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增强党建理论的理论性、系统性、科学性和创新性，是新时期党建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有效解决党内存在问题的现实需要以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的实践需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构建要遵循 “原初内容”到 “理论重塑 ”的建构逻辑。党建实践的发展要求对党的建设的理论进行总体性、系统性梳理，理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党建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之间的逻辑连贯性，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原初内容。不仅如此，还要进一步对党建理论的原初内容进行 “理论重塑 ”，从而形成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形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体系；中国特色；构建逻辑

　　作者简介:刘先春 ( 1963－)，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甘肃兰州 730000);王小鹏 ( 1987－)，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甘肃兰州 73000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2016年 3月 23日，习近平在全国党建研究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强调要 “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 ”。在建党95周年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党的建设关系重大、牵动全局 ”[1]。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推进，更加迫切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党建理论体系。

　　一、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必要性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包括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基本思想、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等在内的理论成果，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具体时空背景并在自我建设的实践中探索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而不断发展，它包括毛泽东思想党建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2]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和导向，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归属。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就是因为只有推进党建理论创新，党才能解决好面临的历史课题和完成时代赋予的艰巨使命。中国的实践逻辑决定党的建设必须进行理论创新。党的建设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自觉自为的主体性塑造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不断的自我调适、自我更新和自我治理来建设既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又永葆生机活力的执政党。因此，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增强党建理论体系的理论性、系统性、科学性、创新性和时代性，不仅是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党的建设的实践需要。

　　1．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体系是新时期党建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理论的说服力、预见性和指导性基于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彻底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首先是对中国实践问题的解答，这突出反映在党的文献中尤其领导人个人思想之中。这些理论直面中国具体现实问题，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然而，这些观点主要是一种文本式的自然思想体系，缺少系统性的总结梳理以及逻辑上的推理和论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分散在具体文本形态或理论形态之中，其内在逻辑结构并没有完整地呈现出来，这使党建理论的体系性和理论性不足，制约了党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就是要增强党的建设的科学性和总体性，从理论上对现有党建思想进行总结、梳理和重塑，使党的建设思想从“自成”的文本形态向“构建”的理论体系形态转变。现实来看，党建理论研究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制约着党建理论本身的发展和完善。首先，有的研究将党的建设附在党史研究之下，过分注重经验总结，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建理论的时代性和指导性。其次，现有党建理论的研究视角多聚焦于现实问题，解读性研究多，深刻理论分析少;局部性研究多，总体性研究少;分析当下问题的多，联系历史和未来的少;重复性研究多，独创性研究少等等。这不仅导致党建理论缺少理论说服力，而且使党建理论研究呈现碎片化、浅显化、复制化和短期性的倾向，而缺少整体性、长远性和预见性的研究。最后，有些研究者忽视党建理论的党性原则和人民立场，打着“纯理论 ”的旗号消解党的建设的政治性，有些甚至套用西方政党理论框制党的建设。以上种种研究削弱了党建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迫切需要构建完整的党建理论体系。

　　2．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是解决党内存在问题的现实需要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党的建设的现实出发点。“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事情要办好首先就要把党的事情办好，反过来，党内问题的解决对于办好中国事情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3]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党治国理政面临着严峻形势，同时，党内存在着“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这些都是党的建设难以绕开的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习近平强调: “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会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4]全面从严治党以党内现实问题为着力点，探索党自身治理现代化的“善治”状态，目的在于锻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党有机体，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能力，实现“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的目标，这就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体系。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就要从总体上提炼党的治理方式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深化党建规律的认识，为党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撑和思想引导。

　　3．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符合中国实际、反映时代要求以及体现人民根本利益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特殊的国情，决定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必须有一个‘特殊的政党’来领导。”[5]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拓的前提和关键。实践和历史证明:党和人民事业的持续前进离不开党的建设的跟进，党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大变量和根本支撑。然而，这种实践和历史的经验尚未完全转化为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不仅不利于清楚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党的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更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推进。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首先就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党的建设的内在规律，从理论逻辑上证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必然性、正当性和有效性，进而揭示党的建设的生成逻辑和理论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动态开放的实践过程，在时间轴上它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的奠基性贡献为初始点，以“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为当下行动的目标使命，以科学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直至共产主义为未来指向;在横向上它则是人民的奋斗、理论的探索和党的建设的同向展开，党的建设作为支撑线始终贯穿在其生成发展的过程之中。因此，只有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揭示党的建设的根本逻辑，才能更好地在实践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两大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必须从党的建设的原有理论成果出发，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寻求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在历时性维度上，需要从总结和梳理毛泽东党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中国化马克思党建理论体系内在的逻辑连贯性，从而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原初内容。在共时性维度上，需要从总体上对党建理论的原初内容进行理论“重塑”，从而探索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体系的逻辑框架。历时性的理论梳理和总结是共时性理论重塑的前提和基础，而共时性的理论重塑则是历时性理论梳理的凝练和深化。

