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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百年来,影响中华民族命运的最重要思想是什么? 毫无疑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其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一样,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取得了巨大成就,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列宁著作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五四运动前后,列宁的名字、生平、肖像以及思想、著作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著作的传播一道,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重要作用。
1.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中国的影响
在中国,较早与列宁有交往的重要人物要数孙中山。1896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伦敦,写了《伦敦被难记》,并与此时也流亡伦敦的一些俄国民粹派革命者有过多次接触。圣彼得堡的《俄国财富》杂志上刊登过孙中山根据这些晤谈所写的详细报道,不仅如此,该杂志1897 年第5期和第12期还译载了孙中山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以及《伦敦被难记》两文。“从此以后,孙中山的名字就在俄国先进分子中间传播开来。”[1]从1911年起,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明星报》(《Звезда》)开始连续报道中国革命的情况,从而使列宁对孙中山有了初步的了解。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孙中山于次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列宁为之振奋。1912年1月5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会议上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 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这场革命使世界得到解放并正在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派,表明俄国无产阶级怀着深切的热忱和衷心的同情注视着中国革命人民获得的成就。”[2]列宁还陆续写了《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等多篇论文,高度评价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意义。
据宋庆龄回忆,孙中山在流亡、游历欧洲期间就知道了列宁以及俄国革命的情况。她说: “就在这一海外活动时期,孙中山根据他当时的理解,制定了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工人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 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3]她还说:“孙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国革命,并且密切地注视着它的进展。他在听到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时高兴到了极点, 在1918年,他拍给列宁一个电报,祝贺这个伟大的胜利。”[4]
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三天,即1917年11月10 日,上海《民国日报》就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为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次日,该报又以“俄国大政变之情形”为题,对十月革命的经过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1917年12 月28日,《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了杨匏安的文章《李宁胜利之原因》,介绍了列宁的一些观点, 这里的“李宁”即列宁。1918 年3 月,《东方杂志》第15卷发表《述俄国过激派领袖李宁》一文, 该文译自一位日本学者的文章,简要介绍了列宁的生平以及他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情况,还介绍了列宁的一贯主张,如“政权全部当归劳兵会掌之”(即“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以及苏维埃政府的政策等,该文还附有列宁的全身照片。
可见,在孙中山时代,中国人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已经有所了解,但并非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也非真正懂得列宁主义。只是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压迫的加深,并通过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把列宁的名字、生平、照片以及思想、著作逐步介绍到中国来,中国的先进分子才逐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到只有走俄国人的路,才能完成中国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的任务。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2.五四运动时期列宁著作的传播
在中国,最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1918年7月1 日,李大钊发表第一篇欢迎十月革命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他认为俄国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11月,李大钊又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 的胜利》两篇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事业,这里的“Bolshevism”即布尔什维主义。他指出,“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 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1shevism 的凯歌的声”[5]56,“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5]110。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十月革命的研究和宣传,完成由革命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1919年5 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乃是“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5]229,这是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标志。在
