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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论述
张国安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5期

  【内容提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习近平从三个层面进行了理论阐述。其一,来自历史: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趋势,是中国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教训的总结。其二,根源于现实

  :体现了现实必然性,是党和人民的现实需要,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否定指导地位将产生灾难性后果。其三,依据于理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其观点、立场、方法和功能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资源。习近平通过观点创新、实践创新和集

  成创新全方位诠释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既有合法性又有合理性,是继承和创新的典范,是抵御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歪理邪说的精神武器,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针。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历史依据,现实依据,理论依据

  作者简介:张国安(1963-),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贵州贵阳 550025)。

  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等论调甚嚣尘上,在思想建设领域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影响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干扰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想的危险因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系列讲话中批驳了 “多元论”“过时论”等错误观点,从三个层面,全方位、系统化、创造性地阐述了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重要问题。习近平的论述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全面领会其精神实质对于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历史依据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外历史,主张从历史中寻找智慧、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善于以史为镜,制定更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推动各项事业沿着正确轨道前进。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正是在研究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的基础上,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倡导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和发展了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个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学习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号召领导干部学习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充分揭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依据,希望“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1]

  1.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总趋势

  马克思通过对世界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现实及其发展过程的研究,发现了“两个必然”这一社会运行规律,指出了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习近平指出: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2]这“两个必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社会发展总趋势,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究竟什么思想应该处于指导地位,理所当然地不仅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还要以客观现实性作为判断依据,也就是以这个国家的历史进程、具体情况为依据,而不能以人的主观判断为依据,更不能以所谓的普世价值为依据,这是理论必然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历史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我国的最大现实就是整个国家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资产阶级思想或者别的什么思想指导国家建设,就不能叫作社会主义,就背离了现实性的客观要求。可见,人类社会确定不移的发展趋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规定了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各行各业的繁荣必须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指导思想,而不能仅凭主观愿望任意选择,否则,就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指导思想同样也要顺应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体现中国客观现实和历史进程的内在要求。

  2.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中国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

  习近平提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3]。鸦片战争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寻求救亡图存之策,一大批仁人志士对此进行了艰难探索。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他们所开的救亡图存处方,对外不能有效抵御强敌,对内不能救民于水火。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的探索中,提供了对当时社会的正确认识,把握了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即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愿望。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一直幻想用资产阶级思想或中国古代某些学说作为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但是,只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确揭示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系列社会发展规律,解决了我国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难题,实现了社会的深刻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体现了人民群众追求富裕生活的愿望。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的自主选择和历史规律运行相互作用的结果,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4]。

  3.背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历史教训

  习近平重视对中外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历史进行研究,主张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增强建设国家、建设党的信心,希望在战略决策中避免重大失误。因为,此前,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有过一些失误,其中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文化大革命 ”。期间,哲学社会科学界也进入严冬,学者创作的积极性受到压抑,整个学界处于单调、畸形的发展状态。进入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5],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论断,整个国家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哲学社会科学才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科学总结苏东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既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历史性曲折增添了压力,也给我国带来许多教训和启示。其中,一个严重教训就是苏共中央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奉行错误理论,鼓吹所谓“公开性”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指导思想错乱必然导致党的组织涣散、哲学社会科学迷失方向、国家陷入瘫痪、人民政权解体,必将给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巨大损失。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另一个教训是要正确面对西方敌对势力不遗余力地宣扬资产阶级理论、诋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他们宣传历史虚无主义,否定苏共历史的价值,诋毁领导人的形象;宣扬宪政民主,诋毁人民民主制度;把资产阶级的主张当作“普世价值”,对苏东国家变本加厉地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动摇苏东执政党领导集团和高级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引诱他们假“改革”之名,实则走资本主义道路。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反共反苏的险恶用心,苏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没有发挥揭露谬误、维护真理的作用,一些人甚至成为资产阶级理论的俘虏和帮凶。

  中外社会主义兴衰史的经验教训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背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就会产生灾难性后果。只要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就会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发展就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6]。哲学社会科学在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可以也应该大有作为。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现实依据

