化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制约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孕育和积淀。但总体而言，中国当前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态势，已经在很多文化领域中凸显其成效，这些方面的成果和成效，其目标就在于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对自身文化内涵及文化发展的自信。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专门谈到如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他认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首先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其次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再次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最后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4]。这也说明，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提升与思想道德教育、核心价值理念的传播、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及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密切相关。

　　应当说，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语境，也为当前的文化自信提供了文化条件与思想基础，更丰富了文化自信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文化自信，如果从其内涵而言，包含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文化软实力的自信、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传承、转化与发展的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等几个方面。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文化自信的思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文化自信的现实条件，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转化与发展是文化自信的思想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自信的伦理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相互关联，其关键是人的本质与人的社会化思想。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言: “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5]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则提出: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正是从自然的人化和人的社会化发展中，马克思发现人类社会必然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人自身的本质不断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而人类的文化思想也得到极大的提升。马克思的相关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中具有主导性的地位，这一思想表明社会主义文化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社会化上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无论是从生产关系还是意识形态上，都应当具有充分的文化思想的自信与社会主义发展的自信。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科学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及其优越性，为当代文化自信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及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则从现实层面展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越性及其发展趋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自信的现实条件，就在于当前文化建设的“特色性”与“先进性”的相互交融。通过“特色性”与“先进性”的交融，才可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目标。中国当代文化建设最大的特色在于，它是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象征着历史发展潮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内在融合，而这一文化发展的特色就表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既是传统的返本开新，也符合时代的潮流，同时还引领文化建设的发展趋势，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身就是先进性的，它能够吸收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精华内容，又扬弃其中存在的问题元素，从而构建起属于这个时代但又超越于时代的文化建设的总方针、基本目标和基本路径。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方针确定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基本目标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基本路径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文化作为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精神家园，必须具有兼容并包的精神，让各种文化思想相互交流，相互争鸣。通过激发文化思想创造的活力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文化产业的繁荣，从而实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一基本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转化与发展密切相关。优秀的传统文化凝聚着民族国家思想文化共识的结晶，它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一个民族与国家共同的精神家园。在各个历史时期，传统文化都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提供持续的思想动力。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思想，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不断传承发展，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一颗璀璨的文化明珠。这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 “中华文化既坚守根本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改造和吸收，在价值理念层面形成了先进文化的思想共识和文化价值的最大公约数。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成为中国当代文化自信的思想核心之要义所在。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更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思想规范。在更高层面上，价值观自信也是文化自信的根基与核心。而文化自信则是价值观自信的现实 (实践)形态，二者相互关联，相互交融。因此，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从而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价值理念，如果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来看，它其实涵括了中国传统价值理念的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的中国化和理想主义价值理念的现实化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指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传承、现代转化和将来发展，它们也引领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发展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思想构建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发展中的重要主题，特别是在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焕发出新的思想活力。

　　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文化和政治两个维度，从而表现为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两种不同的形式。文化领导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文化形态、思想理论等形式在人民群众中获得广泛的文化共识与价值认同，是话语权自下而上构建的方式;政治领导权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法律法规、政策规章、舆论宣传等形式，自上而下地在全国范围内确立统一的政治导向与政治共识。