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积极翻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9月1日,北京《解放与改造》创刊号(第1卷第1期)上刊登李宁所著《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一文,即列宁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这或许是迄今最早的一篇列宁文献译文,由金侣琴(金国宝)自英文转译。这里的“鲍尔雪维克”即后来翻译的“布尔什维克”。该文译者对译题作了如下解释:“‘鲍尔雪维克’一字,或译过激派,或译广义派,均不甚妥善,试从音译。”同年12月15日该文又以“俄罗斯之政党”为名刊登在北京《新中国》杂志第1卷第8号上,由郑振铎节译。这篇文章谈了俄国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各政党的现状及对国家形势的态度,对当时中国人反封建、争民主等有重要启示。金侣琴在《解放与改造》1920年3月15日第2卷第6期上还发表了《建设中的苏维埃》,即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节译。
1920年初,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翻译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下设一个翻译小组叫“亢慕义斋”, 即共产主义小屋,主要负责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据该小组成员罗章龙回忆:“十月革命后一两年,我们开始较多地翻译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中间李先生(即李大钊)也亲自参加了,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前者花了很大气力完成初稿,后者只翻了一半,由于忙于工人运动就搁下了。”[6]由此看来,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也是译介和传播经典著作的先行者。
1920年李大钊和陈独秀相约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年4—5月,陈独秀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内部称“中国共产党”,对外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史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不久之后,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济南、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也逐步成立,董必武、毛泽东等分别是这些小组的负责人。这就为有组织地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奠定了基础。
1920年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苏联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建立一家名叫“又新”的半秘密印刷所,于8月出版第一本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即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由陈望道根据该书的英文版和日文版译出。随后,该印刷所出版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从9月起,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改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大量刊载介绍俄国革命的材料,辟“俄罗斯研究”专栏,译介列宁的不少文章,如《过渡时代的经济》(即《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震瀛即袁振英节译,1920年12月1日第8卷第4期)、《列宁底妇人解放论》(李达节译,1921年6月1日第9卷第2期)。
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半秘密的《共产党》月刊,大量刊载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材料,译载了大量的列宁著作。如该刊1920年11月7 日第1 期刊载《俄罗斯的新问题》,即《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21年4月7日第1卷第3期刊载《加入第三国际大会的条件》,即《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特别是第一次译介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的前两节,译者署名P 生,即早年参加革命的茅盾(沈雁冰)。1920年11月7日第1期还刊载了译自《Soviet Russia》(即美国刊物《苏维埃俄国》)的《列宁的著作一览表》,列举了列宁重要著作19种①,基本上涵盖了列宁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李大钊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发表的《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一文中对此作了引述。
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建立了“外国语学社”。该社社长为杨明斋,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到俄国学习工作,并加入布尔什维克,1920 年作为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翻译回国。在他的领导下,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等,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
此外,中国的其他报纸杂志也发表了大量的列宁文献。如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向导》《中国青年》(后相继改名为《无产青年》《列宁青年》发行)《布尔什维克》,北京的《曙光》《晨报》《国民新报》等。
① 这19种包括:一、《俄罗斯社会民主党问题》(1897年出版);二、《俄罗斯资本主义发达史》(189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三、《经济的札记和论丛》(同上);四、《什么是要做的?》