  习近平认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理论”[7]。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充分必要条件,具有现实必然性,是实现中国梦的思想保障,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所作为的前提和基础。

  1.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现实必然性

  习近平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8]。对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人民群众高度认同。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保障、脱贫攻坚等民生问题,得到大多数群众拥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探索和揭示了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回答了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比如,分析和把握我国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探索和运用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提出人民拥护的发展目标,明确深化改革的大政方针,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等等。更可贵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展示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强大能力,通过统筹谋划“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创造性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等解决现实问题的对策,其在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在全世界被誉为

  “一枝独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焕发出勃勃生机。可见,这一理论能够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显示了强大的解释现实问题的能力、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引领未来发展的能力,具备作为指导思想的现实必然性。

  2.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的现实需要

  当今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已经超越温饱的需求,上升到对优良环境的向往、和谐社会的期盼、扩大自身权益的追求以及对有保障的富裕生活的憧憬等丰富内容的新阶段。怎样把人民群众朴素的、合理的良好愿望变为现实,增强其实现的可能性,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实现人民群众良好愿望的根本指针,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习近平认为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加强党的理想信念和思想建设,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价值意识的升华和价值追求,是辨别是非、凝聚共识、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兴国富民的灵魂。党和国家思想建设的本质和要求决定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顺应、引导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主动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和践行的方式,为党和人民提供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就要自觉抵制有害价值观念,防止和避免一切不良思想的侵扰,实现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如果忽视思想建设,低级趣味、金钱至上、自私自利等有害思想就会泛滥成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就会增加,生产效率就会降低,人均收入就难以稳步增加,甚至会出现停滞和倒退,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良好愿望就会成为镜中月、水中花。更严重的是,忽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已经建立的共同思想基础就会动摇,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就难以实现。

  习近平在论述中国未来的宏伟蓝图时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可以也应该大有作为。”[10]奋斗目标、中国梦等宏伟蓝图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追求,是对人民群众新的现实需要的升华,其根本特征就是人民性,其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这一事业本身就内在地包含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必备因素。因此,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动摇,我们才能在实现宏伟蓝图的进程中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属于人民这一初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把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转化为国家发展的动力和有效行动。如果在指导思想上摇摆不定,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各个领域就存在否定党的领导、背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风险,最终,哲学社会科学不仅不能大有作为,而且很可能成为实现宏伟蓝图的障碍。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11]能否完成好这项重要任务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思想建设能否成功、党的执政地位能否稳固、宏伟蓝图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比如“大众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让普通群众了解、认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而这一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被先进理论武装的人民群众会自觉抵制各种干扰,愿意听从党的召唤,主动致力于坚持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现中国梦就会获得无穷的力量。但是,普通群众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有时并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真正利益和长远利益,有些群众甚至为了眼前的利益,不顾长远利益,追求次要利益,伤害根本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社会科学就有义务帮助群众,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其最大利益。相反,如果哲学社会科学不了解中国国情,不清楚时代特征,不懂得大众需求,不仅不利于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还有可能走上修正主义、崇洋媚外、脱离实际、脱离民众的邪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是战略谋划和奋斗目标,是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而党和国家的思想建设是达到这个目标的重要保障,也是党和人民的精神需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而努力,这代表了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在“五位一体”的建设中向人民提供合乎其现实需要的劳动产品,才能促进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才能从维护人民群众的长远需要、根本需要、整体需要出发,更好发挥作用。

  3.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

  习近平指出: “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研究什么,主张什么,都会打下社会烙印。”[12]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追求客观性、规律性、普遍性,但哲学社会科学大多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会自觉或者自发地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对善恶、美丑、对错进行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行为背后隐藏着价值观、阶级观和利益观。西方学者大都承认哲学社会科学难以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即便是科学技术知识本身也带有意识形态的特征,发挥着为现实辩护的意识形态功能[13],更不用说哲学社会科学了。哲学社会科学意识形态性的特点决定了其发展必然受某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引导和支配,自觉或自发地为某一阶级服务。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新自由主义、新干涉主义、新霸权主义等西方思潮,其本质主要表达了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诉求。当前,有一种观点值得我们高度关注。这种观点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只有远离意识形态,才能探讨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性太强,阻碍学科的专业化、学理化发展。他们把西方的一些哲学社会科学观点视为真理,把西方学者的评价视为权威评价,忽视其固有的意识形态性,存在“‘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14]的严重问题。对此,哲学社会科学应该真正理解“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刻含义,清醒认识哲学社会科学所固有的意识形态性,克服崇洋媚外的不自信缺陷,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15]。