　　在当代中国文化领导权的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交融，共同发挥着激励和支撑作用。而且，思想领导权在文化领导权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文化领导权的建设，必须通过思想理论和学术话语的形式来发挥作用。如在中国先秦百家争鸣时期，儒家思想并不具有主导性的政治地位，孔子、孟子、荀子等都是根据自身对于经典著作的理解和对于时势的判断，而创造性地提出“贵仁、尚义、崇礼、中庸”等思想，并将这些思想用经典性的文化话语表述出来。虽然在整个先秦时期，儒家思想与政治领导权之间只发生偶然性的联系，但在文化领导权和影响力上，因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使得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却与日俱增。因此在秦末汉初之际，虽然法家和黄老道家短时间内获得政治权力的青睐，但到汉武帝时期，儒家文化领导权的影响更加突显，才形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意识形态格局;而这一格局的形成，表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意识形态的交融，也为道统、政统和学统之间的融合奠定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和伦理基础。虽然在其后两千年的历史中，儒家和道家、佛家思想逐步形成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意识形态格局，但儒家的文化领导权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这也是儒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影响至深的原因所在，它通过文化传统甚至对当前的意识形态依然有着一定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时，同样经历了文化领导权向政治领导权转化的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刚传入中国时，其实与西方“宪政民主”等诸多思想及中国的传统思想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虽然经历辛亥革命后，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在一定时期占据了主流，甚至在政治权力上获得支撑，但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和中下层民众中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是基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需要通过对生活世界的理想性期盼而形成的。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让中国人看到完全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也可能和苏联一样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只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逐步增强，而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则是政治话语权与文化话语权的相互交融，因为十月革命的成功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从理论话语转变为政治实践，而且俄国与中国的传统具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早期与其他思潮所产生的三大争论，就是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典型案例。首先，在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与胡适之间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从表面看是文化思想之争，其实质是中国到底是要革命还是要改良，是要马克思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的论争。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结果，不但没有消除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反而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和民众认识到在中国传播和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意义。其次，1920年围绕“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是应当实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张东荪认为中国社会尚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资本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发展的唯一选择。而马克思主义者李达、李大钊、陈独秀和瞿秋白等人明确批判了张东荪的观点，认为中国要走俄国人的革命道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再次，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争论。1919年以黄凌霜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新青年》发表文章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而陈独秀、李达和施存统等人则从多个角度对无政府主义思想予以批判，并有力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9]。

　　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早期传播的三大争论，本质上是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话语权之间的相互交融与博弈，当时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并没有获得领导权，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是从文化思想话语的角度来理解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但在此争论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话语体系逐渐确立，并对知识分子和大众产生深刻影响，而且是从当时民众最关切的社会现实发展层面，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价值理念融入大众的生活世界与心理世界之中，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基础性的理解。

　　正是经过了意识形态话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各个层面发生深刻的影响，才有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才能通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使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相互交融，最终在中国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的历程，有力证明了意识形态话语权中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的本质关联。也能够说明文化自信是更加基础、更加广泛的思想力量。文化领导权能够在政党获得政治领导权之前发挥根本性的作用，能够正本清源、引领方向，为政治领导权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当政党通过革命获得国家政治领导权后，可以通过法律法规、政策规章、舆论宣传等形式，自上而下地在全国范围内确立统一的政治导向与政治共识，但同时不能忽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特别是文化领导权的建构。文化领导权相对于政治领导权而言是一种软权力，它必须通过文化艺术、思想教育等形式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世界和内心世界，让民众自觉对其产生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和政治领导权这种硬权力相比，它不能直接命令他人该如何做，只能通过阐明思想内涵，讲清应然道理，分析得失利弊的方式让人们深刻理解它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产生内在的认同与信任。因此，文化领导权的获得是一个基础性长期性的过程，它不但在政治领导权获得之前与其他的思潮相互争锋，即便一个政党获得政治领导权之后，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也会面临各种新兴社会思潮的冲击和挑战，在这些冲击和挑战中，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文化领导权也要不断与时俱进、自我建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才能够在社会发展中占据主流的思想地位，并且有效发挥巩固政治领导权的作用与功能。

　　从思想内涵而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包含话语的“权利”“权力”和“权威”三个维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利”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中的“资格”与“资质”。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起着引领性和主导性的思想理论，具有绝对的资格和资质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发挥领导性的作用。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力”则表现为:在当前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交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支配力，能够从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等不同层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提供根本性的思想资源。这也是构建与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和管理权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则与文化领导权和政治权的交融相关联，表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当代构建与发展必须形成权威的思想理论和权威的有机知识分子团体，才能够在当前的意识形态的交锋中处于核心指导地位。