(《吾党运动的难问题》)(1902年在德国出版);五、《告贫乏的农民》(《为农民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宗旨而作》)(1903年在瑞士由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出版);六、《进一步退两步》(《论本党的危机》)(1904年在瑞士出版); 七、《民主革命中的社会民主党两个政策》(1905年在瑞士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部出版);八、《社会民主实业史略的大纲》(《由1905 年至1906年的文集》)(1917年在彼得格拉出版);九、《解散旧国会和无产阶级之目的》(1906年在俄国出版);十、《1905年至1907年俄罗斯第一次革命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大纲》(1907年著,1917年在彼得格拉出版);十一、《经济批评主义的唯物哲学》(1910年出版);十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末日》(1915年著,1917年在彼得格拉出版);十三、《俄国政党和无产阶级之目的》(1917年在彼得格拉出版);十四、《论进行方法的文书》(同上);十五、《革命的教训》(同上);十六、《农业中资本发达律的新论据》(卷一《论美国农务经济中的资本主义》,1917年在彼得格拉出版);十七、《国家与革命》(1917年在彼得格拉出版);十八、《苏维埃政府的要图》(1918年在彼得格拉出版);十九、《无产阶级的革命与考慈基汉奸》(1918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可见,列宁思想和著作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深刻影响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特别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二、列宁著作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传播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由此,列宁著作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进入一个新阶段。
1.建党初期(1921—1927年)列宁著作的传播
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人民出版社”,由党的宣传工作负责人李达领导。该出版社计划出版“列宁全书”14种,但由于种种原因,只出版了4种:《劳农会之建设》(即《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李立译,1921 年12 月出版);《讨论进行计划书》(成则人即沈译民译, 1921年12月出版),包括《对于革命中无产阶级问题的建议》(即《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和《讨论进行计划书》(即《论策略书》)两本; 《共产主义礼拜六》(即《伟大的创举》,王静节译, 1922年1月出版);《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即《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李]墨耕节译, 1922年2月出版)。当时,为避免北洋军阀对共产主义宣传者的迫害,于上海出版的这套书在版权页上将出版机构写为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
《新青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其机关刊物,继续译介列宁著作。在1923年6月15日改成季刊所出版的第1期上刊载了《俄罗斯革命之五年》(即《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一文。于1924年12月20日第4期出版了“国民革命号”,译载了《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蒋光赤译)、《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即《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蒋]光赤译)、《中国战争》(即《中国的战争》,[任]弼时译)、《革命后的中国》(即《新生的中国》,仲武译)、《亚洲的醒悟》(即《亚洲的觉醒》,仲武译)、《落后的欧洲及先进的亚洲》(即《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仲武译)等。从《新青年》选取的列宁文献可以看出, 其要旨在介绍俄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革命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这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为悼念革命导师,北京以“国民追悼列宁大会”的名义组织出版了《列宁纪念册》,刊载了李大钊所写的《列宁不死》等纪念文章,同时译载了由李春蕃(即柯柏年)所译的列宁著作《共产主义与社会底进化》(即《国家与革命》第五章的第二、三、四节)和《农税底意义》(即《论粮食税》一文的“代引言”“关于俄国现时经济”“论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三节中的部分内容)。列宁逝世一周年时,《新青年》杂志1925年第1期出版《列宁号》专刊,瞿秋白、陈独秀等人专门撰文介绍列宁及其学说,刊载了列宁的《专政问题的历史观》(即《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位置》(即《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郑超麟译)、《社会主义国际的地位和责任》(即《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陈乔年译)等文章。
1924年后,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中国民主革命深入开展,列宁著作的译介范围不断扩大,列宁的许多重要著作都得以被翻译出来。列宁的专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部分译文于1924年5月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载,题为“帝国主义”,1925年印成单行本,书名为《帝国主义浅说》。这个版本是由李春蕃(即柯柏年)根据英译本翻译的,节译了第1— 6节。列宁的另一重要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部分译文发表于1926年,初译为《列宁主义的革命战术》,1926年1月上海《中国青年》第110期、111期连载,由子云译出,该文于1928年出版过一种出版者不详的全译本。
当时还尝试出版列宁著作的专题集。上海作为各种新思想传播的重要阵地,不少出版机构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传播发挥了作用。比如新青年出版社1927年4月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唐杰编),收入列宁有关民族问题的著作,如《工人阶级和民族问题》《亚洲的觉醒》《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等9篇。1927年9月,上海扬子江书店出版《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陈文瑞译)一书,收入俄国两次革命期间列宁的有关文章,如《远方来信》《四月提纲》等45 篇。在建党初期,及时译介和出版列宁文献,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
2.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年)列宁著作的传播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国共关系破裂,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马列著作的译介进入极其困难的时期。1929年,党在河北保定成立半秘密的北方人民出版社,由王禹夫负责,该社出版了不少伪装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例如,《列宁选集》的第12卷译本封面是《世界全史》。1930年,党又在上海成立华兴书局,由华岗等人负责,出版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30 年2月)以及专题文集《三个国际》(1930 年4 月)、《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1930年9月)等; 该社也出版了大量伪装本马列著作,这些著作的封面或为假书名,或为假作者名,或为假出版社名,目的是逃避国民党的书报检查。
