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人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将士进行了震惊世界的伟大长征，开辟了中国革命继往开来的光明道路，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重要基础。红军长征壮举已成为历史，但长征精神永恒。长征途中，党中央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经进行了艰苦斗争，先后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榜罗镇会议、吴起镇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上，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分别做出决议和决定。其中，西北局召开的洮州会议最后促成张国焘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党的历史蕴涵着宝贵的智慧和无穷的力量。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回顾和重温党的历史，我们对党创造的光辉历史充满自信，我们对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充满自信。 

  一、北上与南下之争

　　1935年6月13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胜利会师。两大主力部队的会合，有利于形成强大的进攻和防御力量，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局面和新的希望。两军会师后，整个部队的行动方针直接关系着红军部队乃至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中央根据当时敌我情势，认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I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主张北上。然而，张国焘由于对北进缺乏信心，主张向边远的川康藏边或青海、新疆地区退却，即所谓“西进计划”。为统一思想，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两河口举行会议，着重研究战略问题。28日，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中革军委于6月29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张国焘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表示同意北上方针，会后口头上也同意攻打松潘，但行动上消极对待，借口“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延宕进攻松潘的行动，致使红军失去了歼灭松潘之敌的有利时机，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根据敌情变化，红军总司令部重新调整战役部署，决定从8月1日起，改以攻占阿坝以北夏河流域为战役目的。3日，制定《夏洮战役计划》。8月4-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再次强调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意义。8月20日，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批评张国焘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偏僻地区的错误。9月3日，张国焘复电党中央，借口葛曲河水涨等困难条件，公开反对并指责中央北上方针。张国焘8日到阿坝后，不仅下达左路军南下的命令，还密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①] 

　　党中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于9月9日晚决定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先行北上。10日，党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鉴于张国焘已与党中央决裂，中央政治局于12日在俄界举行会议，讨论目前行动方针问题，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②]。为争取张国焘率部北上，中共中央当时没有公布这个《决定》，直到1935年12月间，才在中央委员范围内公布，在红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尽管事态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但中央仍期望张国焘能悬崖勒马，幡然悔悟。陕甘支队到达哈达铺后，党中央在此停留数日，希望张国焘回心转意，服从中央电令，以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然而，张国焘无视党中央对他的耐心说服和教育，竟然召开分裂中央的阿坝会议，反而污蔑中央坚持北上方针是“机会主义”和“右倾逃跑”。9月中旬，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公然走上了对抗中央，分裂红军的道路。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另立“中央”，成立了所谓“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府”等组织。[③]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 

　　    面对张国焘分裂党中央和红军的恶劣行径，党中央始终没有放弃对其的团结与争取、帮助与斗争，多次在电报中评述国内国际形势，说明当前党和红军的任务。从莫斯科回到陕北的张浩，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对张国焘进行帮助。张国焘在军事上“南下”破产、“西进”失利，导致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反对分裂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帮助和敦促下，加之红二、红六军团即将到达甘孜地区会师，张国焘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党中央同张国焘分裂活动斗争取得胜利，但由于张国焘仍然坚持其错误立场，同张国焘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合还需要经历一番艰苦斗争。[④] 

  二、洮州会议前张国焘的忧虑与动摇

　　红2、红6军团主力自1935年11月实施战略转移，经过艰苦转战，于1936年7月1日，全部集结于四川甘孜地区，次日与红四方面军举行会师庆祝大会。根据中革军委电令，红2、红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划归的第32军合编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红2、红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和红二方面军的组成，对于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促成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具有重要意义。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书记张国焘、副书记任弼时，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8月5日，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四川若尔盖县救济寺召开会议，拟定《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以四方面军占领岷州、洮州(现临潭)、西固等地，以利继续北上，形成有利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态势。[⑤] 

　　蒋介石发现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立即调整军事部署，阻隔红军三大主力会合通道。为粉碎蒋介石的企图，党中央决定进行宁夏战役。宁夏战役计划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后，党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此事，并做出具体部署。在此重要时刻，张国焘对北上方针再次动摇，提出西进主张，不愿意北上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9月16-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州附近三十里铺召开会议。张国焘不同意中央作出的战略部署，提出红四方面军渡黄河西进青海和甘肃西部的主张。朱德及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与张国焘进行了严肃斗争，力主北上同中央会合。与会者多数赞成朱德的主张，张国焘不得不放弃西进意见。会议决定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制定实施中央宁夏战役部署的《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下达进军命令，同时电告中央。[⑥] 

　　岷州会议后，9月20日张国焘到达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漳县，便向没有参加岷州会议的前方负责人片面宣传他的渡河西进的主张，反对岷州会议的决定，反对《静宁、会宁战役计划》[⑦]。同时，张国焘致电中央，认为“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他命令红四方面军转头西进，于21日21时发电给朱德，表示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定要“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即西进方案)”，并要求朱德“负责本夜令军委纵队停止待命”，“五军仍在该地，万不可放弃岷城”，还“请你即来漳县面商”[⑧]。朱德接电后即于22日凌晨致电林育英、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粥时、刘伯承“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现在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结果再告”，并表示“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⑨]接到朱德来电后，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于23日即复电朱德、张国焘、任粥时说明，中央已向部队大动员拥护与庆祝会合胜利。24日，又致电强调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与张国焘之间的争论应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应集合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南北，给胡宗南以相当打击，使其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并说关于统一指挥等问题正等待张国焘等北上商讨一切。[⑩] 