　　首先，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资格与资质来看，每一个历史发展时期，都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间不断发生交流、交锋与交融。从文化思想发展的层面来说，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只要它能够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潮流和人民的现实利益和理想愿望，会不可阻挡地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并发挥着影响，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制定和实施的必然要求。从政治上层建筑的层面来说，在各种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中，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必须处于核心地位，必须发挥领导权和主导权的作用。在此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资格与资质相对于其他社会思潮而言，具有绝对的主导性和优越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只能是更加突显，而不能被虚无化和边缘化。

　　其次，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支配力来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传入中国开始，一直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我们党和国家政权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就在文化和政治层面上都处于绝对支配性的地位。虽然文化思想可以百家争鸣、和而不同，但在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力方面，处于指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应当具有绝对性的支配地位，这是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主导权的基本要求。在任何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领导权和主导权都不能旁落。在当代中国，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具有绝对的支配力和影响力，对人民群众的文化思想和政治思想具有深厚的凝聚力，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政治自信与文化自信。

　　再次，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权威”性来看，英国近代唯物主义的鼻祖弗朗西斯·培根曾说，“知识就是力量”。他这句名言也可以理解为“知识就是权力”，而知识往往是通过权威的思想和科学的方法才能够产生权力和力量。权威的思想和科学的方法，必须通过话语的方式，获得社会的共识和他人的认同，才能够产生现实性的影响。意识形态虽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知识，但它更具有权威性的思想理论的维度。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首先表现在它必须成为诸多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中最具有权威地位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够成为权威的思想理论体系呢?这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0]这里所说的理论，可以指涉意识形态的理论和话语，而且从说服人的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发挥作用必须通过话语的形式，而理论要能够说服人就必须具有权威性，理论的权威性源于它能够掌握群众，能够抓住人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能够将这种本质思考彻底并表述出来，从而能够获得群众的广泛理解与认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权威性”的另一个维度是必须通过权威专家来阐释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生活中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意识形态话语要想成为“物质性”的批判力量或者是建构性的力量，除了要有抓住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本质外，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包括专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三、文化自信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本质关联及其当代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深刻指出: “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1]虽然语言不能完全等同于话语，意识也不能等同于意识形态，但马克思恩格斯在此无疑指出了意识形态和话语之间的具有本质天然的联系，当意识形态以上层建筑的形式展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时，必然要以政治性的话语方式表达;而当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互作用，并且对公众的生活世界予以再现和引领时，必然要以文化话语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思想内涵。

　　1．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发展对文化自信具有主导性作用

　　文化自信从根本而言是对民族国家文化发展的自我反思和意识，当我们能够从文化发展的反思中认识到自身的内涵和魅力，并且在文化的横向比较中能够体认到自身的优势地位与发展特色，才能够形成文化自信的自我意识。而从外在表征来说，文化自信的基础在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文化话语权的构建，因此，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引领文化自信的发展方向，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才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

　　在中国任何一个历史发展时期，除了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与提升之外，文化自信的关键在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引领与发展。如汉唐时代是中国文化发展充满自信的鼎盛时期，汉代文化发展，虽然与当时的国家大统格局相关，但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其他思想，并且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而唐代的文化发展，也是建立在儒释道三家思想合流的基础之上。当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确立之后，文化建设就具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坚实的思想根基，文化软实力才能够得到显著的提升，在此语境下，也就形成了文化自信的基本条件。

　　虽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当代的文化自信提供一定的思想基础，但最核心的内涵还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于文化建设的领导权、主导权与话语权。如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的: “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12]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性、科学性和实践性等品格，它能够从发展方向、发展规律、发展目标等方面为当代文化建设发挥主导性的作用。

　　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就是要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让人民群众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化建设的交融中，产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自信，能够在中西方意识形态的交流交锋，以及文化的交流交融中，凝练出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识形态特质和文化发展的特色，从而为中国当代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发展与自信奠定思想的基础。