除此之外,其他进步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列宁著作,如《国家与革命》(1929年7月上海中外研究会版本,1932年7月在此基础上的上海浦江书店版本)、《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30年上海春潮书局版本)、《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930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版本,7月上海明日书店版本,1934年7月上海神州国光社版本)、《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30 年10月上海春秋书店版本)、《一九一七年革命文选》(1930年10月上海神州学术出版社版本) 等。为了冲破国统区的文化围剿,这些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伪装本的列宁著作,如1933年10月上海中华书店出版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即《青年团的任务》),封面上的书名是《银行会计概要》。大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间,仅在上海就出版列宁著作30多种。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也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目前至少发现有113种,包括列宁有关著作。
在党领导的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特别是中央苏区,虽然条件艰苦,但仍然出版了不少列宁著作,如《国家与革命》(1932年5月)、《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1933年9月)等。党的机关刊物《斗争》也发表了若干列宁文献,如1933年9 月5日第25期的《革命军部队的任务》(即《革命军战斗队的任务》),1933年9月15日第26期的《给圣彼得堡委员会附设的“斗争委员会”的信》(即《致圣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1933年12月5日第37期的《关于战胜高尔洽克给工人农民的一封信》(即《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1933年12月26日、1934年1月5日第40 期、41期的《列宁论游击战争》(即《游击战争》), 1934年2月2日、23日第45期、48期的《怎样组织竞赛》,1934年3月17日第51期的《在司伟德洛夫大学的演说》(即《对开赴前线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员的讲话》)等。从中央苏区的译介情况看,所选择的文献都紧密结合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对指导当时的革命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3.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37—1949年)列宁著作的传播
1935年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尽管革命形势异常严峻,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步伐仍大步迈进, 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到国统区和沦陷区,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都有了极大的发展。
当时的延安是马列著作翻译、出版的圣地。1938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该院设立有马列著作编译部,专门从事马列著作编译工作,由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兼任编译部主任。随后,又建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统一领导党的出版发行工作;成立“解放社”,专门出版马列著作等政治类图书。同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讲话,向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务, 以便党能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责任。
1942年的整风运动,特别强调学习马列著作。当时党中央指定党员干部要学习马列五本书,其中有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中央很重视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为提高翻译质量,1943年5月中央作出决定,成立中央“翻译校阅委员会”。《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指出:“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 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为此特指定凯丰、博古、洛甫、杨尚昆、师哲、许之桢、赵毅敏等同志组织一翻译校阅委员会”。[7]
延安时期,《列宁选集》中文版开始出版,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列宁著作多卷集,主要根据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列宁选集》六卷本编译。先是于1931—1934年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局①编译,前几卷在莫斯科出版,从1938年开始,延安“解放社”重印前几卷。随后,中国学者又自行编译了多卷。原定整部选集为20卷,实际上只出版了16卷,第14、15、19、20卷没有出版。参加翻译的有何锡麟、柯柏年、王石巍(即王实味)、吴亮平、林仲、张仲实等人。这部选集后来在东北书店、华东新华书店等都翻印过。
延安时期马列著作译介和宣传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是特别注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解放社”为此出版了有关方面的专题集,如1938年1月—1940年5月出版凯丰编译《什么是列宁主义》专题文摘7册;1938年1月出版唯真译《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附录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节译);1939年6月出版柯柏年、王石巍、吴黎平(即吴亮平)译的《马恩与马克思主义》,收入列宁著作38篇;1941年5月出版《论马恩列斯》,收入列宁著作3篇,等等。同时,还特别注意同中国革命斗争的任务相结合,出版了如《列宁读战争论的笔记》(即《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的摘录和批注》,1939年10月)、《社会主义与战争》(1940年2月)等。
延安时期出版的马列著作远不止这些。除“解放社”外,《解放》《中国工人》《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报刊也发表了不少有关列宁思想的文章。同时,延安出版的许多马列著作也被全国各地多次翻印再版,这些都大大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同时,国统区翻译、出版列宁著作的事业也并未中断。延安编印的列宁著作中译本不少也在重庆等地重印。中共在重庆出版的刊物《新华日报》《群众》等也不遗余力地宣传和译介列宁著作。如戈宝权就连续在《群众》周刊上先后译介了《列宁论托尔斯泰》系列5篇(1943年4—6月第8卷第6—10期)、《列宁论高尔基》系列4篇(1944年6月第9卷第12期)、《列宁论党的文学的问题》(即《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44年7 月第9卷第13期)、《列宁论俄国社会运动和文学发展的三个时期》(即《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开头部分,1944年8月第9卷第15期)等。