　　9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漳县附近三岔召开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会议。朱德在会上坚持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方针和岷州会议的决定。但张国焘把持了会议，否决了北上的正确意见，决定红四方面军西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占领甘北。24日，红军即撤出通渭。[11] 

　　9月26日，朱德与张国焘等致电林育英、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并告贺龙、任粥时、关向应、刘伯承：红四方面军己决定西渡黄河，并已按西渡计划行动。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则请中央明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朱德此时为挽回当时已成危局所作了最后努力。同日致中央电：“我们提议，请洛甫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这是张国焘第一次明确表示接受中央的指导。[12]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和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等接到朱、张等26日来电，得知四方面军已按西进行动，当即果断决策，予以制止。 

  三、洮州会议上的争论与决定

　　洮州(今临潭)，地处甘南，红四方面军第二纵队根据中共西北局《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于8月20日占领旧此城[13]。9月27日，在天时、地利、军心均不利于西渡的情况下，张国焘下令在洮州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希望再次通过争取多数的办法，推翻中央的命令。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傅钟、李卓然、萧克等出席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指示，研究了红四方面军的行进方针。[14]会议在洮州城一个天主教堂举行。张国焘作长篇发言，其中心意思是：西渡计划不能改，我们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后再打回来，与一方面军会合也不迟；现在洮州大雪封山不能过黄河，可不可以考虑从南边绕道？他的发言遭到了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断然反对。会议期间，朱德对张国焘进行耐心地劝导和帮助，强调红四方面军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是唯一正确的道路。陈昌浩首先发言：“从地图上看，南行又要走一片草地，部队走怕了。再走草地开小差的会增多，部队怎么带？”此前，随先头部队行动的徐向前从前面回到洮州总部，徐向前到临洮后经调查得知，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即向朱德、张国焘提出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徐向前、陈昌浩也纷纷表示拥护朱德的意见，西北局成员及四方面军大多数领导同志也坚持反对西渡黄河，进军青海，力主北上。徐向前发言指出：“鄂豫皖出来的同志不想再折腾了！”傅钟、萧克、李卓然、余洪远、王维舟等人发言一致强调，中央既然已有明确命令，不能再犹豫了。[15]张国焘在会上空前孤立，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方案。与此同时，张国焘在10小时内给中共中央发电四次顽固坚持西进。 

　　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经反复讨论并慎重研究仅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就曾四次致电西北局及一、二、四方面军领导，要求红四方面军按中央决定北上。当日，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给朱德、张国焘等连发三电，既耐心说服又明令禁止。指出：“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肃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16]强调如四方面军西渡，敌必将先堵击西（宁）兰（州）线，次堵击凉（州）兰（州）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偏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要求四方面军“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指示一、四方面军会合可以从靖远相继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目前一方面军一面确占静会线上的界石铺，一面派部通过隆（德）静（宁）线直迫秦安、天水钳制胡敌，以便四方面军安全北上，务请“顾及整个局势，采纳此方针”。中央电文指出：“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尔后向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箝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中央明令己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宁夏人口一百二十万以上，在西北为最富，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得之老苏区易于巩固，与凉州、永登接壤可向甘西发展，与绥远交接便于东进抗日，实政治军事经济国内国际之主要一环，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限不利地位。”[17] 

　　由于党中央的耐心说服与明令禁止，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的不断斗争和劝说，任粥时、贺龙、关向应等的推动，张国焘不得不表示同意北上，被迫停止西渡黄河计划而执行北进方针。9月27日当天，朱德、张国焘等即复电林育英、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吉、王稼祥和贺龙、任粥时、刘伯承“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同时据考查兰州西渡河须时较长，有可能失去占领永登一带的先机之利”“决仍照原计划东进，以出会（宁）、静（宁）会合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部队）约六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18] 

　　洮州会议是中央西北局召开的在特殊历史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会议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领导制度，否定了张国焘西进青海的错误路线，最后重申了岷县三十里铺会议精神，做出了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的决定，促成了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9月28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发布《通、庄、静、会战役计划》。29日，红四方面军重新下达北进命令。红四方面军随即由临潭、岷县、武山、漳县等地分六路纵队出发，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进发。党中央对于西北局洮州会议重新作出北上的决定，立即表示欢迎与鼓励，采取措施予以配合。9月2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聂荣臻，通报了红四方面军北进的情况，要求彭德怀派第二师南下，执行策应四方面军北上的任务。10月9日，朱德率领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与中央派来迎接的一方面军部队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19]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胜利结束。 

  四、历史启示与现实意义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壮举，是无数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一座不朽丰碑。红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艰难险阻，经历饥寒伤病的无情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严重危机，赢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顽强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我们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20]江泽民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21]习近平同志2011年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发表的《领导干部要学点历史》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学习和总结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做好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方法。回顾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22] 

　　今天重温党这段苦难而辉煌的历史，我们再次感受我们党饱受磨难而自强不息、历经挫折而不断成熟的高贵品格；再次看到我们党在各种困难和挑战面前，砥砺意志、增长智慧、积聚力量，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个性、自我提高能力，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不断创造新的辉煌的坚强意志。[23]长征途中，党中央坚持民主集中制根本领导制度，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为党的建设取得宝贵经验。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党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党坚持不懈地丰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和实践，依靠和通过民主集中制，集中全党的智慧力量，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24]中共共产党已经走过90多年的光辉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保证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保证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法宝，要严格执行党章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各项规定。我们在学习党的历史中，认真总结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充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增强对党的历史的自信，增强对中国共产共和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信息：董文柱，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助理，副研究员，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东院，邮编100007，联系电话：135-5279-5872，电子信箱：dongwzh@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