  4.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现实危害

  习近平指出:“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16]不仅如此,为吸引眼球、引起关注、获得利益,一些人无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片面夸大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还有的作品脱离昂扬奋斗的时代背景,脱离人民群众的需求,迎合低级趣味,宣扬金钱至上,制造文化垃圾,等等。上述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任其发展,将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首先,“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正能量,能够抵御和防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害,使国家发展保持了正确的航向。可见,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自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才能树立好的学风,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哲学社会科学不仅不能发挥传播正能量和抵御错误思潮的功能,而且还会陷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各种错误思潮的泥潭。

  其次,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难以抵挡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渗透和侵袭。为了抹黑中国,一些西方舆论把中国梦故意曲解为霸权梦,把中国正常的国际经济活动夸大为经济扩张、经济殖民,把民族分裂分子美化为人权斗士,等等。如果缺乏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很容易被这些混淆视听的观点所蒙蔽。其实,各种仇视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内外组织绞尽脑汁针对中国现实存在的问题,传播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错误观念,妄图瓦解社会主义信念。如果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对之进行批判,不能提出创新性的解决现实问题的对策,这些错误观念就会渗透和扩散到各个领域,引起思想混乱和迷茫。

  再次,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还会导致指导思想多元论的泛滥,造成“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18]的严重后果。历史经验证明,只要指导思想多元论有了传播的市场,主流意识形态、思想领域随之发生混乱,人们莫衷一是,政局跟着动荡,就会破坏一心一意搞建设、团结一致奔小康的良好局面,中国良好的发展势头将发生逆转,甚至很可能重蹈苏联的覆辙,“最终酿成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19]。另外,容忍指导思想多元论传播,个别立场不坚定的学者就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化为敌人的同盟者,成为安定团结的破坏者,也会使其传播的有害的思潮成为腐蚀健康心灵的毒药和国家败亡的催化剂。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理论,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指导思想,这一理论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是认识、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和可贵的精神品质,是哲学社会科学抵御错误思潮、保持正确方向、开拓创新的最重要理论基础。

  1.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宝库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20],成为滋养哲学社会科学成长的重要思想源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普遍适用、超越国界、与时俱进的特征。例如,其关于世界物质统一性、客观规律与人的能动性等原理,是我们认识自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等论述,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与认识、真理与谬误等相互关系的原理,一直是我们观察世界,追求真理,避免谬误,进行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认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能够转化为我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帮助人们更好地观察事物,是发现事物运行规律的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21]。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被科学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看待世界的根本观点,因而是科学的世界观,同时也是科学的方法论。确立正确的世界观,掌握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增强抵御错误思潮的自觉性,提升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轨道健康发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源泉,就不能不克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无用论”。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一百多年后,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后工业社会,其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等状况已经不同于马克思创造学说的年代,因此,马克思的学说已经过时和无用了。事实上,资本主义目前还没有能力解决其本身所固有的矛盾,经济危机还在周期性地爆发,贫富差距、民族对立仍然严重,资本主义制度依然是血汗工厂、民族歧视、武力威胁、掠夺、战争等的根源。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制度弊端仍旧存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依然有效。可以说,“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22]。而且,“过时论”和“无用论”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创造的学说,而看不到后继者对这个学说的运用、丰富和发展,这样的观点是片面和错误的。从历史进程看,马克思主义随着世界社会的发展、现实生活的变化,其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改变。在中国,由于发展阶段不同,所面临的时代主题不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展现了勃勃生机。无视这些变化事实,“过时论”和“无用论”显然是荒谬的,缺乏说服力。