在国民党统治区,许多进步书店也坚持出版马列著作。如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出版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唯真译,1938年)、《社会主义与战争》(徐冰译,1940年2月)、专题文集《列宁战争论》(焦敏之译,1940年9月)、《列宁家书集》(徐懋庸译,1937年12月)等。
1945年之后的解放战争期间,党所领导的马列著作翻译、出版工作继续开展。各大解放区都重印或自行编印列宁著作中译文的各种单行本和文集。1948年,解放区相继出版了《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收入列宁著作9 篇)、《土地问题理论》(收入列宁著作2篇)、《论国家》、《论民族殖民地问题》(收入列宁著作39 篇)等;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了《帝国主义论》(1949年6月野畊书店出版)、《十月革命的准备与实行》(1949年9月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等; 这个时期从苏联引进的列宁著作开始增多。为迎接全国解放,1949年2月,党中央决定重新编辑出版一套“干部必读”,包括马列著作12种,其中列宁著作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 幼稚病》3种。这套“干部必读”于1950年6月出齐,一年内印数达300万册。这为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① 苏联外国工人出版局后改名为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国共产党人参加了该局的工作,原中共领导人李立三于1930年去苏联后任该局中文翻译部主任。——作者注
三、新中国成立后列宁著作的系统编译出版和普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开辟了广阔道路,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1.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列宁著作的传播
这一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成立了完备的编译、出版机构。其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 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俄文编译局以及中宣部下设的斯大林全集翻译室。1953年1月29日,毛泽东主席批示,将这两个部门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其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从此,中央编译局成为全国统一的翻译马列著作的中心。其二,1950年12月,成立了以出版党和国家的政治书籍为主的人民出版社,其首要任务是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配合列宁著作的学习研究,人民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了列宁著作两种。一是重印“解放社”版的《列宁选集》,编成7册, 书名定为《列宁文集》(竖排本);二是翻译出版了苏联1946年版两卷本的《列宁选集》,书名定为《列宁文选》(两卷本)。
同时,《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的编译出版工作也提上日程。《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以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编辑的《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及其“补卷”为蓝本,共出版39卷。其中,第1— 33卷为著作卷;第34—35卷为书信卷;第36卷为补遗;第37卷为家书集;第38—39卷为笔记卷。这一版的翻译工作于1953年下半年开始, 整版各卷在1955—1959年基本出齐(第39卷出版于1963 年),收载文献4285 篇,共约1500 万字。
《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最初的翻译进度很慢。1953—1955年仅翻译5卷,出版1卷。1956 年,中央作出加快马列著作翻译工作的指示,为此中央编译局制定了1956—1960年的五年工作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列宁全集》五年之内将翻译23卷,整个全集38卷(当时俄文版第39卷尚未出版)将在1962年翻译完成。1958年,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中央决定再次加快《列宁全集》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为此中央编译局又重新修改了《列宁全集》的翻译计划,决定于1959年全部完成。为抢时间、争速度,编译局的同志不分昼夜、努力工作,负责出版和印刷的人民出版社和新华印刷厂也全力配合、协同作战。这样, 到1959年9月,《列宁全集》38卷全部编译出版。这堪称马列著作出版史上的壮举。
《列宁全集》的翻译出版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政治意义,对在我国传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起了巨大作用。其印数达到247万册[8],可见社会影响相当大。
然而,《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的不足也是非常明显的。由于这一版是根据苏联《列宁全集》第四版编印的,中文版本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有大量列宁文献没有收入,特别是相当多的十月革命后的文献没有收入;文献的校勘和编排都有不尽合理之处;参考资料方面不仅过于简略,而且有些表述和提法不大恰当,虽然有的根据苏联的勘正作过修订。另外,由于第一版的准备和翻译工作非常仓促,加之编译局的译校队伍在当时还比较年轻,经验和水平不足,因此在译文方面难免存在误译、漏译和错译等问题。
在1960年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中央编译局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选编了《列宁选集》中文第一版。这是我国自行编辑的《列宁选集》,具有普及本的性质,旨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列宁著作的需要。这一版分为4卷,收入文献205篇,约258万字。这套选集出版之后,销量很大,曾多次重印。不仅如此,全国各地的不同科研机构还编印了各种列宁专题言论集, 其中大量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被迫中断。1970年12月,毛泽东发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号召学习马列六本书。这六本书中包括列宁的两部重要著作《国家与革命》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71年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指示“要尽快重编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两个四卷本,并陆续出齐5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出21卷,尚有29卷未出版)”[9]。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1972年编辑出版了《列宁选集》中文第二版。这一版略微调整了选目,对译文也作了小的校订, 还对注释和人名索引的编写进行了加工。它仍分为4卷,收入文献187篇,约256万字。同时重印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出版了一批列宁著作单行本、选编本、汇编本等。