　　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由“伟大的工程”到“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性转变以及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化。党的建设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党不断前进的理论支撑。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两大成果，毛泽东党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1．毛泽东党建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源泉

　　毛泽东党建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党建理论成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奠基性和开创性成果。它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里如何锻造出先进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

　　首先，毛泽东开辟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他强调，在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坚定的革命政党，因此，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6]。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提出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总的方向和目标。同时，党的建设必须围绕党的历史任务来进行，同制定与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相结合。其次，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根本命脉。他强调: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7]再次，毛泽东确立了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实践方式。从思想建设来看，毛泽东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他深刻分析党内的阶级构成和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突出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8]，提出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着重从思想上锻造拥有无产阶级觉悟和战斗力的合格共产党员，使党成为“共产主义熔炉”。同时，他强调，思想教育具有前提性和根本性，它是党团结全党进行伟大革命的中心环节，离开了思想建设，党的任何政治任务都难以完成，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建党学说。在组织建设上，毛泽东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他指出，党要有力量，就必须“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9]。他不仅清楚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原则，而且深刻分析了民主和集中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同时，他指出，要运用正确的干部政策有计划地培养才德兼备的干部，要善于识别干部、使用干部和爱护干部。他还强调要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在作风建设上，毛泽东确立了党的作风建设的基本理论依据。他指出，党的作风是强化党性的重要方面，作风不纯就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要通过整风形式来解决学风、党风和文风问题。作风建设具有强大的引导示范作用，他还指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0]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示。纪律建设上，毛泽东强调巩固党的纪律是增强党集中有力、统一行动的必要保障，他最先提出要制定党内法规来规范党内关系。同时，他还最早制定了“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用铁一般的纪律建党管党。最后，毛泽东对党的建设进一步深化进行了积极探索。如，他指出民主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实质上涉及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问题。他还从党执政后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角度出发，对全党提出“两个务必”要求。甚至，他还以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历史眼光指出“党的消灭”问题，认为党就要不断努力奋斗和创设条件来促使阶级、国家权力和自我消亡，而“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11]。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党的制度建设以及党的领导方式方法等，如健全党委制、领导人的领导艺术和党委的工作方法等。以上诸多思想和原理是有机联系的，这些基本构成了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和理论准备。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是党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创造的关于党的建设新的理论成果。这一理论体系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具体的执政场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着重回答了如何建设合格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根本性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党的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是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继承和创新。第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事业来展开，党的建设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路线，为此，党的建设具体目标要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期望而不断调整创新。第二，党的历史方位发生变化，党的建设就是要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邓小平较早提出: “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12]而“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于不善于领导”[13]。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以党的建设为根本前提和内在支撑。第三，党的建设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不断追求理论创新，要强化思想建设的基础性作用，注重理想信念的教育。要注重党的组织队伍的建设，培养合格的党员领导干部，不断健全民主集中制。要充分发挥制度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作用，构建科学完善的制度体系。党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党群关系问题，要把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与时俱进地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第四，党由“一个先锋队”到“两个先锋队”的提法，旨在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更好地在人民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4]。要解决好党的两大历史性课题，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以及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五，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用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指导、保障和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从伟大工程到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性行进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全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党建思想，党的建设的主题、目标、主线、总体布局等逐渐明晰和完整。需要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由不同部分组成，各部分也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改革开放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和共产党人都对这一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各组成部分的理论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邓小平党建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奠基和开篇，之后党的建设理论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不是“完成式”的理论成果，而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之中。作为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在整体上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党建思想。

　　3．毛泽东思想党建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都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独创性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党建理论具有时间上的顺承性、逻辑上的连贯性和理论上的创新性，两者都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独立管党治党的理论探索。首先，两者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都以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理论宝库，都属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组成部分。其次，两者的理论创造主体都是中国共产党，两者都是党在完成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再次，两者都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和中国特色，都融入了时代性特征和民族性特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推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主体自觉和创新能力。最为关键的是，两者具有共同的理论特质，都印刻和贯穿着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灵魂命脉、恒定不变的价值追求、坚定不移的价值归宿。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党所处的时空场景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建设面临的具体问题发生了变化，党的建设理论所涉及的时代任务、具体目标、历史课题、主要布局等也不一样了。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前进是一个动态过程，党的建设必然也是不断调适和创新的动态过程，这就决定了党建理论体系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然而，党建理论的发展并不是隔断式发展，而是遵循“承”与“进”的理论发展逻辑。革命党和执政党具有不同的内涵和使命，革命遵循斗争逻辑，执政遵循建设和治理逻辑，但不能因此割裂毛泽东思想党建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割裂革命党和执政党之间的内在关联必然导致党的自我迷失和自我异化。革命党不是为革命而革命，而是以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为未来指向，它预含着执政党的追求和属性，而执政党并不是完全抛弃革命党的身份，它继承了革命党的精神和情怀。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根本所在，也是党建理论保持反思性、革命性和创新性的根本所在。“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15]党的建设的理论发展引导党在“变与不变”的动态逻辑中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不变”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革命基因，是共产党的奋斗精神和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变”的是特定时代条件下共产党人的具体使命，是共产党人的领导、执政以及管党治党的方法路径。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基本逻辑框架通过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两大成果”的纵向梳理和整体把握，我们呈现出了党建理论的原初内容，而只有对此原初内容进行逻辑上的进一步“重塑”，才能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形态。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理论前提: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基因和远大追求，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16]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党保持本质属性的关键，是共产党强根固本、初心不改的关键。只有充分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答好“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这一首要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理论源头、理论特质和理论底色，离开马克思主义这一本质规定性，党的建设的理论发展就会偏离正确方向。