  2.阶级立场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导向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观点,强调自己的学说秉持实现工人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历史上,统治阶级的学说往往打着为了所有人、超越阶级性的旗号,不敢承认其学说的阶级属性,就像当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宣扬普世价值一样,极力掩盖其真实本质。而“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阶级意识”[23]。这一理论公开申明自己学说的阶级立场,公开承认自己的学说就是为工人阶级、为无产阶级服务,鲜明的阶级立场是其学说的重要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反对剥削、压迫,追求公平正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始终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始终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拥护。

  习近平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以实现各个阶层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诉求为己任,注重实践创新,以民生问题为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及时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社会保障、环境污染等具体问题,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不仅如此,鲜明的阶级意识还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24]。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而不是站在个人、小团体立场,更不是站在敌对势力的立场,应该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根本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价值理念已经影响了国际社会,形成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的外交方针和主张,使中国在国际上逐步增强话语权,提高了文化软实力,多次破解“中国威胁论”和各种围堵中国的图谋。

  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在国际政治方面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进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占人口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体现在经济方面就是提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分享发展成果,

  促进共同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作出贡献。在维护和平方面就是积极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种族主义,维护全世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为防止歧视、掠夺、屠杀和侵略战争作出贡献。在促进世界共同进步方面就是积极参与世界反贫困事业,介绍中国反贫困经验,在力所能及

  的情况下向贫困国家提供援助,惠及落后国家的贫困人口,为建立惠及大多数人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贡献。

  3.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是哲学社会科学“伟大的认识工具”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阶级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方法共同组成方法论体系,这些方法善于把握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真理与价值、一般与个别的辩证统一关系,其方法论

  “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25]。运用正确的方法就会事半功倍,可以透过重重迷雾认识到事物的本质,阐明事物的真相。比如对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诸多错误思潮的批判,“如果没有唯物史观作指导,不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阐释是批不透彻的”[26]。

  2016年元月,习近平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会上,用较大篇幅谈论辩证法和协调发展问题。他从对立统一的整体性出发,总结了辩证法的精要,梳理了经典作家关于辩证法的论述。从历史进程出发,深入分析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运用辩证法处理中国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协调性问题,寻找中国处理协调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他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列举了影响协调发展的一些具体矛盾:发展手段与发展目标、发展优势与制约因素、平衡和不平衡、机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发展短板和发展潜力等。他用矛盾方法提出了解决协调发展问题的新思路,即把握全局处理好各种矛盾问题、抓好重点、补好短板就能促进我国各方面的协调发展[27]。

  怎样才能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呢? “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28]而必须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必须联系实际,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活的灵魂,科学地使用马克思主义方法,防止机械套用、歪曲使用其方法。比如,有的人认为“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29],就违背了实事求是的认识方法。不考虑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完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单一公有制、消灭雇佣劳动制度等观点,来否定当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看法,无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变革的成果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高的事实,这种以偏概全、脱离中国国情的过激的思想认识,表面上是在维护群众利益,其实际效果却与之相反。我们当然要正视和逐步解决改革中的具体矛盾和问题,但决不能让中国倒退到曾经走过的“一大二公”、共同贫穷的老路。宣扬“宪政民主”的学者,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主”“宪政”等话语,通过脱离具体话语情景、曲解话语本意、肢解思想整体性等手段,论证他们自己主张的合理性,这种脱离中国实际、貌似合理的主张只能把中国引向邪路。

  4.实践品格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路径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30]这一鲜明的品格是在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认识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既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列宁主义指导的十月革命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表明其理论使世界发生了从来没有的积极变化。毛泽东思想诞生于中国革命实践,又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建立了新中国,引领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发展,又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品格。这一品格还体现在马克思及其继承者们勇于亲身实践的工作风格。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与和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列宁领导并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常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创立者、引领者、推进者,是战斗在一线的总指挥员,是反对空谈的实干家。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强调密切联系现实生活,关注群众需求,重视思想来自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实践品格是马克思主义生生不息、充满活力的现实源泉。实践品格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沉下心来,深入现实,倾听群众呼声,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亲历的社会实践中,“研究和回答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31];在涉身其中的实践中寻找解决时代性课题,为开创和推进党和人民的事业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