这一时期,我国还成立了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翻译出版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包括藏、维、蒙、回、朝鲜语等)的《列宁选集》以及各种单行本。
2.改革开放以后(1978 年12 月至今)列宁著作的传播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标志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这为出版新版《列宁全集》提供了良好契机。毋庸讳言,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国对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论点存在误读、误解。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适时地向全党发出重新学习马列主义的号召。为适应新形势,1982年,中央编译局向中央提交出版新版《列宁全集》的报告,当年5月26日中央即作出出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决定。于是,此项工作正式开始。
实际上,编译出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准备工作从1975年就已开始,主要依据的文本是苏联于1965年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五版,后来又收集了其他新发现的文献。
为准备编译出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中央编译局联合全国17所高等院校的同仁,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最主要的是收集和翻译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未曾收入的列宁文献,出版了《列宁文稿》。这部文稿共17 卷,约930万字。从1977年起陆续问世,1990年出齐。《列宁文稿》是对《列宁全集》的准备和补充,虽然在编辑体例上缺乏系统和条理,但具有文献库的意义。
同时,人民出版社也为准备出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组织力量译出俄文第五版人名索引的人名小传和卷末的资料性注释,编成《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人名索引》和《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注释》两本工具书; 组织力量翻译出版苏联马列研究院编的《列宁年谱》,出版了4卷。这些工作都是中文第二版出版准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从1984年开始出版,到1990年全部出齐,共60卷。分为三大部分:第1—43卷为著作卷,第44—53 卷为书信卷,第54—60卷为笔记卷。这一版收入的文献多达9289篇,总字数为2998万。这部全集还有三个索引卷,即《总目录》《主题索引》《中俄文版页码对照》,作为其配套书。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在收载文献的数量、译校的质量、参考资料的编写上,都远比中文第一版要好。尤其是在收载文献数量上,是目前世界上收载列宁文献最多的全集版本,比苏联的《列宁全集》第五版55卷还多5卷。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问世后,我国搜集和翻译列宁新文献的工作并未停止。20世纪90 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列宁著作编译工作遇到一些困难。为此,中央编译局学者竭尽全力从俄罗斯搜寻列宁新文献,致力于《列宁全集补遗》的编译。经过多年努力,65万余字的《列宁全集补遗》第1卷已于2001年问世,正在编译的第2卷也已交出版社。《列宁全集补遗》的出版可以使我国读者更全面地学习和研究列宁思想。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后,为适应广大读者学习的需要,1995 年编辑出版了《列宁选集》第三版。这一版仍分4卷,收载列宁重要著作190篇,总字数超过300万字,于1995年出版。这一版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编选的, 因此与以往版本相比有新的特点。首先,对选目作了重大调整。所收文献既反映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又反映列宁重要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的发展变化,适当增加列宁晚年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著作和书信,如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法制建设、文化建设的文献,以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其次,全部采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新译文,准确性大为提高;同时采纳了其注释和人名索引,使资料更加丰富和翔实。再者,每卷均有前言,扼要介绍该卷文献的主要背景和理论内容,说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和列宁思想的发展。最后,整部选集附有主题索引,便于检索列宁的论点,这是以往选集所没有的。除编辑选集外,还陆续出版了马列著作新译文的单行本。从1995年起,人民出版社与中央编译局合作着手编辑《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有计划地编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若干重要著作, 以单行本形式陆续出版。凡可以单独成书者则独立出版,有些重要文章或书信则按专题编辑出版;每本书的正文之后,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有的还附有“附录”,编入列宁的有关论著和与本书直接有关的材料。第一批“文库”已经出版10 种,其中包括列宁著作3种:《列宁短篇哲学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2001年又出版第二批“文库”8种,其中包括列宁著作4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