　　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是内在统一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诉求。恩格斯多次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7]任何教条式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且难以解决中国及中国共产党党内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不是为了削弱和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和列宁，不是为了单纯地强调党的建设的特殊性和特色性，而是为了更好地趋近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整体性和普遍性。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撑，是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党建理论必须始终以共产主义为价值指向，以理论的科学性、彻底性捍卫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定性，保持党建理论不断创新的生机活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8]党和人民的事业是一项开辟性、独创性的事业，没有现成经验、理论以及模式可以参照，在此过程中党的自身建设也面临着风险挑战，这就客观上要求党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探索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实事求是不仅贯穿于党建理论发展的全过程，并且渗透在理论的各个层面和部分，是理论体系得以构建的思维前提和根本方法。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主题: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主题而展开，其理论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基本经验和规律，其实践对象就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理论对象和实践对象是内在统一的。

　　“建设什么样的党”回答应然层面的问题，主要涉及党的建设目标体系，“怎样建设党”回答实践层面的问题，主要涉及方法路径。“建设什么样的党”实质就是建设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在于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本质，然后依据党的历史使命和历史方位的变化确定具体目标。因此，党的建设的具体目标围绕党的建设实践需要而适时调整。毛泽东首先确立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目标，邓小平明确提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19]。江泽民强调:“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0]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21]而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了“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22]的建设目标。可见，党的建设的目标是一个既保持传承性又具有创新性的动态体系。“怎样建设党”侧重揭示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以科学理论、制度和方式来推进党的建设。目标层面和实践层面是有机联系的，体现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因此，“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始终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对象和主题。

　　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 “为什么要建设党”

　　回答“建设什么样的、怎样建设党”的主题就必须从理论上回答好“为什么要建设党”这一前提性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已经被历史和实践所证明，但尚未从理论逻辑的层面进行系统透彻的论证，这使得党的建设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缺少理论证明。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生成以及党的建设的逻辑生成进行理论论证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体系凸显理论特质的基本起点和逻辑前提。如果不能回答好“为什么要建设党”这一前提性问题，党的建设的理论地位和现实意义就难以得到合理定位，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基本原理和基本内容等就难以以理论体系的形式得以凝练和重塑，中国化党建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就会缺失。党的建设的逻辑生成就是要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源、从中国的近代实践历程、从党的现实场域、从传统文化的优秀积淀等向度充分论证党进行自我建设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是具有独特优势并具有强大自我塑造和自我保全能力的政党，正是党的建设“永远在路上”，党才保持着自我调适的蓬勃生机和是其所是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性。

　　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核心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马克思主义具有彻底的人民立场，以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其理论的逻辑旨归。马克思指出: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3]中国共产党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的高度凝练和提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24]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归宿，也是党建理论体系得以建构的理论轴心和动力源泉。“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这一理论归宿，这是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保持生命力的根本所在。”[25]为人民服务实质上回答的是党建理论“为什么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抓住了党赖以存在的根本命脉和党的建设的内在灵魂。一方面，这有助于党摆脱异化为特殊利益集团和走上宗派主义之路的风险。另一方面，它有助于防止主仆关系的颠倒转化，解决一党执政在“寡头统治铁律”支配下可能产生的寡头统治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律”提供了根本性的价值引导和方法支撑。