  实践品格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开放性以及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现实生活丰富多彩、永远处于变动状态,以生产活动作为人类基本的实践形式永远处于进化状态,这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复杂关系同样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之中。因此,不论何种理论要跟上时代的变化,就必须对现实新生事物持开放态度,必须随着实践的进化而进化。科学技术为什么能不断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科学技术密切关注实践,在实践中不断纠正错误,不断提出新的理论和新的技术方案,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改变世界为己任,提倡从实践出发,从现实出发,其理论必然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离开现实生活,离开实践活动,与时俱进就成为空话。

  5.批判精神是哲学社会科学纠错、创新的武器

  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是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可以说仅有对已有理论的认同而没有分析批判,就容易思想僵化;没有学术争鸣,就会导致一潭死水,就难以形成创新的思想氛围,就不能发现新问题,就难以提出创新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3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深刻、广泛和彻底的批判中,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为他们所处时代存在的重大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为人类社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前辈的批判精神,毛泽东著名的著作《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等就是在批判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基础上完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批判精神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精神气质。自我批评强调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反省、反思,找出犯错误的根源,然后纠正错误,提升自身思想境界,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效果。邓小平在谈到自己的成绩和错误时,曾谦虚地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33],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勇于自我批判的伟大品格。正是这种自我批判精神,使中国共产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等错误,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习近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对现实、传统文化、外来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批判性考察,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他提出了批判的目的——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概括了批判的原则——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他总结了批判性对待中外文化的方法,即“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34],主张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西方文化适用的就拿来借鉴吸收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这些主张就是基于批判精神而提出的新观点、新要求。

  习近平特别重视自我批判他一再强调这一优良传统的重要性称这一方法是党解决自身问题的法宝和武器,提出,“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35],

  明确了自我批评的方式方法,要公心不要私心、要客观不要偏见、要诚恳不要虚伪、要正大光明而不是背后嘀咕。他主张“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明确了对待错误应持批判性态度,

  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36]。

  在中国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中,存在批判不足和过度批判、盲从跟风和简单否定并存等消极现象。这容易导致研究成果平庸,创新度不高、针对性不强、影响力不大。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培养合理的怀疑精神,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敢于并善于开展批判与自我批判。勇于接受批判,正确对待批判,是哲学社会科学进步的必要条件之一。仅仅善于批判别人,而不善于、不愿意听取不同意见,或者动辄把批判性声音看成恶意的攻击,这不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进步。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每一个重大发展,都伴随着质疑之声,通过和不同意见,特别是和批判性意见交锋,不断调整、修改、完善既有的理论,才能一步步靠近客观真理。不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就没有理论和实践的变化,更不可能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编辑:黄华德)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

  [2]陈先达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

  [3]王伟光:《人类思想史上的新历史观》,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4]邓纯东:《自信源于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7日。

  [5]侯惠勤: 《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及其当代发展研究”(16CKS003)、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长征精神与贵州革命老区发展研究”(15JJD770033)的阶段性成果。

  [1]习近平: 《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中共党史研究》2011 年第10 期。

  [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117 页。

  [3]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9 页。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8 页。

  [5]《习近平党校十九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第53页。

  [6]《习近平党校十九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第140页。

  [7]《习近平党校十九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第6页。

  [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7页。

  [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页。

  [1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页。

  [1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10页。

  [1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1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73页。

  [14]《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01页。

  [1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

  [1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1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页。

  [18]转引自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页。

  [19]邓纯东:《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2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

  [2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22]〔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7页。

  [23]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理论导报》2009年第4期。

  [2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2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页。

  [26]王伟光:《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8期。

  [27]《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91-394页。

  [2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2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3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页。

  [3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页。

  [3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33]《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3页。

  [3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35]《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86页。

  [36]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