从2004年4月开始,党中央在全国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旨在总结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经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该工程确定了一项基本任务,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进行重新审核和修订,编辑一套既能满足学术研究需要,又能适合广大读者学习的经典著作汇编。中央编译局承担了这项任务,根据中央部署,编辑出版了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选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理论著作, 采用最新译文。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则以专题形式选编列宁重要著作,这五个专题是:《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列宁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论资本主义》《列宁论社会主义》和《列宁论无产阶级政党》。《列宁专题文集》的编辑方针是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和《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为基础,着重反映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每个专题除了文章(包括整篇和节选)外,还编了“重要论述摘编”,作为文章的补充。在编辑体例上,《列宁专题文集》的每卷书都包括一个说明式前言、篇名题注(放在每篇页下)、注释和人名索引(放在篇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这两套书于2009年12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套书的出版是新世纪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成果。
2012年,中央编译局根据上述两部文集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和《列宁选集》第三版修订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特别是《列宁选集》第三版修订版,主要依据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新译文更新了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引文。
目前,中央编译局正在编译《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增订版。该版主要有以下新内容:一是收入两卷《列宁全集补遗》中的约20万字的文献44篇;二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和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新译文,重新修订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引文;同时根据最新编译成果,审慎修订各卷的正文以及注释和人名索引等资料。此项工作从2010年启动,目前第1—7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整卷全集预计到2016年底全部出齐。
2012年,中央编译局编辑的新版《马克思画传》《恩格斯画传》《列宁画传》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为人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平事业和思想历程提供了更为生动的材料。与此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著作的更现代的表现手段不断问世。1998年,中央编译局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创作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在中央电视台播出;2011 年,中央编译局和黑龙江电视台联合创作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思想的历程》在中央电视台等播出;2012年,中央编译局和上海电视台联合创作的大型电视理论片《创新》在上海电视台播出。这些电视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历程,包括列宁著作在中国的传播。近些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相关网站也大量出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代特点。
列宁著作及其思想在中国的百年传播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不仅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三大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也影响了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国革命领导人以及千百万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 列宁有关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思想、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国家的理论、帝国主义论等,都对中国革命的产生、发展和最终胜利发挥了巨大指导作用。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思想、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尤其是对新经济政策,以及对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执政的共产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所进行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列宁著作中的很多概念、观点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包括中国现代的话语体系、哲学思维方式、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思想文化以及大众文化。毫无疑问,列宁主义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一道,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的乃至核心的组成部分。没有这些思想文化成分,中国现代文化体系就不会具有今天这样的现代性。当然,关于列宁著作及其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还需要作专门研究。
总之,一个世纪以来,列宁著作在中国经历了从翻译片段到翻译全文、从自发传播到自觉运用、从秘密出版到公开发行,从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流传到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从译为汉语到译为多种民族语文、从纸质文献到电视片和网络版的过程,可谓艰难曲折、成就巨大、可歌可泣, 值得认真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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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部.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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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惠卿.周总理和1971年全国出版会议[J].出版发行研究,199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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