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组织青年学者于2014年4月23~24日在北京举办了第三届青年学术论坛。此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对外战略中的俄罗斯东欧中亚”，共分为三个单元：欧亚地区的转型与发展；大国博弈与国际格局变动；新形势下的中国对外战略。

一 欧亚地区的转型与发展

　　张弘博士以《乌克兰的发展道路》为题来思考当今的乌克兰危机。他认为，政治学视角下发展道路本质是一种价值取向，是国家向何处去、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以及以何种方式来实践的问题。这是冷战之后欧亚转型国家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对乌克兰而言，内部的发展困境与外部诱惑迫使其作出两种不同的选择。短短的十几年间，乌克兰国内已经爆发了两次道路选择危机。第一次是2004年的“橙色革命”，从表面看似乎是一场尤先科与亚努科维奇间的选举纠纷，但实则反映出国内两派的根本对立和交锋。第二次便是目前发生的“欧洲一体化”危机（即乌克兰危机）。亚努科维奇就任总统以来奉行东西方“平衡外交”，冀望在俄欧之间都得到现实利益，然而其演绎太过迷惑，不仅大国被骗，就连国内的民众也难以理解。谈到道路选择的影响时，张弘认为由四种因素使然：①国内文化认同因素，不同的历史文化积淀，形成了两种截然的国家归属感；②外部市场因素，欧盟对乌的经济影响力逐渐扩大，但与俄罗斯传统固有的经济联系仍不可小视；③内部政治经济社会因素，政治环境没能改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社会不满情绪与新价值观念上升；④大国因素，俄美欧围绕地缘战略安全展开博弈，除此之外还有意识形态等的影响。总之，上述现象可归结为乌克兰民族发展道路的选择悖论。

　　杨进博士的报告题目是《中亚国家民主转型的历史方位、困境与前景》。关于民主转型的历史方位，他指出，其性质是20世纪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延续，也是苏联解体后去苏联化的延续；目标则是依照西方宪政的框架，形成多元化民主的世俗国家；从政治发展的实践来看，中亚各国转型模式是通过协定、强加、改革和革命而夹杂的混合体；威权主义与民主巩固的思辨中，强调既包含民主成分，又具有强制的集权，是“过渡性的”、“有缺陷的民主”，应注重把握积极意义。关于民主转型的困境与影响因素，他认为有以下几点：经济落后且稳定的状态遏制民众民主改革要求；民族主义兴起使各国精英获得了抵制对威权治理不利的主流价值观的工具；旧精英执政合法性的延续，使他们有足够力量抵制民主改革；苏联政治文化尚未根除、伊斯兰强势复兴影响着民主的巩固；公民社会发育迟缓，民主基础弱；缺乏外部约束，民主制度建设受到抑制。在评判中亚民主转型的前景时，杨进认为，无论经济发展如何，民众继续民主改革的需要在上升。尽管各国强调所谓的民主“民族性”，但从宪法制定到制度设计和政治运行的实际看，已经包含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新的精英不再拥有老一代政治家所拥有的特殊政治资源，个人集权因素受到削弱。中亚五国参与全球化进程将使苏联政治文化影响削弱。“颜色革命”和全球主流价值观倒逼或约束着中亚的威权体制。最后他判断，尽管威胁挑战层出不穷，但地区仍将保持基本稳定。

　　青年学者们围绕“欧亚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乌克兰危机”等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肖斌认为，转型研究应是系统化的工程，仅从政治学角度解释或许不够完整。运用西方转型理论模式时，要注重同中亚东欧国家的现实联系。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案例说明，经济与民主呈现了不一致的现象，需要思考辨析。王晓泉提出了两个质疑：民主有无普遍的适用规律，民主与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是否能够统一；乌克兰危机是否由于外部的约束放大了国内问题，对于其他国家这种民主发展是否是积极效应。苏畅指出，当今中亚进入到政治风险上升期，社会矛盾对于政治动荡扮演着重要作用。杨进认为，贫困与民主的关系并不一定呈线性规律。张弘认为，政治文化是缓慢形成的，乌克兰只有在国家独立之后才有民主化道路可言，因而研究时需要考虑历史的因素。李中海认为，波兰与乌克兰无论从经济体量还是初始政治制度都具有相似性，但随后两个国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如今的发展水平却有天壤之别，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得出许多有价值的结论。转型初期在于制度规则的建立，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便开始关注转型质量的提高。