　　5．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理论支柱:党的建设和伟大事业的关系论、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论、党的自我塑造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支柱理论是对党的建设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的反映。党的建设的实践历程给我们的根本经验和启示就在于: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走符合中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党建之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26]党的建设要结合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需要来推进，党的事业的具体性和动态性决定了党的建设也是具体和动态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成就的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党的领导的坚持以改善党的领导为支撑，而改善党的领导就在于加强党的建设。因此，党的建设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关键，党的建设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和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动态循环往复中不断向更高阶段推进。党的建设从根本上讲是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建设。不同于西方民主政治孕育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是依靠博弈、制约、竞争等外力来推动发展的政党，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先锋队”性质并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贤治”基因的政党，这就决定了党的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源于自身而非外力。因此，中国共产党是“内力塑造型”政党，根本上依靠“内力”来增强党的“自我”净化、完善、革新和提高能力，保持党的自主性、整体性和同一性，这是党的建设得以有效运行的根本动力逻辑和独特优势。以上是对党的建设的一些基本规律认识，党的建设规律的探索永无止境，党建理论体系必须在不断深入探索党的建设的规律中构建。

　　6．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一条主线，五大建设

　　随着党的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针对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和基本工作布局，逐步探索出“一条主线”和“五大建设”的党建基本内容，着重从实践上回答了“怎么建设党”的问题。党的建设的主线就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党的执政能力聚焦于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的执政自觉性和行动能力，不仅为探索国家现代化治理模式提供重要支撑，同时也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重要保障。先进性建设抓住了党能始终保持生机的关键和根本，“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27]。党的先进性不是既成的、静止的，而是具体的、动态的，中国共产党只有顺应形势发展、不断创新调适，才能立于时代前列而保持自身引导力。纯洁性建设强调党要保持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纯粹清正的原初状态，防止党的腐化和变质。党的建设主线的三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党的建设主线有效应对党的建设面临的根本问题和时代课题，是对“怎样建设党”这一现实问题的关键解答，它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是党的建设实践推进的“灯塔”。对于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落实党的建设，党的建设逐渐形成了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制度等五大建设布局。思想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注重首先从思想上建党是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也是党的建设的中心环节和显著优势。思想建设的核心在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从思想上灌注和培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意识和精神追求。组织建设主要涉及党的组织制度、干部队伍、党员队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等内容，重点在于培养合格的党员、干部队伍，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党的作风是党内在本质的外在彰显，是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作风建设涉及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等内容，其核心在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腐败是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腐败问题不仅严重危及党的生命，甚至会断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反腐倡廉建设的关键在于保持权力的人民归属性和公利特质，防止权力蜕化为个人或组织谋取私利的工具和手段。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之道，是党的建设最为基础、最为可靠、最为稳定的依存载体，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建设科学完善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保障机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需要指出，党的建设的五大方面围绕党的建设的实际工作而展开，五大建设并没有穷尽党的建设的全部，而只是提供了基本的实践遵循。同时，五大建设之间并没有完全明晰的界限，它们彼此存在一定交融区间，如果离开其他建设的辅助和支撑，任何一种建设都难以取得实效。因此，五大建设是有机联系和协同共力的统一整体，要防止孤立地、碎片化地对待各方面建设。

　　7．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实践要求:全面从严治党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指导实践，党的建设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实践问题。实践是党建理论的起点和终点，是党的建设的理论之本。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突出优势就在于，它不是从抽象的思辨王国中反观自身、塑造自身，而是从现实具体的活动中来锻造自我、提升自我。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奠基于党的建设的具体实践，反过来最终服务于党的建设实践，从而使理论力量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从理论上回答了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问题，但要使这些理论转化为现实力量，则需要根本性中介。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的当下实践形态，将理论自觉性融入实践自主性之中，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构建起了党的建设从应然逻辑到实然逻辑的根本中介。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和落实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发展进入新境界。首先，全面从严治党同时内含着党的建设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是党的建设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创新相结合的动态行为过程。其次，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建设向管党治党的方向转化，突出反映了党强化自我治理的实践自觉性和对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化。最后，全面从严治党立足于党治国理政及党内存在的现实问题，将党的建设的理论统合到严紧硬的治党行为之中，有利于探寻总体布局、协同共治的管党治党新模式。总之，全面从严治党将党建理论重新奠基于实践之上，有利于挤压党的建设的理论泡沫，它是中国共产党“找回自我”“塑造自我”“提升自我”的具体实践过程，为党建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生长点和落脚点。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文化基础研究”(11XDJ01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页。

　　[2]《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2页。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4页。

　　[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50页。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1006－1007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2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8页。

　　[9]《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8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页。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8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6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4页。

　　[1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19页。

　　[1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

　　[16]《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88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20]《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21]《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2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3页。

　　[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8页。

　　[25]刘先春、王小鹏:《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六个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2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页。

　　[27]《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07页。

　　参考文献:

　　［1］何理主编:《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建设》，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

　　［2］高新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若干理论问题思考》，《理论探讨》2016年第5期。

　　［3］张世飞:《论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6期。

　　［4］祝灵君 :《党建研究:定位、框架与趋势》，《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2期。

　　［5］王建国、江家城:《试论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