　　2．文化自信能够拓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思想内涵

　　从思想内涵而言，文化自信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自信，也是对当代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自信;而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文化话语权和政治话语权的融合，其中文化话语权是基础。而文化话语权的构建与发展，必须借助于文化实力的发展与提升，也要借助于文化产业建设的深化与拓展，才能够让意识形态话语权更加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世界与内心世界，获得更广泛和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

　　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文化维度来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立依赖于文化教育和思想宣传，二者都必须融入社会公共领域和民众的生活世界中，才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教育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现代文明的交融，要确立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维度，才能够在文化话语权的构建中形成坚实的思想根底。如果对于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理论没有自信，对自身文化建设和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没有自信，在文化话语权的构建中就会缺乏思想的主心骨，从而被其他意识形态所影响甚至干涉。

　　塞缪尔·亨廷顿曾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力图说明文化形态发展对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影响。他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13]。从表面看，亨廷顿是想用文化形态和文明形态的冲突来取代意识形态的冲突，但在更深层次上，他所想表达的其实是意识形态的文化维度和政治维度的博弈在不同时期的重心转换，即意识形态的文化维度可能在当代世界秩序的构建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当然，亨廷顿显然忽略了或有意回避当今世界发生政治动荡和局部战争的经济和阶级的根源，忽视和淡化了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及相互影响，也没有从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文明的交融中理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当代国际政治结构的影响。

　　实际上，当代不同文化形态的发展与博弈是不同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同文化形态的传承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其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从来没有相互断裂，而是以隐性或显性的样式发挥着各自的主体性作用，但更多时候，它们是相互影响并相互交融。就像中国封建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支撑了儒家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发展，而在当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相结合，提升了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并给文化自信奠定必要的思想前提，实际上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并促进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与发展。

　　3．文化自信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与发展

　　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与发展所面临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形成基本的思想共识和政治共识，并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内在的理解与认同。因为，意识形态话语权虽然能够通过具有确定导向的政治命令和法律规章的方式使人民群众接受，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并不一定能够形成有效的意识形态共识，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话语权也就很难产生统一性思想共识。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和领导权不同于强制性的政治权力，它的基础是通过自己的真理性、通过表达人民的利益诉求，以及对大众的文化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践行，从而实现文化的领导权。文化领导权能够增强大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认同，在其基础上才能形成巩固的政治话语权和领导权。三者相互关联的核心是通过意识形态建设提升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文化、政治共识。根据文化话语权和政治话语权的区分，在建立稳固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先要建立稳定而有效的文化话语权，通过文化话语权来引导公众的思想意识，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建立稳固的政治话语权和意识形态领导权。

　　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和领导权的构建与发展过程中，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自信能够凝聚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文化共识和价值共识，从而形成民众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文化意识形态的认同根源于对文化传统和当代文化生活的内在的信念与认知，而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除了源于文化传统和经济、文化生活之外，更与特定的文化制度的自信和政治制度的自信息息相关。如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时期，主要源于人们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文化及其思想伦理的认同，但这种文化制度又与君王至上的封建体制密切相关，中国传统特色的科举制就是因中国的道统、政统和学统衍生而来，但科举制对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和政治意识形态又起到支撑的作用。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进入中国后，先是以文化意识形态的方式向传统的思想、文化、伦理和道德实行挑战，当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思想，它将意识形态的文化层面和政治层面融和起来，并引领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发展。这就表明，当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

　　形态相融合时，它们总是要肩负这样的使命，即通过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升统治阶级的话语权，促进民众对当前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支撑和认同，而这也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与发展的要义所在。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个全面’和‘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 (2015YD10)、江苏省社科基金规划重点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文化体系建设研究 ” (15WTA02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转引自李斌、霍小光 :《“改革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习近平总书记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纪实》，《人民日报》 2014年3月13日。

　　[2]《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200－201页。

　　[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4]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0－162页。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7]《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184页。

　　[8]《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120页。

　　[9]参见顾海良、丁俊萍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5－11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1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1页。

　　[1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13]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3－27页。

　　参考文献:

　　［1］侯惠勤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俞吾金 :《意识形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3］王晓升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4］王永贵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5］〔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编辑:汪世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