二 大国博弈与国际格局变动

　　赵会荣博士以《俄美中欧在中亚：政策比较与相互关系》为题，系统分析了四大外部力量在中亚划过的轨迹，中亚政策差异性以及四者之间在中亚的相互关系。就俄美中欧在中亚的轨迹而言，尽管中亚对俄罗斯情感复杂，但在地区重大事务上仍抱有期待；中亚重视美国的全球实力，希望从中得到更多利益与关切；中亚对华官方关系友好，但由于民间了解不多，认识呈现多元化；欧盟的中亚影响力虽不及前三者，但上升潜力大，制度、技术、文化均有吸引力。中亚五国面对外部四大力量时均采取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以便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俄与中亚五国的关系分三种：俄哈关系较密切，协作水平高；塔吉对俄有依赖，但问题也突出；土乌相对独立性强，俄对其手段少。美国重视哈乌两国的地缘作用，对吉进行“民主试验”，关注土的能源和伊斯兰问题，在塔吉只开展有限的合作。中国坚持对中亚睦邻友好，陆续与其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中亚对中国的态度普遍一致正面。欧盟把哈作为主要合作伙伴，与塔吉关系较弱，看重土的能源合作，对乌关系曲折。赵会荣在对俄美中欧的中亚政策的比较分析中认为，俄罗斯与中亚的历史联系密切，将其视作核心利益的一部分，注重战略利益。中亚不是美国外交的优先方向，强调“大中亚”概念，最大的关切莫过于地缘政治利益。中国的中亚政策关系西部的安全稳定，也是能源进口战略选择之一，近年双边关系发展顺利。欧盟的主要利益首要是能源，其次为安全。

　　梁强博士就当前乌克兰危机谈对中国的启示。他认为民主的实践路径有多种，是一种规则约束，民主并不是十全十美，作为政治的附加产品，还应看当权者如何发挥民主的功能，民主最大的目的是实现公平正义。“橙色革命”和“乌克兰危机”说明，民主在乌克兰运用失败。府院之争使得政治力量涣散，合法性和对国家的控制能力饱受质疑。乌克兰历届领导人政治品性较差，往往只从选票出发，缺乏国家治理的中长期规划。有的为了迅速夺取势力，大搞黑金政治，利用寡头窃取国家公共资源，人民的命运更是无人问津。从外交学的角度看，俄罗斯对危机外交有着丰富经验，并且善于运用各种手段。虽然普京的做法引来诸多非议，但每一项决定都有其法理依据，至少能够自圆其说。在丛林法则的现实主义环境下，大国面对危机应有胆量，同时也需承担风险。吞并克里米亚，俄罗斯远不是获得领土那么简单：今后对克岛的财政支出、吸引投资的能力、与周边国家和西方关系的改变都是严峻的挑战。对于“中国该怎么办”问题，梁强认为中国应当坚定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确保乌政治实现平稳过渡，防范外溢效应，而中国学者应该站在客观、公正、全局的角度解释危机现象。

　　本单元的讨论围绕着大国博弈中的中亚和乌克兰危机展开。柳丰华认为，俄美中欧在中亚力量对比有差别，俄罗斯影响力最大，美中在个别领域较强，欧盟更为次之。战略层面，俄罗斯推行欧亚经济联盟，美国曾有“大中亚”计划，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并不能视为中国在中亚进行的一体化。乌克兰危机提醒中国要正确认识西方所倡导的民主自由，要依靠自身力量寻求正确发展道路。徐洪峰肯定了对俄美中欧在中亚政策对比系统研究的重要性，提出了全球战略与中亚国际定位的两大视角。当前，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执行，中亚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中美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开始显现。肖斌认为，地理与权力相结合才产生地缘政治，新干涉主义的内容不应局限于民主，分析事件时要尽可能排除主观因素。欧亚大陆近年发生的种种变局恰恰与俄罗斯经济发展衰落点相重合，或许可以侧面印证霸权稳定论的成立。信息情报研究院国际编研部汪权认为，乌克兰危机是由国内制度因素与大国战略冲突导致的，学者们应全面冷静地分析，尽早准备，作出预见性的方案，为中国的国家利益与高层决策提供支持。

　　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乌克兰危机是否会导致新的冷战”成为本单元讨论的热点。梁强表示，乌克兰危机是否会导致新的冷战仍有待观察。首先，要判断俄罗斯的战略扩张是否限于独联体内；其次，看是否会形成集团性的政治经济对抗；第三，俄美欧之间是否存在制度否认。徐洪峰认为乌克兰危机不太可能引发新冷战，原因是俄对整个事件系被动过激反应，美欧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俄在乌的重大作用，且美国战略重心不在欧洲。郭晓琼指出，欧美的第一轮制裁只针对同普京有密切联系的个人制裁，Visa和Master Card停止开展在俄银行卡业务后，俄提出将卢布纳入持续联系结算银行(CLS)的结算货币来进行应对。她认为短期内欧洲仍不可能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美国同为世界最大的能源出口国，一味打压原油价格对其自身利益也构成重大损失。金融领域，热钱流走对俄罗斯的实体经济影响不大，如果美俄不发生冷战式的对抗，那么相应的举措不会伤筋动骨。

三 新形势下的中国对外战略

　　韩克敌结合普京的外交核心和中俄关系现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对普京的执政轨迹作出基本判断，认为普京不仅有“权力欲”，更有“使命感”。这种使命或许指向一个极限目标——恢复“苏联”。普京2011年提出“欧亚联盟”仅两个月后，希拉里就指明，这种动向是试图对原苏联地区重新苏维埃化。虽然这种说法有些严重，但不无道理。当前俄罗斯对前加盟共和国的军事部署（包括集安组织）、格鲁吉亚与乌克兰危机展现出的强制性表明，确实具备人们所担心的扩张趋势。乌克兰东南部、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是否会如克里米亚一样归并俄罗斯或者独立，这种假设是存在的。原苏联各国生活着大量俄语居民，接下来事态要走向何方依然不明朗。在这种形势下，西方政界学界已经展开激烈辩论，而中国更应该深入探讨。谈到对乌克兰局势表态问题，他强调必须充分对事件作出应急预判，明确尊重各国领土主权完整，媒体报道应客观公正。

　　王晓泉畅谈了“新形势下中国对外战略的完善”。他首先指出影响中国对外战略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因素，即发展模式与大国博弈。发展模式是转型的道路方式，其包含着东西方世界观，尤其是历史观、价值观和发展观认同差异。大国博弈是基于现实的评估，美国的霸权走向衰落，多极化格局正在搭建，中国的前景广阔。其次，他总结了我国对外战略演变过程的经验和教训，建议在制定对外战略时要做到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相均衡、战略目标与现实能力相匹配、意识形态与现实主义相统一。最后，他提出新形势下完善我国对外战略的几点思路：激活陆、海兼备的地缘优势，推进欧亚大陆整合进程；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指导，创建新型对外经贸合作模式；深入挖掘软实力资源，创建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其中包括中国模式、中国文化与悠久的战略思想；遵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实现对外战略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包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强顶层设计，建立高效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培养跨学科高端复合型人才队伍。

　　许文鸿回顾了中国外交史，提出中国需要构建的国际格局，展望未来35年对外战略的基本筹划。他认为，随着外部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对国际环境的认识与时俱进，从最初的“两大阵营”、“三个世界”、“东西南北”到“多极化”，整体趋势对我向好有利。他认为，西衰东强的态势已经显现。如今，中国已回归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比历史任何时期都接近实现复兴的理想。他对比了中国明朝时期的“封贡体系”与西方列强的“殖民体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对外制度的道德准则。为此，中国需要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共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格局与秩序。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应正确理解和认识多极化的格局，对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修改。既坚持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基本原则，又要真正认清敌友。对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坚决捍卫，妥善处理大国关系等。

　　在自由讨论中，“乌克兰危机”再一次成为讨论的焦点。李莉指出，早在2001年普京就颁布了有关新联邦主体的程序法案，如今克里米亚入俄的过程恰好运用了这样的法理基础，这或许可以证明俄罗斯高层潜在的战略目标。梁强认为，乌克兰政局突变也说明，对时机的把握与坚定的政治勇气责任非常重要。普京不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更是机会主义者。许文鸿和王晓泉认为，普京现在的做法虽然不合常理，但作为资深政治家必有其运行逻辑。左娅通过科索沃的例子来理解同为大国约束下的乌克兰，她认为，大国对中小国家的发展影响至深，其源于不断的外部约束。2010年国际法院就科索沃独立问题给出了咨询性意见，判定科索沃宣布独立不违反国际法。然而与克里米亚不同的是，科索沃后来实质上处于国际监管状态，没有归并到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大国在处理问题时往往采取双重标准，使得小国局势出现左右摇摆。郭晓琼认为，目前俄白哈关税同盟的经济互补性差，且有竞争关系，中国仍为其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中国的对外战略也引起了与会者的热议。庞大鹏认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为世界瞩目，已成为影响国际意志的主要变量，必须有所作为。郝赫在发言中强调，大国是实力的体现。在分析小国环境时，大国因素是重要体现。中国作为世界“群雄逐鹿者”，理应把握时机，扩大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李中海认为，研究中小国时要考虑大国因素，但研究大国问题时同样要考虑中小国的平衡因素。中小国家的内部政治稳定是其能否实现平衡战略的主变量。肖斌认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需要统筹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合作与抗争仍是主流，要做好应急准备。